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体制障碍，让农民“后”富起来

消除体制障碍，让农民“后”富起来 近年来，随着，城镇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城镇国有土地存量有限，因此以征用集体土地为主要方式的“增量配置”手段就成了各地政府乐此不疲的“发展”选择。“发展是硬道理”，谁也不能说什么；可惜的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特色”的征地已经“发展”出越来越多令人痛心的来了；对此，中央已经引起了警觉和重视，不仅向各地派出了督察组，而且喊出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的口号。许多学者出于长远考虑中央改革和完善现行征地制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主张，忠心可鉴，用心良苦。但我始终不明白的是，我的这些同行们怎么就那么舍不得放弃一个“征”字呢？在我看来，其实问题很简单，一“征”生百弊，一“买”解千愁！ “征地”与“买地”之不同就在于，“征”是强制性的攫取，而“买”是平等的谈判；“补偿”是“老爷”对“小民”的施舍，而“价格”是买方与卖方市场搏弈的结果。当前各地征地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无不因“征”而起，又无不可以因“买”而息。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各地征地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每一个方面问题反映的都是“征”与“买”的斗争。我虽不才，愿试析之。 一是现行征地制度下滥征滥占现象严重，造成耕地锐减，使我国本已十分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这也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毕竟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不是小事。为什么我国的非农用地需求总是无限膨胀？为什么那么多土地被占而不用？为什么耕地在“最严格的保护”下越来越少？说到底就是，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农民没有发言权，失地农民被迫接受的是比市场“价格”低得多的“补偿”，政府“圈地”太容易，圈来的土地太廉价，占地太划得来了。当人们能以自行车的价格获取宝马轿车时，他们又何嫌宝马轿车之多？试想，如果宝马轿车是需要付出能够真正体现其价值的价格去购买时，那么，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它？又有谁能买而不用？ 二是“征地伤农”。“征地伤农”又有制度内伤农和制度外伤农之别。先来看制度内伤农问题，制度内伤农就是，在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在征地时可以而且正在“合理合法”地“欺负”农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征地制度下的利益分配极其不公，地方政府借用现行制度的强大威力，以少得可怜的所谓“青苗补偿费”等名义把农民承包的土地“补偿”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再以高于“补偿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倒腾”出去，政府在这一进一出中究竟“倒腾”了多少好处已经有学者估算出一个天文数字，为了给政府留点面子，此处就不再涉及了；另一方面，政府又基本放弃了对失地农民应尽的保障和社会救助责任，结果失地农民是“城市化”了，但他们“进了城就失了业”，“有街可上而无地为生”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在于，在征地制度下，土地供需双方之间多了一个“中介”——政府，很显然，如果土地供需双方是平等的买卖关系，农民的卖地所得就会更多，失地后的生活也就更有保证。对此，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流行的“完善”征地制度的主张，就是要求政府用征地所得的“不义之财”建立一个保障基金，然后政府用这个基金去“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失地农民服务；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能够通过土地供需双方直接买卖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加入政府这个“中介”绕着弯子去解决？你们这些经济学家们此时就不怕增加“交易费用”吗？再来看制度外伤农，制度外伤农就是，在现行制度下，征地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违规“害农”现象，最突出的一点就表现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上，由于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以那本已少得可怜的“补偿费”往往先被乡镇政府以“集体财产”管理者身份“管理”去一点，“村集体”再以所有者身份“所有”一点，有时还要很不幸地被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腐败”一点，经过这么“三个一点”，结果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费”就只剩下“一点点”了。何以如此？问题仍然在于，在征地这场不平等“交易”中，农民没有取得真正的“交易”主体地位，农民和土地需求者之间挡了许多堵“墙”；这就很容易想到，如果农民和土地需求者之间能够直接达成买卖关系，那么，那“三个一点”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可见，无论是从哪方面考虑，要彻底解决“征地伤农”，必须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土地市场交易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