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国 印 象

韩 国 印 象 韩 国 印 象 清华大学哲学系 卢 风 2004年8月30日，我从北京到了韩国首都首尔。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我赴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系做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在韩国的一年是十分愉快而又充实的。首尔市有山有水、风景旖旎、适宜人居。与北京相比，首尔市最让我倾心的方面便是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我是个准环境主义者，对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十分欣赏，却更看重自然美和清洁环境。首尔的环境比北京清洁，气候比北京宜人，所以，在首尔的一年我的心情很快乐。在国内，大部分时间忙于应付教学和种种杂务，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自己想思考的问题，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在韩国的一年，我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一年过得很充实。我真心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没有该财团的资助，就没有我一生中这愉快而又充实的一年。 在韩国的一年中，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韩国人的爱国热情，一是韩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的保持。 关于韩国人的爱国热情，人们谈论得很多。2005年中国曾有人试图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当时曾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日本某大公司的总裁说，即使我们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买我们的产品，即使我们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也不会不买我们的产品。我第一次听到这一说法时，心中颇为悲哀、惭愧。在韩国亲身经历的若干事情，使我更真切地感受了韩国人的爱国主义。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每年资助几十位亚洲学者到韩国做合作研究。这些学者到了韩国以后，高等教育财团会免费请老师教他们韩语。年纪稍大的中国学者会因为记忆力不好而放弃学韩语，这种放弃曾受到韩国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强烈谴责：“我们韩国请你来做研究，免费为你提供学韩语的条件（外国留学生在韩学韩语的费用是较为昂贵的），你却不学，这是来自大国的人的傲慢！”爱国主义热情溢于言。 在韩期间，有幸结识一位韩国朋友，我们曾多次相聚，饮酒聊天。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样令我钦佩。记得我在韩期间，正是韩国刚刚提出改变韩国首都汉译的时候。原来中国人一直把韩国首都叫做“汉城”，韩国人为了去汉化，要求中国人称韩国首都为“首尔”。一次和这位朋友饮酒时，我不经意地说出“汉城”二字，他立即正色纠正道：“不是‘汉城’，是‘首尔’！”又一次和这位朋友谈到韩国的景福宫和中国的故宫，我说，听说景福宫是仿照故宫建造的。这位朋友立即说，“景福宫比故宫好。”我说，“故宫比景福宫大！”他说，“要那么大有什么用？”我能理解他的辩解，能感受到他对自己民族的那种自豪和挚爱！ 我结识的韩国朋友都是有这种爱国情怀的人！ 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激情。我曾参加延世大学中文系成立30周年庆祝会。虽然参加庆祝会的人数不过200，但气氛之热烈却是我生平所未睹。各方贵宾讲过话之后，一个男生登上讲台，号召全场人一起高呼口号，又唱又舞，全场一片欢腾，持续很久！可惜我不懂韩语，故不知他们喊的什么口号，唱的什么歌。我有一位研究中国道家哲学的韩国朋友。他告诉我说，韩国人的激情源自“东夷民族”的“神明”，这种“神明”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中文系成立30周年”的庆祝会上，只有中国大使馆的代表用汉语发表讲话，没有任何一位韩国人说过任何一句汉语。我想，中国大学若庆祝系或韩语系成立，肯定会有不少中国人用英语或韩语讲话。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不说汉语，还是出于别的原因。按说在这样的场合，教汉语的老师和学汉语的学生会以说几句汉语为荣。韩国人的自豪感很充分地表现于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在韩期间我多次听韩国朋友骄傲地说，韩语是最科学、最美丽的语言。我猜，延世大学中文系师生在庆祝中文系成立30周年时不说汉语，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强烈意识：汉语只是与中国人交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工具，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决不说汉语。 中国正全力实现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学人，我对于现代化过程中该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思考了很久。中国自“五四”以来，一直不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激进学者，鲁迅当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鲁迅曾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指责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参见《狂人日记》）。当然，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妄自菲薄与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威逼密切相关。几千年的中华曾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的迷梦。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曾让中国人饱受凌辱。激进知识分子通过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积贫积弱皆由其传统所致。于是他们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政以后，则号召国人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国人似乎已达成共识，欲实现现代化，必须与落后的中国传统彻底决裂。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俗）。令人痛心是，我们诚然破除了许多东西，但并没有建立什么新的、积极的、能持久的思想、文化、习惯和风俗。 韩国人似乎没有采取如此激烈的反传统姿态。我没去韩国之前，偶尔也看看韩剧。韩国家庭剧所表现的人伦关系远比中国当代的人伦关系更加接近儒教传统的人伦关系，如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必恭必敬，祖父母、父母对孩子的婚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那时我还有点怀疑，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族群中，还能如此保持旧传统吗？到了韩国以后，我渐渐相信，韩国家庭剧表现的当代韩国人伦关系与现实大致吻合。 韩国的祭孔大典每年一度。在韩期间，我曾亲自参观过一次祭孔大典。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祭奠者都穿着传统的韩服，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祭奠者对圣人的崇拜和对传统的尊重。我参观那次祭孔仪式时，看到了孔夫子曾提过的八佾舞。有一位跳八佾舞的女孩，身体比较瘦弱，因为整个仪式时间较长，她无法坚持而差一点晕倒。但在被人扶走之前，她一直咬牙坚持着。 孔圣人的故乡在中国。但自“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他老人家在中国的境遇实在苦不堪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人中没有人再称他老人家为圣人，人们或直呼其名曰“孔丘”，或挂上其排行曰“孔老二”。斯文扫地矣！自1978年邓小平首倡“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先是用务实的态度追求经济发展，继而发现谋求经济增长不可没有道德。又发现确立西方式的公共道德（以自由主义或共和主义为指导）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的事情，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道德方面已力不可支。于是，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求援于中国传统，求援于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境遇总算有了改善。中国人又开始祭孔了。但祭孔仪式在中国失传已久，没有人知道该按何种程序拜祭他老人家。好在国人谦虚，我们向近邻韩国人请教，总算又接续了祭孔传统。细细想来，真是件丢人的事情！孔夫子的思想影响中华文明两千余年，我们仅因为他所影响的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了，就把他老人家骂得狗血淋头。而受惠较少的韩国人却一直保持着对他老人家的敬重。 韩国似乎也没有因为接续传统而影响了现代化业绩。韩国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有自己的创新品牌，公共管理水平比中国高，公共道德水平也比中国高。当然，不能说韩国的什么都比中国的好。我只是主张，在中国现代化渐入佳境的今天，对比一下韩国人对待自己传统的态度，我们该认真检讨自“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心态。在西方现代性正日益暴露其局限性的今天，我们不该认为传统的都是落后的，更不该过激地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我们不可把现代化看作文明的最高目标，实际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包括中华文明、大韩文明、印度文明在内的亚洲文明虽然对现代工业文明没有什么原创性贡献，但亚洲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是后工业文明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可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而对后工业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韩国有一批学者有此意识，中国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有此种意识，海外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华人学者也有此种意识。 在韩国生活了一年，但由于不懂韩语，交往圈子小，大部分时间在房间里阅读、写作，故对韩国文化理解得肤浅。以上所说，难免有不确切处，欢迎批评指正。 2006年6月30日于清华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