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判词语体的演变规律

中国判词语体的演变规律及其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一、演变规律㈠先秦：初创时期例（西周）——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棻上宫。伯扬父乃成劾曰：“牧牛，揸乃苛勘。汝敢以乃师讼。汝上代先誓。今汝亦既又御誓，专各啬睦朕，周亦兹五夫。亦即御乃誓，汝亦既从辞从誓。俶苛，我宜鞭汝千，幭屋汝。今我赦汝，宜鞭汝千，黜屋汝。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罚汝三百锊。伯扬父乃又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扰乃小大事。乃师如以汝告，则到，乃鞭千，幭屋。’牧牛则誓。乃以告吏邦吏呼曶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朕用作旅盉。”分析：第一特定的时代性第二多用第二人称和呼告语第三体式初具㈠先秦：初创时期例（东周）——1、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矣，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2、夫韩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今郑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郑擅进退，而罪二也；女误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亲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郑也就刑！分析：通假字减少摒弃了呼告讲究修辞追求对称美语尾语气助词的运用㈡两汉：过渡时期例一：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螺羸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例二：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如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释放。㈢唐代：发展时期张鷟《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敦煌《文明判集残卷》《麟德安西判集残卷》《文苑英华》唐代判词的语言风格典雅精巧繁于用典工于炼句术语凝练《文苑英华》一事多判“多人一事多判”“一人一事多判”两事一判（“双关”）《文明判集残卷》A语言的运用:语言风格语气达情感表露例：“五十八岁之老妇，情殷再醮，呈请立案，以杜后患等语。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赠尔一诗，以为凭据：花甲周犹欠两年，麻裙翻转任伊穿。旁人若道长和短，但打官司莫给钱。”——《批刘李氏呈词》B司法功能的作用C礼与法的文化色彩：弃礼而就法㈣宋代：发展（散化）期“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宋代判词的贡献：是变骈判为散判从拟判走向实判使司法功能凸现宋代判词语体特色：辨洁明核质朴凝重简明博约㈤成熟时期：明代明朝李清的《折狱新语》在中国判词语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李清于明崇祯年间，在宁波府推官任内审理各类案件的结案判词集，内容丰富，折狱分明，骈散结合，文辞雅致，自成一家。该判词集共收判词十卷二百二十八道，划分为婚姻、承袭、产业、诈伪、淫奸、贼情、钱粮、失误、重犯、冤犯等十类，书末附有《疑狱审语》一篇。我们说明代判词语体的成熟，还因为这是在概括了海瑞判词语言特征后的结论。海瑞判词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清代判词语言的风格特征：平实质朴，典雅老道，有容有文。㈥高峰期：清代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到清代，进入到全面提高时期，传统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语言学研究的极大发展，它的研究氛围、它的研究成果，都不能不对判词的制作和研究产生影响，加之清代律例研究、律学的兴盛，极有力地激发了判词制作理论的研究和判词制作水平的提升。《新编樊山批公判牍精华》《清朝名吏判牍选》《判语录存》《塔景亭案牍》综上，判词的演变规律——西周→东周→汉代—显现骈判与花判之雏形→唐代—骈判→宋代—散体化→明代—《折狱新语》稍稍偏离判词语体的而近文学语体→清代—规范化程度最高二、判词语言的法文化现代价值㈠关于法文化的实证问题1、词语义首先，词义与文化意义之间具有全方位相互通达的关系“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陈寅恪其次，词语意义的多元性要将词语意义还原到具体的法律文化语境当中，还原它本来具有的法文化意义。㈠关于法文化的实证问题2、术语义其一：依照这个词义内部不同成分的构成探讨，即对其基本义、理据义、评价义、色彩义等意义系统的综合考察其文化精神；其二：可对词义整个流变过程做出宏观考察，即对一个词义的“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合成阶段”意义变化、延展等环节作探讨揭示其文化精神。3、词义群指词组、词群或语义场系统4、文本a法律语言只是一种语言的功能变体b法律语言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不决定于语言材料，而决定于它的功能。c词语的运用应该属于语体风格学而不是词汇学或语法学，㈡判词法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1、以礼断狱的法文化现代价值——道德指向2、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调解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诉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梁启超3、重证据的法文化现代价值——避免冤假错案4、深入说理的现代价值——延展法理a:引经据典说理《出继子破一家不可归宗》的“首语”，引用了春秋时期赢姓的莒国灭亡了姒姓的鄫国，自己却又被楚国所灭的典故。《子与继母争业》的“首语”化用《诗经》的句子“自栢舟之诗不作，寡妇始不能守义以安其室；自凯风之什既废人子始不能尽孝以事其母。”b:事理论理例一：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与父母则不孝，若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例二：按律因奸杀死门载：妇女遭强暴杀死人者，仗五十，准听钱赎。如凶器为男子者免仗。本案凶器，既为死者陶文凤持之入内，为助成奸之用，则丁氏此千钧一发之际，夺刀将文凤杀死，正合律文所载，应免予仗责。且也，强暴横来，智全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加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苟非毅力坚强，何能出此！方敬之不暇，何有于仗！此则又敢布诸彤管载在方册者也。此判。例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儒家经典《孝经》中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为人子女，不仅应赡养父母，更应善待父母，不应因一己私利而妄言、反目。本案原告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被告作为原告的女儿理当孝顺母亲、善待母亲。但其从原告处取得房产后，不仅不支付购房款，而且在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义务后仍未履行，在此期间其又将该房产以明显低价转让给第三人，使原告的债权不得执行，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相悖。5、判词语言“适体性”的现代价值——言语功力例一：阿王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逎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为师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哉！族人裒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迁焉，与其他发掘塜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使当职处此，迁葬者本自无罪可科。今所司继为将两人勘锢，监迁原处，为师琇者亦可已矣。至经上台，嚣讼不休，然则养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师琇之雠人耶？不可谓知恩报恩者矣！此盖贩卖丘中之骨未满其意，亲死之谓何，又因以为货，不孝者也。在法，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此师琇祖母在时之刑也。骨肉相弃，死亡不躬亲葬敛者，于徒二年上重行决配，此师琇祖母死时之刑也。罪在十恶之地，从轻勘仗一百，编管邻州，申照会。例二：况杨世南为一乡之土豪，声气广通；龚大大不过一细民，何能与之相匹？投牒涉讼，适以取辱。且使杨世南有以戒备，反无从下手。故其不报官而擅行复仇，实非故意无视王法，紊乱国宪，盖亦不得已而为之。且龚大大一农民耳，口未尝读圣贤之书，身未尝闻圣贤之教，乃纯动以忍性，虚二十年而手刃父仇，从容投案，不屈不挠，是其孝性天成，当非凶悍残酷。吾朝以仁孝治国，凡遇仁人孝子，无不曲法施恩，以旌于国，以示于朝。例三：黄克功枪杀的刘×，女性，16岁，山西定襄人陕北公学的学员。初在太原求学，子卢沟桥抗战后，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于本本年8月间，决然舍弃家庭学业，冒险间道来到延安，即进抗日军政大学，在第五队为学员，学习、工作均努力。例三：审得陶丁氏戮死陶文凤一案，确系因抗拒强奸，遂致出此。又验得陶文凤赤身露体，死于丁氏床上，衣服乱堆床侧，袜未脱，双鞋并不齐整，搁在床前脚踏板上。身中三刃：一刃在左肩部，一刃在右臂上，一刃在胸，委系伤重毙命。本县细加检验，左肩上一刃最为猛烈，当系丁氏情急自卫时，第一刃砍下者，故刀痕深而斜。右臂一刃当系陶文凤初刃后，思夺刀还砍，不料刀未夺下，又被一刃，故刀痕斜而浅。胸部一刃，想系文凤臂上被刃后，无力撑持，即行倒下，丁氏恐彼复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猛力在胸部横戳一下，故刀痕深而正。又相验凶器，为一劈柴作刀，正与刀痕相符。而此作刀，为死者文凤之物。床前台上，又有银锭两只。各方推勘，委系陶文凤乘其弟文麟外出时，思奸占其媳丁氏，恐丁氏不从，故一手握银锭两只，以为利净；一手持凶刀一把，以为威胁。其持刀入房之时，志在奸不在杀也。丁氏见持凶器，知难幸免，因设计以诱之。待其刀已离手，安然登榻，遂出其不意，急忙下床，夺刀即砍，此证诸死者伤情及生者供词，均不谬者也。……例四：……查霍如某乃抗日军人，为国服务对于婚姻关系应予保护，以安军心而励士气，以边区抗日军人家属离婚办法之规定，应予五年后不通音信，方得提起离婚之诉。原判尚无不合……故判决如主文。判词的法文化现代价值，丰富深邃，值得我们下大气力去剖析、挖掘，使之造福于现代法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