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的减贫效应研究

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的减贫效应研究 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的减贫效应研究 许 方1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我国细碎化的耕地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亟待探索农地集中新模式。本文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从减贫效应方面对六种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土地流出的带动作用和流入方的经营规模、劳动密集程度呈正相关；农地流转的稳定程度对非农业就业有较大影响，流转时间越长、流入方经营越稳定，非农就业受农业的影响越小；贫困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而脱贫的主要途径是农户间自发流转。据此提出了因地制宜选择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模式、加大对农民培训力度、构建金融支持体系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网等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减贫；农地经营权 Abstract：The fragmented management mode of farmland is unsustainable in China，and new 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l of land should be explored. In terms of the poverty-reduction effect，this paper compares six centralized management pattern of farmland，finds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of outflow of l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ale of operation and labor intensity of those with the inflow of land. The stability of land circulation has a rather big influence on the non-farm employment. The longer the circulation period is，the more stable the operation of those with inflow of land is，and the smaller impact it has on non-farm employment. The main way for poor farmers to reduce poverty and expand the land management scale is the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of land between farmers. According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centralized mode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which caters to local conditions，strengthening training for farmers，constructing finance support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network. Key Words：land circulation，poverty reduction，management right of farmland 中图分类号： 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1-0061-06 1979—1980年我国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该框架下，我国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5年的2365万。普拉纳布·巴丹认为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在1979年和1980年进行了非常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这帮助了很多穷人，也为农业提供了一种安全网和基本保障。目前，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细碎化的耕地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有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维持农村经济的繁荣和贫困率逐步下降，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分析不同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的减贫效应，以期找到一条稳步推进农地集中经营又能促使贫困率下降的道路。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多数国外研究者认为，农地制度或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效益和农民贫困有显著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小块土地曾经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但它同时也是农民在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总的制度根源。神户（Shingo）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流转租赁市场对提高农民收入及农业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学界对土地规模与贫困的关系也做了重点关注。据国务院扶贫办调查，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户76%生活在山区，有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0.067 hm2，从数据我们不难推测农地过少是农户贫困的重要原因。刘娟调查发现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占用量对农村家庭贫困具有直接影响，单纯从事非农就业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较大。姜松、王钊研究发现，不同土地流转形式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差异。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形式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弹性较大，而除出租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效应外，其余土地流转形式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均为负。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不少研究认为农地经营规模小是农户贫困的原因，但对现阶段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对贫困的影响鲜有论及。 二、周口市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收入的关系 周口市经济已过“刘易斯拐点”，农业经营面临规模化的客观需要。这种趋势会对农村减贫工作造成冲击吗？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厘清周口市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农户收入与农地经营规模有稳定关系。张忠根、史清华利用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9年的数据，通过研究农户农地经营状况过程发现，农户的收入水平随着经营的农地规模扩大呈现“U”形趋势，经营农地5—10亩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或者次低，若经营规模超过10亩，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反弹。张清霞的研究表明，人均耕地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随着人均耕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家庭的贫困状况呈现先上升而后下降的态势。如果上述农户收入与农地经营规模的关系在周口市也显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改变农户土地的配置以减少贫困。 我们对周口市7个县的200个农户做了抽样调查，目的是厘清农户2012年度土地经营规模与收入的关系。从调查结果（见图1）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事实。 图1：周口市农户人均耕地规模与收入关系图 一是土地—收入“U”形关系存在。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均耕地在3亩以内，农户的非农收入占主导地位。这些农户既从事农业也从事非农业，但由于农地规模不足以容纳完全就业，他们一般选择成为二兼农户。当人均农地超过3亩时，农户的农业收入上升为主导地位，他们多数选择成为一兼农户或纯农户。当经营面积扩大到人均10亩以上时，源自农业的收入急剧增长，农户的行为企业化。从调查情况不难看出，仅从土地规模和农业收入的关系来看，二者呈同向增长的趋势。但农地对劳动力外出具有“锁定”作用，土地规模越大，非农收入受影响程度越大。所以综合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再和土地规模相联系，二者呈“U”形关系。 二是“U”形曲线的底部对应的农户众多。由于分配土地使用权时，基本上是按照人头平均分配，所以目前农地经营规模在分布上仍以小规模为主。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耕地在0.5亩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5%，这部分农户主要分布在城市的边缘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中。他们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多的经商或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农业“副业化”倾向突出。人均耕地在0.5—1.5亩的农户最为普遍，占农户总数的67.5%。人均耕地大于1.5亩的农户一般都接受了其他农户转移的土地。人均耕地面积在1.5—3亩的大多是代耕了亲属的土地，属于非市场化流转的范畴，但其精力用于农业的部分大大提高，我们称这14%的农户群体为“主力农户”。实际人均经营规模超过3亩的多数是通过市场化模式转入了土地。剩下6%的农户往往是家庭农场的场主、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核心成员或种粮大户，他们技术、资金或管理能力优势明显。 表1：周口市人均耕地规模农户分布表 人均农地 规模（亩） 0-0.5 0．5-1 1-1.5 1.5-2 2-2.5 2.5-3 3-5.0 5.0-10 10以上 户数 17 51 84 19 9 9 6 2 3 占比 8.5 25.5 42 9.5 4.5 4.5 3 1 1.5 再结合图1，一个基本概况逐渐清晰起来：“U”形土地规模—收入曲线的两端是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他们要么将主要精力放在非农产业上，要么控制着较多土地实施规模化经营，二者收入虽较高，但对应的农户数量较少；“U”形曲线的底部对应的农户，他们亦农亦工，兼业化程度较高，收入低，人数众多。至此，增加农户收入，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策略仿佛变得清晰起来：政府可以通过适当诱导，使位于“U”形曲线底部的农户改变土地经营规模，或通过“去兼业化”，向左或向右跃迁至较高水平的收入。但应该注意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曲线左端的较高收入家庭有便利的经商、就业条件；二是农业是弱质产业，右侧的高收入者经营获利的稳定性较差。这告诉我们，即使农户有转出土地的愿望，如果其能从农业规模经营中分一杯羹，他们更有机会脱贫或者至少不会突然陷入贫困，即农地集中模式选择对减贫工作仍起重要的作用。 三、周口市土地经营权集中的主要模式 本文按照土地经营权的让渡方离农的程度将农地规模化经营划分成如下六种不同模式。 （一）社会化托管 土地托管是指部分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者把农地托管给合作社，并由其代为耕种管理的做法，是发育不完全的土地集中经营。以太康县“地管家”农业合作社为例，该社拥有大中型农机具160台套，为周边农户有偿代管耕地5万多亩。拿一亩小麦来说，农户花费250元就能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从种到收所有环节的服务，而且通过集约化管理每亩地能增收50—100公斤。由于实际上实现了大部分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机械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提高。由于“蛋糕”被做大，被代管土地的农户收入提高，代管方式也日益受到农户欢迎。 （二）农户间代耕 在部分农户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中，务农已居次要地位，但农户又不愿完全脱离土地，于是农户间代耕成为部分农户的首选模式。外出的农户如不能亲自耕种土地，他们通常会委托近亲属代管，并实行夏秋分成制：小麦收成归委托方，秋季收入归代理方。由于小麦生产耗费人力相对较少，有效避免了代理方偷懒的道德风险。通过代耕，外出务工农户安心工作，接受土地的农户则经营规模有所扩大，二者收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合作经营 合作经营一般由一个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户带动，其他农户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为实现效益最大化，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户往往租入耕地。目前，周口市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社2100多家，辐射带动农户30多万个。例如，淮阳新生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拥有淮阳县城关镇贾庄行政村马庄、王店乡杨庄两个基地，大棚规模达到500亩，集种植、养殖、观光农业为一体。该合作社以蔬菜种植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效益较高，土地流转价格也高，每亩达1500斤小麦。 （四）土地入股 农户没有耕地所有权，所以通常所说的土地入股事实上是土地使用权入股。这种模式一般以“能人”为中心组建合作社，周边农户参股实现规模经营。例如，沈丘县裕祥淮山药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技术入股等形式，吸纳600多农户，种植山药6500余亩。一部分农户采取“入股不投劳”的方式，将土地入股，不但能获得基本的收益，而且能参与合作社分红。另一部分农户采取“入股投劳”方式，在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同时又能参与合作剩余的分配。 （五）企业后向一体化 后向一体化指企业通过建立、收购或兼并若干原材料供应商，拥有和控制其供应系统，实行供产一体化。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些有远见的食品加工企业把目光投向农产品生产环节，以保证原料的数量和质量。例如，郸城县天豫集团就将企业的“第一车间”建在了广袤的农地上。在具体操作上，该公司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以每亩1000元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再以每亩700元返租给种薯大户，每个返租大户至少承包在200亩以上，按照化种植要求创建红薯示范园。由于转入方拥有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农业效益大幅提高，返租户亩净收入也在1700元以上，较普通农户每亩收入增加20%以上。 （六）自营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2013年10月底全市已注册26家。如淮阳县杰飞家庭农场总面积150亩，主要从事小麦、花生等传统种植业。农业生产经营年总收入平均在15万元左右，纯利润在10万元以上。该农场日常生产管理主要依靠家庭4名劳动力，在农忙时节雇10多个人，以保证农产品的及时收割。 四、周口市不同土地流转模式减贫带动效应评价 （一）带动系数及其确定 贫困农户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也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本文推测他们参与生产项目或环节的能力也不尽相同。换言之，对资金、人力资本投入要求低的项目对贫困户的带动能力较强，而那些对能力要求高、涉及资金投入大的项目对他们带动作用相对较弱。为了刻画这一现实，本文引入了带动系数这一指标来描述贫困户能参与的比例。如果某一项目每个贫困户都可以参与，带动系数就为1；若某项目只有30%的贫困户可能受益，该项目的带动系数即为0.3。带动系数的确定采用统计平均数法。该方法根据所选择的参与各方对评价指标所赋予的具体数值，求其算术平均值，其操作的基本步骤是： 第一步确定被调查人员。选择村干部、村民代表，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负责人和有关农业经济、管理专家共四个方面的人员作为赋值主体。 第二步被调查人员初评。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后，将待定系数交给被调查者，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前提下由其对系数进行赋值。 第三步回收意见。将各数据收回，并计算系数的平均数。 第四步，加权汇总。按照干部、村民代表、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分别为0.2、0.4、0.2和0.2的权重对四方给出的系数的平均数进行加权汇总。 确定了带动系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农业生产项目或环节对减贫的带动作用，具体计算方法为：该环节或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乘以带动系数。 （二）土地集中经营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的计算 1. 土地转出的带动作用。首先是农地转出本身的收益。目前周口市的农地转出不存在门槛，只要是在耕的土地很容易转出。表2列出了各种模式的参与门槛与收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土地流出方式，农户的收益大为不同。大体上，转出土地的收益与转入主体的规模和稳定性正相关。社会化托管中流转关系最不稳定，因而收益较低。企业后向一体化的规模较大，因而其可以较高的价格转入土地，再以较低的价格承包给专业种植农户。 表2：周口市土地流转收益情况表 模式 流入门槛 流出收益（元/亩年） 流入收益（元/亩年） 社会化托管 - 237（1） 416（0.23） 农户间代耕 有亲属转出 386（1） 563（0.76） 合作经营 体力较好、通过学习内掌握一定的技术 626（1） 798（0.16） 土地入股 体力较好、有一定的技术、知识、资金 712（1） 835（0.12） 企业后向一体化 体力较好、有一定技术、知识、资金 928（1） 752（0.11） 家庭农场 懂管理、有生产销售经验 514（1） 684（0.05）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带动系数。 其次，土地转出后参与农业生产的收益。土地转出后，有一部分农民为了照顾老人、监护子女上学等原因不得不留守于农村。因为农地流出后，农户的劳动力配置重心完全放在了非农产业上，因而留在农村的多为中老年女性，其农业外就业能力不强。但这些人如果能有一份收入的话，对减贫的影响较大。土地利用的劳动密集程度对吸纳留守人员起决定性的作用。大田作物适合于机械化作业，劳动力需求较弱。例如，家庭农场一般依靠家庭成员劳动，一般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每亩每年仅需外来工平均0.2个。而蔬菜属于劳动密集型作物，其种植需要劳力较多。以淮阳县城关镇新生蔬菜合作社为例，该社每个蔬菜大棚常年需要2个雇工帮忙打理除草、采摘和装箱等。 表3：周口市土地流出方参与农业生产情况 模式 年工作量 （劳日/亩） 门槛 调查对象选择 社会化托管 0.6 体力好、懂农机 随机抽查2个村 合作经营 3.6 有一定体力 调查5个合作社及所在村 土地入股 2.9 有一定体力 调查3个合作社及所在村 企业后向一体化 2.2 有一定体力 调查2个企业及附近2个村 家庭农场 1.1 有一定体力 调查2个农场及其所在村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带动系数。 第三，土地流出方参与工业生产的收益。土地流出方参与工业生产收益。由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土地转让方有机会参与下游工业生产，为自己谋得新的生计。被调查的土地经营权集中模式中，企业后向一体化和家庭农场参与下游工业生产，并雇用了土地流出的农户。但受工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例如天豫公司）或生产规模影响，流出农户的参与率并不高（见表4）。由于工业生产环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明显高于农业生产环节，所以贫困农户参与的可能性较小，其减贫带动作用有待于增强。 表4：周口市土地流出方参与农业生产情况 模式 门槛 工资水平（元/日） 调查对象选择 企业后向一体化 初中以上文化、土地转出户优先 60（0.05） 调查2个企业及附近2个村 家庭农场 有相关手艺 50（0.04） 调查2个农场及其所在村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带动系数。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估计出土地转出对减贫的促进作用，具体结果见图2。从总的趋势看，农地转出的稳定性越强其带动作用越大。社会化托管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较小，仅有254元/亩，而企业后向一体化则高达1033元/亩。 图2：周口市土地转出模式与带动作用 2. 土地转入的带动作用。贫困户由于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参与各种模式土地流入的可能性差别较大。我们计算出不同的土地转入模式对于贫困户的带动作用，具体见图3。总的趋势是技术、资本门槛越高，贫困户参与的可能性越低，其带动作用越弱。农户间代耕转入土地的门槛最低，只要有亲属愿意放弃土地，贫困户也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家庭农场在周口是新兴事物，其创建和经营需要的门槛较高，因而贫困户通过此途径脱贫的可能性较小。其他几种模式下，贫困农户也租入土地，在“能人”或企业的指导下扩大经营规模。但我们调研发现贫困户这样的机会少于非贫困户，原因可能是受到其自身的资金能力限制。 图3：周口市土地转入模式与带动作用 通过比较各种农地集中模式的减贫带动作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结论：一是土地流出的带动作用和流入方的经营规模、劳动密集程度呈正相关；二是农地流转的稳定程度对非农业就业有较大影响，流转的时间越长、流入方经营越稳定，非农就业受农业的影响越小；三是目前贫困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而脱贫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农户间自发流转。 五、对策建议 不同的土地流转模式对减贫有显著影响，在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方面应该搞好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有序进行。 （一）因地制宜选择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模式 在“打工经济”不发达的连片贫困区，土地仍是农户生活和脱贫致富的重要依托。要鼓励农地向种植大户集中，由农户代耕逐步向合作社、家庭农场过渡。避免盲目搞土地整村流转，确保农户离农的自愿性。贫困程度稍轻、离城市较远且打工人数众多的乡村应该鼓励成立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较大规模种植大田作物。要积极引导贫困农户参与规模化生产，使在农业外就业困难的群众能依靠土地生存和发展。县城郊区的农村应优先选择合作制或股份制土地集中模式，发展蔬菜种植等劳动密集型农业项目，积极吸纳贫困人群从事辅助性劳动。靠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村镇应积极向企业原料供应基地靠拢，争取成该企业的“第一车间”，为贫困户提供多重就业机会。 （二）加大对农民分层次培训的力度，为去兼业化提供智力支持 一是围绕特色蔬菜、特色林果、特色苗木的种植等农业经济，通过短平快办班模式，快速提高农民发展特色农业的致富技能。二是加大职业教育培训，让外出务工农民在非农产业干得好、留得住，提高非农就业质量。三是加强自主创业培训。大力实施创业型“小老板”培训工程，引导农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 （三）构建金融支持体系，为去兼业化提供资金支持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符合辖区实际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信贷产品和微型金融服务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创新贷款担保抵押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探索发展返乡农民工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金融机构对“三农”领域尽量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并实行优惠利率。对信用好、贷款按期归还的借款人，在贷款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通过执行政策性保险政策，稳定农户的收益，降低农业的信贷风险，吸引更多资金支持农业生产。商业性保险公司应该积极探索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保险产品，开发高投资、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模式的保险方式，逐步推出适合各类经营者的农业保险。 （四）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网，为去兼业化提供保障支持 保证土地流转新政的顺利实施，加快我国农村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快剥离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产生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以城乡一体化为根本目标，加快农村地区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和价值的转换过程，使之真正成为完善的社会人。建立平等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这个转换过程中最迫切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加快我国农村地区土地高效集约利用，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波，普拉纳布·巴丹.中国减贫为什么好于印度 [DB/OL].http：//www.eeo.com.cn/eeo/2007/08/27/81215.shtml. [2]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 4）。 [3]Shingo Kimura，Keijiro Otsuka，Scott Rozelle. Efficiency of Land Allocation through Tenancy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9 ，（1）. [4]徐京跃.“穷人经济学”的伟大实践——“中国式扶贫”加速世界减贫进程[D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05-10/09/content_75362.htm. [5]刘娟.湖北省农村贫困测度及贫困变动原因研究 [D].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姜松，王钊.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民增收[J].软科学，2012，（9）. [7]张忠根，史清华.农地生产率变化及不同规模农户农地生产率比较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1，（1）. [8]张清霞.浙江农村相对贫困：演变趋势、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7 . （责任编辑 孙 军；校对 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