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专栏:庆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建所55周年, 张建新 周明洁 约13355字 摘要研究人格特质背后潜在的结构一直是人格心理学家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存在着人格结构因素(维度)之争;而论证某一人格特质结构的文化普适性(etic)或者文化特殊性(emic)，则成为当今人格特质研究者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因而存在着彼一人格结构与此一人格结构能否相容之争。文章回顾总结了20多年来有关《中国人个性测量CPAI》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SFM)，并通过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样本在“六因素”结构中的“人际关系性(IR)”和“开放性(O)”因素上的显性/隐性表现，指出人格因素数量及其理论定性之争很可能仅具有方法学意义，对于真正了解人格的本质并非关键。真正找到人类共有的和某一人群特有的人格特质结构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家超越各自理论、彼此平等接纳、从文化的、乃至遗传的角度共同探索。 关键词人格特质结构，CPAI，NEO-PI，六因素模型，人际关系性，开放性，文化普适性/文化特殊性。 分类号B848 1 引言 人格特质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该理论认为，特质是构成人类个体人格的基本单元，可分为表层特质和深层特质[1,2]。表层特质会因人而异，但深层特质则在个体间存在着共同结构。深层的人格结构可以用分类的概念，或者用维度(或因素)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无论采用怎样的概念，特质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首先承认人格特质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再在测量出来的特质基础上探索人格的结构。 人格特质理论在人格研究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它又回来了[3]。使特质理论回到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心舞台的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西方多位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人格特质中背后存在着一个五因素结构[4~9]。众多的后续研究将其称为人格五因素模型(FFM)，并不断重复验证该人格结构模型存在的合理性[10]。因此，人格特质五因素模型风靡一时，导致许多研究者相信，五大人格因素就是人类个体行为背后的共同人格结构，具有人类普遍性。背负着历史使命的心理学家们始终真诚地希望，他们也能够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那样，最终有一天会发现普适的心理结构(无论它是认知结构、还是人格结构)，从而帮助揭开人类行为之谜。为了进一步验证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后来的研究者便朝着两个方向继续探索，一方面他们努力探究人格特质的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广泛寻求该结构的跨文化研究证据(本文的探讨将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向上的研究)。 因此，有关人格结构文化普适性的研究陆续在世界其它地方出现[11~19]。这些研究者中既有西方的学者，也有一些掌握了西方研究方法、在本土进行研究的非西方学者，还有一些对西方人格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的非西方学者。到目前为止，由于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占有话语主导地位，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倾向于支持人格五因素模型的普适性。但的确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五因素结构可能只具有部分的普遍性，或者根本不具有普适性，因为毕竟五因素模型初始是建立在西方理论、方法和人群样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心理学研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起步[20~26]。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华文化不仅起源早，并且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十分独特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似乎有更多、更强的理由相信，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中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中国人人格研究中的“本土化运动”便是这方面十分鲜明的代表[20,21,27]。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上升，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 本文通过总结我们过去20多年中进行的系列实证研究结果，尝试提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 素结构假说，并试图回答人格结构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问题。 2 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发现的四因素人格特质结构 早在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识之前，我国学者就已引进了大量西方著名的人格测验工具，如MMPI，16PF，EPQ等[28,29]。这些研究表明，西方人格测验在中国人群中使用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30,31]。但引进的人格测验在我国人群中使用时，也存在着诸如文化偏差等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问题[19,25,30]。因此，一些心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始探索建构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人格测验工具，其中综合性的人格测量工具当属《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简称CPAI》[24,32]。 CPAI(第一版)的测量量表分为三种类型，即3个效度量表、22个人格量表和12个临床量表，其中人格量表部分包含着许多西方人格测验不曾有的“本土化”人格构念，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等(见表1)。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下来的丰厚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24,32]。对CPAI的22个人格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的人格特质背后潜藏着一个四因素共同结构，即可靠性(DEP)、个人性(IND)、领导性(SOC)及人际关系性(IR)(见表2)，其方差总解释率约为59%。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性(IR)”这个因素包含了众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 3 西方的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 恰逢CPAI研究进入探索人格特质结构之时，西方的“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知，并影响到整个人格特质研究领域[33])。测量人格五因素模型的一个主要工具为NEO PI人格问卷[34~36]。该问卷共有30个亚量表，每一个人格因素量表由6个亚量表构成(见表3)。 这样两个人格特质结构历史性地撞在了一起，因而，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既然NEO PI测量到跨文化的人格特质，而CPAI测量到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格特质，那么两者测量的结果是相互包容、还是相互区分的,如果两者能够相互包容，那么至少说明CPAI测量的“文化特色”人格特质可能并不那么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也是可以被人格五因素模型加以涵盖和解释的，这当然会间接地暗示出，五因素模型在中国人群中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两个结构相互区隔，那么这就意味着，NEO PI的五因素结构模型难以全面、完整地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因此中国人人格特质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假设，就是可以预期、并值得加以求证的。 4 CPAI与NEO PI共同揭示的人格结构 1997年，研究者对CPAI和NEO PI各分量表作了一次求证性的联合因素分析(joint factor analysis)[37]。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其中有4个因素分别与NEO PI中的情绪稳定性(N)、外向性(E)、宜人性(A)和性(C)人格因素相包容;第5个因素仅容纳NEO PI中的开放性(O)量表，单独构成一个因素;而CPAI中的“人际关系性(IR)”量表则未与任何NEO PI的量表相交融，也独自形了第6个因素(见表4)。 第一次揭示出的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暗示着如下的推论:1)五因素模型可部分地适用于描述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但远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人的典型社会行为模式;2)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刚好从中国文化角度，补充测量到中国人具有的特殊社会性人格特质，而IR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群中可能并不十分典型和突出;3)“开放性(O)”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质，它在中国人群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会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