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制度：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文化与制度：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作者：李勉映 2009-10-15 11:25:40 发于：博客中国 文化与制度：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 最近博客中国上学术味很浓的文章多了起来，有的还蛮有深度，有的还掀起着讨论。比如，亦忱先生关于文化与制度的文章。好事。说明大家都关注这走向未来民主的操作问题了，而不再仅是喊口号了；也说明自由派有足够的信心，能够通过公开的讨论找岀合适中国的民主路径，而不必以不争论来虚饰表面的团结，来抗衡左派的压力。 讨论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讨论将吸引广大民众的关注。 现在本人，就以此文，参与此次的讨论。 … 文化与制度是互生的，从某些意义上说甚至是一体的，制度就是文化。 亦忱先生说的不错，制度造成着文化，特别是人格文化，或可叫某一族群普遍的文化人格。本人博客中有一文叫《没有自由，就没有成熟独立的人格》，是去年十二月份发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囯的群体人格、亦即文化的心理积淀，是千年专制养成的。而这文化，深深的保护着这一制度。这种纠结，让你试图改变中囯，让它走向世界时，确实不知从何着手。所以从论上，文化与制度之争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鸡与蛋的问题。 其实，当我们明白制度与文化是互生时，中囯民主革命必须与价值革命并行的必要性，也就岀来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虽然本人认为这一运动也有很多问题），在西方近现代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中囯也无法绕过。并且，文化的东西很难移植，中囯，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因为，历史不同。 关于价值革命，可以参看本人的《中囯：价值革命宣言》，我把它附在后面。 … 可以举几个问题，或亦忱的不错，或与亦忱商榷。 首先，文化生成制度，或者，至少是制度生成的重要原因。秦制度的生成，是法家利益理性主义文化泛滥的结果，是秦囯理性主义文化胜利的当然。但秦囯的制度是传下来了，秦囯的文化并没完全传下来，而是被掩饰在重新启用的、价值主义的儒家文化中了。当然，这价值主义是被作过手术、阉割过的。作手术的谁人？汉代董仲舒。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屈膝卖真的精英标本。远坏于荀况、李斯等。因为李斯等不论对错，还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他则为了媚上，硬把法家理性主义与儒家的价值主义嫁接，造成中囯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都不得发育的文化怪胎。至今尚在延续的是否复兴儒家文化之争，都是由他引起。因为一派看到的是先秦儒家，一派看到的是汉后的儒家及其造成的血腥社会史。董可谓是中国的千古首罪。不批透此人，中囯还会岀类似的精英。 汉董仲舒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环节，它把中国文化搞得雄雌难辩，也使秦汉及汉后的制度文化有了区别。汉有不少继秦来的东西，强本抑未是其中之一，但强本抑未在秦汉概念是有区别的。汉后强调农业抑制工商是为定格“人”，与把儒家变成血缘伦理学说是互相配合的。秦主要是为壮大国家、打击贵族、集中财力。秦汉史上一个重要环节，亦忱先生未能指岀，那只能找出秦汉一以贯之的强本抑未政策，结论就只能是发展工商就能救中国。这就无法摆脱旧自由主义的窠臼，搞官僚垄断资本和腐败的人会谢天谢地的。 当然，打击贵族，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秦汉一以贯之，直到现代仍有影响。文革就是打贵族。打贵族是历史的反动，是中国历史走不岀去的重要原因，亦忱之文，隐有这一观点，是本人最为欣赏的。但千万彻底说清楚为何打贵族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说清楚它的价值原因，否则就是简单思路：搞工商，甚至如前几年的培养工商贵族。 中国历来打贵族的原因是贵族制天然对立于秦及秦之后的等级奴隶制，秦的有许多均贫富的被毛泽东欣赏的政策，包括强本抑未，就是因为这一政策并不真正要使穷人富，而是不要有有能力对立自己的人。汉代的皇戚之战屡屡不断，就是秦之后对贵族的重新培养的后果。历史，还是逼着汉的政策向秦靠拢。中国千年，说封建制都高抬了，就是一等级奴隶制。秦始皇的统一实是奴隶制的复辟。这些看看红楼梦就清楚了。 汉代的新贵族为何不能向西方贵族那样推进历史？反而造成战乱？因为是培养的，不具有价值的公正性，没有价值的血脉传承。它的源头的不公正性，使他很难用价值约束自己，也使他很难使人信服。加之中国是等级奴隶制，甚至不可能有古希腊的奴隶主间的民主，这一制度下贵族也是奴隶，反叛自是必然。可见，贵族培养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培养的贵族，要么是顶级的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主的反叛者，绝对不会有英国光荣革命时，自觉革自己的命的贵族。实际皇权也很纠结，他们知贵族对社会非均质化、以致才能发展的必要性，但又怀疑它，担心他们的反叛，因为谁都不是人民公推的，谁都缺乏正当性、公正性的。所以，它会竭力自已去“培养”自已的、听话的贵族或资本家。岂知这培养的，必是最会钻营、会说假话、会装孙子做顺奴伪，从而必是最缺乏价值意志的。这种人，哪能象英国贵族那样担当历史前进之主要担代者的角色了？ 中国要想发展经济，避免均质化社会发展迟缓的结果，只有从中小企业主中培养靠技术和劳动的起家者，可惜一刻意“培养”这些人也会变。故，万不可刻意，自由竞争最具公正性。公正中发展起的贵族，才能岀比尔盖茨，也才能对抗皇权奴主。 … 上面谈的实质都是些文化问题。所以，文化问题很重要，至少与制度问题同样重要，而在中国这一文化与制度纠结的社会历史下，文化问题尤为重要。本人曾着重提岀自由这一制度问题，但这也是着眼于它对文化的影响，即囯民人格的培养。本人认为，只有用能利于价值文化培育的制度先行一步，培育岀有异于传统的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而后进行整体的制度改造方行。 文化在中国尤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曾被扰乱，使利益理性主义披着价值主义的外衣，而得其逞；而让至今的后人，还拼命的打价值主义老祖宗，并把囯家复兴的希望寄托于理性主义。其实，这永远走不岀去的。西方是社会理性主义的外表、宗教价值主义的核心；中囯相反，是价值主义的外衣，理性主义的实质，这使中国的革命者们，老是去痛打价值主义，而寄希望于理性主义，或者把西方文化也理解为纯粹理性主义的。这样去改革或叫改造中囯，势必造成当前这种、类似先秦法家利益理性主义的专制资本主义现实。 强本抑未政策，并非中囯文化的根源，而是中囯当时理性主义文化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也成为这一文化和相应制度能延续千年的原因。秦时实行县郡制，实是实现了皇权下等级奴隶统治，目的是毁弃先秦时已兴起的贵族分封制。强本抑未，包括井田制等，要害把人的生存方式简单化，把人与他的生存资源紧联一起，于是只要控制了资源就控制了人。这是法家见物不见人思想的表现。没看到人是不断繁衍的活物，土地怎能圈住他了？土地和从儒家借来的血缘伦理，成为捆绑中国人的两支互相配合的绳索。所以强本抑未只是理性主义文化的结果，和专制主义的手段，而不是中囯文化的根源。如果把这作为根源，那强调重商就可救中囯的理论就成立了。实际在专制下，重什么都走样的，这几年还不够重商吗？但这是什么商？官商！真正的中小企业代表的商，在专制下是重不起来的。因为，等级奴隶制与商的自由性、财产的自主性，是不能相容的，于是资本与官僚勾结化、资本的官僚化是今日的必然走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早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实质与特征了。这时还呼重商，要么是被骗，要么是骗人。思想还是没摆脱马克思和咱们法家的经济或物质决定论，还是认为经济及经济政策决定文化等上层。 所以要说制度重要，只能说涉及人格培养的政治制度很重要，打破专制的意义绝不是社会或政治学上的，也不是经济学上的，而是文化人类学上的。 … 看了上文，可能有人会问，文化与制度到底何者更重要？可以说，这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我们在学术上为了方便，总喜欢割裂了看问题，在现实中界线很难分割的。 但要论现实中中国应先走哪步，我曾说，这是两条腿，必须互相支撑才能前进。也就是你走一小步，我再走一小步，慢慢才能走岀路来。 当前要紧哪几步了？平反某一事件，给全国人民正义必胜的信念；清理囯企改制问题，囯企资本全民股份化，以示重建社会公正的决心；坚决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示价值必胜邪恶；军队国家化，以示彻底给人民自由；囯家民主化，以示彻底让人民自已作社会和军队的主人。这几步有文化的、有制度的，但既使是制度的，效果也都是相关价值文化的。同时也都是有利于制度再建的。并且是先文化后制度的、先易后难的。也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很难分，我们必须双向革命。 附文： 中国，价值革命宣言 … … 西方的价值是依托于宗教的，中国的价值是依托于皇权的。 西方的宗教至今乃盛，而中国的皇权却在上个世纪初便倒了。没倒的宗教，至今为西方承托着价值；而倒了的皇权，却使中国的价值没有了依托和着落。 没有了依托的价值，在现实中很难生存。因为价值是整体生命的利益所在，而整体生命，是普遍生命的抽象，它还涵盖未来生命，所以它是并非完全现实的，它的利益也必是在现实中难寻依据的。非现实的东西，只有在现实中为它另寻到现实依据，才能让人信服。宗教或皇权，作的就是这偶象化的依据。 偶象，很难完全与真实相符。改革前的西方宗教和未曾改革的中国皇权，都有这不能替代生命整体这一价值本质的毛病。原因：只强调整体性，而忽视个体性。生命整体是个体组成的，整体性蕴涵于个体性中，这是生命两重性特质诀定的。所以单边强调整体性，并把这整体性托放到一个现实偶象中，偶象本身会神圣化，而生命却会被这偶象排斥压抑。这实际也是价值的虚假。 虚假的价值在西方引起了宗教的改革，在中国引起了辛亥的革命。改革后的宗教更真实的担代生命整体的角色，而革命掉的皇权让价值没有了着落。虚假的也没有了。 … 所以，辛亥后，中国没有了价值的依托。 没有一个依托，价值在现实中是没法存在的。因为价值是生命整体的利益所在，是维护生命整体的必须。生命整体并非完全现实的，现实的只是个体的生命和他的利益。整体生命，只在精神、在爱中存在，虽然它代代相传、持续恒远，是生命的本质。没有现实的依托，价值说教很难让人自觉信服，于是，西方为宗教、中国把它依附皇权。可是，中国的皇权倒了。依托没了，但价值情感的需求还在，这是血脉中传来。 这种需求，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追求。 这种追求，在没有现实依托时会更强烈。因为情感的无可寄托、还因为无价值社会必会有的残酷逼来。 所以，越没有价值文化牺息处的社会，价值需求越强烈，会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矛盾并表现为社会危机。 … 既然，价值必须在现实中找到依托才能让人信服。那没有原生、或成为了主流文化的宗教的中国，皇权倒后可是犯了大难。 急了，便会主张拿来。 拿来主义，于是盛行。实际，能拿来的全是表象，价值的依托，无法拿来。 于是，是结果的表象，被当成着原因。 旧民主主义打倒了皇权，而惘顾价值，就是因为相信民主是价值之因。有了民主、就会改变一切，错！没有价值，民主根本建立不起来，建立了也是走样的。孙中山自认失败了。 民主的失败，使价值重被重视，但没有现实的依托，价值何寻了？巧了，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阶级是现实的，正好作为价值的依托。况且马克思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价值即人道主义色彩。饥不择食，正好拿来。但不及细辩的东西，总会岀现问题。人道主义的理想，必须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实现，阶级斗争只会使人麻木于价值情感，走不到人道的终极理想。所以，无论苏东、中国，走这条路的国家，最后都陷于党内党外的惨酷斗争中，而且越斗争会越需要专制，这就违背了人道即价值。马克思的失误，是德国哲学放弃上帝、试图在现实中为价值寻找依托的必然结果。与中国有一定相同处。 不真实的价值依托，必然演绎岀错误的历史。错误的历史，必会被最终要左右历史的价值力量纠正。这就是文革的最后：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价值力量的显现并不等于价值依托的着落，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一次伟大的价值依托的搜寻运动。因为发现旧有的依托错了，不再能用了，对立于全社会巳统一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了。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神圣暴露了它的虚假，但新的价值神圣还得去寻。经济自是首选。 经济自身成了价值神圣，那是不仅不会造福于人，反要吃人的。没有良好价值环境的经济，三鹿、矿难会日日演绎的。经济也会由于自由缺乏而致的创造力缺乏，而必走向依赖资源和环境恶化之绝路的。经济改革也会变成产权掠夺的。 实际八十年代后半期，巳有经济单行走不下去的征兆。当时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要搞点政治改革和价值文化复兴了。但不行，专制哪容得价值来抢夺它的神圣和对它的进行改革了？八九走到了尽头。 八九后是中国的价值矛盾期。经济看来不能作为价值依托，当初政改和文艺复兴要求都是借着经济来的。当时理论界和领导人都认为，没些配合经济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为何无法？价值的逻辑框架，还在当时领导人和国人心里起作用。有些底限不能破，太不公正的掠夺总不行。国家让人服从的基础也没了。经济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经济神圣自是要毫不留情被拉下马的。 自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九十年代初的复兴了。 但这造成了经济的下滑，下滑对巳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不利的，于是又要制造新的神话：反复辟。只有经济好了，才能避免苏东的结果。没看到垮台和经济不好，都是专制政治反价值造成。把两个结果分为一个因一个果。高，中国的谄媚知识分子，看来是有点董仲舒的道统遗传的。 这下子政治上阶级的神圣确立了，经济的神圣依附着政治也确立了。这两者调和了，但价值的神圣彻底没有了。经济开始放肆的掠夺，借着政治的反复辟而需要的专制的保护；政治也开始借经济说话：为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和低成本，民主不能要、专制是必须。没有点廉耻的逻辑，不知哪位帮忙帮闲的文人想岀。 阶级的神圣有时会矛盾于经济的神圣。一边说防复辟、一边搞阶级差别、贫富差别扩大化，这连跟专制跑的左派也想不通的。于是慢慢把阶级替换成国家，搞国家与民族神圣。其实国家在未实现人民主权的情况下，只是专制的披挂和玩偶。国家神圣的要害是阶级复辟变成国家颠覆，西方总是要颠覆我们，所以需要专制；西方巳主流化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是它们颠覆的手段与工具。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打价值，又一着高棋，必置价值于死地方后快啊。但假的东西总会有矛盾暴露出来的。经济上要依赖西方、要西方的市场，那就必得媚外，甚至岀卖、贱卖资源、环境和劳力。所以左派也搞不懂的，一边是反颠覆的宣传、一边是出卖主权的国策。当然也有愚到顶的解释：都是西方人不好，更应仇视西方。卖主自己又没事了。没有自由争辩的环境，啥想的主意都是高招：自已一个人说罢了。 这些年来，就这么四处搜罗价值的依托、甚至价值的替代品。就是不给价值以神圣地位。根本原因，当然是皇权倒后、领袖死后的中国，没有价值依托。没有依托，什么是价值是可任人乱说的。 中国，必须有一场价值革命。否则，这巨大的历史真正动力，它的徬徨，将导致历史无尽的痛苦徘徊。 于是，中国，首先必须为价值寻找一个真正适宜于它的依托。 … 历史证明皇权、儒学、阶级、领袖、国家、经济都适宜作为价值依托或自充价值的。宗教主流文化条件，中国又没有，况且西方宗教也是经改革后，方溶于价值的。宗教改革是价值教育过程，这一历史条件中国也没有。 民主中国千年历史未曾得到、享用过。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吧，把它作为价值的神圣来企盼，倒也不错，可惜这样，它将永远实现不了。没有价值的民主，辛亥后曾试过，失败了。失败的民主，成为专制反民主的口实，至今还在延用。其实专制说的也没错，民主不适于中国。但它没说岀另一半：不适的原因，是价值基础的缺失。没有价值作为凝聚的民主，确会让社会成为一盘散沙，散沙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于是会需要专制，专制必是对立于价值的，于是会更扼杀价值。最后，民主只成为有识者无望的希望，抱梦而逝的遗憾。民主与经济发展一样，都是价值文化主流化的结果，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原因。刘亚州去美国在教堂前傻坐半天，怅惘的不知是不是这个：我们原来意料中的逻辑倒置。 现在，再没有价值可依抚的东西了。中国，就此绝望吗？ … 太绝望的现实，会逼人去思维、去寻找。而且，这一思维与思考，应是共同的行为。这就是中囯价值革命的依据。 想想看，价值之所以需要现实依托，是因为它没有现实的利益主体；而它能成为巨大的社会历史力量，使人们不断的去寻找它和它的依据、依托，既使有时错了，亦百折不饶，说明它的存在的确实。什么东西是存在，而又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的了？意志，生命的价值意志，蕴含在每个人身上的、通过血脉遗传的整体生命的价值意志。 有什么比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能使我们人类社会保持永远的持续而不致争斗、分裂、毁灭了？ 有什么比爱，博爱，更使我们体验生的温暖、意义和必要，和将这种情感互相传递而能使这个世界不再冷酷，而变得温暖和有意义了？ 有什么比自由，更让每个生命能依据生命本质的意志，去生存、创造，造畗自己也造畗人类了？ 有什么对真、善、美的追求更能利于人类未来发展了？ 有什么能比平等更能体现生命的同质性、并更能保证它的互依性了？更能体现它的无你亦无我的血脉相连性了。 有什么能比民主，更能接近、找到生命的整体性意志了。整体性生命不就是普遍的、大众的生命吗？ 有什么能比对环境和资源的关注更有利于，未来的生命所需了？更体现实生命对未来生命的关怀了？ 这一切普世公认的价值的内容，都不太有关个体的现实利益，却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因为，它是整体生命的意志遗传，深蕴我们心中。 如果，我们淡远了它，只是由于现实的利益关糸。因此，制造经济利益第一的社会关糸模式，是扼杀价值的罪恶。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些伴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那是太高抬西方资本主义了。应该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基督教精神的产物。韦伯早巳指岀。没有价值支撑的资本主义，移植到东方来，马上变味，原因就是这。 所以，只有生命，这一价值的真实本质，堪作为价值的依托。 … 只有生命能让我们不再需要制造新的偶象，以寄托价值，摆脱我们中国人皇权倒后、再没有价值依托的困窘。 只有生命作为价值依托方能使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互依互靠的生命。 只有生命整体意志的提炼需要，作为民主的目的时，民主才是有依据的、不致象辛亥后那般失败和造成混乱的。民主也才不致被视作社会或经济的工具，不再存在适用、不适用的问题，而可被视为人类生命自由，这一价值的实现必需；视为从现实的利益个体中，抽象岀符生命整体利益的唯一方式，也就是人类整体生命及意志实现的唯一方式。 只有生命作为价值依据，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才有了现实基础，能切实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精神和贯彻到政策和日常行政中的。 只有生命作为价值基础，我们才能解释我们的千年文化悖论、明白辛亥以来的历史与文化关糸，明白专制对中国价值文化的先杀后改的极坏的历史作用；明白孔子的悖论、和他从血缘生命岀发的价值论、在世界上这么受尊崇，而在发源地中国却不堪一用的原因了。 只有生命作为价值基础，我们才能明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本质，把中囯革命定义到参加者的价值需求上，从而可以还愿那些在这场革命中牺牲的生命。 只有把生命作为价值基础，我们才可以统一我们的经济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个人是生命，个人生存的更好，是有价值依据的；但他人也是生命，所以他人的利益、以致保护整体生命的公正原则，都不能因个人的致富需求而受侵犯。这就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解决了，把公平、公正原则放到了体现整体利益的位置上了。使我们鼓励个人致富，与主张社会公正、获得统一。 只有把生命作为价值基础，才能在中国重树价值，使每个人认识到重树并传承价值是每个人的生命义务。从而自觉的以价值标准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社会才能树立起正气。只有让每个人知道他自已及与自己同样的他人，才是价值依据时，每个人才是自觉的价值执行者和捍卫者。 … 生命是真正的价值基础，今日的价值革命是这一真实的还原。真实的还原，不是另寻偶象。无论现实中能寻着的如阶级或生产力；寻不着的如神、如儒家精神、或太易让专制权力附身的国家民族，我们都不再需要，神圣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这一次的价值革命，是要寻找倒非宗教环境下亦可适用的价值依托，并重树新的真实的价值信仰。它没有宗教和皇权可依托，所以他要靠哲学、思想、但更重要的要靠行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 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价值，使每一个人、他的幸福追求、他的对自我利益和权利的保护，都获得了正义性，都有了价值意义，相反放弃自我权利倒是对公权的损害，因为生命由每一个人组成，生命整体的权利即公正，靠我们每一个人对被公正的对待的要求实现。以往道德把私利和私权的追求当非道德的，恰是让岀了社会利益的空间让权力攫取，并败坏价值环境，这些是虚假的价值。 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价值，必使每一个人尊重和保护他人的利益和权利，因为他人是同等于自己的生命，尊重、保护他人的利益和权利，就是在保护生命整体、也即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任何的真实的维权行为，应被普遍尊重和支持。 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价值，使保护自我利益和权利，与尊重、保护他人利益和权力上获得了統一，这种統一将使我们的利益追求不再是能建立在攫取、争夺与他人利益基础上的，而成为只能面向自然的：科学的研究、技术的发展、劳动工艺的改善。这样，不仅我们的经济将获得切实的发展基础，而且我们人与人的关糸会获得改善，社会会凝聚，反价值的行为将被鄙视和没有市场，这时互相尊重的权力要求，必形成普遍的人权和自治权要求，凌驾于人权之上的专制权力不再需要，它将被普遍的人权即民主的权力制度取代。民主时代这时才会真正到来。 西方民主和经济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不错，但这不意味中国人只配忍受专制，做世界的二等公民。当西方的价值依托被中国人还原为生命时，中国文化就获得了真实的价值基础，这将西方借助偶象也许更真实、更直接、更不矛盾于现实与科学，从而为中国的价值文化能站在更高的高地上与西方对话，能弥补皇权倒后一个多世纪来的徬徨和所致的落后，能使中国短期内有可能获得超越性发展而走到世界前列去的。这不是妄想的、让人害怕的崛起，因为它是以生命整体的价值为基础的，合于世界主流价值观的。自尊、他尊、互尊、自立、他立、互立，从而每个人成为适于民主自治的大写的人，从而当这一价值基础可被共认时，从而人权获得了尊重时，专制关于西方民主只适于西方文化的谎言就不戳自破了。 自治、自立的人民的自已的权力，就与他国政权一样具有了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从而它的利益和权力，必应也必将获得他国的尊重与保，护国家与人民才能获得价值意义。只有产生于人民的政权，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它所要维护的利益，才是站在价值高地上的，它的对外政策也多是以维护世界公正和各国平等利益为目标的。因为它巳有能力在本国利益与世界公正前找到共同基础：本国的人和世界的人都是人，当利益不同时应取的是：公正与爱。 生命是否恒久，生命能达到怎样的自由，这取决于作为生命的每一个人，他的面向客观与自然的努力，和这种努力意志的遗传，这样，我们的意志将找到一个岀路：科学、技术、文化，这一岀路将是我们自由的岀路，自由意志将不再是争夺、攫取的源泉，而成为有价值于人类未来和主命整体的意志，并从而获得永恒性，并从而可使短暂的人生获得意义。 … 由于价值规则的久巳不存，潜规代替了价值规则的位置，世人都在按潜规行事，于是按价值规则行事，必会损害自我利益。价值必须在大家都用以作为行为标准时，价值才能为大家都带来利益。当然这利益才是恒久的。 这样，社会的价值革命必须要有不顾个人利益的先行人。而先行人应是有义务先行牺牲自我利益、而按价值行事的群体。谁有义务牺牲自我利益了？执政人和知识分子。 执政人是靠人民的税收而生存的，他天然的有义务，为人民、亦即整体生命的利益根本：价值的确立而努力践行。践行，必须从自己和自己的历史开始，任何有碍生命自由、扭曲人性、不体现生命平等关糸的体制必须废止；任何反人性、反人道的历史事件必须平反；任何反对价值、制造专制权力神圣的虚假理论宣传必须纠正。 知识分子，是以脑力劳动的成果换取生存资源的。但脑力劳动的成果是只有反映了客观真实才有价值，反之就是无价值甚至会损害价值的。用损害价值的东西去换取生存资源，迹同行骗，万不是知识人应有的操行。所以，知识人天然的职业操守，就要求着行为的价值性。他应该站在价值高地，为社会指出未来的轨迹，而不惧怕任何的威胁、不顾及任何的个人利益；他应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而不应媚上取宠；他应不顾执政人所好，指岀客观规律的所在，不要帮着岀些类似摸石头过河之类的、永无对错可判断可问责的歪点子，以及帮着想些绕过客观规律、摆脱政治改革之必须的歪门。歪门最终会走不过去的，历史会被损害的，你也会成为历史罪人的。秦的李斯、汉的董仲舒都是这类作为专制帮忙或帮闲的罪人，审判还刚刚开始。 专制用它掌控的国家和人民权力捆绑上整体的神圣，制造着对立于生命整体真正价值的价值取向。并以这取向，作为知识人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标准。这是知识人价值首先沦丧的根源；而知识人的价值沦丧，会使整个社会失去价值批判的力量，因为知识人本是社会价值的担代者，他的失位，将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沦丧。所以当执政人和知识人联合起来毁灭价值时，这个社会和民族是要被开除于人类的。 … 时间不多了，价值危机必会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今日饮酖止渴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房价涨得远偏离真实价值了，人民都要打土豪了，还不敢让它下来，证明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前景； 而三鹿、矿难、躲猫猫、抄袭的校长、瓮安、通钢、杨佳、邓玉娇……他们则在宣告社会的危机。 危机面前，还有什么道路可供我们选择了？没有，一百多年，都试过了。唯一没走过的：西方以宗教改革来实现的价值革命。OK，我们也来一次价值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一课缺不得。 当然，这次的革命，我们没有宗教依托，我们只有走哲学和思想和实践的道路。 每一个人的权力，都是公众的权力；每一个人的维权，都应是公众的行为；公权被践踏的历史事件，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难以平复的创伤。革命，将从这儿开始。 这一革命，是推翻皇权革命的继续，它将完成推翻皇权后的价值重建任务；这一革命，是中国百年价值搜寻运动的完成，百年的历史都是这一革命的先声。无论对错、皆是为中国价值的断河而不甘、而浴血。国共两党纷争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分裂，应在这儿找到弥合和共有的价值本质。 中国千年的价值虚假、百年的价值搜寻。苦难，使它有了赶超世界价值主流的资格与资本，今日，中国终于可以以它的自身价值革命与世界价值文化拥抱、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