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公报》论文：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论文：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论文: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摘要: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长沙《大公报》;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 湖南新文化运动真正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湖南地处内地，信息相对闭塞，当1915年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北京等地蓬勃发展时，湖南基本上还是一潭死水。1919年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搅动了这池死水，用《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的话说:湖南“新文化运动之酝酿，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先生等赞许，而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 作为当时湖南影响最大的一份民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 营报纸，长沙《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互动互应。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输给人们，对新文化运动 在湖南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从互动的角度对《大公报》与湖南新文化运动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撰成此文，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影响 五四运动惊醒了湖南人的迷梦。《大公报》于1919年5月9日开始报道北京五四运动，在5月9日这一天的“特别快信”栏目中，共刊登7条快信，其中5条与五四运动有关;“中外要闻”栏目的17条新闻中，有10条与五四运动有关。 受五四运动的激发，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国耻运动随之展开。《大公报》怀着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股以反日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发，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潮随之在湖南得到了传播。作为当时在湖南影响最大的一份民营报纸，《大公报》为此作出过巨大贡献。用《大公报》上一篇“通讯”的话说:“自去年五四运动以来，新潮流汹涌澎湃，达于极点。在湖南这方面，觉悟的固大有其人，而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又何止百十?贵报(指《大公报》——引者)却具一种特别的眼光，首先迎受新思潮，并加入新文化运动的团体。什么改组啰、辟研究调查栏啰，风起云涌，极一时之进步，为我们湖南文化运动尽力不少。”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创办新文化运动的团体迎受新思潮 1、发起健学会。“湖南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健学会”。《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是健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湖南正在黑暗时代，对于政治不能置词，同人又以国家社会均当从根本解决，乃商定着力于文化运动与国耻运动，本报编缉李抱一为健学会发起人之一。”李抱一也曾在一篇时评中称自己为“提倡新文化之一人。健学会成立于1919年6月15日，由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邀集省会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汤松、蔡湘、杨树达、彭国钧、方克刚、李抱一等发起，学会以输人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摘要传播为宗旨。成立第二天即6月16日，《大公报》发表新闻《健学会正式成立》，介绍健学会发起缘由，发起人称:“我国新思潮也在蓬勃发展，终难长久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总为彻底之研究。”《大公报》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把健学会的演讲及时公诸民众。健学会的演讲。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影响。 2、发起成立文化书社。1920年，“八月文化书社成立，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于是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与四川。社址在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湖南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文化书社的推动作用，成立宣言中说:“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 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举。„„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主笔龙兼公是文化书社主要发起人，他们参与了文化书社各项社务和活动。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如《新青年》、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 《大公报》长期为文化书社的新书打广告。湖南新文化书籍的销行之多在全国居于榜首，这与文化书社的宣传推销和《大公报》的广告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改良栏目传播新文化 1919年下半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大公报》在栏目上大刀阔斧地进行诸多改良，欲传播新文化于全体国民，以此唤醒和教育国民，改良社会，增进学术。 1、开设“介绍新知”、“新思潮”专栏。1919年6月17日，《大公报》副刊上开设“介绍新知”专栏，专门介绍世界上流行并有较大影响的新思想。第一篇文章《杜威博士讲演之第一日——美国民治主义之发展》介绍的就是当时在中国有许多支持者的民治主义思想:“美国的新文明在于民 治，民治可分四种:(1)政治的，宪法、代议等皆是;(2)民权的，如言论信仰、思想自由等皆是;(3)社会的，即平权主义，个个有人格上的平等;(4)经济的，即讲通贫富，打破阶级。”"’这一栏目还向读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7月10日，《大公报》将“介绍新知”专栏改为“新思潮”专栏，此一专栏介绍国内外名家学说;介绍五四运动后在教育界出现的新气象、新思潮;介绍男女平权学说;介绍关于国家建设的新的方针主张，提出信奉民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的观点等等。 2、改良“胜闯”、“艺海”栏目。1919年8月15日，《大公报》对“胜闻”栏目进行改良，宣称“以后胜闻的宗旨专在牖导社会，凡淫亵迷信等事概要割爱了”。改良后的“胜闻”栏目登载的第一篇文章《男女教育平等之要求》，编者还特意写了按语:“男女教育平等本属天经地义，欧美各国行之已久，反观吾国社会，尊卑之说尚盛良。叹也，兹有邓女士春兰致函蔡校长，要求于大学中添设女生班，并愿负笈入学，为女界开一先例，可谓见义勇为者。” 1919年8月15日，《大公报》对“艺海”栏目也进行改革，将“艺海”改为“杂纂”。艺海’二字不能够包括一切，已将他改作‘杂纂’了，以后的宗旨不专重文艺，务在牖导社会、输入新知。凡小说谐文等类务要涤除腐败思想和猥亵 口 吻。”改革后的“杂纂”栏目登载的第一篇名著是威尔逊的《人何时觉醒乎》，编者按语写道:“此篇久已发表于世，因为可以唤醒吾们，故转录之。”名著里还连载过梁启超的《欧游新影录》等。“杂纂”栏目登载的第一篇小说是民盾的《世界是劳力造成的》。通过这些栏目的改革，《大公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宣传阵地。 3、设新闻部、调查部、研究部、杂纂部。1919年10月15日，《大公报》再一次宣布改良，他们满怀信心地宣称:“本报此回改良，是开中国报界的特例。赞成与不赞成，则看阅报诸君的眼光何如了。今且将改良要点数说一过，当作先容同人以现在登的新闻，照例的居多，不是‘日下旧闻’就是‘断烂朝报’，因此遂要大行改革，拿出宁缺无滥的故套，编成简明确凿的新闻。„现在社会间各种事业，都是捉迷藏似的，到处纷拿，没有明白的方向，也没有一定的方法，这是缺乏调查的弊端，假若有人能为极精确的调查，做成有统系的纪载，社会事业就有多少参考，不会迷行了，本报想把这个责任肩在身上试试看，肩不起了，再想法儿，这就是调查部的特点。”“介绍点见闻，输入点智识，倘没有人把见闻试验下子，便分不出他的真假，辨不出他的作用;又没有人把智识分析下子，整理下子，终究是个闷葫芦，是个‘可信不可传’的海上奇方，所以研究最是要紧的，因此就有研 究部的设立。‘杂纂部’虽然是小说谐文笔记等类的旧套头，却要加些彩色上去，使阅报诸君于平畴绿野中忽然行到一个两岸桃花一湾清水的所在，也有点新意。以上四部，就是本报改良后的躯干。” 4、增设“现世思想”副页。1921年4月2日，《大公报》增设“现世思想”副页，1922年1月5日改名为“现代思想”，以宣传改造社会思想为目的。这个栏目一直办到1925年9月1日，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是《大公报》办得最长的栏且，足见它的分量。 “现世(代)思想”副页内容丰富多彩，成为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924年一位作者在文中谈到:“《大公报》的‘现代思想’，是湖南报惟一宣传新文化的机关，它在湖南所负的责任，有如北京的《新青年》一样，倘若湖南在文化上能拨云雾而见青天，则《太公报》在功业上应坐梁山泊宋公明的第一把交椅。”此番话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可看出“现代思想”副页的确在湖南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大公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与推动 《大公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与推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提倡白话文，推进文学革命;二、重塑人的价值;三、传播科学思想，批判封建思想。 (一)提倡白话文，推进文学革命 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大公报》就派驻北京记者，关注北京之新思潮并及时进行报道。《大公报》的两个总编辑李抱一、张秋尘都在北京亲身体验过最前沿的思潮，说明《大公报》对新思潮高度重视。《大公报》在“中外要闻”中特辟“驻京记者通讯”。第一次比较全面报道北京之新思潮是在1919年1月13日，记者“局局”发表第17次通讯:“北京近来发生之新思想，蓬蓬勃勃，涵盖区宇，足以一新世人耳目，洗尽前此恶浊苟且之气，不可不介绍于我湘人以资研究焉。”作者首先介绍的是白话文潮流的兴起:“关于文学者。近年来北京国立大学有文学革新党发生，主持者为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之、钱玄同(均文科教授)诸人，以《新青年》杂志为发表主张之机关，其初势力仅及于该校一隅，而他方尚有刘师培、黄侃等(亦均该校教授)与之对峙。近因政潮影响，势力澎涨，几被及于全国，刘黄等低首避席，不敢与争。同时梁任公亦倡为白话文体，同系报纸如京之《国民公报》、沪之《时事新报》，均踵承其风，倡率既宏，影响斯大，于是国语统一、文学革新诸问题相因而生。教育部感其潮流，不得不有以应，于是注音字母之研究，统一国语之计划，亦着着进行矣。”作者身体力行，此次通讯的语言改为半文半白，比较通俗易懂，且有断句，文章不再像以前那样艰涩难懂。 《大公报》总编辑张秋尘(时驻北京)认为白话文学意义重大。第一，白话文学可以解放国民的思想。第二，白话文学可以增长国民的判断力。第三，白话文学可以增进我国的科学发展。健学会的杨树达在健学会的第三次演讲《教育和文字》(《大公报》全文登载)中认为:从文学方面看，提倡白话文字是潮流所向。中国两千年来被儒家思想束缚正和欧洲中古时代被宗教束缚一般，现在正是要脱除这束缚，渡入自由思想的时代，白话文的发展正是一个历史潮流。从教育方面看，“这种文字对于学校教育方面，大约有三种主要的利益，就是(一)辅助文言体文字的进步;(二)养成读书力;(三)助长发表力。 配合杨树达的此次演讲，《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发表《我对于白话文体的意见》，“昨日健学会第三次讲演，杨君树达讲教育和文字，首段对于白话文字的意见，正是我所欲言。”李抱一对杨氏的演讲，进行补充和发挥，用他的自己的话说:“他(指杨树达)的论点专在教育一方，我可要搬到普通社会上来说说。”李抱一认为，使用白话文，还有两个意义。第一，思想知识易于传播。第二，使用白话文使全国的语言容易统一。他认为我国文化的大障碍，就是全国语言未曾统一，而“国语所以未能统一的原故，就因言、文没有一致的结果”。 由于新派人物的倡导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湖南尤其是 省会长沙白话文学势力逐渐高涨。“十一年十月章行严在各校演说反对白话文，犹未能撼其毫末。”按区域来看。新文学最盛之区在城南，而城北弱一些。按在学校教授情况来看，小学教育采用白话文的多:“近来小学教育界颇有点新机，研究白话文字，研究注音字母，都是趋应世界潮流的。 《大公报》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文学革命。《大公报》认为进行文学内容的革新，对社会的影响非同小可。文学作品可以陶冶社会，于风俗习惯及国民个性皆有密切关系。作者畸零在评论《小说与社会》中指出，过去中国的文学家“素来只晓则古法先，咬文嚼字，或吟风弄月，寄情风雅，间有一二作小说歌本的，亦只知描写男女，倡淫奸盗，曾没有以改良社会、维持风俗为念的。这些应该遭天演淘汰，且为人所排斥。但那些研究新思想及倡文字改革的人，也只知以白话向朋侪称道，以俗言诠释古书，而不知道进行内容的革新。日日言社会问题，顾置社会补救方法于脑后，又怎能救中国?”因此作者建议:“(1)宜极力用白话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及歌本等，或专心自己著作以战胜旧有的;(2)以讲评说白为糊口的人，宜设法收集加以教诲;(3)最低价的书本印刷如淫秽等歌曲，宜思有以取缔之，如此庶十年八年可少收补救的效，否则予不知何如方可，盖小说歌本对于社会的感化力，任使何等文字不能及他。” 《大公报》还特辟“新诗”、“小说”栏目，为新文学 的爱好者提供阵地。登载的新诗、小说中大多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倡导新思想的内容，如小说《再不管闲事了》(1920年5 月1日)，揭露的是封建包办婚姻对人性的压抑，文章中主人公的父母到最后不得不宣称:“以后满妹子亲事，愿他自己主张，再不去管他的闲事了。”如新诗《送老钟到法国去留学》等。这些新诗、小说把新思想的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新文学作品的有力实践。 (二)重塑人的价值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五四运动后的《大公报》，明显增多了“新民”、“立人”的话题。诸如此类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 1、批判传统的生死观念。我国人“靠天”、“靠命”的迷信思想严重，这种迷信日日加重，国民的奋斗性和自立性便日日衰退。“欧战以后，国人始渐了然人生之意义，求一根本解决之道，而知命运之不足恃。”健学会的第一次演讲《我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之根本误谬》(《大公报》全文登载)，作者朱剑帆对传统的生死观念提出批判，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庄子和孔子，认为孔、庄的两种生死观都是劝人不必研究这生死的所以然，我国人由于受孔子和庄子等传统思想的影响，相信命中注定，没有自由意志，忽视 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国人几千年来懵懵懂懂，抱着这个闷葫芦，至今还没有打破，结果遂造成一种变态的人类。 2、主张做有人格、有自己、有目的的人。近代新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人的发现。健学会的第二次演讲《做“人”》(《大公报》全文登载)，演讲者张效敏认为在当时中国四万万数目的人里面，只有两件东西，“(一)奴隶，(二)鬼怪”，并无一个“人”。做“人”的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人格;第二，要有自己;第三，要有目的。”具体地说，第一要有人格。怎样才有人格呢?张效敏指出，要有人格，首先要有自由，而要有自由，又先要有独立，因为独立在先，自由在后，不能独立就不能自由，比方子弟对于父兄，在未成年的时候，无生活的能力，不能不倚赖父兄，倚赖父兄就没有自由;专制国家的百姓无自治能力，不能不倚赖政府，倚赖政府就没有自由;中国的女子无独立的职业，不能不倚赖男子，倚赖男子就没有自由。这都是不能独立就不能自由的证据。因此，“人格的条件应该是(1)能力;(2)自由。”而所谓独立，它包涵社会和政治两层意义，即社会方面的生活独立，政治方面的自治和政治上的责任自由。其中意志自由为最重要，因为意志不能自由，其他的自由就没有价值，人格也就没有价值了。我们若是要有人格，就应该永远记着独立和自由。第二要有自己。在理论讲起来，有了人格当然 有了自己，不过人格是抽象的意义，自己是具体的意义。要有自己，就要凡事负责，就是要有责任心，就要以我自己为主体，不推诿不盲从，然后我之为我，才有价值，对于人生才无愧色。第三要有目的。没有目的，人格和自己是保不住的;有了目的，人格便可以充分发达，自己在社会上、国家上和人类上的位置才越发显明。但我们中国人除了穿衣吃饭、生男育女以外，不曾明白人格和自己，不知道目的。普通一般心理上所认定的目的，不外做官发财两件事。“人”的本来目的应该是“一面发达个人的人格(个性)，一面造福于社会国家、造福于全世界的人类。不然也就人而非‘人’，无异于禽兽了。” (三)传播科学思想，批判封建迷信 什么是科学?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讲演中指出:“科学可分两派:(甲)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学问，物理、化学、动植矿学、天文学等是;(乙)社会科学。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人世间的事情，如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是。 1921年4月2日《大公报》增设的“现世思想”副页，是介绍与传播科学的重要阵地，其“讲演”、“科学新说”、“研究”等栏目，登载过大量介绍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的文章，如《地球及生物之进化》(1921年4月2——7日)、《别的世界上的生物》(1921年8月26——28号)等。 1922年1月5日“现世思想”改名为“现代思想”后，又开辟“科学浅说”栏目，对广大读者进行科普教育。1925年9月1日“现代思想”副页停办，但传播科学依然是《大公报》重要的办报主线，其“科学浅说”栏目、“科学史料”栏目、“科学新语”等栏目并没有因“现代思想”副页的停办而取消。 除传播自然科学外，《大公报》还传播大量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内容，如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合作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罗素的教育自由主义等，在《大公报》上都有专文介绍。 《大公报》还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批判。1924年6、7月间，湖南发生了严重水灾，上自省长，下至普通百姓，都在求神敬香求晴。水灾发生后，《大公报》“所收到的投稿，共总有六十几件，而几乎全是论陶李行香的文章，于此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这件事的注意，于此可以看出大家爱读本报的热忱。”围绕水灾拜神问题，《大公报》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迷信思想与反迷信思想之间的一次交锋。 《大公报》认为，要破除迷信，首先应从政府官员做起，否则，很难收到实效。“近年来的官府，常往乡城各庙宇祀奉菩萨，与我教育界‘辟除迷信’的宣传，绝对的冲突;并且使我们平日煞费苦心宣传得来的功效，完全失败;社会上 一班普通人，对于教育界失去许多的信仰。”这些所谓的父母官，负着指导人民的重任者，却反而带头敬神，使迷信者的迷信愈加坚固。每逢官员敬神一次，学生和民众的迷信观念更加恢复和壮大。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教育者虽然继续不断地去开导，然而“开导者”的势力，实敌不过“提倡者”的势力。教育者为着“辟除迷信”的演讲，热心听者极少;而官府每次来敬神，热心照拂参观者风涌云从。从官府迷信者愈多，则信教育开导者愈少。可见要真正破除迷信。首先应从官员做起，俗话说，“上行下效”，官员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 要破除迷信，应该多给民众灌输科学知识。迷信产生于无知。尤其是灾害发生时，应当以科学上的道理使民众知道为灾的原因。比如“此次大水为灾，我们应当以科学上的道理使平民知道为灾的原因，务使平民知道雨这件东西之所以落个不休，并不是不喜欢某一人，故意和他倒担，以致连累大多数人吃亏。”在水灾面前，大多数的民众不知所以然，不知怎样办。本来，久晴而雨，久雨而晴，是很自然的事，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不懂科学，恐惧未知事物的人以为水旱都是所谓的神仙鬼怪所操纵的，遇上灾害，就只能祈求神灵的帮助。人民应该加强科学知识和观念的普及学习，这样的话，则“人何为而不为，而必迷信于捕风捉影之事耶!”要安民心，就应该把对于雨之所以发生、所以成灾以及赈灾 的方法具体地讲出来，因此《大公报》上介绍这方面知识的文章很多。对民众的科学普及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论者认为，破除迷信的治本方法还是改良政治。人们在动乱的政治中没有安全感，不得不求助于迷信。“中国的政治极糟，兵匪极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久已失却生 命的依靠了，于是不得不仰赖于鬼神，日日崇祀之，恳求之，i以为虽不能必得，尚有所希望，这便是乱离日增，而迷信目盛l的道理。” 1925年6、7月间，继上一年的水灾之后，湖南又发生了旱灾。于是，迷信活动再次甚嚣尘上。1925年7月间，《大公;报》的“小新闻”栏目几乎被《省长躬亲斋戒祈雨》、《欧阳议长亦虔诚祈雨》、《玉泉山之祈祷大会》、《长沙县又布告求雨》、《酒席馆竞因禁屠歇业》、《各善堂亦斋戒求雨》、《禁屠声中之一件趣事》、《周县长亲谒陶真人》、《政府又迎陶真人进城》、《省长昨日又祭李公真人》、《长沙农民晋城求雨记》关于祈雨的新闻所占据。在求雨期间，发生了许多滑稽可笑的事，如衡阳县县长因求雨不得而辞职，一位厨师因在求雨禁荤期间杀猪而被警厅捉拿。 当然，在迷信活动再次甚嚣尘上的同时，《大公报》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之声也再次响起。《大公报》登载大量介绍科学求雨知识的文章。一位名叫“克诚”的作者指出，要 想雨顺风调，还是要培植森林，讲求水利，不是拜菩萨就可以求得雨来的。雨的形成，是因为地面之水，受了太阳热力，蒸发上升，骤然遇了冷气，凝结成为雨点，所以就下雨;如果上层空气干燥，雨点凝结不成，就会好久不下雨。他因而“很希望省长议长暨各长官，从水利森林上积极进行，就可以免除以后之旱灾水灾，人民自然更感戴之不暇了”。作者并对地方当局把精力“用于提倡迷信上面”，而不从“救济民生之根本办法着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另一位名叫“刘睿”的作者在《求雨的一个提议》中写道:在此久旱不雨的时候，用封建迷信的方式是求不到雨的，应采取科学的救灾办法:“一、节省求雨的虚糜费，在各乡荒山旷野，多植树苗，将来林木交荫，有滋收雨水的功效。一、节省求雨虚糜的时间，在各地从事掘井浚川，每年未旱以前，设法将水收足，以资调剂。”总之，应从科学方法着手，不要等灾到临头，出此迷信求雨方法，虚糜金钱和光阴，去求那“泥塑土雕”、“顽愚不灵”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