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是宋人的后代感到骄傲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说“在北中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长期衰弱容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外族对广大领土的占领。来自北方的外来民族有沙陀突厥、回鹘、鲜卑、党项、吐谷浑等等，其中有一些长期居住在长城以内，另有一些则是新近侵入的，它们先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只留下黄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区仍由纯粹的汉人统治。由沙陀伟大领袖李克用的儿子在923年建立的后唐王朝，是这些非汉族的强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丢失给异族的大部分疆土最后由宋朝收回，但长城内的极北地区，即所谓十六州，则注定将继续处于外族统治下达四个世纪之久。”日本史学家小岛毅认为：“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在未出现强有力的政权，直到宋朝的出现。” 　　 　　早在宋朝成立之前辽国已经建国半个世纪之久，已是当时疆域最大的帝国之一。宋朝的前身后周是五代中央政权面积最小的国家。“天下未定，根本空虚”，是后周留给北宋的真实的形势。此时的宋朝不是后来的宋朝，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所辖人口只有九十七万户，约为四百多万人。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了当时的形式：“昔太祖初得天下时，只有一百一十一个州耳，江南、两浙、西川等富饶之土，皆为异域。又承五代荒乱之余，府库空竭，豪杰棋布于海内，戎狄窥伺于边境。”此时的所谓江南、两浙、西川等富饶之土，也只是相对于久经战乱破败不堪的中原而言。而且“后周”还进行了内战，太祖讨伐昭义军节度史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战争，不能不说消弱了后周留下的原本并不雄厚的实力。可以说“疮疾未复”、“人力重困”、“帑藏空虚”，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时宋政府的财政根本难以支撑大规模长途跋涉的军事行动。用宋史专家邓广拓的话形容是：“当赵匡胤夺取到政权之日，他所接受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五个短命王朝，即在五十三年的时间内，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八个姓氏的十三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的短命王朝，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宋朝建国之前，中国王朝吴越（浙江一带）向辽国朝贡。北汉（山西一带）臣服于辽国。宋朝处在南北夹击环境如此恶烈的情况下，宋军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唐军用一百多年都没有完成的任务，消灭割据势力一统中国，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壮举。宋人总自豪的说：“一举而平荆湖，再举而平蜀汉，三举而平刘鋹，四举而平李煜。兵锋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陨灭者，盖艺祖阅习之功，有以先之地。”“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太祖平五强国，如拾地芥。”“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宋军初期军事力量是很强的，高丽、女真、党项皆贡于宋。但它面对的对手辽国早已不是汉唐时代没有国家形态逐草而居的原始游牧部落，而是具有像汉唐体制的封建帝国。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所以曾巩宣称：“宋兴，益修其法，壮锐者升其军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屡自临试而搜择。故兴国有杨村之阅，咸平有东武之搜。军旅之盛，近世无比焉。”赵光胤极其重视军事武力建设，他经过了一番沥血奋战，灭后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统一。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他死后传位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灭了吴越、北汉等国。“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宋太宗在统一不久便有勇气与魄力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动开战，两次发动侵辽战争。可见宋军事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由于轻易冒进、后勤匮乏、前线指挥失物等等原因使宋军没有取得成功。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人民需要修养生息。正如宋太宗所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 “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宋真宗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士气高涨的宋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国 “萧太后临其轊车，哭之恸，辍朝五日。”“萧达兰通天文，屡著战功，首倡南侵之谋，至是死，军中夺气，滋欲议和矣。”“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辽军士气低落。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于是“契丹使姚东之来献御衣、食物。”虽然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渴望和平，不喜战争，不想再继续劳民伤财、不愿意生灵涂炭。“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在谈判中辽人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宋使曹利用则坚定的回答说：“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最后辽主及萧太后无奈被迫签盟，“小尧舜”辽圣宗耶律隆绪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关南之地”乃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宋遣使抚谕怀、孟、泽、潞、郑、滑等州，放强壮归农。“澶渊之盟”之后河北民才重新得以从事生产安居乐业。同时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30万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贯。“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政府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应在10000万贯上下。一两白银兑等于一贯铜钱。30万贯只相当于宋朝当时一个郡的财政收入，对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来说不值一提。“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只是陕西一地，战争军费比和平时期军费高1300万贯。对于宋朝来说显然和平的代价远远小于战争的代价。更何况少牺牲了中华多少将士与无辜百姓的生命，避免了多少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惨剧。正如苏东坡所说：“横费之才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真宗时宰相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时名相富弼说：“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宋朝的这点岁币之费实“取之于虏，而复用之于虏”、“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龙川别志》感叹“自景德至今将百年，自古汉蕃和好所未常有。” 王安石《澶州》：“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李复《过澶州感事》：“默使敌计堕吾计，独屈黄屋亲临戎。敌惊溃奔虎北门，从此愿讲兄弟亲。”陆游《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豪杰何心后世名，材高遇事即峥嵘。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 　　 　　宋人认为“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天下富庶，其源盖出于此。”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宋史》记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景德正是宋真宗的年号。据《宋史》统计，太宗至道二年（995年）全国垦田为312525125亩，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猛增到524758432亩，短短25年间增加近68%。这样的增长率是前所未有，后来也没有的。北宋拿点小钱换来了长期的安定和平、稳定的发展。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致使北宋国事强盛、海内升平、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瑞气。也使人们长期处在一种富足闲暇状态。长期的和平也使宋、辽两国逐渐退化了的野蛮战斗的能力。也使宋朝远离了原始、落后的世界。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范文正公领延安，阅兵选将，日夕训练，又亲戒诸路，养兵蓄锐，毋得轻动。夏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范仲淹、韩琦经略，而元昊臣。” 范仲淹本着安定边疆的百年大计，“每念‘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主动引见亲近羌族首领加强睦邻友好。致使“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羌汉之民，相踵归业。”人民歌颂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后来西夏主嵬名元昊（赵元昊）无奈被迫妥协表示愿意议和，“遣其臣贺从勖与文贵俱来，称男邦皃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称臣禀正朔。”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取消帝号，西夏对大宋称臣，表示永为宋藩辅。作为回报大宋父皇帝册封他为夏国主，宋仁宗《册夏国主文》：“持节册命尔为大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夫济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绥尔功。朕固不忘底定于西陲也。往钦哉。其光膺宠命。可不慎欤。”并“ 岁赐绢、银、茶、丝共二十五万五千。”宋为皇，夏为臣，宋为父，夏为儿。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西夏主赵元昊“谴使于宋贺正旦，自是岁以为常。” 四月“谴使贺元节，自是岁以为常。”从此十数年无战事，双方重开互市贸易，民间商旅往来不断。 　　宋神宗之时，尤重军事，神宗提出：“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此时军队个人素质也是历朝最高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专门比较过历代弓的强度，宋初的士兵膂力要比汉唐之时高得多。他得出结论：“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大文学家曾巩也曾自豪的说：“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宋神宗“诏颁河北渚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北宋末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弓力不过七斗”，这水平在正常年份宋军中属第三等刚及格。北宋末士兵素质大幅度下降，完全是军政腐败，“军兵久失教习”、“尽废校阅”荒废军事训练造成的。北宋末士兵的素质水平代表不了北宋士兵的素质水平。 　　神宗时宋军连连主动出击，打击西夏。致使“夏国疆宇，日更朘削”。《宋史》记载：“熙宁始务辟土，而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砦。”北宋政府还向西开疆三千余里，收复中国沦亡300多年的河隍失地。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称为熟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