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书名:《第一哲学的支点》 著者:赵汀阳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汀阳:1961年生，李泽厚弟子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具有原创精神的哲学家。作品有《一个或所有问题》、《走出哲学的危机》、《论可能的生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等。他一开始关注形而上学，后来关注伦理学、道德哲学，现在主要关注政治哲学(如《每个人的政治》、《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他的特点是从博弈论的思维思考哲学问题，这尤其体现在《第一哲学的支点》这本书中。 赵汀阳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反思，而真正的哲学之谜不是万物之理的必然性，也不是对概念的澄清，真正的哲学之谜是对可能性的困惑。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未来，但对于未来我们又不得不作出选择，真正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有何理由选择此种而不是那种可能性,所以，赵汀阳的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研究的哲学。《第一哲学的支点》这本书的线索就是从反思物的世界转向反思事的的世界，由思的问题转向行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事的世界是由人创作出来的，“所以一种存在论是有足够反思力的，它必须同时是一种创世论。”他在结合笛卡尔“思”这个第一哲学的支点的基础上，认为哲学还需要另一个支点，那就是“行”。苏格拉底相信“无人自愿犯错”，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赵汀阳试图解答的是:人为什么会明知故犯, 所谓第一哲学，就是哲学的哲学，也就是哲学的根基。西方哲学把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赵汀阳认为第一哲学的选择就是思想的底牌，选择了什么样的第一哲学，就形成不同的思想框架，也就决定了哲学能够成长为怎么样的面貌。所以，选择第一哲学就是做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哲学由关注世界到关注意识，再到关注语言，都没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阐述的都是事实，事实只是知识的出发点，但不能达到哲学的出发点。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问题是因为选择的困惑，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达到“瓶中苍蝇”一般。学要反思的是那些令人无所适从的问题，而不是已经既定的事实。所以哲学的第一问题不仅必须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而且必须同时是所有问题的反思者。所有的选择又都是人所造成的，问题的根源也是由人通过行动带来的，所以人的这种自作自受的存在方式就是一切问题与反思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赵汀阳提出了“我行故我在”的观点，认为“我行”就是哲学所要寻找的第一问题，也就是一切问 题的支点。他进一步指出，生活的未来性和不可预言性才是存在论的问题所在，存在的未来性才是形而上问题。总得来说，赵汀阳的哲学是一种关于生活的哲学，关于生存的哲学，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实在的哲学。他始终认为:只有在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中去分析生活问题，才能够理解人的存在论困惑，也就是人的创世困惑。也就是人如何在不可确定的未来性中进行抉择，如何在各种可能性中不会自愿犯错而“明知故犯”。 《第一哲学的支点》分为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人们言说世界而世界如其所是。 赵汀阳指出，传统的形而上学企图研究理性性和无限性，企图找到世界终极存在，但是他通过逻辑推理与证明发现，研究事物的哲学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荒谬。由绝对正确的一般并不能推出关于各种特殊的经验知识，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所谓的终极存在也无计可施。接着哲学由研究事物转向研究意识，研究意识的哲学认为意识有什么客观世界就有什么，认为客观世界是人类意识中的客观世界。笛卡尔证明了“我思故我在”，胡塞尔又在笛卡尔的基础上证明了我思内容的正确性，而康德则通过先验论证明了我思能够以理性方式控制知识和行为。意识哲学虽然证明了意识的可靠性，但是意识成立并不等于知识就成立，相信自己并不能代替自己。哲学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只不过是问题所在的位置换了而已，由客观世界转移到了意识世界。“真理是什么很重要，而不是真理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先验哲学告诉人们，研究事物不如研究意识，而语言哲学则说，研究意识不如研究语言。语言哲学认为，许多哲学问题本身就不是问题，只是由于语言表述不当而产生了不是问题的问题，所谓是问题只不过的语言伪装而来的。哲学要解决的是如何把那些误导的语言进行澄清，使其成为正确的逻辑语言。然而赵汀阳认为，这也并没有解决问题，语言哲学企图让问题通过澄清而消失，但是语言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解决生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通过改善语言而改善生活，即使我们知道“话该怎么说”，但是我们真正困惑的是“事该怎么做”。 在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事物哲学、意识哲学、语言哲学之后，赵汀阳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一种对形而上学不惑的哲学。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是一种道的形而上学，道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毫无疑惑，而是对人的所为感到好奇。道的形而上学并不对存在设问，而是站在自然存在的一边对人设问。道的形而上学研究的不是存在，因为存在已经是一个定数，未定的可能性才是道的形而上学 关注的问题。所以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研究的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是对事物的形势所意味的可能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赵汀阳指出:既然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那么存在的本意就是永在，生生不息，“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要达到永在，就不必须善在。存在必须是向善，否则就违背了存在的本意。既然存在论是为了永在和善在，那么存在论就必须展示生生的条件，要理解生生的条件，就必须以充满希望的意向理解世界。 在这个部分，赵汀阳着力说明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即从研究事物到研究意识再到语言学转向，虽然他们的证明令人赞叹，但是依然解决证明休谟的问题:特殊能够推出一般吗,是(being)能够推出应当(ought to be)吗。而且他们的哲学出发点远离了真正的生活，无法解决生活之惑。赵汀阳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验证与批判，简单明了，但是似乎也存在过激之处;同时在对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探讨上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观点鲜明让人信服。于是，在结合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基础上，赵汀阳认为哲学应当接近人类生活，而不是远离生活去追求所谓的世界本质、意识与语言。因为思想不为实在负责，因为实在为自身负责，思想应当为生活负责。所以哲学应当从世界之谜到生活之惑。 第二部分:从世界之谜到生活之惑。 “如果失去生活的相关性，思想就失去根据，至多是智力游戏。”海德格尔从关于一般的存在转向人的存在，因为人生唯一能够进行反思的存在，如果不通过人的存在，存在就无从得以揭示。所以说人的存在处于存在论的首要位置。而人的存在，意味着人在世界的遭遇。存在是一个关于所有人而具有普适性话题，而非关于某个特殊个人或群体，而每个人都存在于众人之中，而不能独自生存，每个人必须思考在众人之中自己的生活如何展开。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世界之谜，而是生活之惑。生活有着永远的现时性，永远的现时性意味着永远的未来性。理解存在必须是理解存在的纯粹原理，而不能进行价值预设，人的存在论问题是研究的是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存在的体验。存在的终极状态是幸福，但是对于人人都认同的道理，很少人知而为之，甚至明知故犯。这就意味着，知道未必行道。那么为什么存在会去否定存在的本意，理性为什么对此无能为力呢,赵汀阳认为存在论问题只能存在于超越存在之间。他同时假设有四个超越存在，世界、造物主、自我和他人，造物主和自我是虚构的超越存在，存在论的任务不是解释超越的存在，而是解释超越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存 在论真正需要研究的就是两个有效的超越存在:世界和他人。唯物论把人类存在论问题拉得太低，而唯心论则把人的存在问题升得太高。人的完美概念虽然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性，却又脱离了人的存在论事实。存在的本意无非是追求存在，生存的追求才是普遍必然的问题。人的存在论精神性并非纯粹概念所能表达，也非物质生活能够表达，而是存在事实所直接蕴含的精神性。 每个人必须与他人共在，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人,他又指出，主体性原则在知识论中最有效，但是在存在论中是无效的，应为存在论要面临的是如何与超越存在相处的问题。我与他人具有对等的互为超越性，人与人之间存在报复与报答两种互为超越性的行为。没有他人的帮助，我无法生活，所以我受恩于他人;但同时他人又限制了我的生活，所以他人又是我的仇人。所以说，人人都在恩将仇报。所以说，生活问题不能通过知识论得解决，也不能通过语言哲学、对话理论解决，甚至不能通过伦理学或政治学解决。那就只能通过一种以生存逻辑说话的存在论了。那么人与他人之间又该如何处理存在的问题呢,赵汀阳从荀子、霍布斯、罗尔斯、诺克齐等人的思想中进行分析得出:人必须合作才能生存，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破坏合作;任何一种普遍有效的规则必须把最坏的结果考虑在内;当对未来无法预料时，人们必定追求公正的安排来规避风险;最右的生存策略就是合作并且是可持续性的，而交往理性是合作的必要条件。那么人与他人的共存依靠伦理还是政治呢,孔子、列维纳斯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列维纳斯选择至善，但是缺乏可行性与可信性。而孔子的化敌为友的理论更值得学习，不能化敌为友的政治是无能的，只是复述了冲突而毫无作为。 面对后现代的冲击，生活的在渐渐丧失，那么如何重建生活的标准，我们如何选择这个标准，我们为什么这样存在而不那样存在,人存在就必须做某些事情而且不得不做，存在即有为，于是一切问题又回到存在论问题上。 这个部分赵汀阳从思想要为生活负责、存在论只存在超越者之间以及超越的两种行为报复与报答、标准的丧失等角度进行分析，对存在论的困惑进行了全面的解释，存在意味着继续存在，而继续存在意味的善在，善在就必须与他人共在，那么如何处理共在的问题呢, 第三部分:事的世界之创世论 这个部分赵汀阳论述了物的世界与事的世界的区别，将存在论分为事物存在论和事情存在论。一切无解的困惑都源于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问题并 非关于必然性，而是关于可能性。人的存在性质在于能够让事情变成“不是这样的”，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是什么取决于做什么。于是:存在即有为。存在论由是转换为做。人在做事中才能理解超越一切超越者的超越性，才能尊重一切超越者。每个人的存在有效性不取决于主体性，而取决于共在性。创世的存在论，认为只有当存在的必然性变成了存在的可能性时，存在才是一个问题。有为是存在的始发状态，有为而在是永远的存在论状态，而任何行为都是创造，这就是存在论的初始问题。所以赵汀阳认为:我行故我在，共在先于存在。但是人天生利己，利己不是错误，错的是没有意识到自私最大化不等于幸福最大化，一旦试图独占，必将失去幸福。主体性必须服从了主体间性，背离了共在原则注定是不幸福的。赵汀阳还对共在论的回报进行分析，共在状态中每个当事人都逻辑地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可能限度，由此可以把未来可能性转换为他人的可能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招致未来回应等价于他人的可能回应。也就是说，他人对我的选择的可能回应就是存在论回报。同时他通过分析，得出一个必然有利于工作的制度至少要两个条件:现世现报的可行性，也就是有效的法治;现世现报的正确性，也就是能够保证人权和人义。最后，他指出人应当存在高贵化，把他人高贵化的同时，也能够把自己也高贵化。当把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存在论地位的他人高贵化，自己也就因为创造了高贵的存在而成为高贵的存在。幸福的存在和高贵的存在是一回事。 这一部分就是对存在论的解答，共在先于存在，而共在的最好状态就是存在的高贵化。 赵汀阳对人类的哲学史进行了重新反思，他认为把意识放在重要位置的哲学是没有出路的，不论是笛卡尔、康德还是胡塞尔的哲学都是有缺陷，他认为第一哲学的出处、根本在于行动。赵汀阳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颠覆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的主流哲学的意识中的“我思故我在”到我何以能够必然的把握这个世界到“我头脑中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胡塞尔)，进行了第一哲学的转向。赵汀阳不是简单的否定西方思想，而是在对西方思想理解的基础上，发现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缺陷——过度关注意识。赵汀阳研究伦理、政治，他认为政治、伦理仅有思想是不行的。想出观念是最轻松的，想出制度更复杂，而想操作是最复杂的。赵汀阳的路线是达尔文、马克思、博弈论的道路，是深受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影响的一条现实主义道路。他的思想设计更符合人和人的生活的实 际，他不是把人当做空心人或者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挣扎的有点坏的真人。事实上，人们念念不忘的生活之惑，正在于存在的未来性和不可预言性，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些落在科学之外的生活问题。哲学不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只是隔靴搔痒。就像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我们又很多关于理想教育、幸福教育、本真的教育等等教育理念，即使这种教育观念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机制探讨，没有保障措施探讨，没有设计，只是通过语言描述，这样的教育观念是无法运用到实践的，无法实现教育改变的。 赵汀阳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存在问题、生存问题，存在的本意就是继续存在，继续存在意味着永在，而永在必须依靠于共在，而共在就依赖于善在。那么如何进行善在呢,主体间存在报复与报应两种形式，每个人都希望达到报应的最大化，这就依赖于合作，但是合作本身却会带来冲突，如何调解这种冲突呢,那就是存在高贵化，高贵化是一种主体间相互行为，我的高贵化促使他人高贵化，同时也促进自身的高贵化。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首先应当关注人的存在问题，需要从人的生存的角度出发，正如李泽厚所说的“吃饭哲学”一样。生存是人的天性，教育首先要保证人生存的天性，相信每一位受教育者都有积极向上追求的自主欲望，而非来自于外在的压迫;同时，应当教给人的不是纯粹的知识，不仅仅要能够思，还要能够行，将思与行相结合。将教育真正与生活结合起来，肯定人的存在高贵化，而非把人当做工具，这样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幸福。教育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谈教育理念大家都没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操作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教育公平，提到教育公平谁都同意，没人反对，但是一旦政策执行，北京的大妈就静坐反对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所以，光有理念是不行的，不能执行更是不行的。教育不缺战略设计，需要战略设计，但不需要人人都做战略设计，真正难的是把战略设计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