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门前_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

乔云华著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该书为内部发行，有极强的教育警示意义。 图书简介： 　　“要说，我就把一生的话都说出来。让我儿子知道，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 　　这本书以“三个代”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纪委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写作，反映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惩治腐败的成果。这本书通过揭露腐败分子李真的犯罪始末及给党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剖析贪官的心理变化过程，剥去贪官灵魂的伪装，并以莫贪、拒贪、防贪、反贪、惩贪、悔贪、戒贪的主线贯穿，体现了腐败必被惩、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 　　乔云华同志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费了不少心血，采访了不少当事人，查了不少资料，看了不少书，讲的都是事实。这本书内容翔实，细节真实，揭露深刻，剖析透彻。点评精彩，史料运用得当，触及了贪官的灵魂，发人深省。 　　这是一本警示教育的好教材。读后能令人产生心灵的震撼，沉重的思考，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我建议广大干部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真正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我作为惟一对李真多次面对面采访的记者，在李真被执行死刑前后，曾写出《李真录魂毁灭探访录》、《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中央，省、市的媒体广泛采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据我所知，许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阅读这两篇文章并学习讨论。不少干部向记者倾诉内心受到的震撼，有的还向记者透露心中的悔撼，有的还向记者透露心中的悔悟。人们希望记者能把与李真刑前的全部对话整理出来，以求起到更大的警示作用。 　　我本着新华社记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良知，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把我与李真的采访对话原汁原味加以整理，写成此书。 　　我衷心希望不再有人步李真的后尘。 　　　　　　　　　　　　　 ——作者记 作者简介： 作为惟一对李真多次面对面采访的记者，乔云华在李真被执行死刑前后，曾写出《李真灵魂毁灭探访之路》、《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的报道。这些采访和报道，也让乔云华受到一些人的威胁与恐吓。“然而，李真所说的那些话，激发了我要深入采访他的热情和决心。”乔云华说，李真谈母亲的那些话和表情，他永远也忘不了。“在我们的十多次谈话中，李真号啕大哭过五次，好几次说过对不起母亲。”乔云华讲，李真的哭是为他失去自由、亲情、荣耀而后悔，也为想到那些他曾遇到的底层穷苦百姓而羞愧地哭。书中，乔云华写了“河北第一秘”的能量、“国税局长”的实权、李真眼中的权、李真眼中的钱、李真眼中的色。他说，写书是把愈合的伤疤又揭开。 　　李真简介： 　　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1981年毕业于张家口地区怀安县柴沟堡师范学校河北师大师资大专班。 　　1981年至1989年，先后任职于张家口地区果树场学校等。 　　1989年3月，调入河北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 　　1990年11月至1994年12月，先后任河北省某副省长的秘书、某省长的秘书、某省委书记的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1995年12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5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 　　2000年3月1日，被“两规”。 　　2002年8月30日，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罪判处死刑。 　　2003年10月9日，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 　　2003年11月1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执行死刑。 　　李真，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1989年3月调入河北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1990年11月至1994年12月，先后任河北省某副省长的秘书、某省长的秘书、某省委书记的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12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5月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2000年3月1日被“双规”。2003年11月13日被执行死刑。 　　李真自被逮捕至被执行死刑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办案人员的陪同下，受命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 　　“我可以说把压在心底的话都讲给了你，你现在成了离我心灵最近的人。一旦将来……希望你能常去看看我……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李真自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多次这样动情地对我说。 　　李真当初对我讲没有朋友了，我还有些疑惑：他怎么能没有朋友了呢？过去那些推杯换盏的哥们弟兄呢？过去那些挖空心思要认识、巴结、奉迎他的官员呢？过去那些“红粉知己”呢？ 　　事实上，还真是被李真言中了。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 　　这一天，在李真家人的引领下，我走进了存放李真骨灰盒的河北省某市殡仪馆。 　　“来看李真的人多吗？”我问李真的家人。 　　“自从他去年死去到现在，你是来看他的第二个外人。”李真的家人说。今天上午李真年过七旬的母亲携李真12岁的儿子来过这里…… 　　骨灰盒存放室内，寂静、阴冷。林立的铁架上，一尺左右见方的格子内放着一个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前均摆着一个灵位牌，上写“×××之灵位”。 　　“哪个是李真的？”我问。 　　“这个。”李真的家人指着一个没有名字的灵位牌说。 　　透过铁架上的玻璃，我看到，那个光秃秃的白色灵位牌，约有掌宽，不足尺高，它的后面有一个黑色骨灰盒，上盖一块红色的绸布。 　　再仔细看，骨灰盒的左下角贴着一张比拇指肚稍大的白色纸签，写有两行如火柴头一般大小的字：“姓名：李真，编号：6199。”骨灰盒正中放着李真一张3英寸彩色免冠照片。照片上，李真系着红色的领带，头发黝黑蓬松，面庞白皙，略带微笑。 　　这就是李真？！ 　　那鲜活的生命呢？那几个月前还与我侃侃而谈的手势和表情呢？那盛传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呢？ 　　“为什么不把名字写上？”我问。　　“不敢写，也不想写，怕惹麻烦。不要说写，一说是他，有个公墓连骨灰盒都不让放。”李真的家人伤心地说。 　　2003年11月13日，李真在河北省唐山市被执行死刑，随即在当地被火化。之后，李真的家人从唐山市取回他的骨灰，打算放到某县一个公墓。这个公墓管理人员一听是李真的骨灰盒，为难地说：“这……这得请示上级主管部门。” 　　时值雨天，李真的家人只好抱着李真的骨灰盒在凄风冷雨中等。 　　等？ 　　据说，李真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到一个市考察工作。因市委主要领导正在开会，就让副秘书长陪李真在宾馆等一会儿。李真很不耐烦，竟直接奔到市委会议室，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说：“这不是你们跑官、要官的时候了。我现在不做秘书了，你们用不着我了。”说罢，李真就要拂袖而去。 　　关于这件事，李真曾在关押他的看守所这样对我解释：“很多人求你时卑躬屈膝，恨不得给你吮痈舐痔，不用你时……哼！我当时发火，就是要出出这口恶气。他们给我赔礼道歉，又把我送出市界……” 　　那次等，李真等来的是道歉、荣耀以及更加殷勤热情的款待。 　　这次的“等”呢？ 　　“上级不同意把李真的骨灰盒放到这里。”两个多小时后，李真的家人得到这样的答复。 　　“龙”死，可归碧海；“凤”亡，可返丹霄。而李真呢？过去，名震燕赵，身居豪宅，而今，因贪毙命，恶名难拂。 　　远处，烟峦惨淡；近处，飞雨萧条。风雨中，李真的家人抱着李真的骨灰盒，又试着走进了这里——河北省某市殡仪馆的骨灰盒存放 　地处天津市蓟县郊区的蓟县看守所，有三道铁门。车开进大门后，我和李真专案组的同志下了车。 　　与前两次采访一样，我去看守所办公室联系审讯室，办案人员进入那道大黑铁门办理从监舍提审李真的手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看到办案人员押着李真走了过来。 　　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2002年8月30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真死刑。按照规定，“死囚”镣铐加身，李真也不例外。 　　一条铁镣锁着李真的双脚。铁镣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被李真攥在手里。走路时，他提起铁镣来减轻痛苦。　　 　　“太重了！一审判得太重了。怎么我觉着不是事的事，法院都给算上了。”李真嘟囔着走进了审讯室。 　　我示意他坐下。 　　“要是二审还是这种结果，不如现在就死了。”李真一边坐下，一边嘟囔着。 　　前两次采访，看到他消沉时，我都“鼓励”他坚持，坚持等待法院作出判决。如今，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处李真死刑的判决。当着办案人员的面，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 　　“你有意见，还可以再申诉。我这次来的目的主要仍是陪新华社乔记者采访。”办案人员说。 　　“我……”李真还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与一审开庭前相比，李真的脸色显得愈加苍白憔悴，情绪明显低落。　　 　　我已无法按原来准备的提纲进行采访。 　　乔云华（以下简称“乔”）：　现在生活怎样？ 　　李真（以下简称“李”）：　（叹了口气。）能舒服吗？带着铁镣活动一天，晚上，腿累得都抬不起来，还很痛，想睡都睡不着。不说了，说了你也帮不了忙。还是说正题吧，你这次来，主要是……（李真试探着问我这次采访的目的。） 　　乔：我想继续跟你聊一聊你的过去，还有你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李：我不想再谈了（李真冷冷地回答）。 　　不想谈？这是李真第一次拒绝我的采访。前两次采访，他都很配合，其中有一次，我们谈了9个小时。他谈到，他是从秘书做起的，不到35岁就升为正厅级干部。如果把握好了，再有10多年，“入阁”是理所当然的……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着。只可惜，没有把握好自己。 　　他告诉我，他刚进看守所时，拒不认罪、怨天尤人，但时间一长，通过与办案人员、管教干部谈心，通过读书、反思，才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毁在了贪欲上，毁在了对权力、对金钱、对美色的贪婪上。 　　可以说，在我前两次采访完提出要走时，他都有点恋恋不舍，或说：“现在还不晚，聊会儿再走”，或问：“你什么时间再来？” 　　但这次的态度怎么这样？ 　　去蓟县看守所前，我就听说李真自从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情绪变得异常不稳……总之，罩在李真头上的“死亡”阴影，搅乱了他的心，他恐惧，烦闷，不安…… 　　乔：（为了调整一下他的情绪，我顺手给了他一支烟。）不想谈可以，烟还得抽吧？ 　　李真低下头，点燃了那支烟，若有所思。 　　我等着他开口。 　　烟被李真深深地吸进去，又长长地吐出来……一支完了，又点燃一支。连抽6支香烟后，他才慢慢抬起头。 　　乔：前两次，你把你犯罪的过程给我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作为新闻报道，我采访你的任务原本已经结束。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河北乃至全国一大批干部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有关我和你的谈话内容成了许多干部公开场合、私下聊天的热门话题。与许多干部想的一样，我觉得你身上还有许多“谜”未揭开：　 　　例如，你的学历不高，年龄不大，没什么背景，为什么能在河北政坛上“潇洒”走了一遭？ 　　秘书的职权有限，为什么你能“镇住”一批人？ 　　河北省国税局是一个领导集体，为什么你就能从省国税局下属的秦皇岛、承德等六个工程项目中捞取巨额回扣？ 　　从秘书到局长，你是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的？ 　　从开始拒收一条烟到最后开口索要上百万元，你的心态是怎样变化的？ 　　从开始看不惯别人的“作风问题”，到去高级娱乐场所，以至最后发展到找小姐、养情人，你是怎样一步步落入粉色陷阱的？李真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随后低下了头。 　　乔：（我想以情，以人之常情来打动李真。）我了解这些问题，并不是为揭你的短，而是想记录下来，客观地进行报道，让更多的干部不再步你的后尘。让更多温馨祥和的家庭不再像你的家庭一样破碎毁灭……当然也为了天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们。 　　李真低头静静地听着。看得出来，他在思索，他在说与不说的矛盾中痛苦地思索。 　　乔：在中国历史上，因贪入狱的，因贪被判处死刑的，你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但是因一个人犯罪而给家人带来痛苦最深的，给社会带来震动最大的，你却是我采访的第一人。 　　烟，夹在李真手指间的烟只是燃着，慢慢地燃着，他不再吸。我看到，李真那只夹着烟的手在发抖。 　　乔：如果说你什么也不顾，一合眼就走了，你的母亲、儿子和其他亲人呢？你的母亲两次病危，你的儿子夜里做梦都呼唤着“爸爸”，你总得给他们有个交代…… 　　李真突然抬起了头，眼圈红了。以前，每次提到他的母亲和儿子，李真的心情就非常不好。他总是说：“妈妈已近风烛残年、儿子正值年幼……” 　　乔：你生下来并不就是坏人。你尽管犯罪了，但也有善良的一面。好好回顾你走过的路，剖析自己的得失，对别人是一种警示，对你的老人是个安慰，对你的孩子是个教育…… 　　泪，渐渐蓄满了李真的眼眶。 　　李：（擦了把眼泪，终于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敢说对别人有警示，但我确实有许多话想讲给我妈妈和儿子。 　　乔：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如实转告。 　　李真把眼睛眯成一条线，转向了窗外。 　　我从侧面看到，泪顺着他的面颊向下流着。 　　李：（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从哪儿说起呢？想说的太多太多了…… 　　乔：没关系，一天不行，两天，再不行，三天，或是更长的时间。 　　李：要说，我就把一生的话都说出来。让我的妈妈知道，她的儿子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为坐牢、为被杀头而做官的。在这个时代里，很多人都在变，都在痛苦地变，她的儿子————我，只是变得过了头。但在这个变的过程中，我何尝没有过挣扎？没有过痛苦？我也捐过钱、退过礼品……让我儿子知道，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那威力无比的权力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双刃剑，令人心旌摇曳的金钱是一沓沓送你上西天的纸钱，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色是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刀…… 　　李真的情绪异常激动，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泣不成声。 　　我几次想稳定他的情绪都没有成功。 　　为了不再使李真的情绪“坏”下去，少给看守所管教干部增添麻烦，两个小时后，我中止了当天的采访。 　　李真被押出了审讯室。铁镣拖碰着坚硬的水泥地面又发出了刺耳声音…… 　　室外，天低云暗，寒气逼人。 　　李：（李真拖着铁镣走得很慢，边走边对我说）这是自然界的冬季，也是我人生的冬季。尽管今天很冷，但我的心感到很热……好久没有这么激动了……真希望你写一本书。要是我还活着的话（李真笑着说），我给你作序……要是……唉，乔记者，你说我这是不是也算忏悔？ 　　乔：一种独特的忏悔。你的忏悔也净化了我的心灵。 　　李：我希望这种忏悔能给我带来好运。（李真走近那道大黑铁门前，回了一下头，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在眼前……我希望明年的春天也是我人生春天的开始…… 　　日暖红绿恨天短，冰凝大地盼春归。然而第二年（2003年）的春天来了，死亡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李真。 　　2003年的春天，在天津蓟县看守所，我又一次采访李真。 　　李真从监舍被押进审讯室时，偶见门前几朵含苞待放的小野花，无比兴奋地说：“春天来了！我在这里边呆长了，竟没有了季节的概念。”他看到我和办案人员没有说话，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上了。“看来，今年的春色我又享受不了了……等明年吧……法庭给我改判后……明年的春色会加倍还我的……” 　　2004年的春天来了。李真却永远地走了。 　　看着李真的骨灰盒，我仿佛听到他发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贪欲一旦放纵，地狱随之为你开门。 　　我仿佛又看到了，李真步入地狱前的惊恐……2003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李真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按照规定，死刑将由一审法院———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执行死刑地点由最初的地处唐山市东郊的刑场改为羁押李真的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院内，时间定于2003年11月13日8时15分。 　　7时15分，李真被押进家属会见室。 　　一道铁网把这间会见室一分为二。铁网的一边是他坐在安全椅子上，手脚都被束缚着；一边是李真的家人，是想他、念他、终于和他相见的亲人。母亲、两个哥哥、姐姐、姐夫，他们在公安干警监视下逐一与李真见面。每人见面的时间为5分钟。 　　多么宝贵的5分钟！ 　　李真的姐姐哭了。三年来，她为这份割舍不断的亲情，为李真的案子上下奔走，引来多病缠身。她说：“只要能保住我弟弟的命，我就满足了。”而今……李真也许朦胧感觉到死神的逼近，叮嘱姐姐：“我死了，请替我给爸爸烧炷香。” 　　在法警的搀扶下，白发苍苍、年过七旬的李真的母亲进来了。老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从李真被“两规”后，老人两次因心脏病复发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 　　“您恨我吧！我对不起您！我没有听您的教诲。您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您一定要好好地保重。”李真最后近乎哭着对母亲说。 　　7时45分，李真被法警押进了会见室对面的一个房间。 　　这是临时设立的宣判室。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李惠智及其他法官坐在审判桌前，正等着李真的到来。李惠智手中捏着李真的“地狱通行证”。 　　李真被押了进来。法官验明正身后，庄严宣布：“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批准，今天将对你执行死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呆了，好像被焊在了地上。　　李惠智拿着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书》，让李真签字。李真拒绝签字。　　 　　为了求生，李真在被监禁期间，做出了他能做的一切努力：　被“两规”后，“抗”；被逮捕后，先“抗”，而后交代轻微违纪和犯罪问题，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后才交代重大的犯罪问题；他还以“党和人民的罪人”写《心灵的忏悔》和《反腐败建议》，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他强烈面见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并与刘丽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之后他又提出上诉；二审被判处死刑后，他申诉；他讨好、拉拢管教干部，并许诺“出去后给弄个官职”；他“关心和照顾”在押人员，并教他们学法律、背唐诗、宋词等，让他们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写材料，反映他表现好，考虑给予改判等；他还卜卦，祈祷…… 　　李真崩溃了。 　　他不得不颤抖着在“死刑书”———他走向“地狱”的“通行证”上签字。 　　法官严正宣布：“把李真押出去，立即执行死刑！” 　　李真全身一抖，脸猛地一抽，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岂止是惊恐，还有期望…… 　　但已经晚了。 　　李真被押到了停在院子里的行刑车前。 　　李真的腿发颤了。他抬不动腿。他的腿好像变成了不能打弯的木棍。 　　法警把李真强行架上车，按倒在行刑床上，麻利地用约束带固定住了他的四肢和头部。 　　当法警把一块红布罩在他头上时，看到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那眼神流露出的是惊恐，是渴望，似乎更是在乞求：让我活下去吧！我还没有看够这个世界，我不想死……我怕死…… 　　李真怕死，也得死。 　　法律是无情的！ 　　别了！那飞扬跋扈的“尊严”，翻云覆雨的“神力”，奸滑刁钻的权术…… 　　李真也许现在才明白，他穷其一生追逐的这些东西，到如今都如梦幻泡影，如电如露，没有一件再用得上，而只有生命才是真实的。 　　“预备————”法官开始下达执行死刑令。 　　法警分别把两个比普通针具稍粗的针头埋进了李真的胳膊里。 　　8时15分，法警按下电钮，行刑车上的气泵立即注射药液。 　　李真的胸脯剧烈地起伏了几下……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法警取下罩在李真头上的红布。 　　法医验尸、拍照。 　　法官、法医、检察官在对李真执行死刑的文书上签字。 　　随后，执行注射的死刑车载着李真的尸体开往位于唐山市东郊的殡仪馆……在人们广为议论的“秘书腐败”现象中，除了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秘书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李真，1990年11月开始在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1991年7月任省政府办公厅副处级秘书，1992年12月任省政府办公厅正处级秘书，1994年12月至1995年12月任省委书记的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始有“河北第一秘”之称。 　　李真为何不能像大多数秘书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为何违背组织原则和纪律，能兴风作浪，在河北政界“潇洒”地走了一遭？ 　　乔：400多年前，生活在封建王朝的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编造了那个“金鱼成精”的故事。金鱼精每年要用两个儿童来祭口，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吃了，就保风调雨顺；吃不上，就降祸生灾。平民百姓奈何不得他！他有什么法力？他假号“灵感大王”，其实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一尾金鱼，“浮头听经，修成手段”。不知哪一天，海潮泛涨，游到通天河，开始成精害人；他手中的那柄九瓣铜锤是莲花池中一根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 　　李：（李真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后，笑着问）你是在影射我做秘书时的情景吧？ 　　乔：（我笑着说）是，但又不是。那尾成精的金鱼和你的确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他在观音的脚下，你在领导身边；他把未开的菡萏“运炼成兵”，你把“秘书”这个职业舞动生“风”；他可“呼风唤雨、搅海翻江”，你能运作干部，能策划、瓜分2000万元巨款和国有企业股份；他用童男童女来祭口，你贪收钱财又“借”豪华的轿车来享受；他作恶殃民、无法无天，倘若不被观音菩萨用紫竹篮“打捞”起来，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将他制服；你在河北政界红极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倘若没有中纪委直接介入，单凭河北纪检、检察部门要查处你，恐怕也要费更多的周折和时间…… 　　李：（在我讲述的过程中，李真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我讲到最后时，他脸上的笑容已荡然无存。他坐不住了，欠了一下屁股，狠吸了一口烟，截住我的话，插话说）你的比喻很有意思，也很新鲜。不过我在省委做秘书时，的确欠收敛，做事有些过火，但绝不像某些新闻媒体给我胡编乱造得那样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李真说罢就把头转向了窗外。） 　　乔：如果有的问题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我不勉强你。 　　李真听我这样一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又把头转向了我。 　　乔：我考虑的是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秘书本来无职无权，你却能办一些有职有权的人都办不了的事，还被一些人认为是“法力无边”。秘书本来就是个默默无闻的职业，你的大名却“镇住”了许多官员，可以说在河北曾“红极一时”……这些事情的发生确实很奇怪，但我并不想猎奇。我想探究的是，在政治文明昌盛的今天，你却能把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演绎成真，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李：（李真听到这里，突然笑了。）这样解剖，我怕受不了……（李真眯着眼说）你的刀子真厉害，扎得也太深了…… 　　乔：（我挺了挺身子，有点儿严肃地说）解剖你，研究你，并不是目的，正如我以前给你讲的，重要的是教育他人，警示后人，当然也包括你的儿子…… 　　李：（李真一听“儿子”这两个字，脸顿时沉了下来。随后就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缓缓抬起头，慢慢地说）你接着说吧。 　　乔：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妖魔要吃童男童女，便以为残酷又奇怪。殊不知，更残酷、更奇怪的是，世上竟有父母自吃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童女自吃的。不是吗？父母缺乏教养而张狂，不惜冒险来受贿，让孩子耳濡目染，此非父母自吃童男童女？为官者自甘为恶人，贪污受贿，你争我骗，相互利用，丧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童女自吃？我想通过研究你、解剖你，探讨如何警惕像你一样的“金鱼”，“浮头听经”，修炼成“精”，警示更多的人不去“吃人”，也不“自吃”。 　　李：（李真点了点头，语气特别有力地说）你问吧，我还像过去那样照实回答。乔：作家柳青说，人生之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你曾跟我说过，你过去在学校教过书，在机关做过普通职员，也曾在北京“漂”过。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是你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是你一生最紧要的一步。按照你的话说，这一步既是你步入“天堂”的起点，也是你步入“地狱”的起点。为什么这样说？ 　　李：没有秘书这个跳板……我就不可能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也不可能在这个岁数（35岁）升为正厅级干部……当然也不会犯这么大的罪到这里来（指看守所），等着去死……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做秘书时的所见所闻，使我错误地认为，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生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我对权力的贪婪。 　　乔：贪权，第一步是怎样迈出的？ 　　李：（李真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闭上了眼。大概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向我要了支烟，点上，随后往椅子上一靠。）唉，怎么讲呢？……要说第一步……说句不好听的话……应是我主动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 　　乔：具体讲呢？ 　　李：唉……（李真又闭上了眼睛。）吴庆五，吴庆五……　　　吴庆五是李真揭发的最后一名同案犯。李真在揭发吴庆五的犯罪行为时，心情特别痛苦。揭发完后，心情一直不好，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对不起他，真对不起他。” 　　吴庆五是谁？ 　　吴庆五是原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他推荐李真接替自己的职务后，便“下海”经商了。李真认为吴庆五对他有“知遇之恩”。 　　因李真揭发，吴庆五被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后因贪污、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也许不愿回忆那段往事，也许……李真始终没有再具体地讲，他是如何主动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的。 　　关于这件事，吴庆五曾给我做过解释。 　　那是在2002年春天，在办案人员陪同下，我曾到山西省阳泉市第一看守所采访过当时正在那里等待法院判决的吴庆五。 　　与吴庆五交流，感觉他说话很有条理，行为也不失大雅。 　　“吴庆五很理智，记忆力很好。”办案人员这样评价吴庆五。办案人员说，吴庆五身体不好时，办案人员给他送药、买吃的，吴庆五从来没有表现过激动，不像有些犯罪嫌疑人一样说些“感谢”的话。他清楚，与办案人员不是朋友，要保持一定距离。审讯吴庆五也很吃力。要是不把“铁证”摆到吴庆五面前，吴庆五从来不会主动招认。即使交代，也是把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前后颠倒，故意说得一塌糊涂，让你查证起来很费劲。但他只要一感觉到办案人员确实掌握了某个情况，交代起来便滴水不露，情节、地点、时间都不会错，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在阳泉市第一看守所，我与吴庆五（以下简称吴）有这样一番对话：　 　　乔：能简单谈谈你的经历吗？ 　　吴：我1954年10月19日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南京市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不久就入了团，1973年又入了党。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厂里的中层管理干部。那时我刚满20岁，是党组织看好和培养的后备干部苗子。1975年，南京市委要重点培养一批青年干部。我有幸被选中，进入南京市委组织的青年干部学习班学习。离开工厂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一年后，我从市委青年干部学习班结业，被留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做秘书，从此步入政界，开始了我的秘书生涯。 　　1978年6月，我调到南京市委办公室，继续从事秘书工作。1984年，我跟随的那位领导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市委书记。1987年6月，这位领导赴河南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一职，我跟随他到河南，任正处级秘书；1990年7月，这位领导奉调河北省出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我又随他来到石家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1991年11月，我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我从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上辞职“下海”经商。我给这位领导当秘书，一跟就是9年。 　乔：你和李真怎么认识的？ 　　吴：1990年，我从河南来到河北，做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真也在省政府做秘书。由于当时河北政界人事关系复杂，李真私下给我透露了许多“内情”。我感到此人对我很信任，再加上我们两人对当时河北政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就“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离开省政府时，就把他推荐给省政府主要领导做了秘书。现在看来，李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阴谋家，他与我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主动靠近我，说穿了是要靠近省政府主要领导。我被他这种假象迷惑了。 　　乔：你这么容易被迷惑？ 　　吴：还有，李真是一个吹大话不着边、说瞎话不脸红的玩意儿。他吹嘘说，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实话，他拿出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随着“义父”所谓看望中央某领导的合影给我看。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后来，一位“中央领导”说：“李真，你应该到基层锻炼。”他随后就到了河北，但人事关系还在北京，锻炼一段时间就回去。 　　乔：李真讲的这些是真实的吗？ 　　吴：都是胡说八道。这都是我后来证实的。 　　乔：当时你为什么仍相信？ 　　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不可能说这种假话。唉，都怪我。其实，那时我向北京拨一个电话就能问出来。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人品会差到说假话不脸红的地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他给我吹嘘北京的“关系”、“义父”时的神态还历历在目。 　　乔：你俩关系好时，能到什么程度？ 　　吴：我俩在秘书岗位上时，分析形势，畅谈政治、理想。谈得投机时，几乎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乔：李真，你讲贪权的第一步是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第二步呢？ 　　李：（李真笑着说）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从他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乔：具体讲一讲。 　　李：就在我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努力的时刻，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92年3月份，记得是在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我和庆五在谈到未来时，他说他打算“下海”经商。我听后很吃惊，并深为他惋惜。他解释说：“我在仕途上，做秘书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打算在另外一番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还诚恳地说：“我离开后，由你接替我的职务。你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强，会干得比我好，我会很放心地离开。今后，在另一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虽然口头上表示了惋惜和感谢，但内心还是很高兴。我对他讲：“你‘下海’之后，我一定全力来支持你。”事后，他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下海”的想法时，推荐我接替他。 　　乔：就这么简单？ 　　李：到了1992年七八月份，吴庆五因工作需要赴香港办理手续时，对于“下海”之后干什么，还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我向一些同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李国庭（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被判刑）、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主任，后出走国外）等人提出，请他们在庆五“下海”后给予支持。由于庆五当时还没能离开秘书岗位，他们也想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我的因素，都对庆五做了非常积极的表态。可以这样说，庆五之所以选择辞职“下海”，想把“接力棒”交给我，从他内心来说，是厌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争斗。从客观上看，是看准了我的豪放和义气，看准了我的许诺和“关系网”。 　　吴庆五把“河北第一秘”这块“肥肉”悬在了李真的面前。 　　李真也非等闲之辈！ 　　李真决定寻找机会，“将计就计”：尽快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促使吴庆五“下海”。 　　李真后在看守所戏称：“这也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机会来了。 　　1992年7月左右，李真与时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的某人在北京不期而遇，了解到这位副厅长从财政部为河北省争取到了国家计划内的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当时的外汇牌价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内的汇率是1∶6，而市场汇率是1∶10。所以无论是哪个企业争取到这笔外汇，转手按市场价倒卖，就可以净赚差价2000万元。净赚2000万元？不是正好可以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经商了吗？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又是何等艰难！而李真却硬是办成了！李真由此获得了他日思夜想的“河北第一秘”的职位。 　　“戏”的主角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原河北省政府第一秘”吴庆五、号称“烟草大王”的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李国庭、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 　　乔：1992年7月左右，你了解到河北省财政厅从财政部申请500万美元国家计划内外汇额度后，你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谁？ 　　李：“东租冀办”的主任张铁梦。因为在此之前，张铁梦曾多次对我提起“东租冀办”要为许多企业代理进口设备，需要大量外汇。张铁梦听到这个消息后，急迫地说：“你一定要争取过来。外汇额度能够赚到钱。”他提醒我，他的企业不属于河北省管的国有企业，可以找“国企”张家口卷烟厂帮忙。 　　“支持张家口卷烟厂这样的大国企没问题吧？”李真后又问河北省财政厅的那位副厅长。 　　“没问题。”那位副厅长回答。 　　李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国庭。 　　一块“肥肉”要从天上突然掉到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自然乐得合不拢嘴。在李真的联系下，李国庭也是出于感谢，在河北省某宾馆宴请了这位副厅长。席间，这位副厅长给李国庭指出了这样一条路子：“你尽快写一份申请调汇的报告，让省长批一下。” 　　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目前这种外汇市场状况，烟厂以1∶10换汇就可说过去。争取到外汇额度，无形中等于赢得一笔利润。”李国庭兴奋地对李真说。 　　但李国庭高兴得太早了。一年后，他才知道这笔利润不仅没有落进李国庭的烟厂，还差点把他的“命”搭进去。 　　倒是李真笑了，因为这笔利润帮他加速实现了政治追求的“第一个”梦想。 　　但这也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李真被逮捕后，在谈到“鼓捣”这笔利润时，总是后悔不迭地说：“我当时就不该对李国庭讲那个话。” 　　乔：你当时对李国庭讲了什么？ 　　李：我说，这笔外汇额度的增值是一种政策性增值，烟厂等于无形中增长了利润。你是不是通过合法的贸易形式对庆五让利，使庆五“下海”后有个依托。庆五发展以后，也不会忘了你的支持。 　　乔：你为什么要支持吴庆五？ 　　李：当时庆五虽已决定“下海”，但前景很渺茫。许多人答应过支持他的话都没有变成现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给予支持。 　　乔：更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李：给庆五一颗“下海”的“定心丸”，促他“下海”，我尽快“接班”、“扶正”。这样支持也算我“报恩”。另外，这样支持他，他赚了钱，也会报答我。 　　对于李真突然提出支持吴庆五的这个想法，李国庭虽口头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没问题，我们来支持庆五。”但私下又想把“球”踢给张铁梦。李国庭对李真说：“因时间紧，由张铁梦替我办理这件事。张铁梦一直‘耍’外汇，也是我厂进口设备的代理。再说，我的烟厂是国企，张铁梦的‘东租冀办’是北京驻河北的单位，支持庆五比我方便。” 　　听到这个消息，对这块“肥肉”觊觎已久的张铁梦自然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见张铁梦如此高兴，李真担心有闪失，就明确地对张铁梦讲：“通过调汇挣得的利润，不管是你赚，还是国庭赚，都要通过‘合法’的形式来支持庆五。” 　　一切得按李真的“指示”办。 　　李国庭把申请外汇额度的报告交给李真后，李真开始了“精心”而“高超”的运作…… 　　乔：你第一步运作的是什么？ 　　李：按照财政厅那位副厅长说的，找省长（后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李国庭的申请外汇的报告。 　　乔：这很难吧？ 　　李：不难。我当时虽是副省长的秘书，但有庆五牵线与省长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李国庭给我报告后，当天我就找到省长说：“李国庭请省长给予支持。”省长也没讲什么就批示了。随后这份批示就通过政府渠道转给了河北省财政厅。接着，我打电话给张铁梦让他到省财政厅办理购买外汇的手续。为尽快办成此事，张铁梦去之前，我还给财政厅那位副厅长打招呼说：“李国庭委托张铁梦来做这件事。张铁梦是李国庭的代理，你抓紧给他办了。外汇额度按省长的批示落实。”乔：落实得容易吗？ 　　李：不太容易。我印象中，省长批的是500万美元，那位副厅长却批了100万美元。后来在我的督促下，他把100万美元变成了250万美元……最终500万美元都落实了。 　　调汇所需的手续都办完后，调汇的资金又成了问题。于是我给张铁梦出了个主意。我说：“你去要账。要不回来，就贷款。”可张铁梦说：“账要不回来，向金融机构贷款也很困难。”我对张铁梦说：“你也像李国庭一样给省政府打一个报告，讲你对河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现在急需资金，请省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大约在九月中旬，张铁梦写好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又将报告呈送给省长，请省长批示。 　　乔：再次请省长批示时，你怎么说？ 　　李：我说了一些诸如“要支持以烟厂为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理由，省长就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一家银行的行长。接着我给那位行长打电话，说：“省长对‘东租冀办’的贷款已作了批示，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量想办法。”那位行长听后表示：“要尽量考虑。”随后，我将报告交给了张铁梦。 　　于是，张铁梦拿着领导批示的报告去找那位行长。行长开始没有办理，后在李真多次催促下，那位行长从金融风险考虑，将这份报告转批给这家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融资债券的形式贷款5000万元，并将贷款单位改为张家口卷烟厂。后在李真的协调下，张家口卷烟厂以借款形式将贷出的5000万元人民币汇往“东租冀办”。 　　这才导致以后发生“东租冀办”将其中的3000万元用于购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涨”出来的2000万元差价就落在了“东租冀办”的账上被他们私分。 　　李真的目的达到了。但这还不是李真的最终目的。 　　李真要促使吴庆五尽快“下海”，拿过“接力棒”。 　　“我最近运作好了几件大事。我已同李国庭、张铁梦说了，要把500万美元调汇涨出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通过‘合法’形式给你让利，支持你‘下海’。”李真在自己的家里向吴庆五讲述了他运作成功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的经过。他还对吴庆五说：“我帮了张铁梦的大忙。‘东租冀办’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你‘下海’后，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要让他支持你。我在官场，你在商场。官场有事我来办，如果需要钱，我来找你。我们两人配合好了，我在官场就会步步高升，你在商场就会钱越赚越多。” 　　之后，李真又把吴庆五、张铁梦叫到家中，大谈未来的发展前景。李真说：“我在政界，张铁梦在企业，庆五在商界，我们各有优势。一旦互补，将来都会前途无量。” 　　吴庆五服下了李真给他精心制作的这颗“下海定心丸”。 　　谈到当时的感受，吴庆五是这样描述的：“听到李真对我讲这番话，我当时非常高兴，对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非常感激。” 　　至此，吴庆五说：“我决定‘下海’了。” 　　说归说，吴庆五看不到资金这个“兔子”是不撒“位子”这只“鹰”的。而在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运作的外汇额度没有“变现”时，李真的“支持”也是空对空。 　　于是，李真又想到了张铁梦。李真对张铁梦说：“庆五‘下海’需要资金，你怎么也得想法支持。”张铁梦表示同意。 　　“落实”资金的事谈好后，1993年1月19日，吴庆五写了辞职“下海”的报告。1月28日，张铁梦将1000万元从“东租冀办”转到海南一家公司，又让海南这家公司转到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账户。张铁梦对借给吴庆五的这笔1000万元是这样说的：“我是看在李真的面上借给吴庆五这笔钱的。没有李真说话，我不会一下子借给他1000万元。一方面我与李真的关系比我与吴庆五的关系要好，另一方面李真帮助‘东租冀办’搞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 　　2月18日，握着借来的1000万元的吴庆五，经河北省政府主要领导批准正式“下海”经商。吴庆五的工资关系、组织关系从省政府迁出后一直由吴庆五个人保管，直到被逮捕，还在他创办的公司办公室的铁皮柜里保存着。 　　3月下旬，吴庆五把张铁梦借给他的1000万元从北京划给一个香港客商，说是要搞液化气项目。“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 　　就在吴庆五“下海”，李真握住“河北第一秘”接力棒的前后，吴庆五和李真通过张铁梦得到这样的信息：“东租冀办”已用贷出5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涨出的2000万元就“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2000万元，这可是一块梦寐已久的肥肉！ 　　但要吃掉这块大肥肉，也没那么容易。 　　于是，一场由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联手导演的智取肥肉战又开始了…… 　　对此，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三位演员各有不同的说法。 　　乔：李真，面对涨出来的2000万元，谁最动心？ 　　李：庆五最动心。庆五想通过某种形式，将增值的利润转到他的名下。他说：“这笔利润无论怎么讲，是通过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涨出的，跟张铁梦没有关系。他已经借调汇的机会得到了实惠，应该想个办法把这笔利润转到我的名下，对李国庭要给予一定的回报。” 　　乔：惟独没有对你的回报？ 　　李：庆五表述的意思，是把我和他当成一个整体谈的。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我俩都认为这笔利润应该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转给庆五，但张铁梦迟迟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形式。我认为张铁梦对我们的观点是持一种消极态度，因而“涨”出来的这笔利润就一直“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乔：后来呢？ 　　李：让我想一想……大约是1993年下半年，张铁梦与李国庭在烟厂的代理业务中产生了矛盾，对张铁梦产生了不利。张铁梦想请我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找到了李国庭。张铁梦安排我们住到北京新大都饭店。这时庆五也在北京，就把他叫了过去。经过我的协调，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此时，庆五又谈起要以怎样的形式将利润转到他的名下，是我、张铁梦、庆五一起谈的。但如何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倒出这笔钱，当时还是研究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对此，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到了1993年的八九月份，李真打电话给我说：“关于那件事（2000万元钱），我跟老李（李国庭）、铁梦都商量过了，我们一起谈一谈，安排在北京的新大都饭店。”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新大都饭店。张铁梦给我、李真和他自己每人安排一个房间，李国庭自己安排了一个房间。吃过中午饭后，李国庭回房间休息，我和李真、张铁梦一起在新大都饭店一楼大堂的咖啡厅商谈。在此之前，张铁梦一直没有向我讲过关于500万美元的事。这次当着张铁梦的面，李真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张铁梦讲已经赚到钱了，要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或者是200万美元。张铁梦问：“如何把钱给你们？”李真说：“我跟李国庭讲过了，用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转2000万元人民币或200万美元，李国庭保证没问题。”我问李真：“怎么倒？”李真说：“李国庭说先转到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上，再转到外省或以购买设备的名义转到国外。”我说：“这不行。张家口卷烟厂这么大的国有企业，会出事的，肯定不行。”李真说：“怎么办？”我说：“赶快跟老李（李国庭）讲，这件事不要谈了。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对老李（李国庭）讲，不能让老李知道。”他们两个人表示同意，后来再没有跟老李（李国庭）谈转钱的事。至于怎么转钱，以后再商量。我们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分手了。 　　在国外，出走的张铁梦对办案人员这样说：大约在1993年五六月份，我从国外回到国内。在李真的家中，李真对我讲：“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后来，李真多次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大约在七八月份，我与李国庭发生了矛盾。李真为我们调解矛盾，我们一起去了北京。住在新大都饭店，吴庆五也过去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吃过饭后，我与李真、吴庆五一起谈话，又提到分钱的事。李真提出的渠道很简单，就是直接把钱汇出去。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最终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如何分钱，没有结果。但浪却一个接一个地打向了张铁梦。 　　1993年8月左右，河北省经贸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开始对张铁梦进行调查。一天中午，张铁梦到李真家说：“省经贸委查我，个别领导不信任我。抓紧让吴庆五想办法还借的款。”李真急忙打电话给吴庆五。吴庆五回答：“钱被骗了，还不了。” 　　船漏偏遇打头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央下发要“紧缩银根”的文件，河北省人民银行催促赶快归还用来调外汇的5000万元贷款。这5000万元贷款，是张家口卷烟厂贷的，但又借给了“东租冀办”。调出的500万美元外汇“东租冀办”用着，而“东租冀办”又借给了吴庆五1000万元做生意。但到了还款的时候，张铁梦不着急，吴庆五不着急，李国庭却着急了。 　　最后经过李国庭等多人的昼夜不停地共同努力，才将这笔贷款和利息都“归还”了。事后，李国庭在北京曾经感慨万千地对李真说：“小李，我们做人太义气了。我们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事了。” 　　但牵涉张铁梦的事还没有完，而且越来越严重。1993年10月，又有人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在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的过问和支持下，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了拘留措施。 　　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于是，李真与吴庆五开始营救张铁梦。 　　乔：李真，你能谈谈当时“营救”张铁梦的过程吗？ 　　李：1993年10月左右，石家庄市检察院抓张铁梦时，我正陪省委主要领导在一个县考查农村工作。我一回到石家庄，我的前妻（当时尚未离异）就告诉我张铁梦被抓了。晚上张铁梦的妻子找到我家，让我想办法帮忙。我对她安慰了一下，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庆五。我说：“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庆五也表现得很积极。 　　乔：最后，张铁梦的案子是怎么了结的？ 　　李：我和庆五通过多种关系把张铁梦营救了出来。 　　乔：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我记得当时是一星期左右，张铁梦被取保候审放出来的。他出来后，“东租冀办”主任的职务被撤掉了，但仍然负责任职期间内的债权债务事宜。对张铁梦将来的处理方式他自己表示担忧，我和吴庆五都表示要全力想办法使他恢复职务。庆五还对张铁梦说：“你现在还没有恢复职务，原来贷的那笔款的业务还无法解决。在你恢复职务之后，我们要妥善解决一下。我的钱‘趴＇在那个液化气项目上收不回来无法还你，是否可以用调汇的利润来冲抵？”张铁梦表示：“没有问题。等我稳定后，我一定尽全力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在我和庆五的帮助下，经省委主要领导“严厉批示”才停止办案，解救出了张铁梦。大概是1993年12月，有关部门又作出结论：张铁梦的问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张铁梦恢复职务。 　　事实上，当时纪检、检察部门都已经查明，张铁梦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当时对张铁梦查处的话，就不会再出现李真、吴庆五、张铁梦以后联合私分2000万元差价和国有企业股份的问题了。只可惜…… 　　张铁梦恢复了职务。 　　事后，李真对张铁梦说：“没有我俩，你的事就大了。” 　　按照张铁梦的说法就是：“李真、吴庆五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他俩很感激。” 　　张铁梦这一感激却坏了。 　　于是，如何私分“赚出”的2000万元钱的问题又被李真与吴庆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据专案组查证，张铁梦官复原职后，出于对李真的感谢，送了他一辆走私的凌志400。后来，因为李真风闻中纪委要查这部车，就以6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卢鹰（原河北大野集团董事长，被判刑）。 　　李真尽管收了车，但始终记挂着那调汇增值的2000万元。 　　李真对张铁梦说：“500万外汇额度赚出来的钱，你也给不了。庆五借你的1000万也还不了你。不如再把海南杨某借你的1000万也转给庆五，顶了算了。” 　　据专案组查证，李真说的海南的杨某是海南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1988年，××下属的一家公司总经理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吴庆五，之后杨某又到海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1992年9月，杨某接待了去海南游玩的吴庆五和李真。当时杨某的公司正缺资金，就对吴庆五讲：“能不能在河北帮我融点资？”吴庆五答应帮忙，回去不久就让杨某来石家庄一趟。1992年10月，杨某去了石家庄，经吴庆五介绍认识了“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并同张铁梦确定下来借款1000万元以及借款的时间、利息，办完有关手续后，把1000万元划了过去。 　　面对李真提出的“顶”这笔钱问题，处于被动状态的张铁梦陷入了两难选择：一是借给吴庆五的钱一直在吴庆五手中控制着，将来要不回来也是问题；二是吴庆五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如果回绝“顶”的话，实在说不出口。 　　无奈之下，张铁梦做出让步。 　　对于这个“顶”钱的过程，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1993年底，海南某房地产公司杨某借‘东租冀办＇的1000万元人民币到期了，要归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真。李真说：‘这笔钱不要给铁梦了，让杨某给我们。我跟铁梦讲过了，这笔钱顶替给我们的2000万中的1000万。你让杨某把钱打给你。你抽时间再找铁梦，一定要他当面把借给杨某钱的合同毁掉。’我按李真的意见，给杨某打电话说：‘我跟张铁梦商量过了，你把这1000万元汇给我就行了。’杨某同意后，1993年12月就把1000万元借款和180万元借款利息汇到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司的账户上。 　　“1994年2月，我到石家庄张铁梦家里，他对我说：‘我已经跟李真说好了，先把杨某的1000万给你们，用顶的办法不错。我建议，你1993年2月份借我的那1000万元也用这个办法顶。‘我说行。张铁梦又说：‘不过，这笔贷款‘东租冀办’都有账。你最好付一部分利息。＇我说：‘可以。还300万行不行？’张铁梦说行，还当着我的面，拿出了杨某向‘东租冀办’借款的合同正文，当场撕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