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

我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一、小学到初中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镇附近的一个叫后智义庄的农村里，父亲尹耕莘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中还种有十几亩地，除母亲照料外，还在春秋二季各雇佣忙工一名耕种。我从小就在田里做农活，插秧、耘稻、收割、施肥等农活都会干。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附近一个王茂公桥初级小学校读书。因为生病，虚年龄8岁才开始上学。1947年秋，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一个叫崔家桥小学读五年级（上）。和初小读书时一样，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也是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老师给我们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六年级同学就自习。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十几个学生，因为一个班级人少，我很不费力就得了第一名。1948年春，我父亲离开了这个小学，我就转学到家附近一个规模较大的“棠下小学”读书，因为学生多，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约有50个同学一起上课，我再不能名列第一了，屈居第三名。1948年秋，我转入周铁桥镇上一个规模最大的小学，当时称“竺西小学”。六年级就分甲乙两个班，我在六年级甲班，教我们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尤其是语文老师周中才，算术老师汪兆生，他们不但水平高，而且十分负责。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失败之际，物价飞涨，买东西已很少用纸币，而是直接用实物，连缴学费也是背粮食去学校。 1949年4月，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生母陈细大生盲肠炎，请中医看了几天，吃药无效。我用小木船摇到十八里外的和桥镇，那时正值江苏省扬州医院在国民党溃退时临时南迁和桥一个旧庙里。医生看了后说必须“开刀”，但要缴十担稻作为治疗费，缴不出时必须由当地一位绅士作担保人，以保证日后会缴。按理说，住在该镇的一位绅士（余祥仁）是我大姑夫，有资格作保，但他不肯作保人。可怜我母亲只能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病死了。我母亲临死前边哭边对我说：“伯成啊，以后你读不成书了！”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几个月后，我按理应去报考初中，但我父亲认为，家中无人种地，作为大儿子，别再读书了，留在家中干农活吧。我偷偷地到周铁镇上考取了竺西中学（那年我虚年龄已14岁），但父亲不让我去读。我无奈失学在家一年，边学种田，边看书。看些什么书呢？我把父亲读师范时（我父亲师范毕业）读过的书翻出来乱看，记得只有“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看懂了一些，而像“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之类的都看不懂。因为我毕竟还只有小学毕业。按兴趣，我当时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一些古典名著。至于“石头记”（即红楼梦）就是不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对这些小说中的诗词一概不感兴趣，只看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罢了。 1950年夏秋，我失学整整一年之际，下一届同学又要举行升初中考试了，我心中十分着急，也十分难受，比自己年级低的人要做中学生了，自己仍不能读书。情急之中，我在房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话从哪里抄来，不记得了），表达我心中向往继续读书的愿望和要求，看来要像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了。我父亲看到了这两句后说：“哎呀，伯成还想读书。”于是，他就允许我再次去报考竺西中学，并终于让我进了中学读初一。但好景不长，半年下来，我父亲又要我停学继续务农，我无奈又失学了半年。 1951年夏秋，又失学了半年的我，虚年龄已16岁了，心里更难受了。心想再失学下去，这辈子读书机会将永远失去了。我跑到竺西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初一下学期未读），学校不同意。我就跑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另一个初级中学—宜兴私立夏芳初级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该校教导主任徐建飞老师说，可以让我考一下，如考试成绩尚可，可以试读初二。经过单独考试，我进入夏芳初级中学试读初二。这个班级共有四十多位学生，我试读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就已位居“第二”，接下来初二（下）、初三都在班上名列第一。由于成绩优良，团支部还吸收我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什么少学了半年，插班读书还能在学习成绩上赶到同学们前面去呢？这靠的就是勤奋、刻苦。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好的“天资”，只是不算太笨，要能赶上和超过其他同学，只有靠加倍努力，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理科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决不放过，不会做的目，一直要到“想”出来才罢休，绝不去抄别人的现成答案。就是“语文”、“英文”，也不肯简单地死记硬背。例如，背英文时，总是把许多词和该词的“词根”联系起来，再如语文中许多词，也力求理解。一次，语文老师问，“即使”和“虽然”这两个词的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举手回答说，即使”指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指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师点头称赞说：“对，对”。我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死记硬背不理解的东西是记不牢的，只有理解的东西才会记得牢。 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学习的环境、条件多么差，总是十分珍惜学习时间。我初中读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要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堂兄四人合用一盏美孚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晚上做功课。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如收割、施肥等，大约干1—2小时的农活后，再回家匆匆吃稀饭，然后背上书包，带上饭盒（那时一般学生都要带饭到学校附近的人家去蒸饭）赶走5里路到学校上课。遇到下雨下雪，还要赤脚（光脚）到学校，因为胶鞋是买不起的。可能是天天如此赶路和干活，倒是把身体锻炼强壮了。 二、高中生活 1953年夏秋之交，我初中毕业又一次面临升学了。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师范，因为读师范（中师）不用缴学费，还有免费吃饭。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深知父亲经济负担沉重，他那时月工资39元，要养全家七口人：我和三个弟弟、祖母、继母和他自己，实在无力供养我读高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读了师范就失去了读高中升大学的希望，我是多么渴望进大学呀！这时，我有位堂兄弟尹锡中（我伯父儿子）和我合计，一起到常州去考省常中。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去考省常中，一定不让我去常州赶考。于是我就说，到常州去考常州师范，我父亲答应了。我和锡中一起在隔夜先走到我姐姐菊芳家中住了一夜，因为她家位于后智义庄去常州的路上一个小村子里。次日，我们一清早，走上了去常州的公路，朝常州方向直奔而去。锡中还带了一只热水壶，里面装了米和开水，几个小时后米变成了粥，供我们路上充饥。大约走了近70 华里，到了常州郊区的湖荡桥，腿实在酸透了，看到汽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开过。锡中说：“我们从未乘过汽车，乘一段路怎么样？”我也同意了。每人花了7分钱买了票上了汽车，只觉得“呼拉啦”一下子就到了常州汽车站。下车后打听去省常中的路如何走，一面走一面看，觉得十分稀奇：城市的街道怎么这样长、房子怎么这样多。那时正值六月天热，走得我们汗流浃背，看到卖冰棍的，锡中说：“我们没有吃过棒冰，买根吃吃好不好？”我说：“好。”两人共花了4分钱买了一根棒冰，你吮几口，我再吮几口，只觉得凉气直往肚皮里钻，感觉真是好极了！走到了省常中，临报名时我又犹豫了。父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像似千斤石担又一次压在我心头。正巧常州师范处在省常中边上，我在师范校门口转了又转，不知如何才好。这时锡中对我说，“你要考师范你一个人去，我绝对考高中！”经他一说，我也停止了犹豫，算了，一起考省常中吧！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常州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省立苏州中学一样，在解放前就是一所知名省立中学。解放后更是全省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记得那次高中一共招收10个班级500名新生，考生非常多，后来得知要13名考生取一名，而且这些考生都是当地初中毕业学校中的佼佼者。尹锡中在竺西中学读书时成绩也不差，无奈强手太多，考后心中觉得录取把握不大，因此后来又去考了武进县立前黄中学，这所中学也是不错的，现在也已成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 我进省常中读高中后，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苦。每月我父亲要寄给我9元钱生活费，其中8.5元作伙食费，还有0.5元作零用钱，包括理发、寄信、买笔和墨水、针线和袜子等，有时还要挤出1角或5分钱来租自行车学或看一次电影之类，至于学费，就用奖学金抵。于是，放假时回家，以及开学时回校的交通费全无着落。我不能再向父亲讨了，因为他39元工资给9元以后还只剩30元，要养活全家六口人。那么，我开学到校及放假回家怎么办？靠两条腿走。从我家走到学校，整整90华里，早上天不亮走起，要到晚上9点多钟才能赶到学校。那时候的汽车路是黄沙石子路，如果穿布鞋走（根本买不起橡胶底的球鞋），即使是新的布鞋子也走不完一趟从家到学校的路，就会把一双鞋底走穿。那是万万不行的，办法只有一个：赤脚走，冬天就在布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走。为此，从学校走到家，或从家走到学校，常常双脚起血泡，必须休养几天才会好。有一次放春假时，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连夜走回老家过节，走到前黄汽车站屋檐下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一坐就都睡着了。正巧那时走过两位接生（助产）护士，说你们这样会伤风生病的，到我们医院里睡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到他们医院里睡在他们病床上。我出了世从未睡过那么干净、雪白、松软的床和被子，身子一倒下来就熟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医生、护士一个也未见到，我们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专门描写了这个故事，语文老师还拿到班上宣读表扬。 尽管在省常中读高中时我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却大有长进，学习生活十分充实。省常中的老师水平可说全省一流，后来许多老师都调进大学从教。我学习当然很努力，因此，高一、高二时视力还很好，到高三时黑板上的字渐渐看不清了。我心急如焚，又无法叫父亲再给我配眼镜，只得厚着脸皮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文工团里的表兄（窦亦农，当时叫窦全坤）求助。我的表兄（姨母的儿子）接信后立即给我寄来10元钱，我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赶紧花了8元钱配了一付眼镜，解决了大困难。我始终铭记表兄这份恩德。前几年去武汉出差时，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尽管那时我学习成绩依然不错，但在强手如林的班级里，再不可能稳坐头把交椅。有时甚至二把、三把交椅都坐不上，特别是在立体几何及制图学方面，我的空间想象力差，成绩难上去。可能是这个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决定不考清华、交大之类工科院校，而报考综合性大学。由于自己文科和理科成绩在高中阶段都不差，因此既舍不得丢掉文科知识，又舍不得丢掉理科知识。怎么办？我在高二学习时，曾听说当时一位威信甚高的教导副主任蒋桢老师说过，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晶。因此，我决定高考时报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因为这两个专业除了考文科各科目外，还要加试数学。结果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就在我考取大学的1956年秋，我大弟弟尹伯贤考取了西宁林业学校，毕业后留在青海工作，为青海的建设贡献了一生精力，直到年老退休后，因身体差而返回宜兴老家定居。我的二弟弟尹伯凯则因为我上高中读大学，就只得留在家中种田，后来幸亏有亲戚帮忙介绍到西宁一个汽车场做工，并当了八级技工。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不定期给我经济上支援，使我更顺利完成学业。最小的弟弟（三弟）尹伯君比我整整小十二岁，一直留在老家务农。 三、大学时代 1956年秋，我按大学录取通知要到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报到学习。当时大学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但伙食费和书籍费都要自理，可是，当时我家中可说是一贫如洗。因为家中的田地早在1953年办初级社时就实际上归公了，全家都靠父亲每月39元工资来生活。家中拿不出一分钱来供给我到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无奈之下，我向二姨母求借。我二姨母也是农村妇女，根本无钱可借，但我母亲去世后，姨母就像自己母亲般地关爱我们。她说，等你表姐（指这位姨母的二女儿）一圈小猪卖了，她就去借钱来给你去上海读书。后来，就是靠她借来的24元钱赴复旦开学的。这笔钱后来我姨母怎样去还给我表姐，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去看望我姨母姨夫时，他们只说，这钱早还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从心底里一直铭记姨夫母对我这份恩德。每次回乡，我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二老。说真的，当时这24元，比之今天24万元，对我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然而，我经济上的窘迫局面在我进复旦后很快就结束了。进复旦时，我申请的本来只是乙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2.5元，相当全部伙食费，但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调干生）一看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立即决定给了我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6.5元，即除了全部伙食费外，还有4元零用钱。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出了世也从来没有过每月4元零用钱的富裕程度。不仅如此，班级党团支部和班委干部同学得知我要配眼镜，又补助我一副眼镜钱，得知我过冬棉衣单薄，又补助我一件新棉袄，这件棉袄又暖和又好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毕业后还穿了三年，真是“八年抗战”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没有这样关怀、帮助，我绝不可能上大学。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了。然而，不断的政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我的读书。应当说，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学习的主干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另外，还学俄语、数学等。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还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我喜欢跑图书馆和阅览室，除了看本专业的书和文章外，还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的戏剧等。但从1957年夏天起，随着整风反右运动的逐步开展，正常教学秩序越来越被打乱。先是帮党整风，还要我们向党“交心”。说实在话，我的“心”老早就交给党了，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会在大上海读大学，没有共产党怎么可能，我要感谢共产党还来不及，那有什么“意见”，但党员找我们“谈心”，一定要我们向党提“意见”，说你刚从农村老家回校，谈谈农村见闻也行。经这么一启发，我倒想起来了“意见”，说：“农村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隔了几天，校门口贴出一批大鸣大放的大字报，说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尹伯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弄得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我看了以后有点担心，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在运动中吃苦头。实际上，后面两句我是讲了，第一句帽子是加上的。后来，我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领导上认为我在班级里年纪较轻，心直口快，有口无心，因此，只是在小组会上和班会上批评了几次。同时，把我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职务换成了班委中的文体委员。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吹笛子，跑长跑，做文体委员也很开心。实际上，文体委员职务在政治上远不及团支部宣传委员重要，说明我当时政治上经验不足。 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经济系师生到江苏吴县望亭乡搞教育革命，当时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们三年级学生分配在几个高级社。我和指导员江春泽老师（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一位女同学朱桂英住在一家副大队长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生产劳动，同学们还常集中开会学习（政治学习）。不久就正式创办了人民公社，一切归公，实行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在得知即将都要到公共食堂吃饭的消息，连夜就把家中的鸡鸭之类宰杀了吃光。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然而，大家肚皮是放开了，干劲并没有真正鼓起来。一位生产队长对我说，“我们起劲，啥人晓得人家起劲不起劲”。当时报纸上电台里说，生产放卫星，亩产5千斤、1万斤，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一次我参加粮食过秤，记录粮食产量，最后交到上面去的数字不能根据实际记录，要按上面要求填写，弄虚作假几乎到处一样。还有一件有趣事是全民炼钢，小高炉遍地开花，我住的村子里就有一座小高炉，炼铁的原料是农民家中的铁锅（公共食堂吃饭，不要每家的锅了）之类铁器，煤是镇上运来的，用手拉风箱作为鼓风炉，我们同学们和农民一起日夜不停拉风箱。一次，我边拉边睡着了，江老师叫我回房睡一会再来。对于这套“大跃进”、“共产风”做法其实谁都心里有看法，就是不能讲。一次，蒋学模老师可能说了一句对有的“过火”做法不同意见的话，还挨了一次“小组帮助”。 看起来这些都纯粹是浪费资源（特别是我们做学生的宝贵的学习时间资源）的错误做法，和学习知识毫无关系，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也都是学习，因为它使我从亲身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真正认识到了科学和制度的重要性。 由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从1959年起全国农村开始闹饥荒，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据我所知，从1959年到1961年这几年基本一直是风调雨顺，农业歉收是共产风刮出来的，即使后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所有，但由于起初是大队为基础，后来又改为小队（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改来改去仍是大锅饭制度，农民积极性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不饿肚皮的问题，一直要到“文革”结束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解决。实行这一制度后，才真正实现了多劳、多收、多得、多吃，否则始终陷入“我干你不干我吃亏，你干我不干我占便宜，结果大家不肯好好干”的囚犯困境。 1959年秋，我们从望亭人民公社回到学校开始复课学习，补上一些未上的课，业务知识再稍稍被重视起来。但仍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被组织到马桥人民公社、上海机床厂等单位搞生产劳动和调查研究。有一次，从马桥公社回校后，按规定我们应退还手上的粮票，交到食堂，重新买成饭票在学校食堂用餐，但我没有这样做，把当月应交的20多斤全国粮票扣在身边，就直接上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时假装把饭票丢进了收票箱。我企图把粮票带回老家，给我一个70多岁的祖母和12岁的小弟弟，那时他们在农村乡下一直吃不饱，如有这么多粮票，可能解决相当长一段日子肚皮问题。但此事很快被揭露出来，我在班级里受了批判，在团内受了处分。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党支部书记陆庆壬同志找我谈话，说团内没有撤消处分的规定，希望你不要灰心，好好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书记语重心长的话我牢牢记住，毕业后一直努力工作，多次评上“先进”。这次错误看来是坏事，其实也是我前进路上一次重大的“学习”机会。第一，从此以后，我就立下决心，宁可饿死，也决不做偷鸡摸狗之类见不得阳光之事。做一个人，就得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第二，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仍旧会有很好的前途。 四、三进复旦 1961年秋大学（本科读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苏州丝绸工业学院马列室当老师。第一学期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同时上，第二学期要求我在上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给美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讲授“艺术概论”。我提出，我没有学过这门学科。党委宣传部长说，“你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一定会上”。我没办法，只得到书店里去找有关书看，总算买到了一本王朝闻写的“新艺术概论”，看了很有启发。我又回想起在复旦图书阅览室看过的一本由蒋孔阳写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大体知道了“艺术概论”中要讲点什么，就七拼八凑写了一个讲稿上了讲台，结果学生说比他们从前的老师讲得好。这给了我不少信心。1962年夏，正当我暑期在老家写“艺术概论”这门课另一学期讲稿时，突然接到丝绸工学院人事科通知说，学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下马，你被调到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我立即赶回学院，听说第一批调出的教师在马列室就我一个，连高中毕业的那位女教师因为是宣传部长夫人，也未调动。我气得要命。当天就到人事科开了调离单到苏州市第五中学报到。后来才知，如果我晚走一星期，工资就会在苏州丝院转正，月薪53.4元，而因为早到市五中报到一周，只能按照中学八级转正，月薪51.7元。尽管每月只差1.7元，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其意义远不止目前170元，这也算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吧。 1962年秋起，我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担任高二（5）班班主任，讲授政治课，内容是哲学常识。给中学生上课不是件容易事，关键是要有吸引力，才能让学生自觉遵守上课纪律。我边讲课边总结，不断提高讲授水平。做中学生班主任也不容易，主要要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办事公正。一次我带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男女同学睡一间仓库里，势必有一男生和女生接壤，哪个男生和女生都不愿意，怎么办？只得由我自己睡在男女生之间，充当一条楚河汉界，其实那时我也才虚令27岁，但已经是“长辈”了。 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并要通过考试入学。当时我心想，我大学同学都在高校工作，我学习不比他们差，怎么只能在中学教书。那时尽管市五中领导很器重我，要培养提拔我，但我还是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的是母校经济系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那年未能考取。1964年再次报考，仍是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考取了，指导老师是吴斐丹教授。这是我第二次进复旦学习。真离开苏州赴上海时，心中又很舍不得。因为1964年5月1日我和我在五中的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她当时在另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刚结婚才几个月。然而，读研究生毕竟是大事，我毅然决然回到复旦经济系学习。那时读研究生，主要是按照指导老师要求，阅读一些专业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当然，外语课还是要上的。起初，一切学习生活仍正常，但不久，国家的政治天空中风起云涌。先是批判什么“鬼戏”，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后来，文化大革命味道越来越重，火越烧越旺，上课都停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要求来清查老师的听课笔记以及讲义，断章取义地拎出一些“词”和“句”无限上纲上线，年纪大一些、资格老一些的教师都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少数人还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批斗，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起初，炮火对准教授们，后来，红卫兵小将逐渐地把火力转向各级党组织领导，即所谓“走资派”，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则被当作“死老虎”丢在一边。例如，当时经济系一大帮教授被集中在系办公楼一小房间内（当时称为“牛棚”）学习，不许乱说乱动，本科红卫兵小将谁都不愿去“管”这帮“死老虎”，就叫我这个老红卫兵（当时我是研究生，属红卫兵学生之列）去“看管”。我当时看不出这些老教师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性，就命令他们每天上午按时到这个房间报到，先由我领读十几条毛主席语录，然后由他们自学毛选，下午则放回家看大字报，实际是放假半天。一次，我在复旦的“南京路”（即大字报集中的道路）上看到生物系谈家桢跟着周围红卫兵挥拳高呼“打倒谈家桢”，红卫兵问，“你怎么也叫喊打倒谈家桢？”谈家桢答：“我是今天的谈家桢打倒昨天的谈家桢。”我暗自佩服这位遗传学大权威的大智慧。 1968年春，我仍旧回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起初，学校派性严重，也没有复课，只是搞运动，但武斗停止了。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当时工宣队一大功劳是帮助学校复课闹革命。由文革培植出来的学生。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如果只由教师来管，是绝对管不住、治不了的，但工宣队一来，学生服帖了。当时我在五中教育革命组（相当今天教导处）工作，和工宣队关系很好，因为工宣队总大力协助我开展复课工作，维护教学秩序。那时候是文革后期刚开始复课的阶段，中学教学的许多课程仍不。例如，物理、化学二课合在一起称“工基”（指“工业基础知识”教学），生物课称“农基”（指“农业基础知识”教学）。由于我是学校教革组成员，学校缺什么教师，我都得去顶替。那一时期，我上过的课程先后有：政治、语文、俄语以及工基。好在内容都不深，凭我中学阶段的文化水平，都可以应付过去。我在1968年秋受到一次冲击。事情是这样的：在文革以前大约1963年我第一次在市五中工作时，曾把一张旧的毛主席像裁剪后作包装一份讲义的封面，这份讲义上写上我自己姓名，借给一位教师参考，忘了收回。文革中该教师受冲击被抄家，查出此错误是我犯的。为此，红卫兵贴出了大字报，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并把我羁押在学校一个小房间内审查。我写“检查”必须上纲上线。为此，我从这一错误如何是适应美帝、苏修以及反动派（指当时印度和印尼当局）的反华需要高度进行检讨。现在看来，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当时来说，不这样做，过不了“关”。这是文革及此前整个阶级斗争年代的套路。由于我的问题“异常严重”，必须好好审查，但把我长期“关押”下去会给工宣队工作带来麻烦，因为当时工宣队急需我为他们不断地写总结“斗、批、改”的先进经验的文章。我曾给他们写过这方面好几篇书面性“经验”，上报到市里和省里，有的还上了《新华日报》。我被关起来后，就不能再写了。于是，通过工宣队到复旦经济系调查我历史有没有问题之后，很快就开了一个全校教师批判我的会议，立即宣布“尹伯成属好人犯错误，检查认识深刻，可以解放”。我仍回教革组工作，还几次作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在全市教育系统和全市各系统予以表扬，发一张张奖状，当然，那个年代奖金是一分也没有的。 隔了几年，毛主席发布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掀起一股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热，我被市教育局抽调去给全市各中学领导、干部讲授《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反杜林论》等，从此一直就在市教育局大批判组工作。这个小组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笔杆子”，大家相处非常好。“四人帮”在毛主席去世不久被打倒，那时侯苏州老百姓的高兴情况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此，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为局领导撰写“大批判发言稿”以及“报告”之类。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还被派到省高教局作为苏州市代表参与高考命题工作，关在溧阳沙河水库（现在天目湖）一个月，天天吃大鲢鱼头。 1978年春，文革后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我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我通风报信，希望再次来读研究生。我当时很乐意，但又深怕考不好，因为事隔多年，外语和许多专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我给吴斐丹先生写了封信，请教如何复习。吴老师很快回了信，十分热情，但内容空洞，只说“热烈欢迎报考，希望认真复习”等，连应重点复习那几本书都不肯讲。我只得硬着头皮赶到复旦应考。全校考场设在“登辉堂”。我自知那次考得很不理想，不料后来通知我来“面试”。我就向教育局领导和市委宣传部一位管文教的副部长提出申请，让我调到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工作，否则只能到复旦“面试”。谁知这几位领导异口同声不同意，说“调动不行，你要去读研究生，我们无法阻拦”。为什么那时我不想来复旦“面试”，因为有老婆孩子拖累，复旦在上海，把家属调进上海，在当时比登天还难。但领导既然坚决不同意我调进江苏师院工作，我就只能铤而走险上复旦了。 1978年10月初，我第三次跨进复旦校门读研究生。那时我虚年龄已经43岁。校门卫的一些同志、校医务室一些医生见到我说“好久不见你了，你到哪儿去了？”我们经济系的老师也欢迎我回来。蒋学模老师在欢迎会上还专门介绍了我这个“老新生”。陈观烈老师对我说，“尹伯成，你是有志者事竟成”，冯咸福老师在系门口遇到我时说，“啊呀，领导回来了”。我知道他指的就是当年我管过“牛棚”之事，忙说：“不敢不敢，当年多有得罪，务必请原谅”，他说：“不，不，如果当年不是你来管，我们这些人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说实在话，我这次之所以能第三次进复旦，主要昂仗当时系主任张熏华老师之力，是他希望我回到母校母系工作。由于我这次来复旦属“回炉”性质，因此学习时间比较短，在外语考试通过、学位论文完成后，1980年6月正式毕业留在经济系正式任教。我是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消息还上了《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 五、学无止境 我留复旦经济系工作后，在教学上，起初一直教经济学说史。当时与我一起讲授这门课的还有方崇桂、蔡中兴二位老师。我有时给经济系学生上课，有时也给世界经济系学生上课。那时讲的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当时我已开始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当时叫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当改革。在自己讲课中，除了对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理论要作批判，还要讲一讲这些理论对发展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什么积极意义，讲一讲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之处。后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希望把我教学讲义整理一下出版。我就作些文字加工，以《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为书名，在1985年春公开出版，该书马歇尔以后各章由石士钧同志编写，我觉得由他写更有把握些。确实，对于西方经济学史上凯恩斯以后的内容，我那时接触甚少，因此，1981年、1982年江苏省党校邀请我去讲授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时，总觉得讲西方经济学把握不大。幸亏课时少，讲得简单，否则我不敢承担。我总觉得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对我是块“软肋”，决心好好学一学，否则讲经济学说史只知道“来龙”，不知道“去脉”。但当时国内出版的这类教材几乎一本都没有，只有一些“大纲”式的本本。为此，我就托人在香港买些这类教材。后来，终于从香港书店里买到一本由台湾著名学者施建生编著的《经济学》，写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我反复认真学习。后来，经人介绍，我又到上外图书馆那里免费得到了几十册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都是微观、宏观经济学一类英文教材。当我阅读第一本这样的原版教材时，觉得很累，不仅有外文阅读能力问题，还有基本理论不熟悉问题。但是，我硬着头皮把第一本读完读懂后，再看第二本、第三本时，就觉得不难。一是因为内容大同小异，二是因为词汇、句式都差不多，再加上这些教材并非高级教程，而属初级教材，容易掌握。学习这些教材，除了外语问题，还有个数学问题。尽管在大学一年级时张志鸿老师给我们讲过微积分、解剖几何和概率论初步，但是，一来讲得简单，内容浅，二来几十年未接触都忘记了，尤其是弄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学上的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购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经济数学》（上、下册）自学。通过自学，不仅理解了微积分一些基本知识在经济学上用处，也掌握了一些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这对我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解经济学中一些计算题都有极大帮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由于宋承先教授离开复旦，舒元同志出国，一些年轻同志还未毕业，研究生的微观、宏观经济学没有人教，我只得挑起这副担子，这对我是极大挑战。说实在话，别说中高级教材未学过未教过，就连匡特编著的《微观经济理论》（数学方法）上的不少题目我也解不出来。怎么办？老老实实去动脑筋做。宋承先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版后，许多学生反映，各章后面题目做不出来。复旦出版社徐谓平同志建议我编写一本专门解题目的指导书。但书上一些题我也做不出来。一次，我问宋老师有道题怎么做，他说他也没有做过。我不便再问下去，只得自己去一遍遍做。因为我要上课，必须每道题能做。在课堂上通过解题讲理论，又用理论指导解题，学生感到收获大。后来，我就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发动一些自己带的研究生，编写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微观）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宏观）各一册。不料此书出版后，大受国内许多高校经济类管理类师生欢迎，销路一年强一年，许多学校还把此书列为考研究生参考书。后来，经过一版又一版修订完善，现在已出版了第四版。 我自知西方经济学理论水平不高，数学功底差，因此，在我自己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尽量把内容局限于初级教程水平，以文字和图表表述为主，尽量少用数学。我力求深入浅出，以通俗见长，以顺口取胜，目的是普及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为初学者提供一门入门向导的书。结果，此书反响也很不错，一版又一版修订后，每年能印几万册。我在编写这些教材（包括参加由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编写）过程中，不断虚心求教，不断修正差错，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表达。这四个“不断”，本质就是不断学习。 2001年秋，我正式退休返聘，但我一个心愿未了，就是一直想编写一本从市场经济视角考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并体现厚今薄古原则。正巧那时有国家“十五”重点规划教材编写出版项目计划的课题申请，我就提出了申请并获批准了。后来，此教材编写出版又列入迎接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要出版一批精品教材（书目）计划。于是我就抓紧工作，并请几位研究生一起参加，经过三年多努力，这本教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教材无论从观点上，内容安排上都和从前出版的《简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和石士钧合著）以及《经济学说史教程》（和方崇桂合主编）大不相同。为了编出此书，我查阅了许多文献，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许多理论和人物重新反复思考，我始终把这本书的编写，当作我再一次深入学习经济学说史的过程，并希望这本书能不断修正完善，推陈出新。 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始终是我主要精力倾注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主攻方向。除此之外，结合对国内经济生活热点问题的关注，我对证券投资、保险和社会保障以及房地产经济问题也有一定兴趣，写了一些文章，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不断解决的问题，值得关心和研究。现在这本集子选辑了这些领域我学习和研究的一些心得，就教于大家。 在教学工作方面，未退休时一直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也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始终认为，给学生上课的过程是一个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不仅学生课堂讨论是我学习的机会，就是给研究生评审学位论文，和博士后讨论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等也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每一位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有自己专门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都是我精通的，因此，给他们指导论文写作和评审及答辩等等的过程，的确是自己一个学习过程。 除了教学和科研，近20多年来，我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从做系教学秘书，到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职务。做所有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从工作中我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出国访问以及看书进修才能学到东西，在平时平凡的每项工作中，都能学到东西，只要自己肯虚心、用心。我与生俱来一大缺点：粗心，因此工作中差错不断；但也有个优点：一旦认识了，总肯改正。 光阴如箭，不知不觉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并且已经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小孙子尹嘉亮现在还不到3周岁，十分活泼可爱。小外孙苗嘉阳实足也已有11岁，小学4年级了，十分聪明。2年前就获得过上海市少年儿童资力大奖赛第一名，今年6月1日还作为上海市少先队员代表参加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古代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尽管现在人慢慢感到老了，耳不聪，眼不明了，但有生之年，还应继续学习，尽力量工作。我67岁时才开始学电脑，现在不也能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在电脑上简单打字、修改文稿了吗？为什么以后就学不了任何新东西了呢？我的老伴经常告戒我：“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一世还有多少年好活啊，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难道钱还不够用吗？”我完全理解她的一番好心，实际上，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已不是为了挣钱。我一个儿子和媳妇，一个女儿和女婿，都有自己一份工作和收入，都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都不用我担心，而我自己平时也消费不了什么钱，再要多钱干什么呢？但我认为，不要去挣钱不等于不要再学习和工作。学习和工作的节奏要掌握，不能再紧张，但不等于不要去做事情了。工作任务轻些可以，不干活不行；每天学习时间短些可以，不学习不行。坚持学习，适度工作，适量运动，心态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活几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方针。《红楼梦》里有首“好了”歌，说许多事情“好”了就“了”，“了”了就“好”。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劝人们对个人名利和妻儿要想开些，看穿些，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人活在世上，本来就用不着去多做事。我认为，人活着就是干活的，如果不做事，不创造，社会不会进步，世界不会美好，这是用不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也能说通的道理。 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进入老年以后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2005年5月于复旦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