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哲学

时尚的哲学 齐美尔 费勇译 对生命现象的理解方式引起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生存的每一个点上有很多力量，而且每一种力量实际上都努力越过真正的现象之外，充满着无限性，最终转化成纯然的紧张与渴望。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种双重性的生物，但这并不影响他或她的行为的构成；事实上，只有作为众多因素的结果，他们才是有效的。对我们来说，一种没有本源力量作基础的现象是贫乏而空虚的。只有每种内部的力量超越它外在的表现方式向外扩展时，生命才能获得会提高它部分真实性的无尽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方式里，现象才暗示出一种更深的力量、更暖昧的紧张、比当前场景所显现出来的更加丰富的斗争与和平。 这种双重性无法被直接描述，只存在于个人的抗争中，个人的抗争是我们存在的典型行为，被认为是基本的、结构性的形式。我们自身特质的生理学基础首先就透露了：身体需要运动和安宁、生产力和感悟力。如果把这种分析运用到精神生活，就会发现，一方面，对普遍性的追求会对我们有所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抓住特殊性；普遍性为我们的精神带来安宁，而特殊性带来动感。在情感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寻求专注于人和事的平静，也寻求旺盛的自我表现引起的斗争。 社会历史在冲突、妥协、调和之中发展，渐渐地获得，迅速地失去，在适应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显现。不论处于这些两极之间的我们内在生活的摇摆从哲学上被表达为宇宙一神论与每个宇宙的因素都是个别的存在而且都有天赋的差异的信念之间的斗争，还是基于如同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党派斗争那样的实际冲突，它总是一种同一的最终在遗传与变异的比照中生物学地显现出来的基本的双重性形式。遗传代表着这样一些概念：普遍性、同一性、生活内容和形式的消极的相似性；变异表示着运动、个别因素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促使一个个体生命向另一个无休止地发展。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我们种类历史中的每一个基本的生命形式代表着一种将持久、同一、平等、相似中的影响力与变化、特殊、惟一中的影响力同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 在这些对立性因素的社会具体化中，一方通常为模仿这样一种心理学倾向所维护。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渡。它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即使在明显地没有个性与创造性之处，它也容许有目的的和有意义的行为。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界定为思想与无思想之间的产物。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行为中的保证。换句话说，它通过先前的行为提升自己，就好像置自己于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现在的行为免除了保持自身个性的困难。不论何时当我们模仿，我们不仅仅放弃了对创造性活动的要求，而且也放弃了对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为的责任。这样，个体就不需要作出什么选择，只是群体的创造物，以及社会内容的容器。作为一种天性的模仿驱动力显示了这样一种发展水平：对有目的的个性行为的希望很活跃。但获得个性内容的能力目前还不具备。当我们超越此水平有所进步时，我们的思想、行为、感觉不再只是决定于现存的秩序、过去和传统，而是决定于将来：目的论的生存是模仿论生存的对立面。 这样，我们看到模仿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构成性的因素，代表着我们本性的基本方向之一，也就是说，它满足于将个性与普遍性融合起来，并且强调变化中的永久性因素。反过来说，凡是在恒定中找到了变化的地方，凡是能够发现个性差异与自我提升凌驾于普遍性之上的地方，模仿的原则肯定遭到否定和压制。确切地。由于按部就班、人云亦云是求新求变、我行我素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所以，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一个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而各种社会机构、惯例可以被看作——当然不是永久的——调和性的力量，它们使两种持续不断争斗的原则在表面上以合作的形式出现。 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充满活力的时尚生活在我们的历史中被这些因素所包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它实现后者一方面是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另一方面是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底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底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时尚的内容这个角度来考察时尚的历史，假如我们从时尚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这个角度来加以研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我们在时尚中观察到的个性心理特征都与时尚的这个基本本质相一致。 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就像一幅画框既内在地赋予了艺术品连贯的、独立的本质，又外在地隔绝了艺术品与周围空间的所有直接关系；除非我们分析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影响，否则，这样一些形式的同一力量无法被表达，所以荣誉拥有它自己的特性，而且对我们而言超越了它自身所有的道德权力——这些权力往往被另外社会圈子的人看作是不正当的，但同时，有着荣誉的个体代表并维护着他们自身社会圈子与阶级的权力。这样，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 关联与差异在此不可分离地相联结成为两个基本的功能，它们构成了一种相互对照的逻辑关系，一方成为另一方实现的条件。在无数的事例中，以客观的、美学的或其他的立场来看时尚的创造，哪怕是最细微的理由也找不到，这也许可以证明：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实际上我们的服装一般而言是适应我们的需要的，例如我们并不会根据时尚的指令来决定是否穿宽裙或窄裙，是否理长发或短发，是否戴彩色或黑色的领带。有时，丑陋和令人讨厌的事物居然变成时尚，似乎显示了时尚期望通过驱使我们只是因为它是时尚而去接受最痛苦的事物来展现它的力量。时尚以随意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推崇某些合理的事物，在彼情况下推崇某些古怪的事物，而在别的情况下又推崇与物质和美学都无关的事物，这说明时尚对现世的生活标准完全不在乎。这意味着时尚与其他的动机有关，也就是全然地与正式的社会动机有关。当然，它偶而也会客观地接受合理的因素，但是，作为时尚，只有它的来自于任何其他动机的独立性变得确实可知时，它才是有效的；就好像只有当我们不是为了外在的内容与目标，而只是为了它是我们的职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忠实的行为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时尚将宗教信仰、科学兴趣、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题材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事，因为这些领域要求人们只是服从于客观的教条。但是，导向采用这些生活内容的动机与时尚发展中客观性的完全缺失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 如果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藉时尚而不断变异，那么，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时尚——最新的时尚就仅仅影响较高的社会阶层。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这种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他们在那些服从于时尚兴致的领域很少遇到抵抗，因为单纯的外在模仿是最易于达到的。相同的过程也在上层阶级中的不同层次间运行，尽管这些层次间的差异如同少女与少妇之间的差异一样并不总是能够被察觉到的。的确，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个阶层越是接近其他的阶层，来自较下层的对模仿的寻求与较上层的对新奇的向往就会变得越加狂热。货币经济的流行必定会加快这个过程并且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碎的金钱拥有，所以，相比于那些要求一种金钱不能获得的个人价值的领域，这里更容易藉外在性与更高阶层达到一致。 在那些社会结构不具有阶级分层功能的地方，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地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显露自己。据，在一些原始的种族里，生活条件完全相同并有着紧密联系的群体有时候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时尚，凭借这些不同的时尚每个群体建立起它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与外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喜欢从外面引进时尚的偏好广泛存在，在某些社会圈子里外来的时尚显现出巨大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不是本地产生的。尽管先知西番雅 [1]对于穿外国服装的贵族表示了他的愤怒，但事实上，外来的时尚似乎特别强烈地有利于所采用的群体获得独特性。确切地，由于来源于外 部，这些进口的时尚通过与圈子外的某一方面发生关系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有意义的社会化形式。有时候它像那些社会因素那样显现，如同观察的轴心，把相距甚远的集中于一点。这样，在原始种族中，金钱——和它本身的经济价值——是最强烈的普遍兴趣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常常是由外部带进来的。在一些地区(例如所罗门群岛和Niger的Ibo)存在着一种生产贝壳或其他金钱象征物的工业，这些贝壳或其他金钱象征物在生产地并不用来作为交换的媒介，但它们被出口到邻近的区域——就好像为着自己独特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巴黎时尚常常变成别处的时尚。就巴黎本身而言，时尚显现了双重因素之间的巨大的紧张与协调。在巴黎，个人主义比在德国更深刻，那儿有很多只是自我满足的时尚风格，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那儿发现一种非常广泛的流行风格的体系，因此，个人主义的风采在那儿从不和流行风格有所冲突，却又总是能从流行风格中跳跃出来，十分醒目。 如果建构时尚的两种本质性社会倾向——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而它的疆域将终结。因此，较低的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往往不是他们特有的；在此意义上，原始种族的时尚比我们的更稳定。依靠他们的社会结构，他们没有相互混合、混淆的危险，这种相互混合、混淆的危险刺激了文明人的不同阶级在服装、风格、品味等方面表现出差异。通过这些差异，有意于分化的群体部分却被内在地统合在一起：步调、速度和姿势的韵律根本上决定于服装，着装相似的人在行为举止上也相似。对于个人主义者崩溃了的现代生活而言这特别地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种族中的时尚种类更少，更稳定，因为在他们中间对于新鲜印象和生命形式——除了它的社会效果以外——的需要是很不活跃的。 时尚的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只是因为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诉求，而这正是所有时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随着冲动力的减弱而渐次发展。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阶级之中。 关于时尚的纯社会动机，有两个相邻的原始种族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例子，可以说明时尚的双重目标：同化与分化。卡菲族 [2]有很完备的结构分明的社会秩序，虽然他们的服装与装饰受到一定的法规的限制，但人们发现在他们中有很迅速的时尚的变化。布西门族 [3]没有什么社会等级，也就没有什么时尚的发展，那里的人对服装与装饰的变化没有什么兴趣。 但相同的理由有时却会阻碍时尚的形成。据说大约1390年代的佛罗伦萨在男士服装方面没有流行的时尚，因为那里的每个男人都希望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展现自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时尚的建构因素之一——统合的欲望——是缺席的，而缺了它就不可能有时尚。另一方面，有报告指出威尼斯的贵族没有时尚，因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要求他们穿黑色，以至于他们和较低阶层的区别十分明显，不再需要时尚。在此，只要缺乏另一方的构成性因素，时尚就不会出现，原因在于他们和社会底层的区别无须时尚来达成。 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一件起先只是少数人做的事变成大多数人都去做的事，例如某些衣服的式样或社会行为开始只是少数人的前卫行为但立即为大多数人所跟从，这件事就不再是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它在被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而导致的其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时尚在限制中显现特殊魅力，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惑。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being)的问题，而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non—being)；它总是处于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结果，至少在它最高潮的时候，相比于其他的现象，它带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在感。 假如社会意识对时尚所表示的旨趣的短暂注意也是由于时尚消亡的根源与它的宿命已经被取代，那么，这种短暂性完全不会降低时尚的地位，实际上反而会对它现存的情形增加吸引力。在所有的事件里，一个客体不会因为是“时髦的”而遭受地位降低的痛苦，除非我们带着厌恶丢弃它或为了其他重要的理由贬低它；当然，在这样的案例里，时尚变成了一个价值概念。如果我们相信时尚有它的连续性和它客观的理据，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别的事物虽然也是新奇的而且也以PJ样的方式突然流行，却不被我们看作时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一种现象消失得像它出现时那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因此，在解释现在的时尚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意识发挥一种有力影响的理由中，也包含着这样的事实：主要的、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正越来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从而，生活中短暂的与变化的因素获得了很多更自由的空间。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不停劳作、发挥自身天赋的过去之断裂使得意识越来越专注于现在。不过，这种对现在的强调显然是对变化的强调，达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是这种文化倾向代表这样的程度，在此程度它在所有领域里都将变作时尚，而不单单只是服装才会引发时尚。时尚已经超越了它原先只局限于穿着外观的界域，而以变幻多样的形式不断增强对品味、理论信念、乃至生活中的道德基础的影响。 时尚本身一般从来不会流行开来，这个事实使接受了时尚的人有这样的满足感：他或她觉得自己接受的是特别的、令人惊奇的东西，而同时他或她又内在地觉得自己受到一大群正在追求——而非正在做——相同事物的人的支持。所以，时尚的人所面临的显然是赞许与嫉妒的混合。而且这种嫉妒在此有着特殊的色调，它的微妙之处也许在于：嫉妒者想像性地参与了被嫉妒的对象。这方面有启发性的例子是由那些对富人的享受略知一二的工人的行为所提供的。当我们嫉妒一个物体或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拒绝它，而且意味着我们与被嫉妒者之间现在开始存在着某种关系，也意味着我们与被嫉妒者之间现在有了相同的心理内容，虽然种类和感觉形式完全不一样。对于被嫉妒者特性的偷偷占有——如同单恋的愉悦——包含着一种有时可以阻止妒嫉感不断恶化的解毒剂。时尚的众多因素一方面有利于嫉妒向着更柔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予被嫉妒者觉得自己命好的满足感。与许多其他的心理内容不一样，时尚的这些内容绝对不拒绝任何人，因为命运会变化，先前处于嫉妒状态的人可能会变成被人嫉妒的人。 从以上所述我们看到，对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1ti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通过使他们成为总体性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体现，时尚甚至可以提升不重要的个体。根据时尚的本质，时尚是一个从不被每个人满足的标准，因而，它具有将社会服从同时变成个性差异形式的特点。在赶时髦中，时尚的社会要求夸大地显现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在外观上完全获得了个性与特殊性。把一种特殊的时尚潮流带到别的独立的界限以外，这是赶时髦的特征。如果流行尖尖的鞋子，他就穿像矛尖那样的鞋子；如果流行尖领，他就穿高到耳朵的衣领；如果参加学术演讲很时髦，那么，你在学术演讲以 外的地方就找不到他；等等，诸如此类。这样他在总体上代表着个性化的东西，而这个性化的东西其实存在于既定社会圈子的共同特性在量上的强化。他引路，但走的都是相同的路。当他代表着公共品味的最新高度时，他仿佛走在一般进程的前头。但不管怎样，事实上，常常是真实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他：领导者实际上就是被领导者。 民主时代明显地非常肯定这样一种状况，即使是Bismarck和其他立宪政府的杰出的政党领导人也都强调：由于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领导人，因而他们必须服从这个群体。这样的时代引致人们去寻求尊严以及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操控感；他们赞同一种混淆与模糊的感觉，此种感觉无法区别统治大众还是被大众统治。赶时髦的想像这样就成了一部分精英的漫画，这一部分精英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中由民主体制所促成的。不管怎样，无可否认的是，时尚的主角借引人注目——此种引人注目以纯粹量的方式获得却表现出一种质的差异——而代表着社会与个人冲动之间的真正原初的平衡状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明智的没有偏见的人也会迷恋时尚，这种现象在表面上往往显得不可理解。在一般情况下，物与人是分离的，而时尚为我们提供了物与人之间的一种结合。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个性化与社会化的混合，实际上更好像是操控感与服从感的混合。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在此所具有的是阳性法则与阴性法则的结合。这个混合过程只发生在时尚的界域，就好像只有从一种本身平淡无奇的内容中发现了双重因素的形式时才产生完美的调和过程一样，这个事实可能给时尚增添了特殊的吸引力，尤其是给向着真实存在敞开的敏感性增添了吸引力。从客观的立场而言，依据时尚的生活由毁灭与建构的相互交织而组成；它通过毁灭较早期的形式而获得自己的特色；它拥有一种特殊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中，毁灭冲动的满足与对积极因素的追求能够不再互相分离。 由于我们在此正在讨论的不是单种内容或单种满足的意义，而是双重内容与它们相互区别之间的运作，所以很明显，极端地追随时尚所获得的那种结合，其实反过来通过反对时尚也可以获得。有些人藉他或她任何真正的个人资格得不到个性化的合理感觉，但当他或她有意地把自己扮成土里土气的人，在对社会样板的纯然否定中得到了那种感觉。如果摩登是对社会样板的模仿，那么，有意地不摩登实际上也表示着一种相似的模仿，只不过以相反的姿势出现，但依然证明了使我们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依赖于它的社会潮流的力量。有意不时髦的人接受了它的形式，只是不时髦的人以另外的类别将它具体化：在否定的过程中而非夸张 的表现中。 确实，整个主流社会圈有时候都以不入时的举止打扮为时尚。这是最复杂的社会心理之一，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追求个人的引人注目可以借社会模仿的颠倒而达到，而且，可以再次从大致特征相似的小圈子中得到力量。如果一个俱乐部或一个憎恶俱乐部者协会被建立，那么，与上述现象相比它在逻辑上和心理上都更具可能性。就像无神论在实际运作中与宗教一样狂热，一样的不宽容，一样的是正当的信奉宗教的情感需要，因而它实际上已成为不是宗教的宗教；又如自由，人们为了自由打破专制，但有意思的是为自由的斗争常常变得独裁与暴力；所以这个有意不赶时髦的现象说明人性的基本形式随时会接受和本身内涵完全相反的东西，并且在对理所当然的、不久前还被广泛接受似乎不可改变的事物的否定中显示自己的力量与吸引力。因此，主要是由人的优点还是由人的弱点导致了这样的不时髦，往往不可能绝对说清。也许，它源于不想与大众为伍的需要，当然，正如它的基础，这个需要并不表明要从大众中独立出来，而恰恰表明了对大众高度重视的态度。不管如何，不赶时髦也可能是由于弱小感，这种弱小感使个体害怕，假如他们接纳了一般公众的形式、品味、习惯，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个性。如此，与大众相对立未必是个人有力量的标志。相反，有力量的个人会从容地顺从包括时尚在内的各种普遍形式，因为他(她)有足够的自信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会被同化、淹没。确切地说，这种顺从是自然而然的，并且被自然而然地超越。如果时尚既表现了同一化与个性化的冲动，又表现了模仿与独创的诱惑，那么，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总的来说女性支持时尚的程度特别强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女性都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她们总是受制于“惯例”，只能做惯例所认为“正确”与“适当”的事，处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方式中。弱者回避了个性化；由于责任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回避了对自身的依赖。弱者从典型的生活形式中找到了庇护，这种典型的生活形式阻碍强者行使有异议的权力。但是，在跟随惯例、一般化、平均化的同时，女性强烈地寻求一切相关的个性化与可能的非凡性。时尚为她们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这二者的兼顾，因为在时尚里一方面具有普遍的模仿性，跟随社会潮流的个体无须为自己的品味与行为负责，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对个性的强调、对人性的个性化装饰。 每一个阶级，确切地，也许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量的个性化冲动与融入整体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这些冲动中的某一个如果在某个社会领域得不到满足，就会找寻另外的社会领域，直到获得它所要求的满足为止。因此，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 在14、15世纪，个性在德国社会中获得了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大大地打破了中世纪的集体约束。但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与个人行为的自由，她们的自我提升也得不到支持。出于补偿，她们在穿着上表现出过度的、夸张的时尚。相反，相同时期的意大利女性在个性发展上有更大的自由，她们在文化、外部活动上有广阔的机会，她们获得了后来许多世纪都再也得不到的个性差异。尤其在上层社会，两性在教育与自由表现上有着相同的地位。但据报告，恰恰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意大利女性时尚。因为各种具体化的冲动在别的领域找到了充分的满足，因而，不必通过时尚来发挥个性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女性在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个性方面与整体性方面的历史，一般而言，显示了相当大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因此为了她们自己的感觉也为了其他人的感觉增加她们自身和她们的生活的吸引力，至少在时尚领域内，她们要求一种更加充满活力的、能够带来变化的活动。 正如就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而言，在同一性与生活内容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各种需要的均衡，这种均衡在不同的领域来回摇摆。总体上，与男性相比，女性是一种更忠诚的生物。这种忠诚表现了人们某一方面的信念激发起来的本性中的一致性与专一性，它为了在各种生活趋势中建立平衡就要求在外部领域有更强烈的变化。另一方面，男人在本质上较少忠诚，他们通常不会与所遇到的绝对性以及对重要兴趣的专注维系一种情感关系，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外在的变化。确实，男性对外在领域中的变化不怎么接受，对表面的时尚也不怎么在乎，这不是因为男性比较同一化，而恰恰是因为男性是更加多样化的生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男性可以在没有外在变化的情况下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解放了的、寻求与男性一样的个性、活动的女性要特别强调对时尚不感兴趣。在一定意义上，时尚对女性在专业群体中缺乏社会地位作了补偿。投入职业的男性会进入一个相对一致的社会圈子，在此圈子里，他与这个阶层的其他许多人相似，因此，他常常只是这个职业或阶层的概念的样本。另一方面，就像补偿他的这种投入，他被赋予了充分的重要性、实在性和这个阶层的社会权力。个人的重要性被加诸于他所属的阶层，这往往能够掩盖纯然的个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同样的过程时尚以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完成。时尚对于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达致个性化的人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因为时尚使他们能够加入有特色的群体并且仅仅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关注。个性本身与普遍方式相适应，而这方式本身就社会的立场而言拥有一种个性化色彩，这就以迂回的社会方式弥补了在纯粹的个人方式中被否定了的个性。由于妓女的生活方式属于要被消灭之列，她们反而常常成为新时尚的先驱。低贱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对每一件合法的事情、每一种长久的制度有着公开的或潜在的仇恨。她们对外表无休止的的求新求变其实天真率直地表达了这一种仇恨。在这种对新奇的、前所未有的时尚 的追求中，在对异类的不宽容中，存在着一种破坏冲动的美学形式，这种美学形式对那些过着低贱生活的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因素，只要他们的内心还没有完全被奴役的话。 如果我们去观察言辞难以表达的、最终的与最细微的灵魂活动，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也显现着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藉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平等对待各种各样的个性，并且总是以不会影响整个存在的方式去运作，这事实上是时尚的基本面；对个体而言它始终是外在的东西，即使在那些服饰时尚以外的界域也是如此。它向个体展现出来的易变的形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自我感稳定性的对照，而且由于这种对照，自我感一定会意识到它的相对持续性。时尚各种因素的变化表现为易变性，同时又通过持久的自我感因素逐渐显示它的吸引力。但是，正是这个理由，时尚总是——正如我已经指 出的——处于个性的边缘，而个性自以为它是时尚之所以受欢迎的主要因素，或者，它至少在非常情况下能被经验到。 优雅的人与特别的人接受时尚把它作为一种面具加以使用，这是时尚有意义的方面。他们非常不想与人交往，因而在外在事物上盲从公共的标准，成了保留他们个人感情、品味的自觉方式；他们确实并不在乎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感情与品味。所以，正是一种谦逊与矜持的优雅感情导致了一种在时尚的面具中寻求庇护的细微天性，这种感情不会因为害怕灵魂最深处的特质会显露出来而不寻求依靠外在的特性。藉此，至少就这种形式来说，既定生存天性之上的灵魂的胜利一定被视作最高的与最好的胜利之一：即，敌人本身被转换成了奴隶，冒犯个性的东西被自发地捕捉到，因为相同的冒犯通过提供一种面纱和对最内在的、现在更自由的事物的保护，被转变为外在的生命层面。就属于这二者的阶层彼此分离而言，社会与个性之间的斗争在此得到了解决。这正好和非常敏感和内向的人尤其是女性在表达与谈话中的平凡琐碎相一致，常常使人以为在表情声调的后面隐藏着个性灵魂的深度。 所有的羞耻感都与个人的引人注目有关。当自我受到特别看重时，当一个个体受到某个社会圈子的注意，而此种注意的方式让这个个体觉得不怎么恰当时，羞耻感就随即产生。因此内向和弱小的人特别容易有羞耻感。当他们进入大众注意力的中心，当他们用各种方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实际上就在加强或淡化自我感的显现之间痛苦地摇摆。个人的受人注意是羞耻感产生的根源，这种受人注意与它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人们常常会对美好与高尚的事物感到羞耻，只是因为这些事物受人注意。假如在社会中，狭义地说，平凡构成了好的形式，那么，这不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相互的关联使它被认为是坏的品味并通过某些个人突出并非每个人都能模仿的独特表现；而且也由于害怕那种羞耻感，那种羞耻感形成了一种由于违反和每个人都相似并且每个人都能接近的形式与行为而自课的(self-inflicted)惩罚。 为了独特的内在结构，时尚提供了一种个人性的引人注目，这种引人注目看起来总是合适的，不管它的外观或表现方式如何过分；只要它是时尚，它就可以免于个人在成为注意对象时所会经验到的不愉快的反映。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有丧失羞耻感的特征。作为大众的一员，人们会做出许多他们独处时从内心感到嫌恶的事情。大众行为的这种特点是最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现象之一，许多时尚容忍狂妄、自大，而这在独处的个人那儿会遭到愤怒的排斥。然而，在时尚的支配下，它们很容易被接受。时尚根除了羞耻感，因为时尚代表着大众行为，同样地，在参与大众犯罪行为时责任感就消失了，而当个人单独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感到畏惧。只要个人的一面压倒了社会与时尚的一面，羞耻感就立即生发效应：许多女性在公开场合受时尚的驱使可以当着三十或一百个男人穿低领的衣服，但在客厅里对着一个陌生男人穿同样的衣服却会感到困窘。 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外在性上作出牺牲，即，在外在性上受一般大众的支配，以达到保存内在自由的目的，时尚只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自由与束缚也属于那些相互对立的组合，相比于它们二者之间长久的、不变的平衡，它们之间不断更新的斗争和无尽的变化给予了生活更多的痛快淋漓，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说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定数量的快乐与悲哀，既不可能完全没有快乐或悲哀，也不可能完全充满快乐或悲哀，每个人的快乐与悲哀总是在变化之中，内在情况与外在情况之间的摇摆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所以——一点都不神秘——我们可以在每个时期、每个阶层、每个个体那儿都可观察到自由与束缚之间的长久的平衡，或至少可以观察到对这种平衡的渴望与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平衡或对这种平衡的渴望，我们就只能改变自由与依赖分布的范围。保守地说，以这种方式安排这样的分布是较高级生命的工作，并且藉这种方式其他的生存价值获得了最合适的发展。相同量的自由与束缚，在某个时候可能把道德的、知识的、美学的价值提升到最高点，但在另一个时候，在量上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分布上有所改变，却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整体上，人们可以说，当无法避免的束缚越来越被转换到生活的边缘，越来越成为外在性时，我们就能最合适地得到生命的总体价值。也许后期的歌德(Goethe)是一种完美生命的最生动、最雄辩的例子，他适应所有的外部事物，他与形式有着严格的关联，他乐意顺从社会习俗，但这并没有使他丧失自由，恰恰相反，他得到了最大的内在自由，在无法避免的束缚之中保留了生命的核心。在这方面，时尚也是极有利的一种社会形式，因为就像法律一样，它只影响生命的外在领域，也就是说，它只影响那些和社会有关的生命领域。它提供给存在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清楚地证实社会习俗对我们的束缚，以及我们对一些标准的顺从，这些标准是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小圈子所确立，而且也能使我们退回到生命中被赋予的自由，并使这种自由越来越集中于我们最内在的和基本的因素之中。一定程度上，个体灵魂深处重复着这些同一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以完全相似的方式，对于造成时尚的趋势的抵抗被转换成一些个体之间的内部关系，这些个体与社会责任没有任何关联。我正提到的现象显示了经常被强调的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的类似在个体本身的心理因素之间的关联中被重复。或多或少有意地，个体经常建立一种属于他或她自己的行为模式或风格，随着它出现、摇摆、衰落的节奏，就具备了时尚的特征。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会有怪异的行为，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客观上没有理由的趣味，支配他们的整个意识，这种趣味到最后，在相同的非理性态度中消失。我们也许可以把这视作一种个人时尚，构成了社会时尚的有限的实例。一方面，个人的个性化要求支持个人时尚，而且藉此证明在社会时尚的形成过程中，活跃着相同的驱动力。模仿的需要，相似性的需要，将个人融人大众中的需要，在此可以被个体本身所满足：即，通过将个人意识集中于这一形式或内容，通过逐渐淡化来自于那种集中的他或她的本性而达到的同一性，通过在此仿佛取代了其他模仿的他们自身的模仿。 人们意识到个性风格与个人时尚之间那些狭小的社会圈子里存在着某个中间层。一般人常常表现出，他们在每个机会中——尽可能在相同的社会圈子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专注于各种各样合适的与不合适的对象。在这一方面这是时尚，在另一方面它却成了真正个人的，因为它确切的目的存在于拥有个性的过程中使他或她的思想圈子的总体性服从于这种方式。在此，事物的个性受到了无情的侵犯——例如当我们以随便什么理由将我们喜欢的事物称做“漂亮的”或“敏捷的”，这种奇怪的分类方法模糊了事物间所有细微的差别——即使被讨论的事物与这些分类所属的领域毫无关系。以这种方式，个体的内部世界被塑造得受制于时尚，而且这样一来，就重复了由时尚支配的群体的形式。这种情况由于个体方式在客观上的荒谬也会发生，这说明了客观、理性之上的正式的、合一化的力量。以同样的方式，许多人和许多社会圈子只是质疑他们被一律化地主宰，他们想知道这种非常有资格的、有价值的主宰为什么仅仅扮演了一个从属的角色。无法否认，通过曲解以这种方式对待的事物，以及通过我们将一种分类加诸于这些事物使它们同一化，个人对这些事物行使了一种权威，获得了一种个人的权力感，以及凌驾于它们之上的重要感。 处处都存在的人与事物的关系中，较小程度上，以漫画的形式在此出现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些尊重事物固有的个性并由此发现了最深刻的深度与他们自我权力的人才是最高贵的人。灵魂持续地向着整体的至尊、独立和统一所带来的对抗好像引起了——与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人性追求一起一一从外部压制事物的企图。自我凌驾于事物之上，并不是因为吸收和融合了它们的力量，也不是因为认知到它们的个性以使它们变得有用，而是因为从外部迫使它们受制于主观的方法。诚然，实际上自我控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虚幻的影像。但无论如何，由此而来的权力感，显露了它的缺乏基础，也显露了它的由于迅速性而导致的虚幻本性，就像时尚的表现稍纵即逝一样。它就如一旦各种表现系统化就出现的存在的统一感一样虚幻。 我们已经看到，在时尚中生活的不同方面仿佛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汇聚，时尚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现着灵魂中主要的对立性倾向。这充分地显示个体与群体移动的总体节奏也会影响他们与时尚之间的关系；撇开他们不同的生活内容和外在可能性不谈，一个群体的各种阶层将会显现与时尚间的不同关系，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内容要么以保守的形式要么以迅速变化的形式加以展现。一方面，较低的社会阶层难以启动并发展得较慢，另一方面，就像每个人知道的那样，最高阶层往往最保守，都是些尚古的人。上层社会的人之所以害怕运动和变换，并非因为他们讨厌这些内容，或这些运动与变换伤害了他们，而只是因为这种变化本身，以及因为他们把对整体秩序的修正看作是可疑的和危险的，毕竟，这整体秩序赋予他们在社会中拥有最高的地位。没有什么改变能增加他们的权力，他们有点儿害怕每个变化，只不过是对任何的变化有所期待罢了。 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这也与当前政治生活的改变有关，当人们消灭了一个绝对的、长久的专制君王，他们需要在别的领域寻找一个暂时的、多变的代替品。时尚中频繁的变化构成了个人的巨大征服，并且对于增加了的社会政治自由形成必要的补充。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社会的进步肯定直接地有利于时尚的快速发展，因为它赋予较低阶层更快地模仿较高的阶层，这样一来具有上述特征的过程——根据只要较低阶层一采用较高阶层就丢弃的时尚原则——获得了以前无法想像的阔大和活力。 这个事实对于时尚的内容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它创造了一种情势，在此种情势中，时尚不再像早先那样昂贵，那样奢侈，之所以昂贵、奢侈是因为那时候行为与品味的改变十分困难，首次享用也往往十分珍贵，但那时的时尚一旦形成都能在较长时间里控制社会生活潮流，这可以说是对昂贵、奢侈的补偿。一种商品越是紧跟时尚的迅速变化，对这类商品的低价格要求就越大。这不仅仅因为较大量的较贫困的阶层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可以制约工业，以及对那些至少在外表上呈现出模糊时髦性的物品有所要求，而且也因为假如这些物品太贵的话，即使是较高的社会阶层也无法承担时尚的迅速变化。发展的速度对真正的时尚商品十分重要，以至于它甚至从某种已经在其他领域逐渐取胜的经济进步中取回它们。人们已经注意到，特别在现代工业的较老产品领域，投机因素已越来越不再扮演一个有影响的角色。与从前相比，市场变化能够被更好地观察到，市场需求能够被更好地预见到，生产能够被更正确地调节，因此，生产中的理性化因素对于市场机会中的偶然性，以及无法预期的供求波动已经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只有纯粹的时尚商品好像避免了这一点。在许多事例中，现代经济都明白如何避免极端的上下波动，而一旦出现这种波动，就明显地去寻求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与架构，但在与时尚紧密相关的领域，极端的上下波动仍然占主导地位。狂热变化的形式在此十分基本，以至于时尚仿佛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有一种逻辑上的矛盾。 不管怎样，与这个特征相对照，时尚拥有这样一种显著的品质，即，每个个体的时尚一定程度上使它的外表看起来好像它希望永远存在下去。今天人们购买家具，似乎仍然考量它应当使用25年，但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依据最新的时尚购买别的商品时，根本不会考虑两年前流行的商品。很明显，一两年后，时尚的吸引力会以同样的方式抛弃现在的商品，就像它曾经抛弃更早的商品一样，其他客观的标准将决定双重形式的满足与不满足。除了当下的偏见以外，一个有特色的心理过程像是在此起作用。时尚总是存在，因而，尽管个别意义上的时尚是多变的，但作为一个普遍概念，作为事实的时尚本身，它确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本身不会改变，这是每个对象都具有的事实，它受到心理上隐约的不变性所影响。 以下列的独特的方式，个体的时尚内容实际上实现了这种变化中的不变。无疑，时尚只和变化有关，但像所有的现象一样，它有保存能量的倾向，它要以相对最经济的方法尽可能完全地达到目标。正是这个原因，时尚不断地回到旧的形式——就如服饰时尚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以至于时尚的发展过程被比作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过程。一旦较早的时尚已从记忆中被抹去了部分内容，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它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重新获得构成时尚本质的差异性魅力? 在所有情况下，时尚赖以存在的运作形式力量不足以强大到同等地控制每种内容。即使在时尚操控的界域，并非所有的形式都适于变成时尚，因为有些形式自身的独有特点对它成为时尚构成阻力。这也许可以与另外一种不同的关系相比较，在那种关系里。外在的知觉提供了转化为艺术品的可能性。每种客观对象同等地适于成为艺术品的素材，这个看法很诱人但不深刻或站不住脚。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形式决定于许许多多的偶然事件，常常是片面的而且受到专业上优缺点的影响，因而它决不会同样地把所有的现实内容都变成艺术。相反，艺术形式会和这些内容中的某一些更紧密一点，而和其他一些更疏远一点。有些内容无须太明显的努力就显现出艺术的形式，好像造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创造它们的，而另外一些内容，好像造化故意要把它们创造得不一样，它们不可能转化成既定的艺术形式。艺术对现实的主宰决不像自然主义及许多理想主义理论所坚持的，意味着将所有存在的内容划一地纳入它的界域。精神操控物质并使物质顺应它的目的，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并非普遍的和中性的，所以所有的客观对象不会不在乎它们自身的结构，而统一地去顺应它。 因此，时尚能够吸收所有外表上的东西并且把任何选择了的内容抽象化：任何既定的服饰、艺术、行为形式或观念都能变成时尚。但是，一些形式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意向使它们很容易就成为时尚，而其他一些则不太容易成为时尚。例如，被称作“经典”的东西离时尚较远并且往往与时尚对立，尽管偶尔经典也会受到时尚的支配。经典是崇高旨趣的和谐提炼，拥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具有稳定性，不会带来修正、不安、失衡。经典雕塑的特点在于各肢体部分的整体性集中：因为可以见到对象的统一体，整体绝对地被内在地支配，即，支配整体的精神与生命感统一地贯注每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古典的恬静”来谈论希腊艺术。惟一的原因是对象的整体化，各个部分与任何外部力量及运气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让人觉得这个整体化的形成过程免除了变化着的一般生活的影响。与此相反，反常的、极端的事物都会纳入时尚的领域：时尚不会去抓住那些普通的日常事物，而会去抓住那些客观上一直表现得奇异的事物。由于形体的内在生命没有全然地主宰塑像，只是偶然的外部生活因素起着作用，巴洛克(Baroque)塑像的各肢体部分大幅度地突出，好像总是处于即将碎裂的危险中。巴洛克的形式本身拥有不安、偶然性、对当下冲动的屈服，而这一些正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时尚所要实现的。我们在此要面对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很快就会对那些希奇古怪的形式感到厌倦，因而，纯以心理观点而言，就期望着时尚为我们所描绘的那种变化。在此也存在着经典作品与人们宣称已经发现了的“自然的”作品之间的深刻关系之一。无论“自然的”这个概念如何难以界定，如何被误解，但人们至少可以做出否定的陈述：不能用“自然的”这个词去形容的某些形式、倾向、观点，特别容易迅速地服从于时尚的变化，原因在于它们和生命与事物的永久中心缺乏一种关系。因此，巴列太(Palatinate)的伊利莎白·夏洛蒂(Elizabeth Charlotte)，路易十四的一位表姐妹，具有男性化的性格，在法国的宫廷掀起了女的举止像男的而男的像女的这样一种时尚。这是不言自明的，即，这样的行为只能成为时尚，因为它与不能剥夺的人际关系的内涵相距太远，而依附于这种人际关系的生命形式最终将以某种方式，或其他的方式，不得不回归。我们很少说所有的时尚都有点不自然——并非因为作为生活形式的时尚本身相对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而言是自然的——所以反过来人们就能够以绝对不自然的方式说生活形式至少可以以时尚的形式存在。 让我们把整个问题概括一下。时尚特有的有趣而刺激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具有的广阔的分布性与彻底的短暂性之间的对比。而且，时尚的魅力还在于，它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和其他的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现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最后，时尚的魅力在于，它受到社会圈子的支持，一个圈子内的成员需要相互的模仿，因为模仿可以减轻个人美学与伦理上的责任感；时尚的魅力还在于，无论通过时尚因素的夸大，还是丢弃，在这些原来就有的细微差别内，时尚具有不断生产的可能性。在那些多种多样的结构中，社会机制在相同的层面上将相反的生活趋势具体化，时尚显现出自身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单一的、特别有特点的例子。 [1]西番雅(Zephaniah)，公元前7世纪的希伯来先知。——译者注 [2]卡菲族(Kaffirs)，南非班图族(Bantu)的一支。——译者注 [3]布西门族(Bushmen)，南非的一种土著。——译者注 �[1]西番雅(Zephaniah)，公元前7世纪的希伯来先知。——译者注 �[2]卡菲族(Kaffirs)，南非班图族(Bantu)的一支。——译者注 �[3]布西门族(Bushmen)，南非的一种土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