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特征及其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特征及其局限性 ——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 空想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１６世纪，终结于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１９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1. 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特征 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性论是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近代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圭臬，并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反人性的社会，人性在这个社会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扭曲。人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成了非人。他们于是提出了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来与之相抗衡。这些理想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田园”社会。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打败的没落封建贵族利益和社会势力，这些封建势力的思想代表企图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恢复他们认为合乎人性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他们似乎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和非人性，但其根本理论目的是论证封建社会的诗情画意及人性的完美。第二种是带有浪漫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近代前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挞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的同时，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放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不变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复上，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因此，人必须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断：应当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得到幸福。可是专制的封建统治和资本暴发户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尽压迫、剥削他人之能事，把别人打入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是其浪漫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消极与丑恶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应当予以颠覆的对象，从而提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无消极与丑恶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他们对人类正义的坚定信念。但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一般地以人文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科学的批判，以脱离实际的道德设计代替科学的预见，以致看不到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理性，看不到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克服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看不到未来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因而，他们的理想到头来，是一种充满浪漫的遐想。 2．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局限性 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必须而且必然地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来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也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任何改良的方案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以两大阶级的斗争，并最终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为途径的，因此其间的道路无疑是曲折、艰巨和激烈的，它决非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样简捷、线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的解放的社会形式绝不是以往社会制度的重复，无产阶级的解放也不以资产阶级的消亡而实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对现状进行某些修补就可以大功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