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论文

金庸小说论文 广播电视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开放教育试点 目 金庸小说研究 学生姓名 吴绍容 学号 入学时间 专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重 庆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年 月 日 目录 摘要…………………………………………………………………..3 关键词…………………………………………………… ………….3 前言………………………………………...…………… ………….3 一、 讲史演义………………………………….……………..………….3 (一)武侠演史………………………………………………..…………3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4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5 二、研究设想………………………………….……………..…..…….5 (一)版本研究…………………………………..…….…..…………….5 (二)比较视野…………………………………………………..……….6 (三)历史视野…………………………………………………...……….6 (四)审美体 验………………………………………..……………..……….7 2 金庸小说研究 摘要: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本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 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讲史演义” 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并提出关于对金庸小说研究的设想。 关键词:金庸 小说 历史意识 现代意识 前言 的武侠，既体现着仗剑天下，快意恩仇;睥睨天下，贼寇风逃;白马轻裘、大漠孤金庸 烟;侠骨柔情，红袖添香。又着刀光剑影，血溅五步，阴谋诡计，生离死别这样的很恐怖的事情。更有民族大义，舍身成仁。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做一个侠客，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对中的生活更是向往。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 二、 讲史演义 (一)武侠演史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 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即是依据明人记载补叙的。《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顺便一说，此地古迹甚伙，值得一游。 4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二、研究设想 (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 5 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 6 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 7 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