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之父

通货膨胀之父——约翰·罗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约翰·罗（1671—1729）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的成名和暴富是靠骗术，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骗子经济学家。约翰·罗1671年生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个兼营黄金首饰的银行世家，他的父亲是钱号经理，也放钱生息。1683年，他的父亲购买了一块不大的领地罗利斯顿，从而成了贵族。由于有钱，加上仪表堂堂，派头十足，约翰·罗年轻时就热衷于赌博、打斗和追逐女人的生活，二十岁时，罗“已对形形色色的浪荡生活非常熟悉”。由于他觉得爱丁堡过于土气了，于是就到了伦敦。     在伦敦，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很快就以“花花公子罗”的外号而闻名。1694年4月，罗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中，将对手打死。法官以杀人罪判他终身监禁，经一些有影响人物的说情，威廉三世国王赦免了他，但死者亲属仍不放过他。不等事情最后了结，罗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了监狱。他从三十英尺高处跳下，结果脚脱臼了。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到国外去，于是罗挑选并逃至荷兰。     罗自17岁开始在伦敦的三年期间，罗不光寻欢作乐、花天酒地和大吃大喝。由于受到了一些相当好的实际教育，具备了各种货币事务上的计算能力，他对于1688—1689年革命以后伦敦所出现的熙熙攘攘的财政事务倒是相当熟悉了。几年之后，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19世纪，随着现代银行的创立，信贷和投机交易的大发展，出现过研究这位信贷的热烈倡导者的活动及思想的新浪潮。他被当作天才的冒险家和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通货膨胀的世纪”——使人们对这位名人重新发生了兴趣。约翰·罗想通过发行信贷和纸币来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个思想恰正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危机政策的基础（当然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学者认定，约翰·罗和凯恩斯之间是极为相似的：“法国的财政大臣、来自罗利斯顿的约翰·罗……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的相似是这样深刻和广泛，甚至连他们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这使有的唯灵论者以为，好象能在凯恩斯那里发现被重新改造了的约翰·罗”。     新近出版的一些关于约翰·罗的书籍的标题是很有意思的：《通货膨胀之父》，《信用的魔法家》，《银行家罗不寻常的一生》。约翰·罗在大部头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占有光荣的地位。     圣西门公爵是对约翰·罗的人品的一个重要目击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罗“是一个有体系的人”。为了实现自己体系的基本原理，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约翰·罗断言，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国内货币数量充裕。他并不认为货币本身就是财富，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财富是商品、企业和贸易，但是，充裕的货币在他看来可以保证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     他写道：“国内贸易有赖于工人就业和商品交换……，国内贸易有赖于货币。货币数量越多，就业人数就越多。……良好的立法可以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大限度，使货币流向对国家最有利的部门；但任何立法……也不能使人们就业，如果流通中没有足够的货币为更多的人支付工资的话。”     罗显然不同于重商主义者，尽管他们都是在流通领域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他决不颂扬金属币，反而完全贬斥它。二百年后，凯恩斯称金币为“野蛮人的残迹”，罗完全可能这样说。货币不应是金属的，而是信贷的货币（它由银行按照经济的需要而创造），换言之，应是纸币，“使用纸币是迄今增加货币量的更好的方式。”     罗的体系由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构成。第一，对银行家，他规定要实行信贷扩张政策，即让他们有权发放超过银行金属货币储备若干倍的贷款；第二，他要求，银行是国营的并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      另外一个危险，或者，这一危险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滥用银行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能力。如果银行扩大发行银行券，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的实际需要，而完全是为了弥补国家预算赤字，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通货膨胀”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不过，正是它威胁了约翰·罗的银行以及他作试验的那个国家。      约翰·罗看到了信贷的长处，但他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它的危险。这是他的体系在实践上的主要弱点，结果导致了体系的崩溃。罗的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在于，他幼稚地把信贷、货币和资本等同起来。他以为，扩大贷款和发行货币，即可创造资本，从而增加财富和就业。然而，任何信贷也不可能代替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及物质资源。      罗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所规定的，并于十到十五年后在宏伟规模上付诸实践的信贷，具有鲜明的财政冒险主义特点。约翰·罗属于“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之列，同时，马克思又嘲讽地指出，此人“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  发现了印度——银行信贷制度      约翰·罗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业务有浓厚的兴趣。罗在伦敦期间，学习计算与处理各种货币往来的业务能力，了解银行界的情况，并与金融界人士有密切往来。在荷兰逃亡期间又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回到苏格兰，建议建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底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但是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又来到法国巴黎实现他的雄伟理想。      约翰·罗是银行事业的浪漫主义者。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免奇怪：银行和浪漫主义者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当时，在资本主义信贷萌发时期，它的可能性（机会）多得不可思议。无怪乎约翰·罗在自己著作中多次地把银行制度和信贷的发展比作“发现了印度”，即发现了通向印度和美洲的海路。贵金属和稀有商品正是通过这条海路流入欧洲的，当时还未曾经历过的信贷力量在约翰·罗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赞助者、颂扬者和预言家。     在荷兰，约翰·罗精心研究了当时全欧最殷实、规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银行。1699年，罗的足迹又出现在巴黎。之后又去了意大利，带着一位年轻的有夫之妇、英裔女人凯待林·西涅尔。此后，她便陪伴他到处漫游。在创办一个新型银行这一想法的驱使下，约翰·罗于1704年回到了苏格兰，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设想。      国家正处于各种经济困难的夹击之下，商业停滞，城市中的失业，企业精神受到压抑。罗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1705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由国家供给货币的建议》一书。罗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理论家，他的经济兴趣从未越出货币信贷问题的范围。但是，由于为自己的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思想在经济科学上发生了作用。     罗的正确预言之一是认识到信用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罗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是纸币可以流通而且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罗发行纸币的基础也是国家信誉和抵押品。这也是他开始时成功的原因，可惜的是他后来违背了这个原则，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其实许多发生过超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罗是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预言家，也是滥用这种信用的先驱。 征服巴黎     苏格兰议会拒绝了罗创办土地银行的建议，英格兰政府也两次拒绝了罗的申请（这一呈文使他十年后获罪）。为了准备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的法令，罗不得不再去大陆。他在那里过着赌徒一般的生活，大搞有价证券、珠宝和古旧书画的投机买卖。 孟德斯鸠在《波斯通信》（1721年）中，借一个旅游欧洲的波斯人之口，述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说到欧洲大多数地方的赌博。成为一个赌徒——这本身是一种社会地位。这个称号可以代替显贵出身、财产、尊严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它已经成了社会地位中的一个等级……”。     正是这条道路为约翰·罗创造了社会地位和财产。关于他在赌博方面的才能有不少神奇传说。沉着冷静，神机妙算，非凡的理解力，以及赌博得手给他带来的巨额酬金。当他最终决定在巴黎定居时，他带来法国的财产约有160万利弗尔。不过，巴黎吸引他的不仅是赌博和投机。随着财政危机的尖锐化，他越来越感觉到，这里正是实现他计划的地方。国库空虚，国债剧增，信贷动摇，经济处于停滞和萧条之中。罗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能通过创办有权发行钞票的国家银行的办法加以扭转。      在法国经过几次的周折之后，罗的建立银行的建议终于得以实现。1715年9月法王路易十四死去，国内财政赤字严重，年税收仅142亿利弗尔，但是债务却高达39亿利弗尔。继位的皇子仅7岁，由于国王继承人年幼，因此由菲利浦·奥尔良（老国王的侄子）公爵摄政，罗的机会来了，因为奥尔良公爵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罗在过去几年间，曾逐渐地向菲利浦·奥尔良公爵暗示了自己的想法，奥尔良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他信任约翰·罗并采用了罗的建议，掌权以后不久便召见了约翰·罗。摄政王用了半年多时间，说服贵族委员会和巴黎议会，因为后者害怕激进措施，而且不信任外国人。罗倾向于拒绝国家银行的主意，而赞同私人股份银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迂回机动的把戏，从一开始，银行就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正式成立，该银行是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它在头两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约翰·罗俨然成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行政官，精明强干的事业家，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下，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熟悉银行业务，他牢牢地掌握了法国所有的货币和信用系统，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通用银行的钞票（罗在这一时期成功地控制着它的发行）遍及流通，时常甚至以对硬币的差价而在流通中生了根。同巴黎的高利贷者相比，银行贷款利率适中，因为在工业和商业中曾自觉地对它予以调整。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宣布放弃金属硬币，以便随心所欲印纸币满足财富需求。当时发行的无抵押无储蓄的纸币高达10亿利弗尔。纸币过度发行就潜伏了金融危机。使这一危机爆发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约翰·罗并不忠于祖国，但他忠于自己的思想。开始，他向苏格兰和英格兰，向萨沃依公爵和热那亚共和国提出自己的思想，结果均遭拒绝，未能取得成功。而法国采纳罗的建议使他获得成功，由此他真诚地感到自已是一个法国人并加入了法国籍。罗为了在法国实现自己的思想，他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而是全部心血。圣西门公爵这样评论约翰·罗：“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任何的贪婪和欺骗。”这是可信的。是他的体系确定不移的逻辑本身把他变成了一个骗子。      1715年12月，约翰·罗在给摄政王的信中，再次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信中有一处令人费解、简直是故弄玄虚的地方：“但是，银行并不是我的想法中唯一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我要创立一种制度，以其有利于法国的变动而使欧洲感到震惊。这些变动比发现印度或建立信贷更有意义。国王陛下能够把王国从目前的令人失望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使王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使财政走上轨道，振兴、支持和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两年以后，隐藏在这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背后的东西终于清楚了——就是实现“密西西比计划”。该计划是由罗在1717年创办他的第二个大企业——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创办之初是为取得当时归法国所有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权，所以，当时人们把他的公司称为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经营开发和征税。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奇。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活跃了一个多世纪，在荷兰也有类似的公司，但罗的公司与众不同。该公司不但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而且获得了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罗也同时获得了皇家造币厂和间接税征收的承包权。1719年10月罗偿还了150万利弗尔国债，并于1720年出任法国财政部长。      印度公司不是商人小团体的联合，在它们之间分配股息。公司的股票预先就是供售卖给较大的资本家集团，供在交易所积极流通之用的。该公司同国家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不限于从国家得到大量的特权，以及在许多方面的垄断权。要知道，在公司董事会中，同这位沉着冷静的苏格兰人并排就坐的，竟是法国摄政王菲利浦·奥尔良公爵本人。通用银行于1719年更名为皇家银行之后，公司同银行合并。银行为资本家提供货币信贷以便购买公司票，进行它的金融事业。这两套系统的管理权统统集中在约翰·罗一人手中。      综上所述，约翰·罗的第二个“伟大的思想”就是关于资本集中与联合的想法。在这里，他又成了超越自己时代的预言家。只是在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在西欧和美国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公司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经济。大型企业不是单个资本家甚至几个资本家力所能及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为此，需要把许多人的资本联合起来。顺便指出，小股份持有者只交钱，对公司事务并不发生什么影响，管理权操在上层人士手中。密西西比公司的大权就掌握在约翰·罗和他的几个帮手的手中。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时曾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      股票买卖中的投机倒把是股份事业的必然产物，罗的体系使这种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共发行股票25万股。在他的公司建立一年，已经站稳了脚跟之后，罗便转向大规模的旨在抬高行市和推销股票的活动。为了带头，他购买了二百张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每张股票当时只值250利弗尔，但答应半年后每股按面额500利弗尔偿付，不管当时值多少。在这个极不合理的交易中，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却有着很大的好处。半年时间，股票价格超过面值好几倍，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巨额利润流进了约翰·罗的腰包。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他来说，现在再增加多少金钱已没有特别意义。他的目的是要吸引股东们的注意力，激起商人们的兴趣。这段时期，他大力扩展公司的事业。预计到未来的发展，他把实际的情形同精明的广告结合起来。      约翰·罗开始在密西西比河谷殖民，并在那里建立了城市，该市被命名为新奥尔良，以纪念法国的那位摄政王。因为招不到自愿移民，政府依照公司的建议，开始把小偷、流浪者和妓女流放到那里去。同时，罗有组织地编造并广为散布各种诱骗人的消息，说那里有个神奇的富裕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非常欢迎法国人，用一点小玩意就可换回黄金、宝石和其它财宝。他还把耶稣会教徒送到那里，呼吁印地安人加入天主教。     罗的公司合并了好几家法国原有的殖民公司，成了最强大的公司。这些公司中原有的几十艘船舶，打着约翰·罗的名义，在罗的助手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些大船队，经法国运送白银、丝绸、香料和烟草。在法国国内，公司从政府手中取得了包税权。     尽管公司支付的股息十分微薄，但它的股票从1719年春天起象气球一样不断看涨。这正是罗所期望的。在精心操纵市场的同时，他又策划发行新的股票，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予以推销。对股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发行数额。成千的人不得不在公司大门口夜以继口地排队等侯，登记购买。尽管如此，到1719年 9月，公司已经售出了面额五百—五千利弗尔的股票。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不去排队而是缠着罗和其它经理给增加名额。要知道，按五千利弗尔发行的股票，明天就能在交易所中卖到七千到八千利弗尔！有人想通过火炉烟囱钻进罗的办公室，有的贵夫人吩咐车夫把马车在罗的门前弄翻，为的是诱出那位对女人特别殷勤的英雄，让他听取自己的申请。罗的秘书靠收取贿路发了财，这些钱是从等待会见罗的申请者手中索取来的。     摄政王菲利浦的母亲，一位刻薄的年迈的贵夫人，在给住在德国的亲属的信中，曾生动地述及这个离奇的时代。她说，“人们那么巴结约翰．罗，他月夜不得安宁。—位公爵当众吻了他的手。”      1720午1月，罗被委任为法国财政大臣，事实上，他早已管理国家财政了。正在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了在他的体系下的第一次地震。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集起来的巨额货币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少部分用到船舶和商品，大部分用于国债券。事实上公司在赎回股票所有者债券的同时，已经承担了全部巨额国债(二十亿利弗尔)，这就是罗许诺建立的财政秩序。怎样安顿公司日新月异的股票呢?因为罗的银行还在不断发行和使用新的成亿的银行券。     这种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罗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他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心怀恶意者以及有点远见的投机家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当然希望把股票和银行券赶快脱手。罗的回答是，维持股票的稳定行情，限制银行券兑换黄金。支持投票需要货币，于是罗拼命发钞票。他在这几个月中颁发的许多规定和条例，带有惊慌失措的痕迹。罗似乎走进丁死胡同，他的体系快要完蛋了。1720年秋，业已变成贬值纸币的银行券顶多只值票面价额的四分之一。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巴黎缺粮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慨。从十一月起银行券不再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体系开始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