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的“好皇帝”和明朝的“坏皇帝”说起

    对于明清两朝的政治，特别是皇帝的，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明朝皇帝大都懒惰、腐败，而清朝的皇帝勤劳、清廉，所以总的看来清朝的皇帝比明朝好。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面，是片面的观点，要看到问题的实质，还要从两朝不同的制度入手。     明朝实行的是内阁制，从皇帝以下，设立了内阁，内阁具有票拟权，也就是可以处理一些国家大事。当然最终的权利还是取决于皇帝，但明朝的很多皇帝比较懒惰，比如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万历）和熹宗（天启），大都不喜欢处理朝政，所以就把事情都交给了内阁来处理，这也就是明朝的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照样能够运行的主要原因。     当然说明朝的皇帝比较懒惰的说法是正确的，说他们个人品行比不上清朝皇帝也不错。明朝除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和思宗，其他的皇帝应该说都不如清朝的皇帝勤奋。而且明朝除了英宗、武宗、熹宗这样误国误民的昏君，而清朝除了道光和咸丰这样的庸君外，其他的皇帝基本算是好皇帝，而且道光和咸丰的个人品行也还不错。     但要知道，明朝的内阁制可以保证国家在皇帝慵懒罢工的情况下照常运转，所以皇帝在某些时代已经成为象征性的东西，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比如嘉靖和万历的几十年不上朝。但明朝皇帝为了保证皇权的至上和不被旁落，又设立了由太监管理的司礼监，这就相当于西方的议会，对内阁形成了制肘，两种力量互相牵制，又和皇帝一起构成了三角。皇帝在上，司礼监和内阁相互平衡牵制，这就能保证皇权至上。而内阁和太监的力量孰强孰弱，这又完全由皇帝亲疏决定。比如当武宗宠信刘瑾，神宗宠信魏忠贤的时候，阉党就主宰了朝政，而内阁完全失效；但当穆宗（隆庆）和思宗打击宦党，内阁就占上风，所以整个明朝就是在内阁和太监的互相争斗中走过三百年，而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比较严重的时代。     一、明朝皇帝要重用太监，是因为：     第一，皇帝需要一股力量来制约内阁。在明朝，内阁的力量相对是比较大的，大臣可以对皇帝的决定反对和抗衡。比如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事件，万历时期的立储之争，皇帝也对海瑞这样的人没有。再遇到皇帝一懒惰，就没有办法对内阁尽兴控制，所以就想起了太监来对付内阁。     第二，太监从小和皇帝一起生活，皇帝对太监比较信任。比如英宗时期的王振，武宗时期的刘瑾和熹宗时期的魏忠贤，而且太监因为没有后代，所以篡位夺权的可能性低于大臣。同时太监对皇权的忠心和服从也让皇帝放心，所以明朝尽管腌祸如此严重，太监可以随便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肆意屠杀大臣，但是最后皇帝一句话，即使是权倾朝野的如刘瑾魏忠贤之流，还是得乖乖束手就擒。     二、宦官当权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最显著的就是：     第一，太监一般被皇帝宠信，没什么约束，肆意胡来。     第二，太监也缺乏专业知识，虽然从小在宫中也接受了正规教育（如冯保），但大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全凭皇帝的信任。所以他们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军队，都无法作出专业的判断，而手中又握有大权，很多时候是帮倒忙添乱。     第三，太监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原因，其心理一般都变态，而之前在宫中受的气，又让其一旦发迹就变本加厉地报复回来。     后来的清朝借鉴了明朝的教训，基本废除了内阁制度和完全取消了太监参政。虽然替之以大学士，但基本权利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如果皇帝怠政罢工，那基本国事就没有人处理了，因为大学士没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么国家就要瘫痪。这就是为什么清朝皇帝如此勤奋必须事必躬亲的原因之一，像康熙和雍正都是经常通宵达旦批阅奏章的工作狂。而按照我们现代的观点，一个好老板，不是每件事都要事必躬亲的，而是是知人善用，从这点看清朝的皇帝就不是好老板。     当然清朝皇帝勤政的原因让然还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危机感和家庭教育等等。     清朝因为取消了内阁制和太监参政，使得皇权集中，避免了明朝那样惨烈的党争和腌祸，也使得清朝的政令容易畅通有效率，而皇权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造成丝毫的制约。这在国家发展，政治清明繁荣的时候是好事，可以保证政令畅通，集中力量办事，不做无谓的党争。但在政治昏暗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却因为没有制约而误国，比如道光，咸丰和慈禧卖国，而整个清朝也没有出现明朝那样为了国家大义而文人个个死谏前赴后继的场面了。     关于明朝文官的死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色。明朝大臣们个个以死谏为荣，好想个个都不怕死。这里面有统治者的原因，为使监察官勇于以身殉职，明朝皇帝特别明令凡“死谏、死节、阵亡者都给赠官”的殊荣，极力提倡和宣扬“忠君报国”的理念。“权重”则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发挥其监察作用。“权重”的结果让监察官们倍感责任重大，激发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达到了“以小驭大”的作用。“厚赏”则因奖励丰厚，促进了监察官的锐进精神，使他们觉得从事此项职责，是仕途进身最有利的途径。正是由于“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重”的特点，因此明代的监察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而文官们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思想，也让他们在遇到国家大义的时候，丝毫不考虑自身的安危，争相慷慨赴死。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而文官们即使在皇帝面前，有时也能冒死上言，不惜当面和皇帝作对。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即使是皇帝的决定，但文官们也不惜以死相争，双方你争我斗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