日本人恩伦理意识初探[修订]

日本人恩伦理意识初探[修订] 日本人恩伦理意识初探 摘要: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恩”的伦理意识。从感恩的对象来看,有天地自然之恩、父母之恩、师恩和社会恩;感恩与施恩是互动共存的,由施恩、受恩、感恩、报恩组成“恩的行为链”,构成了日本人的“恩的伦理世界”。为了使外在的规范变成个人内在的自觉,日本人重视“恩”的伦理实践和报恩意识的培养,从而为日本伦理和谐设置了牢固的心理机制,对于社会稳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恩的伦理;心理机制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家喻户晓,并日渐深入人心;这包含着中国人渴望和谐的价值追求,显示着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坚定信念。在一般的意义上,真正和谐的社会一定存在着的伦理和谐的境遇,真正谐和的世界也必定有伦理和谐的氛围。在共筑和谐社会的实践里,确立指标固然非常重要,但考量如何可能的问题则更为关键,尤其是在当今的国际化平台上和境遇里。 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寻找效益化建设中国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孙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不仅是适应全球化境遇的需要,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尚和精神的要求。就东方伦理和谐而言,规范意识、角色意识对保证社会生活的和谐固然重要,但由于它是通过有形的规范来实现传导的,而规范在最终的意义上,属于外在于人的存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体产生作用,最终取决于个体与规范的对话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和谐建设,又注意到了心理机制的设定,让规范意识在个体心理机制的轨道上得到厚实的育养,保证了伦理和谐的形成和价值实现。这里拟专门讨论日本和谐伦理实践中择定“恩”为心理机制的思想,敬请同仁指教。 一 和谐的社会一定存在着伦理和谐的境遇,伦理和谐的实现,光有他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他律与自律的互动中才能真正生成道德的力量。综观日本伦理和谐的实践,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他们对自律的自觉和重视。具体地说,这就是报恩意识的培养。在美国,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为感恩节(Thanks Giving Day),这个节日始于1621年。那年秋天,远涉重洋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举行了3天的狂欢活动。从此,这一习俗就沿续下来,并逐渐风行美国各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正式宣布感恩节为国定假日。届时,家家团聚,举国同庆,其盛大、热烈的场面,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 在日本,虽然没有专门的感恩节,但报恩意识非常浓厚,这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日语中表示报恩意思的词就是“返恩”,一位美国学者从日美对比的角度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日本,品德高尚的人不象我们美国,他们绝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他们绝不轻视过去。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1]68,这是非常精到的。在日本昭和年间(1926—1988)使用的《寻常小学修身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条可爱的小狗叫哈齐,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扶养了。在陌生人家里,哈齐象小孩一样受到疼爱,它弱小的身体也不断强壮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总陪送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也许不知道,它每天仍然照常到那个车站,每当电车到站,它就在人群中寻找主人。岁月飞快流逝,转眼十年过去了,但仍然可以看到那已经长大、衰老的哈齐,每天在车站前寻找它主人的身影。它讲的就是受恩者的哈齐不忘报恩的经历。日本人认为作为宠物的狗尚且能够这样,更何况人类呢!报恩是人类不容怀疑的基本准则之一。 在伦理的纬度里,日本有一种“恩的伦理”。在词源意义上,“恩”是形声字,上面是“因”,下面是“心”,从心因声,本义是恩惠。日本的 思想家也正是从词源的意义上来界定和认识“恩”的,即“心与因加以组合就成恩。由于‘因’在日语里具有寄托、允许寄托的意思,所以,允许把心寄托于他人就是‘恩’的字义,并使它具有了恩惠、怜悯、慈悲、慈爱等的意思。‘めぐみ’(惠)是从草木发芽而来的概念,意谓冬眠草木的生命力在阳春之晖的照耀下,萌芽并茁长。某物给予他者生命,帮助生命的善行就是恩的施行,从受恩这一方来看,就用感恩之情、报恩之行来表达。反观人类的生活,‘人’在字形上就是两个人互相依凭支持而生的存在,从生到死,即使一日一刻,都无法离开他人和他物的恩惠而存活。”[2]54 在当今的社会里,尽管个人可以“自闭”地生活,不与外在他人联系和交往,或者选择鲁滨逊那样在孤岛上生活,与有形的世界隔绝,但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的生命的延续,不能没有食粮的补充,即使你在孤岛上自耕自织,自食其力,但这种“自闭”也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仍然无法离开土地、阳光、空气和水等。换言之,大自然无时无刻地施恩于你,这就是无法离开“他物的恩惠而存活”的意思,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恩惠的海洋里,这是每个人应该也必须确立的自觉,是人走向和谐的起点。 二 一般而言,在行为的主客体里,行为主体把自己的“心”寄托给行为客体,对行为主体而言,借助客体可以释放自己的内在能量,这就是施恩的行为;对行为客体而言,则是受恩行为。另一方面,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否最终完成,关键取决于行为客体的态度,只有当行为客体允许行为主体把他的“心”寄托给自己时,“恩”的伦理行为才能成立。因为,一旦接受行为主体的自觉自愿的要求,就意味着行为的主客体之间在道德的世界里,织成了一个特殊境遇里的特殊关系链,关系者也自然地步入了一个恩的世界,此时,任何一方都无法一厢情愿地终止这个关系链,一旦强行终止,那就是绝恩,势必受到道德的负评价。所以,施恩行为、受恩行为的成立是以人的自觉选择为前提的;在恩的 世界里,随着主客体的不同,自然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恩”。 在日本文化里,首先是“天地自然之恩”。我们在自然之中生活,人的生命的延续,阳光、空气、水等物质,是缺一不可的;但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粮食,而粮食也是自然的礼物,这些由于是当然的存在,人们容易日以为常而忽略。 其次是“父母之恩”,这可以分成两种恩惠,即是“生成之恩”和“养育之恩”。父母把自己生产到这个世上,当然是感恩的对象。贝原益轩(1630-1714)曾说:父母之恩穷天地,如果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其恩比海深比山高。对此,不会有任何疑义。父母不仅生产了自己,而且全心全意把自己养育成人,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养育子女。当然,也有幼年时就丧失父母的人,对他们来说,养育自己的祖父母、兄弟、亲戚,作为第二位的亲人,也应该成为感恩的对象。父母是生产和养育我们最直接的恩人,感恩的生活首先从父母开始发动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平常父母之恩也仿佛空气、水之恩惠一样,不易成为人们自觉的对象,等到父母去死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太晚而后悔莫及了。 再次,是“师恩”。称此为“教育之恩”也是非常合适的。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存在父母扮演教师角色施行教育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必须在学校等地方进行学习,与老师接触并接受教育。但是,近年来,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社会正走向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由于远程教育、互联网教育等教育渠道的拓展,教育的施行呈现出机械性、普遍性、易受性的特点,所以,感戴师恩的情感也趋向淡薄,即使说师道式微也不过分。在原本的意义上,学问通过具体的技能,基于师恩与师弟相承、相连是大事。无疑,不限于学校和练习场所,通过本或者进入社会,接触自然,人都能学习,万象都是我们的老师。面对此种境遇里的先生、师匠,同样不能忘记师恩则成为取得成就的秘诀。 最后是“君恩”。日本是至今都奉行天皇制的国家,现在的年号是“平成”,跟英国有一定的相似。在国家生活中,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具有非常广泛的基础,具有绝对无上的地位,当然不是实际的政治地位,而是精神上的政治荣誉。诸如,至今仍有不少日本民众对天皇及其家族人员寄托着爱戴和关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民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是,一些日本民众仍然认为天皇没有错,错的是执行天皇旨意的政府和将军,这种认识与解释是难以为其他民族所接受的,然而,在日本的文化里,却存在一定的必然理由。这里说的“君恩”,不是针对天皇的,针对天皇的称为皇恩,而是针对其他主君的。在日本,过去主从关系色彩非常浓厚,从主君那里接受的“君恩”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把仅在封建社会通行的君恩思想导入现代社会,自然是行不通,即使至今仍然存在这方面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加以肯定。这里提出来,只是作为“恩”的一个种类,的确在日本文化里存在过,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应当指出,我们今天应该得到重视的是,从学校、职场、地域社会那里的前辈、上司、熟人、邻居等那里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恩”[2]54-56。 就“恩”的种类而言,主要有上面的四种。实际上,最后一种对抗“君恩”的来自其他诸如前辈、上司、熟人、邻居等的“恩”,也可称为“社会恩”,在这方面的“恩”,一定程度上,在日本就是“义”的同名词(拟在下面讨论)。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科学技术不断迈进的实践里,在网络等给人类提供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反面的负效应,诸如城市人际之间的孤立化现象已经非常深刻,人们无需直接接触就能够处理具体的事务,这减少了人们直面交往的客观机会。在这样的氛围和境遇里,日本人坚信,“恩意识”养成是防止孤立化和润滑人际关系的大事。 三 上面分析了主客体行为关系里的施恩和受恩行为,实际上,这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恩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网络的天地,施恩——受恩——感恩——报恩,这是一个圆形的链条,始点和终点是重合的。具体而言,在本质的意义上,施恩与报恩是同义反复,是主客体关系转换境遇里的不同说法;报恩是另类施恩,或者为不同形式的施恩,这是针对施恩者的反向施恩,意在通过这个行为,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释放情感的谢意,达到自己内在情感的平静,同时使人际关系在平和中保持张力,而释放的谢意情感将直接凝聚成张力。受恩虽然需要客体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诸如形式上的认同也是认同,但此时并没有从恩惠的意义上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对行为主体的施恩行为产生情感上的理性自觉,这就进入了“感恩”阶段,真正感受到来自于他人的恩惠,从而产生情感上的愉悦,达到心理上的平静,同时也感受到自己在人际关系里依存性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对维护这种依存性关系的责任,为“报恩”的登场和价值实现完成了事实上的情感准备,一旦与具体的情景实现对接,“报恩”行为立即变成现实。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感恩”是“报恩”价值实现的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感恩”是对施恩行为的情感性的理性自觉,或者是对恩的情感性的自觉意识,日本人也称此为“恩意识”。他们认为,无论你是否感觉到,我们都生活在恩的大海里,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作为具体事物,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存在是不存在的,它们都被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规律统一在一起,这个“全一统体之原理”,正是依据“恩的伦理”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恩意识是从个别出发,各个事物都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同时作为全体中的一部分而被统一在一起,由对此自觉认识而喷涌出来的情感。换言之,就是能够感受到“是恩惠”的心、“想感谢”的想法,“承蒙多关照”的对施恩者所怀有感谢的念头。 本文来源于 www.14edu.com(论文网) 原文链接: 对日本人而言,恩意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日常生活里存在的 素朴的恩意识。例如,在电车里给人让座,丢失的钱包被陌生人捡到后立即交到派出所,在路旁跌倒后被不认识的人扶起来等事情。无论是谁,在每天的生活里,这种细小的事情遇到一、二回的话,一定会说“谢谢”。其次,在血缘、地缘、身份、境遇等各种有缘的关系者中间,面对受到普通以上的利益、关爱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感恩的情感。在亲密的朋友间或知己同志间会有互相帮忙的情况,有时也会有某人受到特别照顾和支援的场合。此时,对当事人而言,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感谢的情感,尤其是得到一向被视为敌对的人意外援助的场合。第三,感激非亲非故的人带着深深的慈爱,援助自己的恩意识。世上也有超越一切关系,脱离具体情况的事情。比如,只是作为一个人而一心一意地励志于慈善事业;遇到灾难的时候,也有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寄送义捐金的事情,当与这些人的和善、友爱相接时,不禁感恩落泪。另外,面对阳光、空气、水等无偿不竭地供给我们的恩惠所怀有的感恩之情,也自然在高层次中找到应有的位置。第四,对超越现实超感觉的世界里神佛等绝对存在持有的感谢感激的绝对感情,日本人把这个称为“超越最高层次的恩意识”。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怀有感谢之情虽然是自然的事情,但是,父母无法任意生子,因为在那里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宇宙大生命、神佛等绝对伟大的造化者的作用力,当领悟到我们因此而享有生命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与绝对存在的神佛直接连接的感恩的至高情感 如此一来,当恩意识追溯还元到生命的真根源时,就会顺畅地对现实的他者凝聚为报恩的行为。所以,在日本人看来,生活在“恩惠的连锁的大海”里的人类,提高对恩的自觉,加强恩的溯源还元和顺畅施与显发之间的交流,并以此来待人接物,显得尤为关键,这是社会和谐的推进力,构筑社会幸福和平的基础。缺乏恩意识,就无法进入感恩的殿堂,报恩更是痴人说梦。 四 “恩”是具体行为的结晶或对象化,在具体个体的立场上,如果 “恩”对你有意义,那你就是受恩者,所以,“‘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1]70。在汉语的语境里,“恩”除了恩惠、恩情等意思以外,还有恩义的意思,它包括恩情和情义两个方面,前者指的主要是血缘范围里的情恩,后者则是超出血缘范围的一般情义。日本的报恩意识就是在这两个方面演绎的。在“恩”的方面,“‘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而且指他对母亲所欠的一切,包括襁褓时期母亲的哺育照顾,孩提时期母亲所做的牺牲以及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一切,总之,包括母亲在世时对她所负的一切恩情”[1]70;在“义”的场合,“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之恩。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恩情越重,形成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象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重负,通常认为,‘恩情的力量’常常超过受恩者的个人意愿。”[1]71 在不同视野里,“恩义”两个方面,也就是孝忠的两件事情,即“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义务又有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这实在是太恰当了,没有其他词能如此表达其‘必修’之意”。[3]81换言之,日本的义务教育在宽泛的意义上就是报恩的教育,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作为报答父母之恩的孝,已经经过客观的实践积淀成专门的孝道,“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无德。只有在与天皇的义务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3]84作为“忠”的情义,在不同的场合又有不同的要求,因为,在社会生活里,一个人是通过尽 自己的职责即尽职来具体完成“忠”的情义的。客观事实表明,对日本人来说,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是刻不容缓的个人事务。换言之,在日本文化里,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要别人报恩,首先需要自己向别人施恩,报恩和施恩是互动共存的,又是情感的;也就是行为一旦明确地被确定为施恩时,“恩义”本身就不存在了。施恩是自然行为的展现,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这是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恩行为并没有无限的空间,因为就受恩者而言,接受别人的情义就等于背上具体的债务,从而产生沉重的感觉,因此,“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报恩思想,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平常。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债。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系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恩领情,人们便都不积极乘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1]7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今日日本人情冷漠的一面。 毫无疑问,日本人的愚忠、愚孝并不能肯定,但他们对“恩义”报答意识的培养却有可以借鉴之处。因为事实上,“恩义”报答意识的养成为道德力量的生成确立了扎实的心理基础;而报答恩义的执著情感则在心理层面成为和谐秩序的凝聚源,成为日本伦理和谐的重要的心理机制。 总之,在日本,感恩意识的培养始于人生的早期,《寻常小学修身课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恩”的种类而言,从天地自然之恩、父母之恩、师恩、社会恩,这里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重视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子,而不是社会角色的方面,尽管师恩、社会恩等的方面,包含着社会 角色的因素在内,但就是在这些方面重视的也是作为人的特征,而不是作为社会角色的要求的方面,这也是日本审视“君恩”后做出的选择,因为“君恩”反映的就是社会角色的要求,包含着不平等,而不是作为人的特征,作为人的特征就是平等性,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所以,日本人重视感恩,这也正是日本的“恩的伦理”能够真正起到凝聚社会作用的地方,真正体现和谐伦理的枢机所在。从“恩”的行为学意义上,施恩、受恩、感恩、报恩,组成一条完整的行为链,行为的起点是施恩,行为的终点是报恩;而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因为报恩是不同形式的施恩;而报恩行为的价值实现,感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感恩环节既是整个“恩的行为链”的张力所在,也是动力源的源头。可以说,“恩的行为链”构成“恩的伦理世界”,人和自然是这个世界的主体,两者也是这个世界行为决策的唯一依据,其他社会角色最多也不过是人释放能量的场合,这个场合只能成为健全人性、润滑人的能量释放进程的疆场,而不能成为约束人的能量凝聚和释放的任何羁绊,这是日本“恩的伦理”在日本和谐社会开出伦理和谐花朵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