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

学号：2009210078 姓名：刘艳飒 专业：历史学 “禹州”行政区划历史演变 摘要：“禹州”向来被称为“华夏第一都”，是中原地区的一座重要城市。它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其名称经历了由初始的“历国”、“历邑”到后来的“阳翟”，再到后来的“禹州”的变化，而其地位则是升降起伏不断，变动较大。经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地位升降大概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亦可以总结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它虽然只是一座地方性城市，但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而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对其历史的研究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启发和感悟。 关键字：行政区划 阳翟 禹州 地位变化 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它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都”。作为一个具有浓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当今社会，探索其历史内涵更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以及责任。“读史使人明智”，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理解现在。所以，本篇文章希望通过对其历史上种种演变的叙述、总结，能够为其现在的发展提供一些指导。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主要谈论它在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演变，虽然涉及深度不够，但我想我们仍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禹州市地处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区，其历史可以向上可以追溯到我们所说的尧舜时期（仍需考证），历史渊源极长。但是在夏朝之前，因无史料记载，其具体情况不甚明晰，只知当时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直至夏朝（在此对其存在与否不做争论），我们才有明确的文献资料可考。在历史上，长时间被称为“阳翟”，“阳翟”一名始出现于东周襄王时期，自周之后，一直延续至明未变。许多文献史籍在记述历史事件及其地域始，习惯将“夏”、“夏邑”、“历地”、“栎邑”等统称为“阳翟”，本文所引用的历史文献都是周朝之后人所著，所以均将其以前记为“阳翟”。直至1575年，为避讳，“禹州”（和今意义不同）才开始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接下来，我将论述一下其在历史过程的演变情况。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演变情况及其地位变化 尧舜时期，禹州称“夏”，是夏部族聚居与活动的中心地区，禹是这一部族的首领。《帝王世纪》载：“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 《水经注校》曰：“颍水自堨东迳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 禹在取得“夏后”的地位之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否存在仍没有定论），按地理形势把当时划分为若干区域，首开区域建置和地方体制之端，史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阳翟属于豫州（或称“中州”） 。夏禹先定都“阳城”，后迁往“阳翟”，“阳翟”就成了夏朝的国都，是夏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在阳翟。” 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阳翟，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到了商朝时期，在地方政区是实行“外服”体制，在今禹州地区建立了封国——历国来进行统治。随着此时政治中心的西移，地位有所下降。然后西周在分封体制下以此地为历邑，其地位又进一步下降，总之这和离王朝统治中心的远近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郑国统治着今河南中部地区，在此置栎邑。《元和郡县制》曰：“阳翟县，畿。……本夏禹所都，春秋时郑之栎邑。” 周襄公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翟人入据栎地，因其地在嵩山之阳，改称“阳翟”。 从这时开始，阳翟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虽然随着“中原地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地位逐渐下降，但就河南中部来看，其仍起着重要作用。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即战国时期，韩景侯将国都迁至“阳翟”，《读史方舆纪要》：“春秋时郑栎邑也，战国属韩，自新郑徙都此。”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因素的孕育发展，至秦朝，封建制度建立起来，始皇废分封，行县制，郡县两级行政体制取代了采邑分封制。而伴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地方划分越来越细化，阳翟下降为县。秦时，将全国划分为36郡，在韩故地置颍川郡，辖阳翟、新郑、尉氏等县，《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尉郡，命曰颍川。” 此时，阳翟县为颍川郡治。《读史方舆纪要》：“秦置阳翟县，为颍川郡治。” 西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郡县直隶中央，另有数十个诸侯之国分封在全国各地。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封韩王信于此，治所“阳翟”。第二年，复为“颍川郡”，至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督察，在全国置十三个监察区域，称为13部（州），巡察所属郡国。其后，州逐渐由监察区域上升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汉初的郡县两级制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据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河南省分属司隶校尉部及几个刺史部所辖。“颍川郡”隶属豫州刺史部，郡治在“阳翟”。《汉书·地理志》曰：“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阳翟有工官。属豫州。……。县二十：阳翟、昆阳、……。” 王莽新朝时期，颍川郡改称为左队郡，正如《汉书·地理志》记载：“莽曰左队。”东汉基本上确定了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以州统郡，以郡统县。因袭西汉，阳翟县仍属颍川郡。总之，这一时期，阳翟地位相对稳定，变化不大，而且地位较高，可能是受前代历史的影响较大，但是同时，两汉时期，国家的统治中心范围仍然是以黄河流域为主，所以阳翟仍显得较为重要。 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了三国时期。220年，曹丕废汉建魏，定都洛阳。地方建置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曹魏政权将颍川郡郡治迁至许昌，而阳翟县划归司州河南尹（司州即司隶校尉部）。阳翟失去了郡治地位，而这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影响，一方面曹操曾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或许是想减轻甚至消除前代王朝的影响。虽然此时阳翟仍属于曹魏统治中心司州管辖，当地位已不如从前。之后西晋因袭魏制，并未改变，不过后来河南尹改为了河南郡。《晋书》记载：“河南郡。汉置，统县十二，胡一十一万四千四百。置尹。洛阳，河南，……梁，阳翟。” 同样《魏书·地形志》：“阳翟，二汉属颍川，晋属河南尹。”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经过征伐，取得了部分中原地区，阳翟地区建制仍同西晋。南北朝时，北魏河南是其统治中心地区，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仍置阳翟县，属司州。到了东魏，共和元年（539年），阳翟设郡，属郑州。《魏书·地形志》：“郑州，天平初置颍州，……，领郡三，县九。许昌郡，颍川郡，阳翟郡。阳翟郡，领县二，户一万四千八百二，口六万三千八百七十。黄台，兴和元年分阳翟置。阳翟，……，有阳翟城、康城……。” 此时，阳翟上升为郡，而且其划分更为细致，分县而治，反映了这一时期其地位上升。我们知道，东魏本就是分北魏而建，其统治中心更是缩小到了河南东部，因此阳翟地位上升也在情理之中。北齐代东魏后，建置沿袭东魏。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东并北齐，置许州（初称郑州），辖许昌、颍川、阳翟、南襄城四郡。《北周地理志》记载：“郑州，治长社。旧曰颍州，……周大定元年改为许州，治长社焉。领郡三：……。阳翟郡，治阳翟。东魏置。” 总之，这一时期，政区划分极为紊乱、复杂，不过，阳翟的地位有了提高，这和此时国家整个的分裂局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国家其统治范围都相对较小。 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废去郡一级建置，减少层次，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隋书·高祖上》：“甲午，罢天下诸郡。” 而且从隋朝开始，对州县实行分等级管理。阳翟郡改为阳翟县，初属伊州。大业三年（607年）四月，改州为郡。《隋书·炀帝上》：“壬辰，改州为郡。” 汝州改为襄城郡，阳翟县属之。《隋书·地理志》记载：“襄城郡，东魏置北荆州，后周改曰和州。开皇初改为伊州，大业初改曰汝州。统县八，户十万五千九百一十七。……阳翟，东魏置阳翟郡，开皇初郡废。有钧台，有九山祠……。” 唐初，因袭隋制，名称上改郡为州，对全国实行州（府）、县两级管理体制。而且为对州（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贞观十年（636年），在州（府）之上还设立监察区性质的“道”（由西汉时的“刺史”演化而来）。有唐一代的繁盛时期，阳翟县是属于河南府管辖的，河南府属河南道（有些书中称“都畿道”）管辖。《旧唐书·地理志》：“河南府，隋河南郡。武德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等九州……龙朔二年，又以许州之阳翟，郑州之密县，绛州之垣县来属。” 又有《元和郡县制》记载：“阳翟县，畿。……本夏禹所都……武德中又隶嵩州，贞观元年废入许州。建都后，改属河南府。” 而实际上，阳翟县的归属在唐朝经常变动。《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四年，割阳城、嵩阳、阳翟置康城县，又置嵩州，治阳城。贞观元年，割阳翟隶许州。” “许州望。隋颍川郡。……贞观十三年，许州领长社、长葛、阳翟等九县。……显庆二年，割阳翟属洛州。开元四年，割叶、襄城置仙州。二十六年，仙州废，以叶、襄城、阳翟来属……。” 所以在唐朝中后期，阳翟县属许州，而不是河南府，但仍属于河南道。而《读史方舆纪要》则简要概括了唐朝时期的情况，曰“唐初属嵩州。贞观初，改属许州。显庆二年，改属洛州。开元二十六年，仍属许州。” 通过史料整理，我们看到唐代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实行分级管理，如郡分为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下九级，许州在此时属于“望”，为中等级别，而阳翟县做为其下附属县，可见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西移其地位下降。可以说，此时的阳翟既无政治优势，也无经济优势，所以其地位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之后，藩镇割据形势愈演愈烈，“道”在唐中后期已名存实亡。 所以到五代十国时期，已无“道”的设置，只设州（府）、县二级，但由于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建置更是混乱不堪，且无具体详细的资料可考，所以，关于阳翟县的归属问题不甚清晰。至宋朝，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祸的出现，对地方行政体制做出了较大调整。行政体系分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路”是由唐代的“道”发展而来，州、府、军、监委为同级行政组织，州下设县。县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和所辖人口多少分为8个等级：赤县（京城内）、畿县（京城外）、望县（4000户以上）、紧县（3000户以上）、上县（2000户以上）、中县（千户以上）、中下县（不足千户）和下县（500户以下）。这时，京西北路下辖颍昌府，颍昌府下辖阳翟县。《宋史》：“京西路。旧分南北两路，后并为一路。熙宁五年，复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府四：河南，颍昌，淮宁，顺昌。州五：郑、滑、孟、蔡、汝。军一，信阳。县六十三。” 关于颍昌府，文献记载：“颍昌府，次府，许昌郡，忠武节度。本许州。元丰三年，升为府。” 而阳翟就是颍昌府下辖的一个县，级别为次畿。《元丰九域志》记载：“北路，西京见上。府一，州七，军一，县四十万。次府，颍昌府，许昌郡，忠武军节度。唐许州。皇朝元丰三年升颍昌府。治长社县。……县六……次畿，阳翟。州西北九十里。” 所以我们知道，因距离北宋都城开封距离较近，所以阳翟县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金朝统治时期，在行政区划上仍沿袭辽宋制度，基本上是路、州（府）、县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19路，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置钧州，因境内有钧台旧址得名， 隶属于南京路。关于南京路，《金史》：“南京路，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 而钧州，《金史》：“钧州，中，刺史。旧阳翟县，伪齐升为颍川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仍名颍川，二十四年更今名。户一万八千五百一十。县二，镇一：阳翟，倚，有具茨山，三封山，荆山，颍水。……。” 元灭金、南宋后，统一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行省制度。元中央政府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并直辖腹里地区，宣政院直辖“吐蕃之境”，其余地区则分设行中书省管辖，而在行省之下，又设路、府、州、县多级地方管理体制。元朝时期，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属河南江北行省，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简称河南行省，治所汴梁路。汴梁路即金时的南京路。《元史》：“汴梁路，上。……。至元二十五年，设南京路为汴梁路。” 钧州仍隶属于汴梁路，且范围进一步扩大。《元史》：“钧州，下。唐、宋皆不置郡，伪齐置颍川军。金改[颍]顺州，又改钧州。元至元二年，又割郑州密县来属。领县三：阳翟，下。新郑，下。密县，下。”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地方区划上，仍然实行分等级管理。钧州地位虽不是很高，但阳翟县作为钧州州治，地位仍然较为重要，这和元后来迁都重要亦有密切联系。钧州即为明中后期出现的禹州，但和今天的禹州不同，其统治范围要比今天打很多，今禹州更为准确的说应为阳翟县。明朝建立后，初期，承袭元制，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置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年，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元代行省，设置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下辖府、州、县，取消了元代的“路”。全国大致划为15省（包括京师和南京）。河南省属于河南承宣布政使司所辖，治所开封府。《读史方舆纪要》：“明朝洪武初建北京于汴梁，复曰开封府。北京寻罢，领州四县三十。” 四个州即为陈州、许州、禹州、郑州。同样，《明史》：“禹州，元曰钧州。洪武初，以州治阳翟省入。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 有明一代，地方管理已不再实行分级管理，但是阳翟县又重新上升为一州州治，明了其地位有所上升。而我认为，元末时期，河南地区的农民起义斗争风起云涌，身为王朝开创者的朱元璋更是深有体会，况且再加上经济因素影响，因为在明朝时期，禹州已经成为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其整体经济水平都有所提高，所以地位才会上升。清朝建立后，初期政区一般沿用明制，但后期不断有变化。地方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主要是在京畿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一般行政区”通称为各“直省”。省下一级的政区为府或直隶州、直隶厅，再下一级的政区为县或散州、散厅。至于“道”，在清代一般不认为是常规政区。但是，我们知道，清代中后期，伴随着列强侵略的步伐，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诸多领土被割占，并且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定租界、租借地，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区设置。而在19世纪中叶爆发了平天国起义，并建立了政权。在太平军统治区域内政区设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清廷在镇压了起义后又重新恢复了旧制。总之，清朝时期，政区变化是频繁且复杂的，所以为了跟更明确了解这一时期禹州地区的政区设置，我主要论述一下清中前期的较为稳定的政区设置。（虽有变化，但总体上较为稳定）。清初设河南省，置巡抚，治所开封府。清初，地位曾上升为直隶州。《清史稿》；“雍正二年，升陈、许、禹、陕、光为直隶州。” 初，禹州隶属于开封府。《清史稿》：“开封府，……，明洪武元年，以元汴梁路改。清初，河南省沿。雍正二年，陈、许、郑、禹直隶，割县十四隶之。” 但其后，其地位有升有降，较为复杂，先改隶许州府，后又还隶开封府。《清史稿》：“雍正二年升，十二年降属许州府。乾隆六年还隶。” 最后，以隶属于开封府固定下来。同时，其所属领地也几经变化，如密、新郑曾隶属于别地，后又复属之。《清史稿》记载它们：“清初自禹来隶。雍正二年复属禹。乾隆六年复。” 禹州地位升降隶属的不同，统治者或许是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的考虑。到此为止，就是今禹州地区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县制区划的基本演变历程。 中华民国初，基本沿袭清制。省之下，废除府州厅制，府直辖地及州、厅改置县，成省、县两级制。1914年，全国县级以上重复地名作了统一更改，同年，又在省、县监增设“道”级，重行三级制。道1928年春废除道制，恢复两级制。在河南地区，1912年1月至1913年，废府置省，废州、厅置县，河南确定为河南省，禹州改为禹县。1914年，禹县隶属于开封府。后“道”废，1929年，在县级政区建置上，中国国民党“三大”确定县为自治单位。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各省行政督察专员督行条例》，在省县之间分区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河南省划分为11个行政督察区，辖111个县。禹县辖于第一行政督察区。这一时期，河南省省会设置开封县（开封市），而禹县距开封较近，故其地位升高也在情理之中。之后政区设置在总体上虽多有变化，但禹县地区的变动甚小，直至1948年，河南全省共辅一市（开封市），110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在地方政区建置是哪个，初期实行省、县两级制，并在省、县之间设置专员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河南省人民政府于1949年5月成立，省会设在开封。河南共设10个专区，禹县属于许昌专区。1986年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许昌专区，许昌、漯河2市升格为直辖市，将禹县划归许昌市管辖。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后来“禹县”改名为“禹州”。在这两个时期，禹州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这与两个政党统治中心的变化的密切相关。政治中心的北移直接影响了禹县的地位。但同时也说明了，禹县在中国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没有紧跟上步伐，致使其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的下降。 二、对禹州行政区划演变过程的总结和感悟 总结禹州地区从夏商至今的行政区划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主要是其地位的变化）。第一阶段，夏商至两汉。除了名称逐渐确定为“阳翟”，其地位变化的大致趋势是逐渐降低。由初始的统治中心地区逐渐下降为一个基层县区。而这主要是受王朝统治中心的西移的影响；第二阶段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又逐渐升高。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下，王朝的统治范围大大缩小。比如东魏的统治中心就在河南东部。阳翟凭借其地理优势和历史影响，地位逐渐上升；第三阶段，隋唐时期，地位较之前下降。而且这一时期的归属也多有变化。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阳翟地区的地理优势丧失，再加上远离政治中心，在分级管理体制的管理下，阳翟县的地位处于中下等。但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的现象是，阳翟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在这一时期影响不大，但是确为其之后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条件；第四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地位上升。此时经济因素对其影响逐渐增强，钧瓷业、制药业等的快速发展为其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经济基础；第五阶段，即是从中华民国至今，地位又是由高到低。这与政治因素有着密切且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禹州地区在历史上的名称变化并不频繁，其主要称呼就是阳翟以及禹县、禹州。而其地位则是频繁升降。尽管禹州仅仅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小城市，但是在各个阶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时代特征，如在分裂时期，其地位会有所上升，而在大一统时期，其地位会有所下降。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简单的把其归结为这单一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对于影响因素我们可以简要归纳出几点：第一，政治因素。地位的高低与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远近有着密切和直接的联系。同时，继任王朝必会吸取前任王朝灭亡的教训，如农民起义的影响。禹州作为河南省中部重要地区，农业是其重要产业，农民斗争自然也较为激烈，当统治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以提高其地位为手段来加强对它的控制，如明朝时期；第二，经济因素。中古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禹州地区地处中原，农业发达，自然会受到重视。同时，我们知道，禹州地区自元代开始成为全国中原的制瓷业中心，且在明朝又成为了重要的药材集散地，经济地位快速上升。经济影响力增强自然会影响其政治地位的提高。不过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中晚期才逐渐突出出来，在之前影响不大；第三，文化因素。禹州是历史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其历史名气在其地位演变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总之，一个地区地位的升降必然是受着众多因素的影响，上述的三条原因，只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所以，“河南为四方必争之地，天下无事则已，有事必先被兵；又当黄河中游，水旱灾害频仍” 就可以被视为其地位升降的主要原因。 总之，禹州在历史上的并未充当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其地位在不同时期会有一定的升降变化，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地方基层单位而存在，或许其地处中原虽是其一大优势，但是同时也是它的劣势，因为这样总是会被中央政府所忽视。但是从今天来看，禹州作为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地区，在今天这个社会快速变革和发展的时期，面临着众多的发展契机。历史赋予了它极为深厚的财富。经济上，钧瓷业、制药业的悠久历史以及独特优势；政治上，历史上长期的地方中心地位以及现实中的政治重要性；文化上，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气息，再加上地处中原这一地理优势，其发展前景无疑是十分远大的。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0页。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笺卷第二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0页。 �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3页。 � 慕平译注：《尚书·虞夏书·禹贡》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根据其考证“豫州”应包括今河南黄河以南，湖北北部等地。 �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周本纪》<集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0页。 � （南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二十《郡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21页。 �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8页。 � 赵志远，张鹏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翟，山雉尾，长者从羽从隹。”，可知改名为“阳翟”，应该还含有少数民族的一种图腾崇拜心理。 �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016页。 �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2页。 �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017页。 �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0页。 �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5、416页。 �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六中《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08页。 �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六中《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27、2528页。 � 王仲华著：《北周地理志》卷七《河南·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8、649、653页。 �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一《高祖·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0页。 �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炀帝·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页。 �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7页。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1、1422页。 �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8页。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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