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粮草给养对诸葛亮北伐的影响

浅析粮草给养对诸葛亮北伐的影响[摘要]粮草给养后勤保障，不仅是战争胜负的致命线，而且还能够影响战争的进程和发展方向。诸葛亮北伐曹魏，数困于粮草缺乏，无功而返是其北伐事业最大的战略失误。[关键词]诸葛亮北伐后勤给养影响军事谋略家们在筹划战争得失以及战争胜负因素时，总会围绕着曹操在《孙子注·虚实篇》中，曾认为断敌粮道，乃攻战之要。他指出攻敌的三个要害处是“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1]曹操把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摆在首位，他本人就是善于断敌粮道的军事专家（如“官渡之战”）。诸葛亮曾指出“粮谷，军之要最”。也同样把粮草置于最高地位。魏国名将王基在总结蜀国大将姜维北伐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姜维败在军队没有建立补给线，缺乏保障，致使全军覆没。此三人皆处三国纷争年代，置身于当时的社会之中，又都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尤其是曹操，长于权变和打仗。史载诸葛亮曾上书言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0）其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摆在首位，足见粮饷的重要。后人在对诸葛亮的评价中，从陈寿开始“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8）这种观点主要从其才能、谋略、权变、将略等角度来评价，以后的研究者也多从其说。然而战争是一件大事，是不得已而用。在武器装备相同的情况下，主要是将领和军队数量以及“国力”的较量。俗话说的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此理。所以研究还应该扩大范围和视野。一、诸葛亮五次北伐数困于粮草缺乏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史书载“建兴六年（228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颌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颌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大为颌所破。”[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19）根据于此，很多人认为街亭之失应归罪于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和诸葛亮用人之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蜀军缺乏粮草。鄂州大学“童立群”从街亭战役中，蜀军与魏军的兵力部署，包括蜀军的运粮部队以及蜀军祁山地区的粮食储备情况分析，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些客观因素严重制约着蜀军在街亭战役中的作为，例如，粮食困难就是导致蜀军失败的重要因素”。[3]（天水师范学院2005年第1期）作者在《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二期发的《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间序列考证》认为“蜀军出兵时间下限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一月二十三日，退兵时间下限是二月二十七日”[4]。同时作者还在《粮食困难是蜀军失利于街亭战役的重要因素》里论证了“街亭战役中蜀军在祁山地区只有15天的粮食储备”。[3]（天水师范学院2005年第1期）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间以及后期的北伐“每患粮草供给不足，使己志不伸”，以及张颌的推测而得出街亭之战粮草不足是蜀军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还提出假设，若粮草充足，则蜀军不一定会败，即就是败了也不会败得那么快，至少也得给魏军以重创。第二次北伐，同年冬，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虚弱，打算出兵攻魏，群臣对能否取胜多存怀疑。诸葛亮于是上了被后人称为《后出师表》的疏：“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驱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丛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0）此表虽被后人怀疑，但也的的确确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出诸葛亮的复杂心情。暂且不论其真伪就表中的情势分析，很难想象诸葛亮当时是否被气晕了头，事实证明他又错了。上表后，诸葛亮于同年冬，出散关，围陈仓。史载，“（建兴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1）仍然困于粮草。第三次，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季，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戒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领兵前去相救。诸葛亮亲自抵达建威城，郭淮退去，诸葛亮于是攻下二郡回师。第四次，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汉晋春秋》载，司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2）退军中，“豫令军士夹道而伏，弓弩乱发”，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颌，战争取得可喜胜利。但因都护李严运粮不继而且假传圣旨诸葛亮撤军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次诸葛亮肯定是做了大量准备，以木牛运，但还是不能供给备足粮草，即就是破魏军收上上之麦，食敌军之粮，也不能改变其粮尽而还的事实。而且蜀军最主要的是运粮不继，军无饷资、马无粮草而退，并非假传圣旨而能调动。兵法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见即就是被传为神话般得木牛流马也未能解决崎岖山道的运粮问题。第五次，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蜀军最后一次北伐。史载：“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P621-622）据说“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不幸，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诸葛亮染病，死于军，时年54岁。蜀军五次北伐，其中有三次因“粮尽而退军”，最后一次还是考虑到“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隐约显示出不能保证其他两次粮草充足。二、粮草缺乏的制约因素（一）国小力弱据《文献通考》记载：“魏武据中原，刘备据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氏户663423，口4432881，汉昭烈章武元年，有户20万，男女90万。”由此可知，当时魏国人口是蜀国人口的五倍，而其土地天下十之有八州，而蜀汉仅一益州，蜀汉曹魏两国力量众寡悬殊。蜀汉后来虽经诸葛亮惨淡经营，也不过拥有不到二十万的军队。既要留守后方，又要东防孙吴，用于战争的不过十万，至于用于前线冲锋陷阵的兵力，每次不过数万而已，蜀军的调度以到捉襟见肘的地步。这或许就是诸葛亮不敢用奇的的原因。而魏军除留守后方，东御孙吴外，仅是用于第一线对付诸葛亮的兵力就有二十多万，众寡悬殊可见一斑。至于益州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据相关文献记载:“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5]“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6]二者都讲到确立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其相同之处：一是说益州是富庶之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可以成为最好的根据地；二是说有了这根据地便造成有利形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三是说用兵之势是北出三秦，东向荆、扬，“用天因地，成功之资”(李熊)，“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然而这对于区区一州之地的蜀汉来说可谓丰盛，兵甲已足，若较之于中原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历来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的九州上国地区，何堪相提？更何况曹魏占尽天时、地利，而且君明臣贤，这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还都在北方。与此同时，“天下未变蜀先变”，关羽兵败身死，诸葛亮“两路出兵”之计泡汤；刘备复仇一败，精锐全失；诸葛亮的“隆中对”只完成了前一部分，一半成了泡影。（二）“财源枯竭”蜀汉政权政治、经济力量先天不足，诸葛亮又兴师动众，连年北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使蜀汉人才空缺，人为的削弱了蜀汉的实力。从魏灭蜀后统计的蜀国人、财情况，蜀有九十四万人，其中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农民尽八十万。八十万农民既要自给，又要供养十四万官兵，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费可见役调之重。从库余的金银财产看，更可怜——金银各余两千斤。当年刘备入蜀建立政权后，除重赏一般功臣外，光是赏给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等人的金就达两千斤，银达四千金。可见蜀汉北伐财源日趋枯竭，国库也日益空虚。战争打的就是消耗战，拼的就是经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如同空中楼阁。所以何静在她的《也谈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蜀汉“财源枯竭”是其北伐失败的经济原因，也是蜀汉早亡的重要原因。[7]（三）运输困难1、自然因素《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写道:“(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2]（卷四十《李严传》P668）建兴九年的祁山战役,从春二月到夏六月,蜀军在祁山地区只有五个月的粮食储备。粮食运输困难,不仅仅在于“值天霖雨”,更在于运输道路遥远崎岖。北伐时期,蜀军的集结地在汉中郡,即以南郑为中心的地带。从汉中到前线:从汉中到街亭、从汉中到祁山、从汉中到陈仓、从汉中到阴平及武都、从汉中到五丈原,皆有几百里的崎岖山路。从现有的史料看,从汉中运粮到前线,运粮者基本上是军人。在“休士劝农”之前,汉中的粮食,几乎全部来自于成都。从成都到汉中,有1152里。其中平坦之路有360里(成都至绵阳270里,汉中至勉县90里)。除此外,792里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平坦之路,可用畜力运粮,如马车、骡车、驴车、牛车,暂忽略不计。崎岖蜀道(从绵阳到勉县),全靠人力,即挑担运粮792里。2、人为因素（1）曹操将汉中郡42万人移往他地，使得蜀汉攻取而不能有其民将汉中郡的固有人口、“南阳、三辅人”流入汉中郡的人口、“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的人口合计,到建安二十年,汉中郡有人口十一万户。按平均每户4166人计算,十一万户共计51126万人。考虑到刘备去世后蜀国汉中郡的实际地盘——与东汉的汉中郡拥有的九城相比,少了五城——西城、安阳、锡、上庸、房陵。面积小了一半,但对人口总数的影响没有一半。西城、安阳,后来变为魏国的西城郡。加上锡县,再变为魏兴郡。“蜀平,遂治西城。属县六,户万,去洛一千七百里土地险隘”。孟达驻房陵。“孟达……遂于延康元年(220年)率部四千多家归降曹魏。”刘封驻上庸。上庸军民有多少人呢?无史料。为了方便叙述,将上庸军民估计为六千户(三国时期多部曲,军民混为一体),比房陵略多。这样,西城一万户,房陵四千户,上庸六千户,合计两万户。于是,可供讨论的汉中郡人口有九万户,可计为42万人。正合阎圃所言“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因此,曹操将汉中郡的居民全部移往他地,其移民总数可计为九万户,即42万人。刘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取汉中，未得其民，伤亡兵将，得不偿失。（2）蜀汉运粮人力紧张在北伐时期,常年集结在汉中的蜀军有十万人左右。假设一个驻在汉中的士兵,一年要消耗粮食365斤(大米或面粉,每人每天一斤,对于或练兵或作战或运输的男性青壮年来说,此数已经够少了),十万人就需要3650万斤。一万个运粮民夫(挑担的),真正送到汉中的粮食,一年共计780万斤。3650万斤粮食,从成都运到汉中,一年需要运粮民夫(挑担的、赶车的)五万人。《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2]（卷三十三《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P607）上述的这些人口数是蜀汉炎兴元年(263年)的,而街亭战役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相距35年。蜀汉炎兴元年的人口数据,是现存的唯一史料。尽管“相距35年”,人口的繁殖与死亡,大约是可以相抵的。九十四万人,若将老少病残作一半算,能出力的青壮年只有一半,即47万人。这47万人,大约男性23万人,女性24万人。男性23万人,减去“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剩下八万八千人,仅仅种田一项就显得人力紧张。在北伐之前,蜀汉曾经征调了一次妇女运粮。《三国志·蜀书·杨洪传》写道:“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2](卷四十一《杨洪传》P677)“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事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与街亭战役所在的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相距十年。“先主争汉中”,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即大获全胜。因此,“女子当运”,至多一年时间。农妇还要忙于采桑养蚕、纺纱织布;有的家庭壮丁上了前线,农妇还得耕田种地;有的家庭壮丁上了前线,家中的老少病残没有足够的自理能力,农妇还不能离家运粮。总之,由于人力的紧张,蜀汉的运粮真是难上加难。（3）运粮民夫从成都到汉中的途中的耗粮数运粮民夫从绵阳到勉县往返一趟,至少需要22天。(挑担行程792里,平均每天行走60里,需13天;返回行程792里,平均每天行走90里,需9天。)又设一年中适合运粮的时间有220天,因此,一个运粮民夫一年可运粮十趟。如果他每趟运粮100斤,而他自己在往返途中要消耗22斤(每天吃粮一斤,凡有运粮经验者皆知此数不为多),真正送到汉中的粮食有78斤。一个运粮民夫,从绵阳运粮到勉县,一年十趟,途中至少耗粮220斤。真正送到汉中的粮食有780斤。一万个运粮民夫,从绵阳运粮到勉县,一年十趟,途中至少耗粮220万斤。真正送到汉中的粮食有780万斤。（4）蜀汉内部集团势力的对立，矛盾的加剧诸葛亮虽然吸取了刘璋“以宽治蜀”的教训，竭力通过各种措施缓和与益州地主集团的矛盾，但因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推行“以严治蜀”。“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坏怨恨”。这样一来，益州土著集团本来对东州地主集团的入侵和奴役已忍无可忍，再加上荆州集团的峻治统治，使得益州地主集团同外来两大集团势力的矛盾日趋尖锐，北伐时已达顶峰。与此同时，将帅也不能很好的配合工作。《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写道:“(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2]（卷四十《李严传》P668）结语诸葛亮以区区一州抗衡九州上国曹魏，不能充分以国力实际情况为基础，而在其晚年，屡次兴兵北伐，劳师远征。虽有不得已之原因：以对抗保持平衡。然而由于北伐路途多是崇山峻岭运输困难，加之蜀汉本身国小力弱，人员紧张，而内部又矛盾重重，不能很好的互相配合工作，使得前线粮草供不应求，导致诸葛亮的蜀汉大军不能伸志。最后，诸葛亮只能饮恨而终，北伐只能归于失败。诸葛亮发动的影响久远的攻魏之战，实质上是以蜀汉柔弱之躯向强敌曹魏发起的挑战，似以卵击石，即使今人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善于审时度势、小心谨慎的诸葛亮却抱必胜之信念，毅然出师了。求实地说，诸葛亮北伐曹魏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战争，我们不能要求诸葛亮事事都做得极端完美，不能因为北伐有失误就彻底否定诸葛亮北伐。致谢：感谢于志勇老师的悉心指导。[参考文献][1]孙武撰,曹操.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新编诸子集成之曹操孙子注·虚实篇[M].中华书局,1999年3月[2]陈寿.三国志·蜀书[M].岳麓书社，2008:612-630[3]童立群.粮食困难是蜀军失利于街亭战役的重要因素[J].天水师范学院，2005年第1期[4]童立群.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间序列考证[J].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第2版.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121[6]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756-757[7]何静.也谈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几个问题[J].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