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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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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doc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doc 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 2006年被挪威命名为“易卜生年”,为纪念这位“现代戏剧之父”,挪威不惜斥巨资来强力打造这一纪念活动。100年前,挪威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匠,隆重地为其举行国葬。100年后,“易卜生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挪威文化部决定在世界各地开展“易卜生年”的纪念活动并为此专门建立了官方网站,组织宣传报道“易卜生年”的各项活动。2006年“易卜生年”纪念活动主任本特恩?巴德松声称,挪威将全年在国内外举办内容广泛的活动,包括戏剧表演、电影观...
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doc
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doc 从“伟大的问号”到“伟大的叹号” 2006年被挪威命名为“易卜生年”,为纪念这位“现代戏剧之父”,挪威不惜斥巨资来强力打造这一纪念活动。100年前,挪威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匠,隆重地为其举行国葬。100年后,“易卜生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挪威文化部决定在世界各地开展“易卜生年”的纪念活动并为此专门建立了官方网站,组织宣传报道“易卜生年”的各项活动。2006年“易卜生年”纪念活动主任本特恩?巴德松声称,挪威将全年在国内外举办内容广泛的活动,包括戏剧表演、电影观摩、音乐会、学术研讨会等,以突出易卜生遗产的重要性,并提供重新诠释易卜生作品的机会。作为活动的重要部分,此次纪念活动委员会,每天将至少有一部易卜生剧作在世界某个舞台上上演。笔者在此网站上搜索,发现全年计划演出1000多场次,其中易卜生的“社会问剧”仍然是重头戏,上演的次数最多。 也许,我们会惊叹于挪威政府对于一位文学大师的敬重和怀念。这么大规模的庆祝实属罕见,这足以说明易卜生在挪威人心目中的意义,也足以说明易卜生在全球的影响力。用“伟大的叹号”来形容易卜生对于世界人民的影响也许并不过分。 然而,易卜生的戏剧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的焦点,尤其是他的“社会问题剧”在世界各地翻译并上演后,引起了绵延一个多世纪的广泛讨论和批评,并且易卜生也为此受到了反对者的恶毒攻击和谩骂。为此,鲁迅曾说 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问号”。 如今,这个“伟大的问号”已经变成了“伟大的叹号”,在世界各地思想文化界引起普遍的重视。值此之际,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从一个“伟大的问号”变成“伟大的叹号”的,也藉此来缅怀这位曾经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影响的伟大戏剧家。 曾是“伟大的问号” 亨利?易卜生(1826-1906),是欧洲文化界取得突破的中心人物,被公认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剧作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继续上演。据说,易卜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作品在世界上被上演最多的剧作家。易卜生一生共出版过26部戏剧和一部诗集,其作品常被划分为四个部分:民族浪漫历史剧如《凯蒂琳》、《觊觎王位的人》等;思想剧如《爱情喜剧》、《布朗德》等;社会问题剧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心理与象征剧《野鸭》、《罗斯莫庄》等。 易卜生早期在世界各国的被接受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由于其“社会问题剧”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触及了资产阶级那根保守的神经。据记载,早在1878年,在二月份的同一个星期内,仅柏林一地,就有5家剧院同时上演《社会支柱》。19世纪70年代,易卜生的戏剧,有不少于六个被译成德文,其中两个,《布朗德》和《社会支柱》,各有三种译本,而英国仅译了一个剧(而且是一部分),法国一个也没有。到1890年,德国共出版了27种不同的译本,法国出版了两个剧的译本。易卜生到达英国较晚, 英国对易卜生的欢迎,也比德国晚得多。以《玩偶之家》为例,1879年12月21日,《娜拉》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举行世界首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首季演出达21次之多。但是也引起了恐慌,甚至有不少人为确保家中宴会能顺利进行,不得不在门前挂上“请勿讨论《娜拉》”的牌子,以免席间宴客因对该剧持不同意见而引发争议,有失和谐气氛。在英国,《娜拉》直到1889年才被正式上演,且一上演就遭到了保守派的抵制和谩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美国和日本,以至于剧院不得不对剧本进行改编以满足观众的要求。 娜拉在中国复活 在中国,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估量,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几乎没有不受到他的影响,正如熊佛西所说:“五四运动以后,易卜生对于中国的新思想,新戏剧的影响甚大,他对于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高尔基,尤其对于戏剧界的影响至深,我敢说:‘今日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不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其名作《玩偶之家》(最初译为《娜拉》)在中国翻译出版和上演,娜拉成为女性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一个代名词,给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明建设以深远的影响。 从“五四”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的译本最多、最多、演出最多,而且引起争论最多的是《玩偶之家》。五四时期,曾到处上演《娜拉》,1924年,由北京二六剧社在青年会演出的《娜拉》,在演到一半时,竟然遭遇北京警察厅的禁演。《晨报副刊》对此也刊 登了观众的来信,认为此剧遭到禁演是触动了保守势力的有伤风化的神经。1925年戏剧协社在上海公演,1928年时逢易卜生诞辰100周年,上海曾演出《娜拉》。1935年被称为“娜拉年”,这一年中,南京磨风剧社、济南民教馆、上海智仁勇剧社、光华剧社、业余剧人协会都演出过此剧。更有轰动一时的“南京娜拉”事件,引发了媒体的追踪讨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此外,还有1941年欧阳红樱等在成都的演出,1948年重庆涪都剧艺社的演出。 总之,《娜拉》剧的不断上演,不仅加深了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而且伴随着剧作演出的前前后后,媒体的讨论和追踪报道,对中国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对易卜生思想及其戏剧艺术的研究和讨论也开始出现,如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哲学》,刘大杰的《易卜生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分量的著作,但其影响没有《娜拉》一剧和“娜拉”这一形象影响深广和久远。 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纪程》认为,“对‘五四’女作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人的觉醒与女性的觉醒的思想潮流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而她的名言‘首先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则成为她们精神觉醒的宣言。而且,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精神气质,娜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五四’这一代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现代女作家都是中国的‘娜拉’。” 事实上,《娜拉》在中国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易卜生剧作的译介,也强化了五四时期的问题意识,推动了“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的兴盛。 除了《终身大事》之外,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白薇的《琳丽》等,其中有些能够明显现出《娜拉》的影响痕迹。问题小说则更多,几乎所有的新小说家都写过问题小说,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庄鸿的姊姊》、《去国》、《超人》,王统照的《沉思》、《微笑》,庐隐的《灵魂可以卖么》,许地山的《命命鸟》等。这些作品 涉及了五四时期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及心理问题等。诗歌也不例外。俞平伯先生的《鹞鹰吹醒了的》,缠绵悱恻,感人至深。闻一多先生说“这首诗很有些像易卜生的《傀儡之家》。” 陈平原先生说,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如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1925年,沈雁冰在《谈谈》时写道:“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家,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 戏剧史上的罗马 有人说,易卜生是戏剧史上的罗马,条条大路出自易卜生,条条大路又通向易卜生。易卜生文学创作不仅汇集着19世纪主要的戏剧创作精华, 而且开拓了欧美现代戏剧的先河。易卜生的戏剧文学不仅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而且与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颇有相通之处。意大利著名戏剧家皮兰德娄说:“在莎士比亚之后,我毫不迟疑地把易卜生放在第一位。”无论就其在世时,其作品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还是在其死后,他对后世所产生的强烈的影响而言;无论就其创作题材的丰富性,蕴含思想的深刻性,涉及问题的尖锐性,还是其对戏剧“讨论”技巧的发挥运用而言,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对易卜生的研究,一度成为显学。一个多世纪以来,著述之多,研究面之广,研究方法之迥异,毁誉之大相径庭,在现代世界戏剧史是罕见的。为了能独特地表述易卜生戏剧的精神和思想,批评家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易卜生主义”。这个词在易卜生在世时就已出现,勃兰况斯在他的书上就曾提到过,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还写一本《易卜生主义精华》。爱尔兰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不仅把易卜生看作是自己的“导师”,甚至为了能读易卜生的原著,他还专门去学习挪威文。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曾专门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来介绍易卜生。 目前,国际易卜生参考书库内含2万多条信息。易卜生电影目录共收录56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玩偶之家》曾12次被搬上银幕,时间跨度从1911年(美国)至1933年(伊朗)。近年,《玩偶之家》已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反映出该剧作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易卜生不仅是一个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个诗人,他前期的剧作也都是诗剧。他的诗歌创作持续终生,主要集中于1875年之前。从那以后,他 几乎放弃了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易卜生诗选》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易卜生生前曾再版七次。有评论曾说,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却少了一个诗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他的诗歌研究没有像对戏剧研究那么关注。 正如2006年《易卜生年》纪念活动主任本特恩?巴德松所说,易卜生极力宣扬个人自由。但是,由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是如此丰富多样,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思想归类到某个单一哲学体系之下。借詹姆斯?乔伊斯的比喻来说,易卜生所做的是向我们揭示寻找个人自由的路径。他震撼了我们的生活,迫使生活暴露出它的秘密。 易卜生一个多世纪前呈现给我们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其意义丝毫未减。甚至时至今日,世界一些地方的政府仍要删除易卜生作品的某些内容、禁止某些剧作的上演,认为这些内容和剧作过于争议性,对现有体制构成过大威胁。 2006年,我们期待在世界各地开展广泛活动的同时,易卜生年能进一步突出这位剧作家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我们能借易卜生来反思我们的基本权利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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