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宠儿》的创伤记忆与文学疗伤

[精品]《宠儿》的创伤记忆与文学疗伤 《宠儿》的创伤记忆与文学疗伤 摘要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是一部具有历史创伤感的作品，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精神创伤，更是一个种族的集体创伤记忆。莫里森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为黑人同胞走出历史创伤探索了一条希望之路，让他们在故事中叙述创伤，在外化的过程中找到重建的力量。 关键词:创伤 记忆 叙事 疗伤 引言 渐渐远去的20世纪被称为创伤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多起地方冲突给人们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灵伤痛，特别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更是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深层思考。与此同时，随着少数族裔争取民权运动的发展，不仅揭开了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血泪史，更是成就了大量创伤文学作品的问世，推动了创伤理论研究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弗洛伊德精神学为基础的创伤理论研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论著，其中凯西?卡鲁斯主持编写的《创伤:记忆的探询》和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等著作堪称其中的经典。本文借助创伤理论，通过分析《宠儿》中的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探究托尼?莫里森的创伤书写模式。 一 个体记忆之痛 精神创伤学研究明，创伤在本质上是事件游离于通常的经验之外，不能有效地被吸收和整合，从而表现出延迟性的特征。创伤体验的延迟性使创伤具有一种历史的杀伤力，可以持续地侵入受创个体，使他们在记忆与忘却的挣扎中再次遭遇原初事件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运儿，他们要不断面对创伤事件的侵害，再次经历痛苦、失去甚至死亡。 《宠儿》中塞丝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创伤延迟性的症候。18年来，她总是本能地压抑着对悲伤过去的回忆，但越是刻意忘记，记忆却变得更加清晰。创伤的过去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淘洗而成为历史，相反却成为更加折磨人的力量。对塞丝来说，“未来就是将过去留在绝境，只要安全允许就尽量不去记忆”。遗憾的是，生活中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哪怕是一个眼神、一种气味、一个声音都会唤起那段难以启齿的记忆。创伤的过往无孔不入地闯入塞丝的现实生活，让她无时不与痛苦的往事遭遇。伤痛的记忆破坏了塞丝对时间、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让她不能在正常的意识中建构和组织起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模糊，历史与现实的割裂更让她无法通过正常的思考理解事件的连续性，因而也无力构筑稳定、健康、完整的人格。塞丝的生命之舟永远地搁浅在18年前，无法相信时间的正常流逝，更无法整饬精神的伤残。 为了生动刻画这个饱受奴隶制创伤的母亲形象，莫里森在小说结构的设计上融入了创伤叙事的元素。一方面，她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时间顺序和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关系，大量采用闪回叙事、重复叙事和多角度叙事等方式来体现主人公混乱、游离不定的心理状态。创伤性记忆不同于普通的记忆，往往呈现出碎片化、分离式的特点，总是不受控制地强行侵入到受创个体的大脑中。细节虽然清晰可见，却具有不可言说性，很难用系统的语言表述清楚。塞丝重复、碎片式的叙述恰恰吻合了一个创伤受害者分裂般、强迫性的精神世界。在塞丝混乱的叙述中，莫里森巧妙地将一个受创个体挥之不去、欲说还休的往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生动再现了创伤叙事者不可承受的孤独、无助、恐惧和焦虑。此外，在小说的整体布局上，莫里森还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出很大的跳跃性和随意性。过去与现在的重叠，现实与虚幻的交错，记忆与忘却的纠缠不仅超越了空间想象的范围，而且扩大了心理时间的表现力度。凭借这种创伤叙事模式，莫里森将塞丝梦幻般的现实与现实般的梦幻这一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巧妙地将每一个碎片安放妥帖，把一个表面上朦胧晦涩、杂乱无章的庞大结构严丝合缝地组织起来，让读者在她支离的记忆碎片和凌乱的人生片段中看到了一个被奴隶制创伤折磨的内疚、麻木、偏执的母亲形象。 二 民族记忆之重 莫里森通过宠儿的故事唤醒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灵魂的痛苦，更是一个种族不堪回首、伤痕累累的集体创伤记忆，昭示了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缺失的现实。集体创伤是个体创伤在民族层面上的体现，虽然不及个体创伤的震撼力，但它却在潜移默化中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破坏了人们的集体认同感。“‘我’继续存在，虽然受到损伤，或许永远改变了;‘你’仍然 存在，或许遥远并很难联系;但‘我们’不再作为一个组织躯干上相连的组件或联系的细胞那样存在”。 《宠儿》就像一段流淌着黑人集体创伤记忆的非洲音乐，缓慢而悲伤地吟唱着黑人民族的苦难历史。自从被贩运到美洲开始，非洲裔美国黑人就注定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上的次人类地位。除了终日在农场劳作外，他们被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像商品一样随意地被租赁、被抵押、被买卖、被储存。在很多白人眼中，黑人就是天生的贱人，是人与畜生之间的中间物。“白人们相信，不管黑人表现如何，在每一张黑皮肤底下都是一片丛林。湍急的流水，四处蹦跳的尖叫的狒狒，昏昏欲睡的蛇，时刻准备品尝白人甜蜜血液的血红的牙龈”。在长达两个世纪的蓄奴制时代，美国黑人的生活就笼罩在比肤色还要黑暗的阴影下，过着半人半兽的日子。他们的人格被践踏，肉体被蹂躏，精神被摧残，历史被阉割;他们经济地位低下，毫无话语权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教育权、政治权和司法权。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非洲的经济掠夺和黑人的精神奴役，白人推行愚民政策，以拯救非洲的名义试图消解黑人的传统文化，四处宣扬非洲文化的落后性，利用宗教蒙蔽黑人的思想。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白人粗暴地篡改黑人的历史，削弱他们的文化认同，淡化他们的民族意识。白人的文化暴力造成了非洲裔美国黑人对传统文化的“习惯性遗忘”，而这种遗忘被认为是“少数族文化遭受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 即使是在1863奴隶制废除之后，非洲裔美国黑人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自由，但他们仍然是现实中的二等公民，横亘在黑白之间的历史屏障并没有因为一纸宣言而打破，奴隶制的痕迹依然难以褪尽，种族歧视仍就那样弥深。立法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自发性形成的黑人社区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界限，强化了黑人的二等公民身份:黑人不能与白人通婚，更不可能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权利。更让人悲哀的是，有形的枷锁虽然已经除去，但残留的奴隶制意识和早已内化的白人优越论的思维定式依然左右着这些已经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造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障碍，使他们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和灵魂的自由，更使得整个黑人民族沉浸在过去的阴影中不能自拔。 三 叙事参与疗伤 《宠儿》可以说是莫里森帮助黑人同胞建构的故事，她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为黑人同胞走出历史创伤探索了一条希望之路，让他们在故事中叙述创伤，在外化的过程中找到重建的力量。 莫里森把一个简单的黑奴母亲杀婴的故事讲得闪复交错、扑朔迷离。然而，就是在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主人公塞丝开始了她的心灵之旅。塞丝的讲述破碎而又语无伦次，压抑而又苦痛，曲折而又不堪述说。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语言形式生动再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同时又在记忆与忘却的张力中委婉、舒缓地释放主人公内心的压抑。整部小说在塞丝叙述与逃避叙述的焦灼中展开，小说人物对不堪回首的往事极力回避，却又难以真正忘怀。可以说，塞丝的叙述是一种被压抑的叙述，这种压抑的叙述固然无法抚平精神创伤，但却迈出了心灵救赎的第一步。创伤事件因压抑而能量倍增，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减压手段，降低了爆发极端后果的可能性。叙事与疗伤之间的关系已经在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肖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乔纳森认为，对创伤事件的回忆是痛苦的，但叙事却是医治精神创伤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它帮助主体获得了一种宣泄。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丝的讲述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而是过去创伤记忆碎片的堆积。但正是这些记忆碎片释放了她潜意识里压抑许久的恐怖记忆，宣泄了她内心的不良情绪，从而削弱了创伤记忆的破坏性。 其次，在《宠儿》的故事里，莫里森打破了以往黑人无法自我表述的状况，建构了以黑人为主体的叙事模式，体现了一个黑人女性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如她本人所言，“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远不止是对知识的限制;它本身就是对知识的限制„„”《宠儿》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莫里森突破白人历史书写和修复黑人文化传播断裂性做出的一份努力，是少数族裔重构民族历史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在《宠儿》的写作过程中，莫里森传承了黑人的语言特色，将“不规范”的黑人本土化语言融入到小说的叙事之中，从而突破了传统西方小说的语法规则，消解了白人的话语中心，为少数族裔表现自我、发现自我、重构自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莫里森对语法规 则的创新不仅颠覆了自我与他者的语言逻辑，更重要的是把历史上被压抑、被埋没和被忽视的黑人民族从边缘推向了中心，把黑人的历史交还给他们，让黑人自己重构历史的原貌，聚合历史的真正含意。不仅如此，她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民间故事、神话仪式和宗教信仰等非洲传统文化，并巧妙地结合了后现代语境中象征、通感、独白、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为整部小说营造出独具特色的黑色魅影，更突显了小说深刻的主内涵和民族品格――黑人民族只有在本民族文化的依托下才能建构健康的主体，才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结语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她通过《宠儿》的创作打开了尘封的记忆，让人们在记忆之中撕破了历史的虚伪面纱，还原了黑人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她力图通过文学话语唤醒了黑人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文化的回归。在莫里森看来，黑人文化是黑人民族的精神血脉，唯有传承、重建和弘扬黑人文化才是重聚黑人种族内部凝聚力的源泉，才能重构黑人的民族意识，才能带领黑人同胞走出种族创伤的阴霾，收获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圆满。 参考文献: [1] 托尼?莫里森，潘岳、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Erikson，Kai.“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 [M].ed.Cathy Caruth.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3] 贝尔?胡克斯，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大卫?劳埃德:《论少数族话语的理论:目标是什么,》，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杨乃乔等译:《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托尼?莫里森，毛信德等译:《被剥夺的语言和语言的被剥夺》，《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籍琰，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