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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告别知识分子_的时候到了_

2014-04-08 3页 pdf 211KB 4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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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告别知识分子_的时候到了_ 15 地——除了“卖红薯的”之外——出现“扔石块 的”和“打酱油的”(网络用语,指心里明白却 只愿做看客)这另外两种角色。“打酱油的”和 “卖红薯的”秉承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 传统,“扔石块的”秉承的是落第书生洪秀全式 的传统——总归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 随着20世纪后半期知识系统的迅猛发展,在 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上,思想家们开始了前所未 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 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 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 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
_告别知识分子_的时候到了_
15 地——除了“卖红薯的”之外——出现“扔石块 的”和“打酱油的”(网络用语,指心里明白却 只愿做看客)这另外两种角色。“打酱油的”和 “卖红薯的”秉承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 传统,“扔石块的”秉承的是落第生洪秀全式 的传统——总归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 随着20世纪后半期知识系统的迅猛发展,在 知识分子的角色问上,思想家们开始了前所未 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 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 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 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 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 重新审查规则和,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 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 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 角色)。 自福柯开始,知识分子进入反思自身的阶 段,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类似 由传统的明确到现代的迷失阶段。冯友兰说中国 知识分子遇到问题习惯绕着走,西方知识分子则 是正面进攻。中国式的思维习惯于从智慧的角度 解释问题,因此并不特别依赖逻辑。 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论题,如果 以东方智慧进行解读,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充 满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么是责任才能承担责任 吗?老子早就对一味追求并拘泥于道德的儒家 (尽管他没有提到儒或者孔子这样的字眼,并且 比孔子大四五十岁)提出过批评。他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 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 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 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看来,老子的认识和福柯的主张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预设必须去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最终害 了目的本身。无论从老子的还是福柯的标准 看,近代以来中国只出现过有限的几个知识分 子,陈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陈先生不做自我标榜 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应之口舌争辩,以其坚 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权力,善哉。 这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时代 十年前,专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凋零现象, 并以《最后的知识分子们》一书奠定地位的美 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ecoby)在《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 文化》一书里,重提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 华兹华斯的一段轶事: 法国大革命失败,复辟当道,整个时代退 潮,另一浪漫大诗人柯立芝致函华兹华斯:“我 希望你能写一首诗,一首白话诗,怜那些因为法 国大革命失败,因而对人类的理想已经放弃,沉 沦在伊壁鸠鲁派的自私,退化到只关心日常软性 事务,对有愿景的大问题则嗤之以鼻的人。” 受到激励,华兹华斯遂于1802年写了《伦敦》这 首诗:“米尔顿,你实在应该活在我们这样的 时代,英格兰需要你,她已沦为一池死水的沼 泽⋯⋯啊,请唤醒我们,请重新回到我们这里, 赐给我们格调、美德、自我和力量⋯⋯” 约翰‧米尔顿系17世纪英国的自由先锋,在 人类的自由发展史上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华兹 华斯重提米尔顿,反映的是他对重振时代精神的 盼望;而雅各比教授重提华兹华斯,表达的则是 他对这个知识分子凋零时代的悲伤。“公共知识 分子”这个词,即是雅各比教授所首创,他希望 知识分子不要好高骛远只谈虚无飘渺的乌托邦, “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到了? □ 南方朔(台湾时事评论家) 16 ? ? ? ? 也不要冷漠近视只去耍弄一些对公众毫无意义的 小聪明,而要去关心公众的中心问题。只是在目 前这个冷漠的时代,他的期望似乎已成了微小的 空谷足音,没有太大的回声! 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去了”已成 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过去,无论任何国家,知 识分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西方为例,后文艺 复兴、理性启蒙、狂飙浪漫运动,一直到全球社 会主义运动,历史有一大半都由知识分子带领完 成。在中国,发展路径虽不相同,但古代士大夫 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一直到近代国家救亡 图存,知识分子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以前有着耀眼的光 辉,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基本上就 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过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自从罗素、沙特等人相继逝世,大型知识分子的 时代即已结束,如果勉强算,美国的乔姆斯基可 说是知识分子这个光辉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现 在似乎到了“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 知识分子在“自我边缘化”? 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 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 也日益丢失。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今天西方的所谓知识分 子是站在西方体制的对立面,因而多少都有一些 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形左的亲合性,自然而然 与国际社会主义拉上了关系,而国际社会主义的 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生存的条件。二战前的大 战中,欧洲及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方面,的 确有过勇敢且杰出的表现,但战后苏联斯大林的 表现,以及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直到后来 的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等于剥夺了欧美左 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战后欧美知 识分子虽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到反越战 运动中有过突破性的进展,但青年过激势力的崛 起,却只依然造成自我毁灭。在欧美世界,近代 的通俗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 获得终极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它所反映 的,其实是任何形态的理想主义都被贴上“意识 形态”这个污名化标签,而被驱逐出了思想的日 程表。 欧美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日益弱化,除了世 界大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外,其实也 和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有 关。 在社会结构上,二战之后,社会重构,大 学教育快速扩张,许多知识分子被征召进校园, 参与到所谓校园学术中;而战后媒体工业发达, 知识分子讲话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另外则是战 后经济扩张,就业条件转佳,工作性质也在改 变,知识分子此前的支持群众已开始变少;而可 能更致命的,乃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新兴的 “技术精英”(intelligentsia)已开始与传统的知 识分子(intellectual)展开角色竞争。所有这些 发展,都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和过去一样,以单独 的阶层或社会角色的身份而存在,加上二战后的 都市快速向郊区扩张,连带着也使得私的领域变 大,公的领域受关心的程度减少,知识分子纵使 例行聚会也渐趋困难,想要扩大社会角色自然阻 力更增。 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改变,阻碍了知识分子 社会角色的发挥,而更重要的还有更多知识分子 “自我边缘化”的因素:一、此前,知识分子的 知识理论都相信整个世界有它的整体性,但战后 迄今,人们愈来愈认为每个人的不幸都是他个人 出了问题,而不是社会的责任,因而造成了一种 虚假的多元主义,人们再也不相信“整体性”这 样的东西,“私”字抢现,“公”字退隐。现在 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以天下为己任”, 他受 到的揶揄一定远远多于喝彩。 二、在愈来愈复杂和庸俗的世界,知识分 子的视野也被诱导得愈来愈浅化了,这也充分反 映在社会人文甚或艺术的课题上。近代政治、社 会、人文的思考虽然杰出者不少,但很多只是自 己小圈子高兴,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许多号称 反叛者实际只是故弄玄虚,只会用激烈的言辞讲 无人听得懂的话。知识分子的这种现象,有人称 为“自恋”,有人说是“新虚无”,有人则说现 在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到底是对立或是共谋都已无 法分清。古典知识分子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他 们唱的是“大调”,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 校园内,只唱小圈子里自己喜欢却无甚意义的 “小调”,人们当然对知识分子不再那么信服。 知识分子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自 古典知识分子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 他们唱的是“大调”,现在的知识分子,特 别是在校园内,只唱小圈子里自己喜欢却 无甚意义的“小调”,人们当然对知识分子 不再那么信服。知识分子把自己变得不那 么重要,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 17 我边缘化”,它也与社会思想的平庸化,知识分 子不能在广泛的思想上求新求进,因而发言权开 始变小有关。当今世界,人们相信“没有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终极价值,而知识分子在这 方面无疑是失职了。 三、最严重的,乃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言 权已达到了任何人只要不满都可透过网络表达的 新阶段。这种假象的自由,造成一种反面后果, 就是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网络的 兴起,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角 色,知识分子已显得多余。 今天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 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但人们必须注意的 是,社会是有“整体性”的,不会因为人们看不 到就不存在,任何社会,当知识分子角色凋零, “整体性”的问题不受注意,社会的问题就会累 积、恶化。当今全球放任资本主义当道,强者变 成肥猫,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贫富差距日 渐扩大,这一切,正将世界带到危险的状态。这 些基本问题不去关心,仍兀自谈论种种虚无缥缈 的课题,知识分子又怎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琐碎事务的极其用心与重大方向上无所用心 西方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以来确实带动着人 类的进步,贡献卓著,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 由于国家间的权力争逐严重,知识分子的角色难 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也正因此,往后的知识分 子角色,除了应致力于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外, 还应追求全球的公平秩序。而要达到这些目标, 知识分子自应格外努力,强化自己的发言力度, 并超越技术精英那种见木不见林、有极大偏向性 的技术或工具理性。当代世界秩序日益混乱,尤 其是次贷风暴到全球金融海啸,已将美国资本主 义那种累积性体制之弊尽显无疑,美国整个社会 居然会让这种情况形成,它整体的非理性不是到 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吗?而知识分子不能在经济领 域保有批判性,岂不正是一种致命的缺陷? 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 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也表现 出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在琐碎事务上聪明,对重 大方向的不合理却无所用其心,知识分子又岂能 没有自我改变的重任呢? 近年来,欧美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的讨论 渐盛,它所反映的乃是整个社会对批判、反思及 矫正力量缺乏所造成的现状之不满。任何社会都 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制衡以矫正方向的偏 差,但知识分子有时候好高骛远,容易将问题简 化,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信徒;有时却又容易故弄 玄虚,目光如豆。这乃是在乌托邦与近视症间摆 荡的知识分子的过去。知识分子亟待重建道德良 知、批判的知识水准,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关 怀。 西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久矣, 他们还有许多有待努力之处。至于发展中的新兴 国家,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 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多半为前殖民地或次 殖民地,由于国家命运的坎坷,这些国家的知识 分子自然而然有着极强的“救赎情怀”,总希望 能找到一两个核心概念即能使国家得救。问题在 于“救赎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乌托邦知识分 子”乃是同类,愈将问题简化,反而距离问题的 解决愈远。近代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 救赎情怀最为强烈,国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曾成为救赎药方, 但都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阿拉伯学者拉罗伊 (Abdallah Larowi)遂如此说道:“一个社会愈 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愈分歧也愈深 化;知识分子愈意识到这种停滞,则他们的责任 感愈大也更常常容易被诱惑而逃避到各种幻想和 迷思里。一种革命当它想要解决太多问题,则它 距这些目标将更遥远,甚至终究成为不可能。” 因此,新兴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其实比发达国家 知识分子更为艰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 《迷宫中的将军》里描述南美洲的解放英雄玻利 瓦尔将军,他带领人们解放成功,但解放后所遭 遇的却是一个迷宫般的情势,各系各派都被不同 的列强所左右,各有各的方向主张,国家形同一 盘散沙,因而他最后遂有“别再管我们,让我们 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之歌。后殖民大师萨依德 则指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国家的 历史保持一定的“疏离和慷慨”,有太多后进国 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与慷慨, 而且有嫌弃与愤怒,当出现这种心态,则他们的 没有希望已可断定。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嫌汉 字、嫌中国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漫漫 长夜,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不陌生。 也正因此,在中国几经波折,似乎已逐渐摆 脱噩运的此刻,我倒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 去从事一种更有开拓性的工作,即根据自己的过 去和人类的普遍经验,对身处社会的不同可能性 及发展模式作新的探讨。 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自己,对比中国命运更 坏的其他社会也有示范的效果。中国知识分子以 前总是抄袭别国的经验,现在应该到了创造自己 愿景的时候,这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认 知,也是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下阶段最重要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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