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不还荆州，错矣

刘备不还荆州，错矣 一、不顾外交道义，失去战略伙伴。 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关羽死得真是不值，甚至有些冤，致使报仇心切的刘玄德也搭了上去，这就更加的不值～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小说，个中史实真假难定，当然就不能尽信。但是赤壁抗曹后刘备有没有向孙权借荆州呢,借了，《三国志?江表传》说，刘备屯军油江口(后称公安)，他以刘表旧部所附日多、人多地少不足安民为由给孙权借了荆州所辖四郡(即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孙权也算大方，一出手便借出四郡，可见孙权对孙刘联盟(未建蜀汉前，故这样称呼)的器重和信任。刘备倒好不但借了地，还有了“取西川建基业”的本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遇“贵人”了，要不然何谓蜀汉,现在想想，其实并非孙权大方的视土地如垃圾，何况土地在那时是成就王霸之业的根本～因此笔者倒认为是孙权计高一筹，孙权自有谋虑:荆州直面曹军，我孙权顾淮南曹军就够呛的了，况且内乱(下文会提及)也是棘手，既然你刘备向我借地来了，我也驳不下情面，那好，借就借呗，既为我孙仲谋分了忧又给你刘备做了人情，何乐而不为,也叫你刘备去尝尝他曹某人的辣味儿。孙权这样做的确很高明，也实属江东国情:内忧有山越动乱，庐江太守李术反叛，这也就算了，刚接了其兄孙策的担子，其兄旧部众将臣大多处于观望期，也就是说:如孙权能耐就跟着干，不行则另谋明主;外患便是北方那头了。可以想象孙权当时的境地——说成“如履薄冰”实不为过。面对如此局势，有人自动上门借地，有远见的人都会这么做，再说刘备好歹也是孙权的盟友。而《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对“先主”的这一作风问题记载得就不够意思，甚至给人予美化“先主”之嫌。所以，吴国的史书记载就更为可信。哪成想他“刘皇叔”非但借了地，还把人家妹妹弄到手(“赔了夫人又折兵”典故)，不但如此，得了便宜还卖乖，一门心思地赖着荆州不还，当人家孙仲谋傻子，利用人家。孙仲谋不急,不急才怪，于是吕蒙就接了这趟差事(先是陆逊接的任务)给设计夺了回来。 在那当口上，刘备不该抵赖，有了“西川”就该还，况且欠人家孙权那么大的人情。人家救你于危难之间(刘备未与孙权联盟时正在逃亡)，哪能忘本,荆州既为战略要地，干嘛要在自己势力相较曹、孙弱的情况下来守呢,要就还呗，让曹、孙争去，自己好好的养精蓄锐。刘备既得益州(今成都)还了荆州又何妨,一方面巩固了孙、刘联盟，另一方面好好作“可图中原”的第三步战略的准备工作(下文有提)。不还给人家，反不利于刘备，其不利有四:一是断了孙、刘联盟的“统一战线”;二是让孙权看清了刘备是个不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三是不至于发生关公被斩献于曹的事情，让自己兄弟死无全尸;四是诸葛亮第三步的战略思想更不至于在“阿斗”手中六出祁山而不成。由此可见，刘备确实错了，大大的错了。 二、为义所困,因小失大。 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的记载来看，刘备还是有勇有谋的，他不仅“仁德服人”，而且与关、张皆为“万人敌”，要不诸葛亮也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效忠于他。那么为什么当听到荆州被夺关羽被斩的消息后，他却忍不住要急于报仇呢,笔者认为，此时的刘备与常人并无二致，都是有私人感情的，一方面让他忆起“桃园结义”后三兄弟所经受的苦难喜乐，心里在隐隐作痛;另一方面，自己之所以能建蜀汉，是因为自己重信义(诸葛亮曾说刘备“信义著于四海”)，如不为弟雪恨报仇，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因此，夷陵之战大败说开了就是为关羽而战的，与蜀国国事无关。人讲信义本是优点，特别古时行走江湖信义重于生命，所以刘备也没错——在个人感情上，错的是刘备沉不住气，重信义而轻国事，拿国家的利益开了个大玩笑～要听了诸葛亮的劝，历史真的要改写。显然地刘备是被这个优点给害的，不 过人还是要讲信义的，怪只能怪刘备复仇心切，从而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人家孙权派人来要地，大家都应显得大度些，孙权倒算大度，可刘备却耍起了心眼。据《三国志?程普传》说，孙权索要荆州时并未要求刘备全部归还，只要把荆州辖下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还了，剩下的就不要了。刘备却说:待取了凉州再还。然而凉州也取了，还不还,装不知道，当人家孙权“孙子”;再等，取了益州总该还了吧，此时刘备已有了西川，即第二步战略实现了。人家来要，啊哈——刘备不认账，还派关羽率军至益阳，准备开战。作为吴国首领的孙权忍无可忍，要打就打吧，我孙权对得住你刘备这个盟友，你都不仁了，那休怪我无义。恰好此时曹操打入汉中，刘备怕益州有闪失，方才选择了求和。仗是没打成，可两家已伤了和气，再联盟怕是有些困难了，看来吴蜀间迟早要有仗打，于是有了关羽被斩，玄德雪恨报仇病亡的下场。 三、死守教条,不识时务。 刘备不还荆州与诸葛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可诸葛亮并没阻碍过刘备还不还荆州，而是刘备犯了奉《隆中对》如圣经的错误，用时下的话说就是: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隆中对》的重要思想。其实《隆中对》中“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思想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诸葛亮对“取荆州为家”后该不该还荆州这一问题作过明确表态，因此诸葛亮的《隆中对》也非万全之策，可惜刘备和诸葛亮没有发觉这个错误，但终归还是它成就了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刘备之所以奉《隆中对》若圣经，是因为“三步走战略”已实现了两步，并且相当的成功，可想而知这篇时局论文在当时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没有它，那么刘备的处境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继续逃窜，待日后东山再起;要么就是一个字:死。所以作为领导者，刘备不信奉《隆中对》也难了。关于《隆中对》历来的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也颇有微辞。毛泽东就曾谈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其实，蜀军在拥有益州就应该把地还给人家，而不是如《隆中对》说的“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保其岩阻”应该只是益州。毛泽东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若还了荆州，一可减少军费开支;二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内修政理”;三可专事于北方曹军，不至于两面受敌。三国已形成鼎立之势，作为战略要地的荆州让吴国守是相对合适的，吴上有魏强，下有蜀弱(只要吴蜀联盟没有破裂，吴守荆州至少暂时对蜀构不成威胁)，既不伤吴蜀和气，又可抵挡魏国的攻击(起码能暂时抵挡)。此时刘备的蜀汉政权应保持国家安稳且不宜用兵，并以民休养生息才为上策。说关羽守与不守都会失荆州当然也是有依据的，《隆中对》中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此处也是战略失策，刘备虽是“帝室之胄”，但在笔者看来百姓未必会“迎将军”，这里不是百姓敢与不敢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迎到将军:既然荆州、益州相望千里，那么若真的“天下有变，”刘备按诸葛亮所说分两路军马从荆、益出发北伐魏国，也许会败得更惨～为什么呢,缘由有三:一是古时通讯手段极其艰难，让相望千里的军马互通信息是极不现实的;二是若魏军知道蜀军的动向从而截断两军联络，然后再派两个强将率军设伏，那下场肯定是个大悲剧，那荆州的得失也就不言而喻了;三是关羽没守住荆州他是没有错的，况且这本来就是吴国的地盘`，冤的是一“万人敌”就那么轻松地被人给害了。所以，关羽守不守荆州都会失掉，只不过失荆州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此看来蜀国的“中央决策”就必然存在失误，所以关羽只是一个奉命守城的将军而已，也就没有错了。关羽受命在荆州守城，很显然他就是“天下有变”后“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上将”。这就难怪连标榜“仁德服人”的刘玄德也会干赖账的勾当。荆州对蜀国真的就那么重要吗,笔者认为未必:一是只要“结好孙权”，荆州让吴国守也无关两国紧要，既然无关紧要就应当还人家。自己集中兵力待“天下有变”后从益州率军攻魏就行，诸葛亮六出祁山不是最 好的例证吗,吴国也未见得对蜀有何大动作嘛;二是荆州既为《隆中对》中的“用武之国”，其守城军队必然多于除益州外的其他府郡，于国库开支就占了相当部分的财力，这劳命伤财的活儿只有“刘皇叔”会干～与其如此费事，还不如用这些财力装备精锐，岂不更善,所以《隆中对》在此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历来的战略要地总是潜伏危机的，何况战机瞬息万变。蜀国的“中央决策”没有从自身国情出发，而是一味照搬《隆中对》的策略，太过于看重一座城池的得失，忽视了对蜀国的综合实力和全局观的把握，即没有实事求是地对自身现状作出正确认识和评估，却寄“兴复汉室”的希望于一篇时局论文，以致霸业难成。 参考文献:陈寿著《三国志》; 诸葛亮《隆中对》、《出师表》; 冷成金著《毛泽东读史有学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