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员与度地

地员与度地 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 管子地员篇 卢嘉锡总主编 董恺忱 范楚玉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06月第1版第二章第三节 65先秦有关土壤学的文献，除《禹贡》外，最重要的是《管子》中的《地员》篇，它收在《管子》的《杂篇》中。《地员》篇的主要内容《地员》篇主要是讨论各种土地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的。尹知章注云：“地员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浅，各有其位。”宋凤翔说：“《说文》：‘员，物数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数，故以地员名篇。”《地员》篇全文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阐述土地与植物的关系。首先论述大平原中“渎田”(u的各种土壤——息土②、赤垆、黄唐、赤埴、黑埴。在这些不同的土壤区中，地势有高下，水泉有深浅，因而它们所宜生的谷物和草木就有差别。次述15种水泉的深浅各不相同的丘陵地。复述依次自高而下的五种山地，各有其宜生的草木及水泉的深浅，反映了植物的垂直分布。然后作出“草土之道”(植物与土壤的相关之道)的概括：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录次)，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⑧。接着举出一个小地形中植物自下而上不同的“十二衰”来，作为示例。后一部分是对“九州之土”的分类介绍：“凡土物三十，其种三十六”。实际上只谈到了18种土壤④，这18种土壤又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各统六种土壤。每种土壤都有它所特宜的两个谷类品种，总共为36个。对每种土壤，不但说明其性状，所宜谷类品种，更述及它们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产的各种有用植物，如树木、果品、纤维、药物、香料等，并及于畜牧、渔业以及其他动物之类。尤以上土之中的粟(息)土、沃土、位上叙述为详。其他各种土壤都与这三种土壤相比，定出它们生产力的差别。《管子·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和每类性状的描述比《尚书·禹贡》更为细致，对各类土壤与植物关系的分析也更为深入，而且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是我国古代一篇极可宝贵的生态地植物学。二《地员》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要正确《地员》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需要对《地员}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①尹注：“渎田，谓穿沟渎而溉田。”但从此文依次讲丘陵和山地的土壤看，这里应该是讲平原的土壤。夏纬瑛认为，《尔雅．释水》以江淮河济为“四渎”，所谓“渎田。应指这片大平原中的土地。见：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②原文作“悉徙。，尹注：“谓其地每年皆须更易也。。但“悉徙”与下文赤垆、黄唐、斥埴、黑埴等土壤同例，也应为土壤名。许维遁认为“悉徙。乃“息土。之误，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今从之。⑧据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校改。“觳造”，章炳麟认为是“录次。之误，可从。·④每种土壤的名称，叫做“五某”，它们各有五物(晶色)，所以共为90品。 66作出判断。而要判断《地员>>篇的时代性，又离不开对《管子》一书时代性的总体认识。《管子》虽托名管仲，但并非管仲所著，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这已成定论。问题在于它是不同学派作品的杂凑呢，还是大体有一个思想体系?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呢，还是汉代或部分是汉代的作品?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中以弘扬管仲的功业为己任的一派学者作品的汇集①，基本上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人称齐法家或东国法家，而与秦晋法家相区别)，但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战国时人韩非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皆有之。”司马迁也读过《管子>)①。《管子》应该主要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针对《管子》(主要是指其中的《轻重》篇)乃汉代作品的观点，一些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予以批驳⑧。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农学的角度补充一点意见。(一)从《管子》所载农业技术看它的时代性《管子》是讨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的书，但作者对农业十分重视，书中不少地方谈到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并对农业技术和农学思想多有涉及，比较集中表述这方面内容的，除《地员>>外，还有《度地》、《水地》、《四时》等，“三才”理论也多所阐发，这些，我们以后还要陆续提到。在《管子》成书的时代，铁农具已经普及。《海王》云：“今铁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轻重乙》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锤，然后成为农。”这和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记载是一致的。《管子》中也提到了“犁”，如《乘马》云：“距国门之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子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山权数》还谈到“一马之田”。以犁和马作为田地或劳动量的衡量，表明犁耕和畜耕已经出现。但使用畜力的犁耕并没有推广，所以当时土壤耕作技术仍然属于“耕扰”体系，而不属于“耕一摩一蔺”体系(后者以《泛胜之书》为代表)④。而这正是战国和汉代生产技术的重要区别之一。其耕作技术更接近于春秋时代，而不是更接近于汉代。我们试把《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的有关记载比较一下：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叶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搏，以旦暮从事于田野(《齐语》)①最近白奚提出，《管子》是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国本土学者所作。异国游学之士(如宋钎、慎到、环渊等)很活跃，这一方面促进了齐国与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又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弘扬固有的思想文化，就成为摆在齐国本土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这些学者除个别如田骈等外，大多是佚名学者，他们名气不大，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齐国本土文化为职志的齐人，很自然就把目光投向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方面收集管仲的遗闻佚事，另一方面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现实的需要来阐发他们的学术思想，从而汇集为《管子》一书。见：中国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中国社会科学，1997，(5)。②《史记．管晏列传》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③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有所论述，可参阅：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台湾学者杜正胜《关于(管子．轻重)诸篇的年代问题L④“耕台”体系的特点是：土壤耕作和播种紧密联系在一起，耕松土壤后旋即播种，播种后旋即覆土(覆)。“耕摩蔺”体系的特点是：土壤耕作已和播种分开，土壤耕翻后，反复摩平、镇压(蔺)，待时播种。后者是与畜力耕作的推广相联系的。 67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①，比耒耜粘芨(枷芟)④，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乃耕⑧，深耕、均种、疾扰，先雨耘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傅，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小匡净)从《齐语》看，当时农田耕作技术包括以下三个环节：一是冬天“击某除田”；二是“深耕疾扰”；三是中耕。《小匡》所载耕作技术虽然有所进步，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如果说《小匡》只是转录《齐语》’的材料，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记载：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谓之时作。(《山国轨》)!且四方之不至则六时以制之：春曰停耜，次曰获麦，次日薄芋(疑为芋之误，通耔)，次曰树麻，次日绝菹，次曰大雨且至，趣其壅培。(嫂轻重甲》)《山国轨》和《轻重甲》都属于《管子》中时代较晚的作品，其所载耕作技术仍属“耕扰”体系，所以主要耕具仍为直插式的耜(“停”即有“插入”之义)，而用以缦(覆种子土)地的工具——“椎”(木榔头)也成为农夫必备的工具之一(见上引《轻重乙》文)。还值得注意的是“除田”。《齐语))中的“莱”是枯草，州、匡》中的“藁”也是指枯草9。“击莱除田”是除草整地，是冬天在休闲田上进行的。这表明，在《齐语》和《小匡》所反映的时代，仍然是实行休闲制的⑤。战国时代是我国从休闲制向连年种植制过渡的时期，至汉代，连作制在黄河流域已经普及。只有少数耕作不当变坏的田才实行休闲。《山国轨》谈四时农作时还把“除田”放在重要位置，说明其成篇的年代不可能晚到秦汉⑥。(二)《地员》篇产生的条件现在我们再回到《地员》篇来。《地员》篇开头说：“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我们在上一章谈到，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早中期，由于铸铁农具的逐渐推广，以前一些不能利用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利用起来，《齐语>>中即已提到“陆(高平之地)、阜(土山)、陵(丘陵)、仅(沟上之道路)”等各类土地，以后又有发展，如《山至数》提到“有山处之国，有汜下水多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浃之国，有漏壤之国”。当时农民纷纷逃亡以抵制公田劳役制，其前提之一是在铁农具推广后，农民个体生产能力加强，有可能在原来领主控制不到的地方垦荒，从而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政策。为了实行“相地而衰征”，就需要对各个地区土壤、物产、生产能力等进行调查，以便定出合理的征赋的级别。当时实行“相地而衰征”政策的不①原作“权节具备其械器用。，今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改。②依孙星衍说改。见《管子集校6信⑧原作“以待时乃耕。，虽可通，但参照《齐语》，似应校改为“以待时(耕)，乃(及)耕。。④尹注：“冬寒之月，即击其草之藁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⑤《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意思是田野中的草好茂盛啊，赶快去耕翻经过了休闲的“新田。吧I(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这说明春秋中期尚实行休闲制。⑧《中国农学史》上册认为“除田即在秋耕以后，冬天把土块击碎，把残存在田中的藁秆拔掉……必须秋耕，才能进行‘击藁除田，的工作。”作者误把“某”当作“藁。(禾秆)。其实，即使是《小匡》也不是作“击藁除田。，而是作。击藁(草木之枯者)除田”。不要说管仲时代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实行秋耕，即使在泛胜之时代，由于没有畜力耙，也不可能普遍实行秋耕。所以《中国农学史》上册对。除田”的解释是错误的。 68第二章农家的出现与先秦时期的农学文献止是齐国，也不止是春秋时代，例如《荀子》中就提到过“相地而衰征”；《管子·乘马》还谈到把各种山林川泽折算为可耕地的标准，即所谓“地均以实数”。在劳动人民扩大耕地和土地利用范围的实践中，以及“相地而衰征”政策的长期实行中，积累了各地区地形、地下水位、土壤、物产等丰富，这些资料为《地员》篇的写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地员》的作者依托管仲事迹作为全篇的缘起，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如果是汉代人写的作品而依托管仲立言，这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无论从《管子》全书看，还是从《地员》篇本身看，把《地员>>篇定为战国的作品，是比较合理的。关于《地员》篇所反映的地域，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夏纬瑛的《管子地员篇校释》，认为《地员》篇所述的平原、丘陵、山地均与关中地区无涉，所说“九州”之土也缺乏西北地区的黄土，并由此得出《地员汐篇不可能出于建都于关中的秦汉时代的人们的手笔的结论。友于予以反驳，指出根据他们的调查，嫂地员》篇对关中的土宜叙述特别详尽；同时认为只有在秦汉统一以后，才有需要和可能对全国的土宜进行全面的调查，从而论证《地员》为汉代的作品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大一统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而齐国在威、宣、湣诸王之世，曾是当时具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与实力的数一数二的强国，《地员》叙述天下“九州”的土壤，可能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②。因此，即使《地员》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国的土宜，也不能成为断定《地员》篇写成于汉代的理由。第四节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管子·度地》篇《度地》篇的主要内容《管子．度地》篇主要是谈治水的，并涉及如何变水害为水利的问题。文章首先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然后可致地利与人治。所谓“五害”，指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和虫五种灾害；其中又以水害最为严重。作者在列举了经水、枝水、川水、谷水、渊水等五种水流⑧以后指出：“因其利而往(注)之可也；因(其势)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④作者在水害发生原因时，对水性作了细致的分析：“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河床)下则平(缓)行，地(河床)高则控(失控)，杜①友于，管子地员篇研究，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又见：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齐威王时“最强于诸侯。，《战国策·齐策一》称，宜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故萌发“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上》)。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人臣。(《盐铁论·论儒》)。遂开始酝酿帝制运动，一度与秦并称“东帝。“西帝”。⑧所谓“经水“，是出于山而人于海的水：所谓“枝水。，是从他水流人大水及海的水，所谓“川水。，是出于地沟而流于大水及海的水，所谓“谷水”，是从山沟流出的水，所谓“渊水。，是水出于地丽不流的水。6)此句据《管子集校》引王念孙、许维遇意见校改。《度地》篇的主要内容《管子．度地》篇主要是谈治水的，并涉及如何变水害为水利的问题。文章首先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然后可致地利与人治。所谓“五害”，指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和虫五种灾害；其中又以水害最为严重。作者在列举了经水、枝水、川水、谷水、渊水等五种水流⑧以后指出：“因其利而往(注)之可也；因(其势)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④作者在水害发生原因时，对水性作了细致的分析：“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河床)下则平(缓)行，地(河床)高则控(失控)，杜①友于，管子地员篇研究，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又见：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齐威王时“最强于诸侯。，《战国策·齐策一》称，宜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故萌发“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上》)。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人臣。(《盐铁论·论儒》)。遂开始酝酿帝制运动，一度与秦并称“东帝。“西帝”。⑧所谓“经水“，是出于山而人于海的水：所谓“枝水。，是从他水流人大水及海的水，所谓“川水。，是出于地沟而流于大水及海的水，所谓“谷水”，是从山沟流出的水，所谓“渊水。，是水出于地丽不流的水。6)此句据《管子集校》引王念孙、许维遇意见校改。 69第四节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管子·度地》篇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①，跃则倚(偏斜)，倚则环(盘旋)，环则中(形成旋涡)，中则涵(涵容泥沙)，涵则塞(淤塞)，塞则移(他移)，移则控(失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②如何防治水害?作者提出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要设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负责治水事宜。在岁末农闲时节作好劳动力的组织和各种工具和材料的准备。。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可常制”。二是要选好治水工程的施工季节。要把工程安排在“春三月”“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时候进行，这不但由于这时天地干燥，气候渐暖，宜于工程的进行，而且因为这时筑成之堤岸堤土会日渐着实和坚固(“土乃益刚”)。夏秋农忙季节和寒冷的冬季则不安排土功之事；这时的气候和土的状况也不适宜于施工。三是平时要督促水官水吏对各处堤防经常进行检查维修，从河中取土“岁高其堤”，并作好应急的各项准备，“备之常时，祸从何来?”对筑堤技术，文中有具体的论述：“令甲土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⑧，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缺水。……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这里讲到了沿水筑堤，把不长草的地方辟为蓄水池，四周修堤防以保护庄稼，种上荆棘以固土护堤，种上柏杨之类树木以备修堤治水之需，平时派下贫守护，实行分区管理的责任制，等等，已形成配套的技术措施和#管理#。尤其可贵的是文中总结了变水害为水利的经验，提出了发展灌溉的设想：“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剽石；而下向高，则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对“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段文字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它指的是筑坝截流，提高水位，然后引水分洪，甚至可以灌溉他处高地e。对这种情况，《管子·地数》有更为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夫水激而流渠”。二《度地》成篇的时代背景想要正确判断《度地》篇的价值及其时代性，需要对我国上古时代治水事业的发展作些必要的考察。黄河流经土质疏松、植被较少的黄土地区，挟带着大量泥沙⑤，河水泛滥大概很早就发生了。我国文明时代的帷幕就是从大禹治水开始揭开的。但大禹治水主①许维遁认为，“杜。与“土。通，“杜曲。即地曲。郭沫若认为，“杜。同“堵。或。阶。。堤岸之弯曲处，．如为土，则水将捣毁之，如为崖岸，则水被激而飞跃。见《管子集校》。②《管子集校》引姚永概云：。环谓水圆折之时。圆折则盘旋而有中矣。涵，容也。既旋成中，则泥沙必随之而涵容。涵容多则塞。塞之既久，水不能旋，则移而他去。他移则控叩，控叩必妄行也。。⑧按郭沫若意见校改，见《管子集校》。④这段文字的标点，采取了巫宝三先生的意见。见：试论《管子》中《度地》、《地员》二篇农学论文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意义及其农学思想的渊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巫氏杂取尹注和雄之说，认为其具体方法是用瓦管彼此相接，每尺要有三寸落差，顺着地势引水，迂远其道，使水流不致太疾，这样，约满四十九里之长，水流即可从低处引向高处。⑤黄河水早就是混浊的，《左传》中已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谚语。 70第二章农家的出现与先秦时期的农学文献要是采取疏导(疏通河道)的办法，田野中则用沟洫系统来排水。这时并不存在大规模连贯的堤防。不但河道两旁有宽阔的荒滩可供汛期河水的徜徉，而且有众多的薮泽作为泄洪的处所，人们在沼泽和居民点旁边也筑些简单的堤坝，防止洪水的漫溢，但却没有后世那种缺溢堵口的事情发生。但在雨季或汛期田野中的洪潦，则必须及时排泄到川泽中去。故修建沟洫实为当时治水之要务。贾谊治河策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①这里讲的主要是战国以前的情况。至战国之世，沟洫废弃，土地垦辟，人口增多，势不能不遏限洪水的漫溢，乃有大规模堤防之作。所以贾谊又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滨河的齐、赵、魏三国，相继筑堤，去河二十五里，初步形成连贯的河堤。因此，堤防的修建和维护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人们懂得“若积水而失其壅堤”(《吕氏春秋·荡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巨防容蝼”，亦可至于“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人们在长期修建和维护堤防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战国时已出现了像白圭这样的擅长于修堤和护堤的治水专家⑧。与此同时，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也由修建沟洫排水转到农田灌溉上来，还出现了像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这样的大规模的工程。《管子·度地》篇正是当时新形势下对治水经验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表明，战国时代的治水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先进的水平。但我们也要看到，《度地》篇是从防治水害的角度来论述的，主要谈堤防修筑的技术和组织管理，发展灌溉的设想是第二位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它作为战国时代作品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度地》是汉武帝时代的作品，是很难站住脚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