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报告

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 　　调查时间:2012年3月 　　调查地点：北部分村镇 　　调查：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 　　调查方式：记者调查 　　有课题报告称，目前我国有近5000万留守妇女。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生活压力大，是压在留守妇女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留守人口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留守妇女的数量之大、承受负担之重，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少见的。” 　　而与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相比，留守妇女的心理状况与精神负担，更容易被忽视。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湖北部分村镇，探访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们的生活追求或许不同，但都不得不在“更好的经济收入”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做取舍。她们并不算奢侈的心理期待，实际是在呼唤更合理的安排。 　　还是少女时，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 　　嫁为人妻后，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 　　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 　　离别，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村湾角落，听村里的留守妇女讲述她们的。 　　故事 出国打工村的“全职妈妈” 　　“我们结婚才几个月，他就出国了，那时非常想他，现在也只好习惯了” 　　邬家湾距离黄陂城区约一个小时车程，是当地有名的打工村，青壮年男子有出国“打洋工”传统。 　　“80后”媳妇张娟，丈夫在伊拉克打工，一签约就是两年。她独自带着5岁的孩子，偌大一个家，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 　　张娟说：“最难的就是换煤气罐之类的体力活，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安全。我的孩子上幼儿园，学校的小面包车管接送，听说好多地方校车都出事了。可就算我骑摩托车自己接送，照样不安全。” 　　比繁重的家务更难以承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张娟的好姐妹沈丽，丈夫也曾在利比亚打工。2011年初，从电视上看到利比亚局势紧张，沈丽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电话打不通，网络连不上，把我急死了。等了半个月，老公总算安全回家了。直到现在我都后怕，不敢再让他出国了，现在他在银川打工。” 　　丈夫回国打工了，回家的次数却没变。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平时沈丽一个人在家带俩孩子。“刚开始一个人住挺害怕的，每天晚上首先要把门窗都关好。不过时间长了，慢慢也就适应了，没以前那么害怕了。” 　　25岁的石艳艳说：“我们结婚才几个月，他就出国了，那时非常想他，现在也只好习惯了。” 　　其实，在结婚前，她们中的好多人也曾在外面打工。可为了照顾孩子，只好回乡留守。在村里，除了干活、带孩子，就只能看电视、搓麻将，她们也心有不甘。“我也想找点工作，可我就算去镇上上班，离家也挺远，赶不及接孩子、给孩子做饭，怎么办?”张娟说。 　　故事 “水土不服”的返乡妇女 　　“过去在厦门，我还常常去听一些教育讲座，可这里没有啊，原来听过的也忘了” 　　今年春节刚刚回家留守的彭惠玲，“水土不服”的感觉很强烈。彭惠玲家住刘家寨村彭家田湾，之前一直和丈夫在厦门打工，她做超市促销员，丈夫做木工活。 　　“厦门真是好，气候好，景色好，人文环境也好，我在那朋友也多，可回到家，生活太单调了。”彭惠玲语气里充满了对厦门的想念：“不过为了小孩，我只能回来，让老公一个人出去打拼!” 　　彭惠玲30岁出头，女儿5岁，马上要上小学了。“过去我们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带，老人‘隔代亲’，特别溺爱。现在孩子习惯很不好，我必须得回来好好管着她。希望她将来比我们强，能在外面的世界立足。” 　　彭惠玲最希望的，还是一家三口能一起待在厦门。他们去年也曾经把女儿接过去，“小孩可高兴了，可惜我们没能力，过了两个月，就发现厦门养孩子太贵了，幼儿园一个月要600元学费加200元伙食费，我一个月工资才1500元，孩子他爸工资高点儿，但做装修有季节性，收入也不稳定。孩子也真懂事，一看我们没存到钱，马上自己说要回农村去。” 　　说起这些，开朗的彭惠玲多了几分感伤。“孩子哪是真愿意离开我们呢?每年过完年要出去时，女儿都抱着我们哭。她任性耍脾气时，我们只要威胁一句‘再不听话我们就走’，她马上就听话了……” 　　在外面闯荡过的彭惠玲，对农村的生活很有看法：“现在村里留守孩子多，一放学就没人管，过去还有人教他们跳跳舞，现在也没有了。” 她觉得自己教育孩子的方法也有问题，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教才好。“过去在厦门，我还常常去听一些教育讲座，可这里没有啊，原来听过的也忘了。” 　　故事 守了半辈子的孤单 　　“等孩子大学毕业，我老公也干不动了，就让他回来，我们一起养老”有的留守妇女过了20多年的孤单日子，直到50多岁还在坚守着。六家砦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彭凤兰就是这样。彭凤兰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女儿1岁时因摔伤落下腰椎骨结核，为了照顾孩子，她只能回到农村。从女儿4岁到19岁，他们花了10多万元给女儿做了4次手术，现在女儿总算痊愈了，正在上大学。 　　为了筹集两个孩子的学费、女儿的医疗费、父母的赡养费，夫妻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拼命工作。“农忙的时候，我白天种田，晚上加班做村委会的工作。幸亏现在农业生产基本都机械化了，老人也有了养老金，入了新农合，要不然真是应付不过来。等孩子大学毕业，我老公也干不动了，就让他回来，我们一起养老。” 　　心愿 离团圆还有多远 　　张娟的梦想是，等存够了一点本钱，让老公回来和自己一起，在镇上开个小服装店。彭惠玲的梦想是，丈夫在外打拼，自己在农村搞点能赚钱又不耽误照顾孩子的养殖业，一起奋斗，将来在城市立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庄附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厂，工作机会越来越多。打工从“长途”变为“短途”，夫妻见面也从一年一会缩短为一月一会。 　　横店街新春村里有个小工厂——武汉市泽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吸收了60多名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就业。50岁的王巧珍一边麻利地缝着塑料雨衣，一边告诉记者：“我们附近在搞工业园开发，机会比较多。我丈夫在附近做小生意，一般一星期到一个月回来一次。我种亩把水稻田，在这里打工一个月还可以挣一两千块，挺好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一个在武汉市区、一个在合肥，节假日才回来。”       通过对张娟的生活调查，我们了解到了留守妇女生活的艰辛与困难。希望她们这个群体能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注。让她们的基本生活能像一般人那样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