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

传播的偏向 当胡SIR刚给我们这个题目时，我就急匆匆的去图馆找书，谁知还是去晚了，经过 一翻搜索，只有这本《传播的偏向》，那就看吧，听说很难懂，那我就用实践去验证一下 。 当我第一遍读时，我只有两个字来形容，郁闷、想睡觉。这本书的内容太多，脑海中 有深刻印象的不多。一遍看下来，只看到三个词:“沙草纸、羊皮纸、纸”。我甚至觉的 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看一个一个我认识的字。因此，我赞成这句话:“伊尼斯的著作中 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验证的结果是 它真的难，且对我这个不太爱看传播学著作的人来说是难上加难。此后一直把它锁在枕头 下，再没去动它。前几天胡SIR说:你们的报告还完成与否呀,只听底下一片哗然，我也心 头一惊，一字未动。就此，又把它从枕头下翻出看了第二遍。 当我第二遍看时，我是伴随着音乐一起看的。时不时的走神，一会就不知思绪飞到哪 儿去了，一段话要来来回回反复的看，也看不出点什么来，我在想是不是我功力太浅了呀 ，还没到顿悟的时候，想想还是放弃吧，于是乎就刷牙、洗脸、睡觉去矣～第二日醒来无 事，信手把它拿来翻阅，忽觉思路清晰，字字入目，难得此机，困在宿舍看了一天。看的 是昏天暗地，也不知从何下笔是好,读到了很多东西就是难用自己的语言去组织它，上网 去晃一下，寻到一篇文章很符合我的思路，就把它摘录了进来，还望老师包含。 伊尼斯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开创了“媒质决定论”的先河。本人是政治经济学 家，初期专攻经济史，但是他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也独树一帜，成为多伦多传播学 派的先驱。他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与加拿大经济史，突出的有四本《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 传播学的经典《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的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 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 ，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根据传 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 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他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 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他的重要性有这样或 那样的偏向。 偏向时间的媒介包括:语言、石头、黏土、和羊皮纸等等。它们都具有易于保存但是 难以传播或者说是流通的特征，于是就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它有助与权威的景仰和崇 拜，埃及国内的人群也被分为各个不同的森严的等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石头媒介的 金字塔的象征性和权威性作用会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忽视了对偏向空间媒介的开发，由 于石材及草纸的埃及文明产生了一个不稳定的帝国，最终屈从与宗教。有比如说羊皮纸的 珍贵性与易保存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偏向时间而不是偏向空间的媒介。羊皮纸对西欧建立强 有力的教会具有重要的促成作用。它使得教会与大众的关系变得不平等，产生了知识的垄 断，教会掌握着权势就有利于对大众的盘剥和对政治的干预。作者认为“羊皮纸在西方的 全面使用夸张了时间的重要性。基于羊皮纸的知识垄断也引起来了新媒介的竞争，例如强 调空间的重要性的纸张，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带来了路德的 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普及了知识与思想偏向空间的媒介除了纸张以外， 还包括文字以及早期的沙草纸等。它们具有易于流通和传播，但是难于保存的特征，于是 就便于对空间跨度的控制，它有助于贸易的展开和政权的巩固。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 登记不森严的政治体制。比如说作为空间媒介的文字，作者以中国为例，阐述道:“中国 境内的传播由于口述传承又有多种方言，所以颇受阻碍，但由于帝国使用同一种而且颇为 简单的文字，所以可以弥补巨大的鸿沟。由于帝国组织强调空间概念，所以对时间的观念 便较不重视，与较无能力处理朝承袭问题。作者认为，文字的统一使得国家在历史的大部 分时间中处于团结的状态之下，但却也造成了朝代的频繁更迭。 这本书读起来之厚重，往往一页就有横跨一个世纪的复杂。这中复杂中可以找到历史 发展的模式，传播的历史也在此展开。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以为自己在读一部文明史， 但时时出现的传播的分析有把我拉回了他的传播故事中。文字、音乐、电视是当然的传播 媒介，金字塔、战争、铁器等也当仁不让;宗教和哲学射影着传播的变化，偏向时间的媒 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的对立无法消除，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也各有所长;当一个媒介碰撞另 一个媒介的时候，居支配地位的技术是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媒介 是横跨全书的主旨。 ,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传播的偏向》基本看完。不得不承认， 这本书十分难读，不过受益匪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一道，是技 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而前者在时代上犹早于后者，麦克卢汉也 认同英尼斯对自己的引领，可见英尼斯在传播学上的地位。《传 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就是他的代表作。是他在治学的后 期，在接受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训练和写作数本经济史著作后写就 的。作者学问精深造就了《传播的偏向》语言之简练，内容之博 大，难读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说它语言简练，因为他好像不太顾及读者的感受，特别是对西方 历史和文化不了解中国读者。他常常会在一段中连续引用数个人 的话，比如桑塔雅那、亚当斯和吉辛。我只见过亚当斯的名字， 还不知道他提的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也常常把一个文明上百 年的历程浓缩到一百来字里，比如这一段: 帝国和罗马法的成长反映了一种制度需求，以满足新型的个人主 义和世界主义。这两种主义是城邦和城市国家崩溃之后兴起的。 罗马帝国为人的组织关系大发展铺平了道路。有组织宗教的兴 起，是要防止希腊文明包含的那种统一的意义。 极为凝练而易造成误解的表述，但是这不妨碍麦克卢汉对他的赞 美。他认为英尼斯的每一页书都是藏书室，常常还带一个参考文 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英尼斯就 是在案的最好的老师。”可能这种难懂的语言风格也影响到 了麦克卢汉本人，媒介决定论在他手上变得文艺青年般不可捉摸， 甚至自创了一些“麦克卢汉式”语言。 说它内容博大，不仅在于其囊括了从巴比伦到古希腊、从中国 到近代美国的各种文明形态，还在于其独特的媒介定义。传统的 观点或许认为，在古代的媒介只包括口语、纸笔、文字等很少的 几种。但是在英尼斯看来，从方言、货币、雕像、宗教到算术和 官僚组织，都是媒介。连羊皮纸和莎草纸、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 都是截然不同的媒介。我们可以认为，英尼斯的媒介是一种广义 的媒介，我试着将其定义为“广义的媒介”。这种广义的媒介不 像传统的媒介用固定的方式传递“信息”，算术和方言到底传播 了什么,受众对雕像的解读更加倾向各自的艺术感受与理解，同时其传递的形式和内容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固定了„„它们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有显著的不同。不过，英尼斯认为，传播问题才是在文明的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起影响的，仅仅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远远不够。因此，我试着把它理解为“一种改变大众喜好、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公共品”。 毫无疑问，媒介向人群提供，公共品属性是必然的。而只有改变人的种种喜好、习惯和思维方式，历史的变动才有可能。比如我们往往把一场胜利的战争当作一个帝国兴起的标志，却殊不知，只有当人民知道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提升身为了国民的自豪感;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和货币的延伸，将获得的土地从经济到文化与本土紧密相连，才可说是王朝的复兴之象。 推广而言，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同样面临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等等问题。英尼斯正是注意到了媒介桥接了mass与文化、帝国、统治者这样的“宏大叙事”的功用。桥接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也就是英尼斯来判断文明走向与盛衰原因的手段。当然，“上层建筑”往“桥”上加载的“信息”本身自有对错，但如果执着于此，英尼斯也不是一位传播学大师了。 具体而言，他把广义的媒介分为以下两种:偏向时间的与偏向空间的。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呢,因为文明积累在某一个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上的，每一代人都这种积累贡献薄薄的一层，形态明确的文明则需要依靠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并延伸至今。没有清晰的时间概念，立刻会带来一种空虚与无力。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是人类的生存所在(da sein)，为了生存的必需和其延伸带来的感官快感，寻找新的土地一直是文明的一大主题。 因此不难理解，属于空间类的媒体都有轻便、快速、快捷，通过视觉来影响人，促进分散和地方主义的特质;而属于时间类的媒体都有厚重、缓慢、集中、使人沉思，通过听觉来影响人，促进集权与民族主义的特质。比如印刷工业利用书面语言和轻薄的纸进行传播，打破了过去教廷利用宗教进行尝试长时段统治的努力，同时又因为邮政这种传递方式而间接确立了边界这一概念。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各地区的非集中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英尼斯就是娴熟地利用时间-空间这对媒介性质的范畴，从媒介与历史的前行中论证(或者用讲述更合适)时间偏向、空间偏向、时空的媒介对民族性格，以至历史的影响。 如果说《帝国的传播》是一本比较单纯的历史书，在广义的媒介(技术)对数个在形态上比较典型的文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演绎和对照的话，那么《传播的偏向》就是一本讲述媒介决定理论的书，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文明分期理论和传播偏向论。后者应该是他理论的现实指向所在:在研究了各大文明的历程之后，得出了传播方式影响文明 进程的要素——是否太过偏向空间或者时间中的某一者而不是取得平衡。 英尼斯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并得出了这个结论,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 所以，当我做一个高度语境化的解读时，认为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他所身处的时代和他的祖国——加拿大——所决定的。本书成书于1951年。此时，世界刚刚停止激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正走上复苏之路的同时，思想界的反思也是此起彼伏。特别是对于将优秀的德意志民族变成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的极权主义，西方思想界终于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反思。这场反思将会颠覆整个西方的传统价值。哲学上，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始，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西方哲学的传统——本体论加以否定;政治学上，有海德格尔的恋人阿伦特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对西方整个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到极权主义的过程进行了讨论。挖掘了西式民主本质上的不稳固;心理学上，佛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罗姆著有《逃避自由》一书;社会学上，有卡尔?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文学上，存在主义的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一段话可谓是西方传统的一曲挽歌: 我们已经被教会了如何认真地对待“邪恶”。„„夏多布里昂，奥拉杜尔，索塞耶街，达豪和奥斯威辛全都向我们证明，邪恶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知道了它的原因并不一定就能消除掉它;邪恶同善良，也不像混乱观念同清楚观念那样对立;邪恶既不是可以消除的情欲、可以克制的惧怕的结果，也不是可以谅解的偶尔过失、可以开导的愚昧无知的结果;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移、返回、还原或合并进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就像莱布尼茨关于阴影曾说到的，它对于反衬日光的耀眼是必需的„„ 或许将来会有这么一天，那时，幸福的时代在回首往昔时，会把这种苦难和羞辱看作导向和平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并不站在既成历史一边。正像我所说过的，我们是这样置身于情境中的:我们活过的每一分钟在我们看来都像是不能化简的。因此，尽管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还是要得出这个将会使高尚的灵魂感到震惊的结论:邪恶是无可救赎的。 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批判之酷烈可见一斑。现在，英尼斯又从传播学的角度给西方文明狠狠踩上一脚。他认为，正是由于广播的出现给法西斯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机会。首先，广播利用的是人类的听觉，需要凝神静思且不能被从物理上保存，属于时间偏向型的媒介。这不正是符合了希特勒“千年帝国”、“第三帝国”这样一种需要在脑海连接历史与未来，而不存在于现实的表述吗, 通过广播煽动激起的想象，在受众脑海中久久萦绕而不散去，可说希特勒把广播运用到了极致。 另外在可行性层面上，广播同样比其他媒介对于纳粹宣传更有效，请看英尼斯绝妙的分析: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口语，他可以诉求于人数少的群体和民族。广播可以把他的广播讲话送达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奥地利的德国人。和印刷工业需求相关的政治边界，在这个新的传播媒介面前已不复存在。在利用民主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他可以对更多的人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障碍。 而在这之前呢,广播如果不出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信息模式”带领下的纸质媒体难道就金瓯无缺了吗,恰恰相反，对“耳朵的诉求”导致的广播极度成功，是建立在之前对眼睛的诉求，也就是对空间偏向媒体的过分追求上的。因为过度偏向后者使西方文明对“耳朵的诉求”极为饥渴～而印刷工业发展的极致——大规模的报纸出版，波也托拉斯的出现，就是空间偏向的。“客观性”原则的确定，一方面是报纸为了平衡观点与事实而确立的必要原则，可以维护报纸信誉。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作为阶层的新闻人”群体的出现，他们共守一个其他学科不会用到的原则，这个原则的确立不仅带来天然的免责说明，又确立了媒体人和培养新媒体人的准则，并利用此指责他人“不够客观”。“客观性”的原则，表面上是一种新闻自由，实际却形成了一种新闻垄断。即与媒体有关的技术发明全部受到印刷工业的限制。 所以，英尼斯被称为一位“paradigm-shifter”是理所当然的。从单纯的知识分子角度，他是一名传播学家，这门科学刚刚建立;从传播学史的角度来看，他又是一名使传播学从单纯社会科学转变成与历史相结合学科。在利用各学科的最新成果上，可以说他与现实贴合得很紧密，他的书中随处可见Spengler和熊彼特这样当时前沿理论旗手的名字。 他对现实的强烈关照，又特别体现在他对教育和大学问题的考虑上。他慨叹战后教育的普及、学生人数的增多，迫使教师倚赖粗浅的教科书、直观花哨的教具和粗暴虚浮的行政管理。扼杀灵性的考试变成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主宰。他概括此一现象为“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并没有使人的见识增长”。他引用了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话说:“一大把半吊子读书人，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 他认为，“大学可以在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当然，“大学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目前的大学正渐渐陷入平庸与功利，成天在教学生一门门实用的技能，而不是思想，这是让英尼斯最为担心的。换句话说，大学，这个人类文明的最后阵地也正在不断受庸俗的机械化和商业主义的侵袭，他发牢骚般地写道: 为了争取经费而玩弄的谎言和花招，困扰着大学。自我原谅的托辞是，大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农民和工业，有助于国防。当然，大学起不了这样的作用。有人进行这样的辩护时，你和我都能够闻到臭鱼烂虾味。 本书英文版就有两个附录是关于加拿大的教育与文化政策的，翻译家何道宽先生最终去除了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我认为对阐释英尼斯的思想全貌，和原书编辑对英尼斯的理解是有所损害的。 总而言之，英尼斯极端认同希腊人“万事勿过”的理念。他认为西方文明之症结所在就是在于“专门化”，不是过度执着于空间偏向的媒体就是时间偏向的媒体，他批评道: 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妨碍我们理解这些文明。工业主义就是关注技术，就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要。如果不能逃避工业主义对时间的要求，我们评价空间局限的能力就会削弱。 所以，英尼斯认为，只有在两者之间获得平衡才是恰到好处的。这个结论是英尼斯对西方文明痛彻心扉的考察之后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本身就像Spengler名著的标题一样给西方文明下了按语:the Decline of the West。而他的方法论不能不说与Spengler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尼斯就是从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来考察文明的形态，和这种互动的结果。所以本质上，英尼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传播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芝加哥学派主义社会学的域限。在某种意义上，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视野。 如果我们再度回到利科的两分法，试着考察一下网络时代语境下的中国呢, 古代的中华文明的最主要媒介是纸和汉字，两者都是偏向空间的媒介。加上马和四通八达的马车道，古代中国在疆界上的成就无与伦比。在时间偏向型媒介上的欠缺是英尼斯认为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的原因。 但是在当代有所不同:对时间的偏好胜过了对空间的偏好。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大量的国内人口做后盾，因为对于有组织地在海外获取原材料和市场并不重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汉字拼音输入法目前的使用量大大胜过五笔，尽管两者起步同时，初期五笔推广得更好。这表明，中国的文化也正渐渐偏向时间，这些年观众对古装片的喜好长盛不衰就是一个例子。而因特网，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把社会重新带回了听觉时代——媒体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稿纸上写字的人是在观察，在网上写博客的人却是在诉说。由博客组成的web2.0社区，既保有了声觉空间关注个体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视觉空间因文字而产生的歧义——在大型事件中，这两个特点往往表现出各自的负面，并互相加强。 同时，中国传统的温和保守主义情怀方法论早在“救亡图存”等口号的引领下，被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所替代。晚清以降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企图在全面依托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基础上打造一 个全新的“中国文化”。无奈西方近代世界观以及文明传播结构本来就有重大缺憾，目前全球危机又日益深重。作为英尼斯论点中对文明这个问题上能发挥带头作用大学，该如何选择一条出路, 空间偏向的媒介带来的后果，可能险恶，但是中华文明毕竟对朝代的更替很有经验。但是我们老祖宗未知的时间偏向的媒介带来的后果如何应对，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