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非正规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空间的挤压

上海非正规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空间的挤压 上海非正规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空间的挤压 【作 者】柴定红 【摘 要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非正规经济是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在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中，学术界对“非正规经济”概念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做过如下概括:容易进入或没有进入障碍;主要依赖于本地资源;家庭所有制或自我雇佣;经营规模小;采用劳动密集型的适用性技术;劳动技能不需要在正规学校获得;较少管制和竞争比较充分(朱力，2001)。 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早在1978年以前，中国城镇就存在非正规经济，只是因为计划体制实行统分统配，由正规经济部门吸收城镇居民普遍就业，所以非正规经济规模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非正规经济渐渐具备了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并迅速发展起来。 上海市非正规经济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政策环境建设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1996年，上海市在全国最早引用了“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并在建设非正规经济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有上海特色的非正规经济建设之路:一是政府导向性强;二是主要依托社区经济。但是，上海市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壮大，却从各个方面对上海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形成了挤压。 再就业中成长起来的社区经济减少了市民对农民工的依赖 上海市非正规经济就是在实施再就业工程和培育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市非正规经济的根基在社区服务业，主要包括家政护理服务、社区文化保健、物品快递配送等15大类。以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为主要目的之一而发展起来的社区经济，一方面排斥使用农民工;另一方面减少了市民对农民工的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工的工作机会。 上海罗山市民会馆是一个集综合教育、文体、福利、卫生、家政、心理咨询、日常生活用品供应、市民求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服务机构。以下对该馆的调查访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区服务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影响。 B女士(49岁，上海市民，罗山市民会馆专职员工，主要分管卫生、家政等中介、咨询等工作) 问:罗山会馆是上海目前搞得最好的社区服务设施，请问会馆的服务能够满足社区市民的生活需求吗, B女士:基本可以。当然还有许多项目需要完善和充实，我们的宗旨是利民便民，所以我们服务项目会越来越齐全，服务质量会越来越高。 问:会馆提供服务的都是些什么人, B女士:专职和兼职的是一些下岗和待业市民，也有一些是在职兼职员工。 问:有没有外地来的农民, B女士:(笑起来)很少，主要是做一些清洁卫生方面的工作。 问:会馆这一带居民区附近好像很少见到农民工, B女士:是的。会馆成立以前，这一带许多居民的家政服务和日常生活服务是由农民工提供的。会馆成立以后，这些服务基本上由我们提供，农民工分散提供的服务就渐渐没有了市场。市民更喜欢会馆提供的服务——安全、规范、质量也有保障。 可见社区非正规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的生活越来越不依赖农民工，而这一块 又是目前农民工从业的主要领域，这样就在很大范围内挤压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罗山会馆只是上海市非正规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上海市社区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为市民生活提供的分散服务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在市政和非正规经济管理中不断强化的政府参与限制了农民工的就业 (1)市政规划对农民工从业的非正规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上海市在城市规划方面，无论是新区建设还是老区重建都体现了国际大都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楼宇高层化、设施现代化、环境人性化和美观化以及服务成套化和管理的规范化上。这些硬件方面的规划非常不利于农民工所从事的资本小、技术含量低、组织性差、稳定性差、布局分散和标准化不足的非正规经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间接地剥夺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机会。 在老区重建的过程中，市政府配合地产资本入侵老区的土地，大刀阔斧地拆掉旧住宅楼、工厂大厦、旧式酒楼、茶馆饭店、低矮的小商业零售摊点和集贸市场，代之以新的现代化的建筑群，导致了租金不断攀升，从而令大量的小商铺搬离该区，将小本经营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和小商贩挤出市场。 C女士(38岁，四川农民，虹口区某集贸市场菜贩) C女士到上海比较早，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己当老板，在南京路摆摊做小饰物生意，因为南京路地段好，生意好做，日子过得比较舒坦。后来政府将南京路改建步行街，将商业活动纳入统一建设规划的楼宇内进行规范化管理，禁止小商贩摆地摊。C女士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重返南京路，只好重返打工生涯。其间换过许多工种，均因学历低，没有技能，收入没有保障而转行，最终做了菜贩子。C女士反映卖菜很辛苦，收入不高，但不想返乡，只得撑下去。 C女士到上海十几年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也曾换来了一段舒心满意的日子，眼看快要融入这个大城市，却在政府新市区建设规划政策下，因资本太小，不胜折腾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2)政府加强对非规经济的管制 政府不断整顿市容，加强对个体经济和小商贩的控制，一方面不断将小本经营集中到新建的现代化市场，纳入正规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提高新区租金、管理费和税收，将广大小本经营的农民工排斥在外。 G先生(29岁，浙江农民，水果贩) G先生1995至1998年在提蓝桥老集贸市场卖水果。后来集贸市场重建后，G先生负担不起高额的摊位费，就在市场外的马路边摆摊，为了规范管理，市场管理员和区环保人员经常对其进行清理，轻则罚款，重则没收所有东西。为了逃避监管，G先生开始了穿街走巷“打游击”兜售水果的生涯，成天提心吊胆，收入低且不稳定。G先生反映像他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 非正规经济市场的企业化趋势和大资本垄断进一步瓦解了农民工的生存条件 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小商店、小餐馆、小理发店等非正规经济在上海发展非常迅速。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块出现了很强的市场企业化和大资本垄断的趋势，正如彼得?布劳在《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中指出的，“个体工间越来越多的联结成科层制等级体系，在工作以外，我们日常所处的组织自身也越来越科层化。大多数街角的汉堡店已经改编成全国连锁店的一部分，独立行医者越来越少，因为医疗已经被组织成集团活动和保健组织，并由大公司所拥有”(彼得?布劳，2001)，这就是现代社会市场企业化和大资本垄断的生 动反映。这种现象的出现，逐渐瓦解了农民工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A先生(26岁，江苏农民，建筑工人) A先生来上海已有8年了，刚开始在长阳路某副食品商店做店员，后囚上海市欧尚超市长阳店的落成，商店竞争不力而关门。欧尚开业之初，吸纳这一带的许多本地居民就业，A先生因学历低，又没有上海市户口等因素被淘汰了。最后在老乡的引见下，转入了建筑业。 欧尚大超市的存在可以说是上海市零售业市场企业化和大资本垄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欧尚是一个集食品、蔬菜、服饰、日常化工用品、运动保健器材、自行车、电脑等等于一体的大型超市。欧尚超市以其商品和服务质量优越，购物环境幽雅，商品品种齐全，价格低廉和商品信息传播及时等优势享誉整个上海市。自欧尚开业以来，长阳路这一带的小商小贩受到很大的冲击，要么另寻经营位置，要么关门歇业，能够坚持苟延残喘的少之又少。这一带曾经吸纳过大量的农民工，欧尚大超市的落成，无论对他雇还是自雇的农民工的排挤都是很明显的。除了欧尚以外，上海市还有许多大型超市连锁店，几乎包揽了上海市80%以上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销售。 F先生(42岁，浙江农民，货运司机) F先生曾经是比较富裕的农民，1989年到上海，自己购车干起了个体货运工作，那时自己当老板比较自由，生意好做，收入也比较高。1995年以后，许多大老板看中了这块肥肉，相继投资成立集团货运公司，迅速抢占了市场。1995年上半年，F先生还可以勉强通过熟客支撑下去，1995年末，实在做不下去只好挂靠一家大公司。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收入也有所减少(公司要抽取一定的利润)，但F先生示他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他以前许多个体运输业的朋友，要么转行，要么回老家了。 可见市场企业化和大资本垄断，一方面排挤了自雇农民工的小本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侵蚀其它小资本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服务，间接地缩小了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另外，市场企业化和大资本垄断，必然会提高对劳动力的要求，工作进入门槛相应提高等，这都不利于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 当今，中国正形成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逻辑——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的停滞中受害(《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如何形塑社会改革逻辑，在优先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特别是关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是需要学者和广大社会公民深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金一虹，2000，《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劳动》，第12期。 [2] 彼得，布劳，马歇尔，2001，《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学林出版社。 [3] 2003，《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第2期。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研究。 (本文来源:《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