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读经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 这是1935年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 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先锋的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实给此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我们从他当时所表现的议论中清楚地看出，他是觉得专是一种文化的革命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国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中国才能动转。中山先生提倡“把中国近代化”之功绩是后来中国人所万不当忘的。溯自建业建都以来，政治上要右转些，本为事理之自然，当为人情所谅解。不料中国人“如醉人，扶之东来西又倒”。一朝右转，乃至步步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远史不必谈，姑谈今史。清升孔子为大祀而清亡，袁世凯祀孔而袁世凯毙。韩退之有句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大凡国家将兴，只问苍生，国家不了，乃事鬼神，历史给我们无数的例。祀孔还不算完，接着又有读经的声浪，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国家的前途担心。提倡革命的人们，无论左向右向的革命，总不免把主张说到极端，到极端才有强烈的气力，然而手操政权的人们，总应该用充分的知识，健强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后有安定！特别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今日中国，应该做的是实际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虚是不能救国的。 在批评读经政策之前，有几件历史事实应该知道。 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家每每衰落的。我们且一代一代地看去。周朝远没有受这些经典于前代，那时候的学问只是些礼乐射御书数的实际事件。秦朝焚书坑儒，更不必说。汉朝的缔造，一半赖高帝之武，一半赖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章六经，然而茂陵一年所行，无事不与儒术相反。宣帝以后，儒术才真正流行，东海边上的读经人作师作相，汉朝也就在这时节起头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经学。李唐创业，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学才在中天，玄宗亲自注孝经，玄宗也亲自听破潼关的渔阳鼙鼓。赵宋德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个道士，仁宗时儒术乃大行，也就从仁宗时起仰契丹如上国，有蕃夏而不能制。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受南唐爪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明朝是开头提倡宋元新儒学的，其结果造成些意气用事的儒生，酿成燕变而不能制。若不是当时外国人不闹，若不是永乐真有本领，中国又要沉沦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个是纯粹流氓刘寄奴，一个是高超儒生萧老公。刘寄奴到底还灭燕灭秦光复旧物，萧老公却直弄到断送南渡以来的汉人基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蔑视六经、《论语》、《孟子》等之历史的价值。它们在当年自然有过极大的作用，我们的先民有这些贡献犹是我们今日可以自豪自负的。我只是说，虽在当年简单的社会里，国家创业也不是靠经学的，而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冶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诡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国吗？儒生纷纷降索虏，留梦炎本是状元，洪承畴更是理学人望，吴澄钱谦益则胜国之盖世文宗也。事实如此，可知在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几经是好的敌不过不好的了。或者当时若没有经术，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过当时的经术并无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件确定的史实。 二、当时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话，策论家装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人可就少了。这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后生生活。所以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势力的书，更有作用的书。即如《贞观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远比《书经》有用；《太上感应篇》是一部乡绅的教科书，远比《礼记》有用；《近思录》是一部道学的教科书，远比《论语》好懂。以《春秋》教忠，远不如《正气歌》可以振人之气，以《大学》齐家，远不如《治家格言》实实在在。这是在历史上有超过五经作用的书。那些劝善报应书，虽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实际效用。六经之内，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我这些话不是我的议论，更不是我的主张，只是我叙述历史的事实。若明白这些事实，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即就维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论，在这年五经大半也还是门面的，也还是靠别的书支持儒教。那么，在当年的社会中失败了的读经，在今日反能成功吗？ 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柬书”，哪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介石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附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汉朝宋朝的经学在当时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创造的事业，本来不是纯粹的经学，所以才有动荡力。清儒之所谓汉学是纯粹的经学了，乾嘉的经学也就全无政治的道德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为今文为“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那时学堂讲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者，如做梦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气力不讨好的；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据以上三类历史事实看去，读经从来不会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它笼络学究，使得韩文公发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又有些外来的君主用它破除种族见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里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称赞金章宗！ 难道相去不远的旧社会试验两千年不曾完满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极的新社会中值得再去尝试吗？ 以上是历史的考察，再就现在的情形论，尤觉这一回事断不可办。我的见解如下： 第一，现在中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同时，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程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况且现在的世界是列强竞进的，若是我们的中小学程度比起欧美日本同等学校来不如，岂非国家永远落后，即是永远吃亏？在这又要儿童青年健康，又要他们程度不比人差的难题下，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以安排，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又怎样办？挖补自儿童的身体呢？挖补自儿童的近代知识呢？ 第二，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厥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育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凡常与欧美人接触者，或者如我一样，不免觉得，我们这大国民有个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甚解，浑沌混过，又有个可耻之事，就是信口乱说，空话连篇。西洋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只比我们认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过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说明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件说明“教不成”它。我想，这也很够反对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于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意不适用于现在之国家，整个用它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精华萃于中国之先秦，真正陋极了！ 至于感觉目下中小学国文及历史教材之浅陋荒谬，我却与若干时贤同意见，这是必须赶快想法的。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当充分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必以中国为限，其中国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六经中之可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材料。这就很够了。 附：傅斯年反对读经 1934年7月，执政当局规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提倡尊孔读经。当年8月27日，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与此同时，叶楚伧、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随后，还推出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财政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 　　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也说：“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相比之下，傅斯年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1935年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 　　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上予以转载，他还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该文作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作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诗经》和《书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数十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也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