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尊严”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词一样,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记得不久前,有新闻周刊在讨论什么“国家尊严”、“大国尊严”,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事,如果千千万万个体缺乏应有的尊严,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尊严呢?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只有具体的、活的、有生命的个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尊严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体现在每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尊严总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当然,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发展过来,一步步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严和近代以来的尊严,便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以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例,在他们身上,尊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权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确立的“大丈夫”坐标,也超越了纲常体用之下的依附关系,完全确立了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挟北伐余威,大江南北,无不望风而拜,让他尝到至高权力的滋味。没想到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刘文典教授,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当面顶撞他。蒋指斥刘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从严法办。刘回敬“你就是新军阀”。恼怒之下,蒋下令将刘文典关起来。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刘文典被关押了7天后获释。病中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当年的学生: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如,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抗战胜利后,大约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军部“谈谈”,他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他在回忆录《西湖》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终于全身离开日本兵营,平安返回北大。他单身赴约,在日寇军营里,在威胁面前,能够如此从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临难毋苟免”,他做到了。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我觉得,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分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作出的选择。从这些中,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尊严,都离不开有血有肉的独特的个体生命。一个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体所构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