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一代的文学传奇

迷惘一代的文学传奇 “迷惘一代”的文学传奇 2006-8-7 9:00:00 陈 丽 来源:文景 以往评论界倾向于肯定“迷惘的一代”突出的反战情绪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幻灭的刻画与揭露，同时批评其消极逃遁的个人主义和悲观色彩。但现在看来仅仅这些尚嫌不够，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旧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深层文化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一举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九二?年代，美国的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战时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取得长足发展。汽车、电话逐渐普及，收音机、电冰箱和吸尘器等家用电器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无线电广播和有声电影问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急遽进程以及大学的增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为美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知识基础。伴随物质水平的急剧发展，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提倡的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念(delayed gratification)被分期付款、预支消费等“今天花明天的钱”的纵欲消费主义所替代。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受到挑战，及时享乐和拜金主义泛滥，物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 一战对世纪之交出生的美国青年一代影响巨大。美国宣战之初，威尔逊总统把战争与美国人一贯坚持的民主信念联系起来，强调这场战争是“为了拯救世界的民主”。两百万热血青年笃信不疑，中断学业或工作，怀着崇高的信念奔赴战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人物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爱?埃?肯明斯等人都曾志愿参加战时救护队，亲赴战场。但战场上的残酷厮杀和血肉横飞，不仅打碎了他们的所有幻想，还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更有甚者，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被修改得体无完肤，建立国联的主张也遭国会否决，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彻底破灭。参战青年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与民主、自由毫无关联，只是欧洲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屠杀游戏，被欺骗、被出卖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是战场上的英雄，回到国内，却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冷落，不得不为谋生四处奔走，受尽窝囊气。战争的精神创伤和战后的心理危机同时迸发，哀怨与愤恨之声不绝于耳，迷惘、失望、悲观成了一九二?年代的精神基调。 战争反思与自我流放 “迷惘的一代”语出旅居巴黎的老一辈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曾指着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旋即将这句话用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一九二六)的扉页词之一。小说出版后这个说法迅速流行开来，成为战后一代青年作家的统称。他们年纪相仿，出生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五年这十五年间，大多来自美国本土中产阶级或以上的白人家庭，以男性居多。 惯常贴在“迷惘的一代”作家头上的标志性标签有两个:反战和侨居(expatriation)。 对战争的反思和厌恶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在多斯?帕索斯的笔下明显流露。他那一年发表的小说《三个士兵》描述了三个士兵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一个甘当炮灰，一个厌战逃亡，还有一个擅自离营，去巴黎寻找钢琴，却带着未完成的乐章被宪兵押往刑场。此后各种反战 作品层出不穷，成为一九二?年代的主流声音。一九二二年卡明斯发表处女作《巨大的房间》，记叙了自己和朋友如何志愿为法军服务，却因在通信中流露出反战情绪而被法军当成奸细关入监牢，饱受折磨和侮辱。这次经历也成为卡明斯人生的转折点，他从此看破战争，变成了玩世不恭的达达派诗人，终生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小写。“迷惘的一代”的领军人物海明威在战争中身受重伤。他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一九二九)深刻地揭露了战争对个人幸福的摧残。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一九二六)描写了一位重伤的青年军官在战后被女友和社会遗弃，默默死在一位战争寡妇的家里。没有直接参战的其他作家也敏感地把握了时代的精神，遥相呼应。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天堂的这一边》(一九二?)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九二五)中揭示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纸醉金迷和空虚迷惘，为他这一辈《所有悲伤的年轻人》(一九二六)表达了心声。这些作品普遍弥漫着悲观、失望、迷惘的调子，反映了作家们对战争厌恶、诅咒同时又对战后的和平生活失望、迷失方向的心情。 其中，《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小说描写了战后一群美英青年游荡在巴黎的生活状态。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在一战中生殖器被炸伤，因而无法与相爱的勃莱特?阿施利夫人结婚，只有借助酒精麻醉来忘记精神上的痛苦。勃莱特曾在战争中当过护士，她的真爱死于战争中的痢疾，又不能嫁给巴恩斯，于是放纵度日。她目前的男友苏格兰人迈克?坎贝尔因为参战而在经济和精神上双重破产，陷入了“喝酒，骂人，借债，再喝酒，再骂人，再借债”的怪圈。是战争剥夺了这三个“反英雄”人物过正常健康生活的机会。尽管他们的表现不同:杰克冷静克制，勃莱特放荡不羁，迈克颓废沉沦，但他们的内心都咀嚼着失望与悲哀。同行的美国人罗伯特?柯恩仍然相信爱情、勇气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价值观念，从而招致了他们的厌恶。爱情的死亡意味着精神价值的死亡，人生目标的死亡。这才是“迷惘”的真谛，是从旧价值的欺骗宣传中觉醒却又无路可去的迷惘。由于在思想上与荒原同调，也有人称“迷惘的一代”作家为“荒原派画家”。 侨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文学的一大奇观。尽管战后美国的口号是“回到正常”，但年轻的一代人并不急于立即回到正常生活状态中去。他们选择了自我流放，希冀“通过流放而获得拯救”。欧洲，尤其是巴黎，几乎成了美国文学青年必去的艺术实验与冒险之地。马尔科姆?考利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作家们在西欧和中欧到处漂泊 ;他们从经过的列车窗口里彼此招手。”旅欧美国青年作家的人数之多蔚为壮观。海明威、费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艾略特、庞德、斯泰因、福克纳、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福特?麦道克斯?福特、马尔科姆?考利、桑顿?怀尔德、哈特?克兰、托马斯?沃尔夫、阿奇博德?麦克利什、詹姆斯?T?法雷尔、狄琼纳?巴尼斯、亨利?米勒、纳撒尼尔?韦斯特等“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都先后侨居过巴黎。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区成为他们的文学天堂。斯泰因坐落于花园街二十七号的寓所收藏了大量的先锋派艺术绘画，访客如云，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家的文化沙龙。大量的文学青年汇集在她的周围，海明威初到巴黎时就曾是她的常客。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则给这些侨居作家提供了接触最新文学作品的场所。最让他们流连忘返的则是塞雷特和圆顶咖啡厅以及酒保吉米的时尚酒吧。他们聚集在那里，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放浪形骸，纵情欢娱，以行动宣泄他们的迷惘，实践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反叛。 关于这股自我流放的热潮，其原因众说纷纭。有利的美元兑换率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战后欧洲各国的通货膨胀，而美元坚挺，这使得这些美国作家能在欧洲比较轻松的生活。“跟着美元走，啊，跟着美元走„„哪里美元买到的东西最多，哪里就是祖国”。此外，巴黎的文化氛围和对艺术家的宽容态度、美国战后实施的禁酒令、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瓦解、美国中 产阶级沉闷保守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在美国引发的日益紧张的“赤潮恐慌”(red scare)等等都是促使他们离开美国远赴巴黎的原因。 但在潜意识层面的文化自卑心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美国文学史家范?魏克?布鲁克斯在一九一五年撰文提出“美国文学成年”的问题，认为“美国文学总是缺了些东西”。虽然早在爱默生时代美国文学就发出了独立的声音，但其主流到豪威尔斯和詹姆斯时代仍然没有彻底清除欧洲思想意识的烙印，本质上依旧是“反映美国生活”的欧洲文学的一根支脉。文化上“尚未成年”的美国作家们还是唯欧洲文学的“马首”是瞻，倾向于贬低美国本土文学，转向欧洲寻求文学创作的方向。考利记载了他的朋友肯尼斯?伯克的典型言论:“在美国丝毫没有那种真正庄严的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为农民创造出家神和传统。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迹，只是因为美国是世上一切邪恶和庸俗的实实足足的集中点。”所以美国青年作家的自我流放很有去文化朝圣的意味。 虞建华曾撰文指出流放地点选在法国也意味深长。美国本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文学也渊源于英国文学传统。急于成熟独立的年轻美国文学想竭力摆脱英国的影响。而德国是一战中的敌人，俄国的心理距离又太远，法国似乎成了最自然的选择。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法国左岸代表的是法国非正统的反叛文学，美国流放作家们把大本营扎在那里，似乎也要摆脱法国正统文学的羁绊，重建自己的新文化。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在法国住了两年却重新发现了美国，他们发现自己要找寻的东西正是自己逃避的东西:“美国完全有欧洲那样好——在某些方面差些，在某些方面强些。”这种发现消除了他们的文化自卑感，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文学的真正成年。 文学成就与影响 考利把二十年代的美国文学与爱默生时代的新英格兰文学繁荣相提并论，将之称作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期”。但从现在来看，尽管爱伦?坡与惠特曼在欧洲大陆早已享有盛誉，但这种声誉毕竟只限于个别作家，从整体上来说美国文学在一战以后才算真正进入了独立发展的繁荣时代，并对欧洲文化与文学给以有力的撞击。在这个集团冲锋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功不可没。首先，这一时期涌现的作家作品，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据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后的附录中的不完全统计，生于一八九一年-一九?五年间的“迷惘的一代”青年，至一九四二年已有两百三十六人入选美国文化名人字典。在《第二次的文学繁荣》的附录中，考利又把这个名单扩展到了三百八十五人。 综合观之，“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成就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 “迷惘的一代”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之苦，对所有崇高的字眼都弃之如敝屣:“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推崇文字上的简约主义。海明威更是把这种简约风格推到了极致。他采用电报式的语言，通过简约的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内心的戏剧性变化，而不是像传统的作法那样通过描述来铺陈人物内心。结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谓的“零度结尾”，反而赋予了作品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为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冰山原则”就是他现代叙事 艺术的集中体现，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仅通过暗示留给读者去补白。这种创作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辈作家的创作倾向。口语化成为一代人散文风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尔逊甚至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摒弃学究字眼，选用口语词汇。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一九三四)中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成为用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结果被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难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上勇于创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这些青年作家们融合了战后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并各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菲茨杰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朴素遒劲、多斯?帕索斯宏观大气。在法国的流放生涯让他们充分养成了对形式实验和福楼拜的兴趣。他们学习福楼拜客观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学他的作者隐退的叙述技巧，学他的简练风格和反复修改的写作精神。他们感到传统的文学叙述手法已无法表达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于是转向意识流、象征、电影“蒙太奇”，有限人物视角、多重视角等创作手法。 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试验的大师，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瞩目。他第一部令人难忘的试验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一九二五) 交叉运用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法。各种社会镜头和生活画面杂相交错，水和火的隐喻表达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识，充分体现了多斯?帕索斯的实验精神。此后，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美国》三部曲(一九三七)中，在小说常规叙述之外穿插了“新闻短片”(The Newsreel)、“摄影机眼”(The Camera Eye)和“人物小传”(The Biography) 等，来揭示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美国社会为主角而不是以个别人物为主角的文献新闻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对诸如诺曼?梅勒，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一九六?年代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 后现代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fiction)也能从他的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获取灵感。虽然现在看来，多斯?帕索斯的文学试验多少有些机械，呆板，“摄影机眼”的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已经成为湮没的历史，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但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从而给小说创造一种时代气氛的尝试却是他的成功之处。 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小说还常能清晰地分出开头、高潮和结尾。但形式上的实验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电报式对话的独创外，他突破了福楼拜的人物内部聚焦常为第三人称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更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试验了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等多种叙述技巧。 福克纳则是大刀阔斧的运作意识流，在这方面的彻底性远远超过海明威。他在诸多的作品中尝试多角度叙述方法和意识流，以及“神话模式”，即有意识地使他讲述的故事与神话故事平行展开，从而创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 诗人肯明斯突破传统标点符号、大小写、句法的束缚，创造了成为肯明斯标记的小写的第一人称单数“i”，展示了语言更本质的活力。此外他在诗歌的排字法上标新立异，如把“一叶落下/孤独”竖排成数字1的形状，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独意象，使诗歌同时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冲击力。被誉为“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位天才的韦斯特更是以形式实验著称，在 叙事技巧上非常前卫、激进。他在《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一九三一)和《孤心小姐》(一九三三)中借由理性控制的梦境来讲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现实梦境的荒诞意象，在创作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美国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此外，“迷惘的一代”之所以影响深远，除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之外，传记文学和回忆录的空前繁荣也是原因之一。三、四十年代就有弗雷德里克?艾伦的《就在昨天》(一九三一)，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一九三四)，罗伯特?麦卡尔蒙的《天才济济》(一九三八)以及菲茨杰拉德去世后由威尔逊收集成册的《崩溃》(一九三五)等、反思“迷惘的一代”的作品问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目睹了一股回忆热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或见证人纷纷推出回忆录或自传，包括卡蕾斯?克罗斯比的《热情年代》(一九五三)，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一九五六)，哈罗德?勒布的《如此往事》(一九五九)，罗伯特?寇兹的《追忆》(一九六?), 马修斯?约瑟夫生的《和超现实主义者一起生活》(一九六二)，曼?雷的《自画像》(一九六三)，莫利?卡拉汉的《那个巴黎之夏》(一九六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一九六四)，多斯?帕索斯的《最好的时光》(一九六六)以及南茜?卡纳德的《就是那些时光》(一九六九)。《天才济济》也由凯?博伊尔重新修订于一九六八年再版。这些传记不仅有利于从其内部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原则，它们如此集中的出版也进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传奇，使其影响超越了一九二?年代的短短时间而对后起文学持续地产生影响，直到一九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以更反叛、更激进的姿态崛起在美国文坛上。 马克?多兰认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为一九二?年代的文化象征，不仅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颇为少见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还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一群自传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 现代主义的文化冲锋 以往评论界倾向于肯定“迷惘的一代”突出的反战情绪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幻灭的刻画与揭露，同时批评其消极逃遁的个人主义和悲观色彩。但现在看来仅仅这些尚嫌不够，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旧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深层文化意义。 “迷惘的一代”从其崭露头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反叛性。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凭着他们亲身参与战争的特殊体验，以及流放欧洲亲身感受的欧洲现代艺术的启蒙，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反战情绪和现代青年的幻灭意识上独树一帜，令中年作家难以企及。早已成名的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等人虽然只年长二十来岁，但相比之下已经俨然老去。他们的作品在年轻读者看来似乎过于温和平淡，成了昨日黄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冲垮了这些中年温和派作家在文坛的统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编辑、出版商和读者，成为一九二?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导声音。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论点。梅认为，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自十八世纪形成之后，历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动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产生 激烈的变革。一战好像一条历史鸿沟，割裂了传统的绵延和发展，成为现代意识和新文化的起点。沟的那边站着欧?亨利和亨利?詹姆斯，而这边则是海明威和艾略特。但是这一切的激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支撑旧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对传统道德、社会进步与绅士文化的信念，已被进步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腐蚀并凿空了基础。一遇上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整个旧文化轰然崩塌，留下的残垣断壁便成为新文化各阵营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担当了新文化的冲锋手的角色。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文学范畴，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太阳照常升起》发表后，“青年男子试着像小说中的男主角那样沉着冷静地喝醉酒，大家闺秀则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伤心欲绝地一个接一个地谈情说爱，他们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精确纪录放浪形骸、夜夜狂欢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这一生活方式一时盛行于美国社会。挟着新文化运动之势，“迷惘的一代”文学在风靡全国的同时，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再加上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科技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极大地便利了现代文化的传播。电影、汽车、无线电新闻媒介和横越大洋的国际交通等为新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更多样、更便捷的传播工具。借着新兴的广告和推销术的魔力，“爵士时代”的文化骄子们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或观众，远非老辈作家所能奢望。与新兴的社会科技进步相辅相承的是新的消费文化。强调勤勉、远见和节俭的“生产道德观”让位给了及时行乐的“消费道德观”。“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及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皆与这种消费新观念密不可分。正像虞建华所说:“格林尼治村的道德标准是在商业主义的‘促销’努力下传遍全国的。巴黎左岸是他们养成了新的消费习惯后又想延续这样的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地方。与其说他们走在时代前头，领导了战后文化潮流，不如说一九二?年代快速的经济发展怂恿了他们，造就了他们，而他们的言行又为勃然兴起的消费文化推波助澜。” 需要指出的是，以青年文化的崛起和主导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推翻了清教传统和中产阶级的商业保守文化统治，却没能实现布鲁克斯关于“美国成年”的设想。在整个一九二?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文化一直处于文化青春期的动荡状态，充满文化骚动和间发性社会动乱。 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其实是非常笼统且不确切的。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颇为不屑地说:“让她(斯泰因)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应该看到，这批作家们虽然在反战、自我流放等生活经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将他们简单地归于“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个人特色。相反，个性和个人风格正是他们致力追寻的东西，也是推动他们进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实上，“迷惘的一代”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到如今默默无闻，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个人特色。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一方面他们以其反叛旧文化的标新立异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营，但是一旦这些标新立异被主流文化接纳，他们的先锋性就迅速褪色，终至湮没于“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话语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纳等作家不拘泥于“迷惘的一代”的束缚，在一九三?年代之后逐渐转向，不断成长，逐渐形成自己 独特的题材与风格，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