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佐藤仁史 （日本国庆英义塾大学） 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地方精英地域整合为中心，探讨了整合的过程及其特点，分析了地域社会观、民俗观 和民众观。作者着眼于上海县陈行乡精英所留下的“歌谣”，将精英在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内容和他们收集歌 谣的意图，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精英；民俗观；歌谣；竹枝词；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随着对清末民初的地域整合过程及其特质的不断关注，地方自治的引进及其对地域 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也日益引起学界的注目。尤其是有关推动地方自治的精英阶层活动 的实证性研究近年来甚为盛行1。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作为这些研究前提的国家－社会关系 这一分析框架所具有的界限，存在着关涉理解基础的批判2。 为了克服上述研究存在的界限，笔者认为采取以下的方法较为有效。即如山田贤所明确 地总结的那样，以明清史为中心的、着眼于地域社会的诸研究，方法上具有两个有效性，（一） 着眼于“秩序意识”及其所产生的场所、（二）着眼于集鎮、县、省等多层级地域的“物的再生 产机能”的特质3。据此，用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去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过程 是可能的。关于前者，为恢复乡土秩序而进行的实践，与国家体制的结构及其秩序存在着何 种关系呢？从这一角度可能唤起探讨地方自治性质的必要性。关于后者, 可以对明了以下的论 1 最近日本的研究有：田中比呂志：《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構造とその変化：江蘇省寶山県における地 方エリートの活動》，《史学雑誌》104 编 3 号，1995 年；《清末民初における立憲制と地方エリート：張謇に おける立憲と地方自治の思想》，《史学雑誌》108 编 1 号，1999 年。稲田清一：《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 公事”と鎮董》，《甲南大学紀要》文学編 109 号，1999 年；黄東蘭：《清末期中国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度の 導入と日本：天津県の地方自治実験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学報》84 卷 1号，2002 年。中国的研究有：马小 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魏光奇：《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 财政》，《近代史研究》，1998 年 1 期及其《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历史研究》，1998 年 2 期等。 2 吉澤誠一郎∶《書評:小浜正子著〈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東洋史研究》60 卷 2号，2001 年，及其 《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年，8－13 页。 3 山田賢：《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現状と課題》，《歴史評論》，580 号，1998 年。 1 点：即对于国家和行政机构的“物的再生产机能”和在地域社会中独自形成的物的再生产机 制之间的侵吞、替代、冲突等相互关系的过程1。 有基于此，关于前者，笔者认为精英的乡土教育活动是以从“乡土”产生的秩序为根据， 以全体秩序的恢复为目标的2。在那里主要引用的是他们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言行，而对于那 些无法受到学校教育的普通民众整合的方式，以及关于以社会教育为整合起点的地域社会观 和民众观等，未能做出充分的讨论。所以本稿，希望通过该问题的讨论，来引发对直接面对 推动地域整合这一课题的当地士人是如何去接触地域的民俗和民众，及其基于什么样的社会 观和世界观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是，这一问题的分析对象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因此， 本稿只是解释精英在竹枝词的吟咏中所体现的民俗观及他们收集歌谣的意图，并藉此为解决 前揭问题打下基础3。 竹枝词向来主要在文学、民俗学和方志学等领域研究中被收集、整理和加以分析。竹枝词， 文学研究中广泛涉及，而史学研究中大多只是作为旁证而予引用。竹枝词的作者是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怀着什么样的意图去吟咏和收集竹枝词的呢？可以说已有的研究对此没有进行深 入的探讨。从方志学的立场精心收集和整理竹枝词的顾炳权指出，留下竹枝词的文人是“处 于地方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4。从考察上海周边地区具体的作者和作品中，便可得知作者 们在吟咏竹枝词时所透露的，不限于单一的文学嗜好，而同时也与地域整合的价值问题密切 相关。所以，不仅要从文学角度来理解由地方精英吟咏的竹枝词，而且更有必要从地方精英 所处政治社会状况及其和面对这种状况所拥有的秩序设想和活动等侧面来加以把握。 对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的地方民俗和民众这一问题，面对既存秩序崩溃的社会巨变的士大 夫往往将此与“风俗”观联系起来论述。比如，森正夫和岸本美绪对明末变动时期的尊—卑、 1 近来关于（二），笔者在《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徴税機構改革と政治对立：江蘇省嘉定県の夫束問題を事例に》， 《近きに在りて》39 号，2001 年，一文中做了初步性的研究。此外，就这种探索性研究的可能性，笔者在《2000 年の歴史学界：回顧と展望：東アジア・中国・近代》，（《史学雑誌》，110 编 5 号，2001 年）一文中亦进行了 讨论。 2 拙稿：《清末民国初期上海県農村部における在地有力者と郷土教育：〈陳行郷土志〉とその背景》，《史学 雑誌》，108 编 12 号，1999 年（以下略称为拙稿A）。 3 竹枝词原来是唐代流传于巴蜀地方民间的歌谣，据载中唐时曾经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人采录和吸收，并就此 奠定了基础。此后，作为一种新文学载体，被许多文人吟咏，正是缘于以上因素而形成的特征，其主要吟咏 地方风土人情、民俗以及纪事等。从明清到近现代，大量的竹枝词被流传下来，它们散见于个人文集、地方 志和报刊之中。 4 顾炳权：《关于<竹枝词>的思考》，《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顾炳权收集和整理 了上海地区竹枝词有《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和《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1 年版）。另外，收录江苏省主要竹枝词、并已刊行的有《江苏竹枝词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版）。 2 良—贱、主—仆等价值观的颠倒进行分析，揭示了明末的社会特质1。还有李孝悌考证了五四 运动时期正式展开的民众启蒙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清末，他的研究也对精英阶层与民众文化 的关系给予众多启发2。对近代风俗・民俗问题，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进行多方面探讨的是吉泽 诚一郎。根据吉泽的论述，在以立足于新的身体观、尚武观为基础的“中国人”意识作为社 会整合目标的过程中，在传统王朝体制下，支撑文化・社会统一的各种观念，在 “文明”的 名义下被看成“野蛮・迷信”3。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本稿将清末民初江南地方市鎮的精英活动和民俗观作为个案来加以 探讨。之所以选择江南市鎮社会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上述研究大体上以城市社会为对象， 故而有必要探讨乡村社会具体的发展情况。二是正如滨岛敦俊所揭示的那样，在具有县—市 镇—村三层结构的江南社会中，所谓的市镇，也是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交汇的地方，而这正 是解决本稿所探讨问题的理想对象4。选择的个案是曾在另稿中探讨过的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 这是因为，他们以从传统教育中所得到的知识为基础，来推动当地社会引入近代教育制度而 被周围的人们所认可5，他们独特的秩序设想在清末民初显示出特有的内涵。有意思的是，他 们的活动，一方面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怀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具有 主张独特秩序设想的侧面6。笔者认为，在承认传统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知识分子之间存在这样 的时代差距的基础上探讨他们的言行，对进一步探讨社会整合及其价值观的变迁特征，可以 提供有价值的材料7。 一、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和“歌谣”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上海县陈行乡精英所留下的竹枝词的概要和他们在地域社会中的活动 1 关于明末士大夫的风俗观，参阅森正夫：《明末における秩序変動再考》，《中国：社会と文化》，10 号，1995 年；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古代文化》，48 卷 2号，1997 年。 2 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1901—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年版。 3 吉澤前揭书，補論《風俗の変遷》。 4 濱島敦俊：《農村社会：覚書》，载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委員会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中国史学 の基本問題シリーズ 4 >，汲古書院，1997 年。另外，从文学角度讨论这种阶段性问题的有，金文京：《漢字 文化圏の訓読現象》，载和漢比較文学会編《和漢比較文学研究の諸問題》，汲古書院，1988 年。 5 《上海乡土志》第九七课，《学堂》。 6 《陈行乡土志》孔祥百序。从民俗学史的角度考察民俗观的变迁，可分为以下流派：（一）明清时期绅士在 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描述；（二）由近代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民俗思想；（三）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中心的 现代民俗学研究。此外，（二）又可分为“革命童谣、弹词” 、“文人竹枝词” 和“风俗志”等内容。本稿 要分析的精英对地方民俗的探讨，可以说将（一）和（二）相互结合而成。参阅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07—422 页。 7 关于民俗学学者收集的歌谣以及他们的民俗观，详见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Chap.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 特征。 （１）《上海县竹枝词》（秦荣光著，民国元年铅印本） 作者秦荣光（1841—1905）是清末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生员生涯后才获得贡生资格的一介 下层知识分子1。稻田清一曾论述过在清末江南居于城镇的下层是人负责包括周围农村的乡镇 地方社会事务的镇董制。他认为，秦荣光以陈行镇为据点所进行的，水利、慈善和教育等种 种“地方公益”事业是这种镇董制的典型2。一直关心乡土典故，撰写同治《上海县志札 记》等的地方志专家秦荣光，留心没有被县志详细记录下来的典故，模仿县志的体裁吟咏了 《上海县竹枝词》。其内容以全上海为对象，共 532 首，其中包括有关陈行镇“遺聞轶事”的 《陈行竹枝词》100 首。《陈行竹枝词》，可以说清楚地显示了担任镇董职位的秦荣光作为当地 士人的一面。该书由其弟子胡祖德编辑，民国初年铅印刊行。1989 年作为《上海滩与上海人 丛书》的一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２）《周浦塘櫂歌》（秦锡田《享箒录》卷六，1930 年石印本） 吟咏这个作品的是秦荣光的长子秦锡田（1861—1940）。秦锡田拥有举人功名，通过捐纳 获得官职，担任过内阁中书和湖北候补同知等职。他父亲死后，丁忧回籍，继承其父负责的 “公事”，以教育为中心，尽力于慈善事业和地方建设3。在清末民初历任谘议局议员、县议会 参事员、省议会议员等职。尽管活动于比乡级更高层的政治空间，但是陈行乡及其四周的关 系网和活动仍然是他政治力量的基础4。《周浦塘櫂歌》是吟咏贯通陈行乡东西，通向南汇县周 浦镇的周浦塘两岸地域的见闻。周浦塘下游 4 公里属于陈行乡5，所以就其内容实际上应该称 私人的《陈行乡志》。笔者认为他吟咏竹枝词是以“本敬梓恭桑之意，注重故乡巷语街谈”为 方针的6，将对乡土民俗的这种态度与地方志编纂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意思的。其内容由源 流、水利、津梁、政令、风俗、时令、物产、古迹和名人组成，共收录 247 首。吟咏时间是 1919 年前后，大致在同一时期，《陈行乡土志》也正在编纂中，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认为与地 1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荣光》及《养真堂文钞·上邑七图免役周浦塘记》。有关秦荣光的 活动，详见秦锡田著《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 年排印本。 2 参阅稲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鎮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倉州を中心として》，载森正夫編《江南デルタ市 鎮研究:歴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 年。以及稲田前揭文《清末，江南における “地方公事”と鎮董》。 3 关于秦锡田，详见秦之济编《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 年孔令毅摘钞本。此外，可参阅根据这一 年谱而撰著的拙稿：《清末民国初期における一在地有力者と地方政治：上海県の《郷土史料》に即して》， 《東洋学報》80 卷 2号，1998 年（以下略称为拙稿B），表 3《秦锡田略年谱》。 4 参阅拙稿A、B论文。 5 《陈行乡土志》第一课《位置》，第二课《沿革》，第六课《水道》。 6 秦锡田：《享箒录》卷六，《周浦塘櫂歌》。 4 方意识的高涨具有很深的关系。它被收录在秦锡田的文集《享箒录》当中1。 （３）《沪谚》《沪谚外编》（胡祖德编，1922 年石印本） 秦荣光的弟子胡祖德（1860—1939），一直住在陈行镇，辅助秦荣光和秦锡田开展各种乡政 事业方面的实际工作。胡祖德是具有生员功名的典型的城镇知识分子。正如“秦胡两姓旧家声， 一善经商一笔耕。可有德星占太史，石桥古勒聚星名。”（《周浦塘櫂歌》）所吟咏的那样2，胡 氏世世代代在商界盛有名望，胡祖德也在打理家业当中发挥“理財之才”，相传投资私财进行 家乡的桥梁建设、慈善事业和教育活动。后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被选为乡董。其“一 姓之私产供一乡之公用”的作法广泛称道3。《沪谚》和《沪谚外编》有别于《上海县竹枝词》 和《周浦塘櫂歌》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于城镇和农村所收集和编辑的在民间流传的俗语、五更 调、滩簧、竹枝词等上。所以在《滬谚》和《滬谚外编》中所收录的谚语，反映当时民众的 生活，在方言研究和民俗学领域内早就备受关注，并且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利用。但是， 更应注意的是，对于由民众所吟咏的“歌谣”，地方精英所采取的立场。对此将在后面加以详 述。《沪谚》和《沪谚外编》也被收录在《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中。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中也可以了解这些作者的政治・社会侧面和埋头于地方事务的精英的 精神气质特征。所谓精英“地域实践主义”的行动方式，通过秦荣光被广为认知，并对下一 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负责自治的下一代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秦荣光的活动和实践具有连接清 末自治的意识侧面4。而且，下一代中胡祖德又忠实地继承了秦荣光的实践主义。在秦荣光次 子秦锡圭对胡祖德的评价中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先君教人之旨，大抵谓人生百年苟 无裨于社会，则虚此生耳。故于能力之所及，必自任焉。君独能深信而力行，助先君任地方 事”5。可见，同一时代的人们也已明确意识到了地域实践主义的继承性。 在根据“地域实践主义”的活动中，常用“公事”、“公益”、“公德”等词汇来表达的独 特的领域意识，与所谓的“公共圈”（public sphere）讨论关系如何呢？仍有研究的余地。这是 因为，最近世界史研究中具有浓烈单一指向性的“公共圈”讨论，与如何理解当地社会形成 的独特的领域性，依然不能作出明确的对应6。本稿虽然以当地士人的民俗观和社会整合之间 1 最近被收录于顾炳权前揭书《上海历代竹枝词》。 2 “秦胡两姓旧家声，一善经商一笔耕。可有德星占太史，石桥古勒聚星名。”《周浦塘櫂歌·陈行掌故》。 3 秦锡田：《享帚续录》卷二，《云翘胡君家传》。 4 《养真堂文钞》黄炎培序。 5 秦锡圭：《贝斋文稿》，《沪谚序》，1928 年石印本。 6 关于公共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而其分析集中在绅商及他们所主办的慈善事业上。关于欧美的讨论， 参阅罗威廉（William T. 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1990), 309-329. 孔复礼《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3 期，1992 年；王国斌（R. Bin Wong）, "Great Expectations: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史学』3，1993 5 的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并不直接讨论该问题，但下面试图以竹枝词吟咏的内容为线索，对 地方意识的形成和被认可等问题做一探讨。 在陈行乡负责慈善、水利、治安维持和教育等地方公事的陈行秦氏，其名字作为乡贤多 次出现1，其中尤其使他们苦恼的是围绕漕运路线上的周浦塘疏浚的徭役负担，与南汇县之间 的纠纷。对于这一问题，清末以来，陈行秦氏代表陈行乡的利益，不断进行谈判和请愿2。这 种纠纷，鲜明地显示了士人对于地域的领域意识，并在竹枝词的吟咏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亲自为徭役负担问题奔走的秦荣光吟咏如下： 巧卸淞工周国蕃，七图役派百年宽。 幸来贤令伸公道，力把如山铁案翻。（《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将此词的注解与其它史料对照，可以知道 80 余年间成为两县纠纷根源的徭役负担问题， 在光绪年间通过知县陆元鼎采取的官捐付款的方法得到了解决。应该注意的是，自始至终由 个人编纂、出版，却模仿地方志体裁而写成的《上海县竹枝词》中记载了纠纷始末的意图。 即围绕着具体的行政权利，在与其它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地域意识。分析清代江南 乡镇志序文的森正夫曾指出：“乡土意识”是通过与其它城镇的横向对抗意识和与王朝紧密的 纵向联系相复合而形成的。可以说两者的解释具有同样的性质3。 另外，这样理解地方意识，不仅调整了“地方公事”和地方自治之间具有连续性的看法， 也可以帮助理解，虽非直接当事人的秦锡田针对该问题吟咏竹枝词的意图：“邑均工役役均田， 何事纷争八十年。幸赖陸公来宰县，详求免役一碑镌。”4。即吟咏有关“地方公事”的记忆和 通过前人获得的权利强烈地表现了清末民初国家行政制度在当地社会的渗透和国家的外来危 机等政治状况之下地域利益的要求。 尽管如此，这种意识未必被构成地域社会的各基层居民所共有。比如说，在清末设定地 方自治区划之际，地处陈行乡周围属于他乡的“飞地”被编入陈行乡。虽然从推动自治的角 年。在中国，马敏、朱英通过以苏州商会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探讨了近代中国“公共圈”的出现。（《传统与近 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 1993 版；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 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日本的实证研究以慈善事业为中心，以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夫馬進：《中 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舎出版，1997 年；小浜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2000 年） 1 参阅拙稿A。 2 稲田前揭文《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公事”と鎮董》。 3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郷鎮志と地域社会》，《東洋史研究》58 卷 2号，1999 年。关于“地域”的形 成对于政区的设置带来的影响和“地域”形成过程中的行政作用等，行政和“地域”相互的关系，参阅太田 出：《清代緑営の管轄区域とその機能：江南デルタの汛を中心に》，《史学雑誌》107 编 10 号，1998 年；《清 代江南デルタ“佐雑”考》，《待兼山論叢》（史学編）33 号，1999 年。 4 此外，相关竹枝词还有“五浚运河记雍乾，施工端不为农田。强翻旧案真无理，枉掷金钱八百千。”，《周 浦塘櫂歌·水利》。 6 度看，这属于合理的自治区划设置，但正如下面秦锡田所吟咏的那样，其遭到了部分地方民 众的反对。 更有中心河五图，区分陡入促官符。 小民反对真无识，认作燕云割界胡。（《周浦塘櫂歌》政令） 他在注解中描述了“而小民无识，竟视如台湾之割让日本者，岂非大愚”的感想。笔者 认为之所以出现反对编入其它自治区划的现象，是因为违背了秦所称之为“小民”的持反对 意见的民众利益。地方自治的引入引起了精英和地方民众的意识差别，以致于地域社会出现 了非整合趋向1。 二、地方精英的“知识世界” 这里，拟拓展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知识的内涵，从他们的秩序观的内容、作为地域社会知 识重要载体的地方志之间的关系等两个方面来探讨。当时，由于秦锡田在传统知识的继承和 新思想的接受方面，在清末民初的当地士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以他为中心进行考察2。 出生于 1860 年的秦锡田，当时所受到的教育无疑是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举子儒学。根据 他在 70 岁时回顾其一生所著的《七十自述》的描述，他 5 岁（指虚岁以下同）时开始学习文 字，6 岁开始最基本的古典训练，学习《四书》、《诗经》。16 岁时初次参加县考，19 岁成为县 学生员3。虽然文笔享有声誉，但直到 33 岁才通过乡试4。此后，在其弟秦锡圭的劝说和川沙 实业家杨斯盛的资助下，通过捐纳获得内阁中书之职。卸任内阁中书之后又以候补同知赴湖 北，担任乡试同考官以及负责丰备仓的管理5。 1904 年，其父秦荣光逝世，秦锡田辞官丁忧回乡，这恰成了其继承当地领导者角色的契 机。关于他在地方自治制度和地方政治中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清末民初官民关系的变化，笔 1 本稿没有能够涉及民众对国家和地域精英的地域社会秩序化、整合化的反整合运动和独自的行动方式之间 关系，关于这一有必要探讨的重要课题，参阅黄東蘭：《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導入と地域社会の対応：江蘇省 川沙県の地方自治風潮を中心》，《史学雑誌》107 编 11 号，1998 年。藤谷浩悦：《清末，湖南省長沙の街巷 と民衆：人のつながりと行動様式》，《近きに在りて》36 号，1999 年；《1906 年萍瀏醴蜂起と民衆文化：中 秋節における謡言を中心に》，《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20 世紀中国の構造的変動と辛亥革命”報告集》, “20 世紀中国の構造的変動と日本”科学研究費研究会，2000 年。 2 关于秦锡田的经历，参阅拙稿B表 3<秦锡田简略年谱>。 3 《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 4 《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在私塾时代接受教育的多为居住在浦东城镇的地方精英子弟。锡田靠其父 秦荣光在上海县的名望和他本人的文笔，被县城精英所认可，故当过留学日本之前的曹汝林的家庭教师。 5 据载秦锡田赴武昌任湖北候补同知之际，学过万国公法。《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关于中国对万国公 法接受的情况，另详见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第 1章《文明と 万国公法》。 7 者认为它是要将非正式形成的领导阶层的“民治”领域定位于与“官治”相对应的位置1。在这里， 意欲从有关教育方面的活动，考察这种秩序意识的另一面2。原因是，对负责当地学堂创立等 教育事业的精英来说，教育活动与他们所设想的社会整合方法的内容和实践，具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在有关教育方面的言论中，如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秩序设想和构成这种设想的“知识世 界”。教育被看作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挽救秩序，建立“合群”的治本对策。所以，正如秦锡 田“先子遗泽深，第一在兴学。团体结之坚，舆论采之博”所明确叙述的那样3，这一点超越 世代，被清末民初的精英所继承和共有。清末，以陈行乡为中心负责各种各样“地方公事” 的秦荣光在地方实践中，对教育活动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三林镇设 立三林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分设了 20 余所三林书院附属 义塾。以此谋求初等教育的普及4。继承秦荣光事业的秦锡田也就任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区 学董，一方面出任三乡教育团体的代表，同时尽力扶植初等教育机构。显然，“地方实践主义”， 就这样超越世代被继承了下来 。但同时作为推动实践主义秩序意识的外来新思潮也被接受并 展示了新的内容。秦锡田在庆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四国民校新筑校舍的文章中叙 述道5： 盖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工战，以商战，实则无不以学战。人与人战，家与家战，国与国 战，种与种战，有学者存，无学者亡，学盛者强，学衰者弱。优胜劣败，固天演之公理， 亦自然之趋势。……由小学以至中大学，由一校以至数十百校，扩而大之，进而上之， 学校如林，人材蔚起，于以保主权，抗外力，崇实业，裕生计。 直接使用“优胜劣败”和“天演公理”等词汇，清楚地体现出新思潮中的社会进化论思 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让地方精英所接受的事实。在世界范围的社会竞争中，这一事实表现 在与“外力”碰撞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相对“落后”，以及为了维持生存，当务之急为维护中 国主权这一危机感上。具有深刻意义的是，正如“人和人、家和家、国和国、种和种”所述的那 样，认为世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面中展开斗争。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清末 民初地方精英将清末以后在社会趋势中获得强劲说服力的社会进化论，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加 1 拙稿B。 2 教育改革同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关系密切，以致于出现了组建以教育会为中心由具有相同政治观点者所组 成的人际网的潮流。关于江苏省教育会的这一侧面，参阅高田幸男：《江蘇教育会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 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駿台史学》103 号，1998 年。 3 《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 4 《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 5 《享帚录》卷一，《新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二国民小学校舍记》。关于清末“学战”，参阅从“中体西用 论”的关系来加以论述的川尻文彦《“中体西用”論と“学戦”：清末“中体西用”論の一侧面と張之洞〈勧 学篇〉》一文（《中国研究月报》558 号，1994 年）。 8 以解释而形成的独特的秩序设想1。这种秩序设想，使精英拥有从“乡土”出发恢复全体秩序 的独特“合群”设想2。当然，这种地方精英所拥有的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尽管在那些以强劲 说服力引入西洋学说而苦战的清末思想家们看来有可能是荒唐无稽的，但从地方实践主义的 立场上来认真考虑的话，笔者认为，在乡土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按照这样的思想来加以实践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简单地看一下有关占据当地士人阶层“知识世界”重要部分的地域知识。他们的地域 知识与地方志编纂活动关系密切。秦荣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过县志的编纂，但据说在晚年对 校订拾遗补罅倾注了热情，并著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3。正如秦 锡田在“我少承家学”中所述的那样4，也继承了他父亲的知识，并继续热心关注地方志编纂 及其地方文献的收集。在民国期间共参与了四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5。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 业，井上进的研究指出，它是清朝对当地绅士的笼络；山本英史主张，地方士人对地方志编 纂事业的参与是为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统性，并对他们的存在给与正当地位。另外，对地方 志中所描述的民众史的解读要有一定的保留6。清末民初的地方志，除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 统性”之外，对参与地方自治为首的地方政治活动中所作出的功绩的表彰，以及在这种政治 过程中反映出的 “地方”和“民治”领域的权利意识，鲜明地体现了与以往地方志不同的特 点7。即使是当地社会的风俗・民俗仍然是启蒙和改良的手段，但对地方精英来说，在地方志中 记述风俗・民俗，仍是连接地方实践主义系谱的切实问题8。 因此，地方志的编纂重视直接前往当地进行社会“采访”。秦锡田举出《南汇县续志》， 1 清末社会进化论的接受和儒教世界观的转换过程，可以说都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比如，严复之前的“原 进化论”的历史意识，从可逆转的三阶段论转换到非可逆转三阶段论（佐藤慎一：《“天演論”以前の進化論： 清末知識人の歴史意識をめぐって》，《思想》792 号，1990 年）；此外，清末民族主义者明确认识到民族主义 和传统世界观之间的非连续性（参阅佐藤慎一：《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国：社会と文化》4号，1989 年）。关于社会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可参考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観、博覧会事 件》，《思想》，849 号，1995 年。 2 参阅拙稿A。有关梁启超的“合群”议论，参阅《新民说》第 13 节《论合群》。此外，关于《新民说》的概 要，可参阅狭間直樹：《〈新民説〉略論》，载狭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みすず書房，1995 年。 3 在《显考温毅府君年谱》卷末有所涉及。笔者未见。 4 《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 5 秦锡田参与编纂地方志工作如下，民国《上海县续志》，编纂水道志、艺文志和修订名宦志；民国《上海县 志》，总览全书以及交通志、政治志、财用志；民国《南汇县续志》，总纂全书以及水利志、艺文志、风俗志； 民国《南汇县志》，工程志和人物志。 6 井上進：《方志の位置》，载《山根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汲古書院，1990；山本英史：《中国の地 方志と民衆史》，载《中国民衆史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歴史編》，東方書店，1998 年。 7 关于民国《川沙县志》的“现代性”，从方志学的角度早有论述。参阅黄苇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 书社 1986 年版；顾炳权：《略谈黄炎培和〈川沙县志〉》,《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 年第 3期。 8 从这种角度记述风俗的《川沙县志》卷十四《方俗志》收录了历代方志中一般性的“风俗”以外的大量的 歌谣。中村哲夫在论文《郷紳の手になる郷紳調査について》，载《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説》（法律文化社， 1984 年）中指出清末的法制调查也唤起了对地方“民俗”的关心。 9 编纂中途停止、体裁不一致的缺点，他说“何况采访疏，故典半失坠。不能嚮壁造，而责其 明备”，尤其重视采访的实证性1。在这一点上胡祖德的活动引人注意。与自己有文集流传于世 的秦荣光和秦锡田二人相比，胡祖德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虽然也是生员，但他的文笔不如秦 荣光和秦锡田。胡祖德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及其实践，无论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在感情上， 似乎赋予了他更贴近“民众”的立场。胡祖德担任过县志采访人员，在收集典故之际，也收 集了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谚语、五更调、滩簧、竹枝词等，这一工作体现在《沪谚》、《沪谚 外编》的出版中。要附带说明的是，陈行胡氏族人、生员胡式钰所留下的《窦存》，这是一部 以浦东为中心收集上海传闻、俗语和方言的著作2。虽然就此指出胡氏“家学”的存在，似乎材 料不充分，但是同一个家族，持续地关心当地民俗，显然是引人深思的事实。 积极关心地方志编纂事业和有关当地民俗材料的收集，这种行动方式通过浦东地方文人 之间的师徒关系和交友网络，被长期继承了下来。顾炳权以“浦东学派”一词来加以定义。 从《川沙县志》中可以看到浦东地方知识的再生产，即从南汇县进士张文虎经秦荣光到黄炎 培的继承过程3。关心地方知识的系谱，面对地域整合这个重要课题时，虽然是从启蒙和教育 的立场出发的，但使当地士人获得了重视地方风俗和民俗的特点。 三、启蒙和民俗 （一）地方精英的风俗观 在本节中关于地方精英是如何看待当地风俗，并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过怎样的，分① 治安和慈善、②葬礼和结婚、③岁时和祭事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4。 ①治安和慈善 浦东是“流氓”横行的地方5。在江南特有的河网密布的环境当中，“流氓”以乡村为中心 纵横其间，这对负责乡镇社会秩序的精英来说，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流氓” 1 秦锡田:《享箒录》卷八，《七十自述》。 2 《窦存》清木刻本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据《陈行乡土志》第四十四课，《名人六·胡式钰》的记载， 胡式钰居陈行镇，嘉庆五年生员，善诗文。 3 顾炳权：《再论黄炎培与浦东学派》，“黄炎培学术思想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 年。据顾所记，“浦东学 派”从南汇县进士张文虎、秦荣光延续到活跃于中国职业教育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顾氏在《黄炎 培与浦东学派》（稿本）中详论了“浦东学派”。可从陈大康整理的《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版）一书中详细了解张文虎的学术活动。 4 从下文中引用的竹枝词的民俗内容来看，事实上有多处与地方志风俗志内容相同。但是，除了竹枝词中能 找到在地方志中无法看到的内容以外，还有针对具体的地域课题，在清末民初独特视角之下所吟咏的独特内 容。笔者认为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5 关于浦东的“流氓”，吟咏道“若辈强梁不怕官，官场不究也从容。从容胆直包天大，捕拒官差拳扑攒。” 《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10 的竹枝词当中多有反映。清末浦东主要治安问题是“流氓”贩卖私盐和监督贩卖私盐的巡浦 左营的“盐巡”的不正当行为，两者常常勾结在一起，使治安不断恶化。首先，看看贩卖私盐者： 浦东蛋党迭纵横，纵火都由盐浦营。 土蛋结帮投客蛋，掳人勒赎路难行。（《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词中的“蛋党”指的是当时一般称为“光蛋”的走私集团，当地“土蛋”集团与外地“客 蛋”相互勾结进行买卖，并且经常抓普通乡民，勒索钱财，对乡民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他们与乡民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进行私卖的“小贩”截然不同，这从下文可知： 官盐不卖禁私盐，大贩宽容小贩严。 一笑素餐风味好，只尝辛苦与酸甜。（《周浦塘櫂歌》政令） 本来应该监督贩卖私盐的巡浦左营对“大贩”视而不见，却只监督“小贩”，对“光蛋” 没有彻底进行监督。不仅如此，巡浦左营和“光蛋”相互勾结。从下面的两首中可见一斑。 盐捕巡船借缉私，孤商拉劫浦江事。 贩私便是称光蛋，管带通同月索规。（《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盐巡入港禁森严，港口巡船次第添。 枭贩未来船调去，分明奉檄纵私盐。（《周浦塘櫂歌》政令） “光蛋”向巡浦左营管带送月规之后，可以公然大规模贩卖私盐。不仅如此，“枭贩”的走 私船出港时不仅不受到监督，还有巡船为其开路。从逸闻中可窥见他们相互勾结之深。更有 甚者，根据下面的竹枝词，可知“光蛋”的成员当中有巡浦左营的勇兵和曾经当过勇兵的人。可 见，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一群体由属于同类的流氓地痞组成。 有时光蛋冒官巡，号桂军旗一一真。 原属盐营前革勇，相逢相认总乡亲。（《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这些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清末巡浦左营频频出事，威胁到了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秩 序。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巡浦左营水师在桥头镇殴打居民，居民蜂拥而至，追踪水 师经过陈行镇大木桥时，水师连开数枪，打死两名居民。管带吴福海贿赂上海知县，以图掩 盖此事。结果他被弹劾，两江总督派员与知县一同会审，最后以惩罚弁兵吴宪鸿结案（盐巡 枪毙两平民，御史封章奏紫宸。毕竟杀人须抵命，宪鸿颈血溅埃尘。《周浦塘櫂歌》政令）。 还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也发生了商人银两被巡浦左营炮船弁兵抢劫事件。通过地方绅 士向巡抚、道台、知县的申诉，银两被追还。但是秦锡田认为这并非善策。（商船贩麦沪滨回， 吴弁查私竟劫财。县令为民心力尽，但惩末弁释渠魁。《周浦塘櫂歌》政令）。 面对威胁乡村社会治安的情形，就巡浦左营问题，具有乡绅身分的秦锡田有意通过行政 11 手段来加以解决，向各级行政官员提出陈情，也向江苏谘议局常会提出撤消巡浦左营的议案1。 其中有意思的是对组成“广蛋”的流氓的对策。光绪三十一年（1905），秦锡田在陈行乡题桥市 创立了改恶从善的机构——课勤院来收容流民。在这里学习各种工艺技术，使改过之后的流 民能够掌握生计手段，从而把重点放在了教育上2。如果把眼光投向其背后的秩序观上，很容 易看出在课勤院这一善举中，他在教化思想指引下希图通过收容扰乱秩序的流民，讲授工艺 等手段，教养出遵守法规的“国民”3。 ②葬礼·结婚 其次看看葬礼和结婚。关于民间葬礼习俗，当地士人的判断极其明确，认为不过是迷信 而已。这种看法同传统文人对待民众文化的士大夫思想相一致，同时反映出以社会进化论设 想为基础的卫生观和身体观。下面看看它的内容。 病家迎得女巫看，看出魔多神不安。 连夜招寻毛道士，酬神送鬼闹登坛。（《周浦塘櫂歌》风俗） “病不延医，反听巫言，酬神送鬼，枉费金钱”，从这个附于其后的注释中也可得知民间 习俗只是被看作迷信和“改良”的对象。另外，有关埋葬死者的竹枝词的注释中揭示道，若 找不到埋葬的合适龙脉，地师动辄就说邻家成了障碍，这种无根之谈往往成了纠纷的根源4。 除此之外关于葬礼风俗，也遗留下若干记载。对照地方志和《上海县竹枝词》等诸多史 料，便容易看出这种葬礼习俗长期以来深深根植于乡民之中。引人注目的是，这种风俗习惯， 未必只限于民众。比如，关于埋葬，以下风俗从明末一直传了下来。 客堂停柩惯多年，尘满灵台封帖前。 命不通兼无好地，误通风水葬迁延。（《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士大夫家葬事，一听地师，或积至数十年不葬”，从秦荣光所作的注释也可以看出他认 为这种习惯是“迷信”，在为乡土教育编纂的《陈行乡土志》中，从培养新“国民”这一教育 目的出发，也明确要求必须与这种“迷信”风俗一刀两断5。 1 有关巡浦左营问题的呈文和议案参见《享帚录》巻三，《禀上海道请裁撤盐捕港》、《呈江南提督请饬盐捕左 营撤巡捕面》。 2 参阅拙稿B。 3 有关慈善事业的教化方面，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7 年版） 和吉澤前揭书第 7章《善堂と習藝所の間》中有详细的探讨。 4 “山川不语葬师语，去脉来龙恣弁论。福地若真寻得到，葬师苗裔帝王尊。”《周浦塘櫂歌·风俗》。 5 比如，在《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一课，《风俗三》中描述道：“男女巫覡，自称重瞳，目能视鬼（俗称双仙 人），其执香而遍视房與灶者，名曰看仙。能召亡魂，凭附其身，而与生人问答者，名曰扎仙。人有疾病，辄 叩其祸福，而延羽士祈禳。或邀亲友，求佑于神，名曰众保。浪费金钱，而医药不暇计.坐致枉死,犹自咎鬼神 为祟。真愚不可及也”。 12 下面看看结婚。清末教化养“国民”成为紧要课题，当地士人强烈意识到维持家庭教育 的妇女教育的必要性。正如“国民教育始家庭，内则详明著礼经，回忆十年前正本，居然女 界好模型”（《周浦塘櫂歌》政令）所吟咏的那样，光绪三十一年（1905）进行了创办正本女 学等具体教育的活动。因此，婚姻方面，也打破了以往的陋习，提倡和实践新式婚礼，这从 当时高涨的女权意识来看，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古来嫁娶礼彬彬，俗例偏多六色人。 要省繁文与繁费，文明新式合遵循。（《周浦塘櫂歌》风俗） 据说所谓六色人，是男引、女引、乐人、香案、夫头、砲手等礼仪中必要的职业人员的 俗称。对新式婚姻的提倡和实践，构成了精英在“文明”名义下整合地域活动的一环。据载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秦锡田三女嫁给青浦胡氏时，曾在陈行镇举行了采用新礼的结婚仪式。 尽管如此，对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盛行从家族专制下解放女性的“解放论”1，秦锡 田表现出极其慎重的态度。 结婚我爱自由成，婚约仍须主父兄。 多少狂男淫荡女，大都借汝自由名。（《周浦塘櫂歌》风俗） 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现的各种政治观和秩序设想，对有以从“乡土”秩序恢复全体秩序的 观念为基础，来推进当地社会“现代化”的秦锡田来说，“解放论”所倡导的“自由”，也许 只是理解为披着“自由”外衣的放纵。这反映在“解放之说盛行，男女防闲因之大溃，有心 世道者多忧”的感想当中。 ③岁时和祭事 为了探讨当地士人对岁时和祭事的观点，下面看看岁时迎神赛会和庙会中不可缺少的演艺。 迎神赛是在岁时中最被民众重视的活动，这是早就被人认可了的2。对此秦锡田吟咏道： 最是喧阗十月朝，出巡神像竞招邀。 香烟缭绕笙歌沸，无数金钱暗里消。（《周浦塘櫂歌》时令） 据说十月初一日有“出巡”习惯，把神像从各庙抬出巡行近乡，在神像巡回的村镇，要 1 关于从清末到五四期间的家族和女性之间的争论，参阅小野和子：《五四期家族論の背景》，同朋舎出版， 1992 年。此外，坂元ひろ子：《恋愛神聖と民俗改良の“科学”：五四新文化ディスコースとしての優生思 想》（《思想》，894 号，1998 年）一文指出，在优生思想的影响下，恋爱和家族趋于化。 2 关于江南的迎神赛会，福武直《中国農村社会の構造》（载《福武直著作集》第 9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年，第 216－221 页）从土地庙性质、管辖范围和村落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做了分析。濱島敦俊《総管信仰： 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 年）指出：江南地方特有的总管信仰具有县—城镇—村落 的三层结构，存在着用以往“共同体”范式无法解释的独自“共同性”。关于江南庙会的论著还有小田〔朱 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3 摆设筵席，遮盖神像所到之场所，并进行求神降临的“厂会”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乐器声 和歌声齐作，并加杂着孩子和妇女们的喧闹声。针对这种情景秦锡田常常以“真有举国若狂之 势”之类的惯用语来表述其感想。迎神赛会，被看作脱离了正当风俗范围的习俗，其无谓地浪 费着村民钱财，而且，“拳勇”聚集在一起，以开赌场之形式敛取村民的钱财。（“练技拳场到 处开，迎神赛会敛多财。诸无赖总为魁首，群饮三更聚赌来。”《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这种赛会中，不可或缺的是演艺。但是，当地士人对民间演艺的认识，完全违背了发现 民众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和艺术性的立场，认为那是搅乱他们秩序目标的主要原因。在这一 点上，没有超越士大夫的民众文化观。看看下面两首的具体内容。 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 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影戏摊簧花鼓戏，导淫诲盗害宜防。 改良风俗推新剧，澈夜西园看化妆。（《周浦塘櫂歌》风俗） 在清代被官方严禁上演的花鼓戏、作为大道艺的一种而产生，后来吸收各种各样的因素， 发展成为申曲等地方剧的摊簧、以及皮影戏等，被指责为诱惑子弟，导致“放荡废业”，为害 甚深。从中似乎很容易看出与以往士大夫的民众文化观是相一致的1。在 “改良风俗”的实践 中，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对于话剧的关注，是因为他们感于乡民识字程度较低，而读不得不充 分重视演剧对启蒙活动的有效性和现实性2。在陈行乡组成了话剧团——“容与会”，夏夜演出 新剧，观戏者如潮，但据秦锡田记述没有人行为不轨。笔者认为这也是通过与花鼓戏动辄使 年轻人走向放荡相对比，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二）自治和民俗 如上所述，在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被看作地方精英在民众教化中必须克服的改良对象， 强调经过改良后诞生的“国民”所必备的文化与之决裂。尽管如此，在主观的背后，不容忽 视的一点是他们所进行的事业与民俗具有相连性。作为当地士人，同时作为地方精英，当施 行地方自治时，要参与县、乡两级的政治活动。众所周知，近年来出现为数不少将此视为与 1 花鼓戏和摊簧起源于上海周边农村的山歌，后发展成为名为申曲、沪剧的地方剧。虽然有“山歌”、“东 乡调”、“花鼓戏”等各种各样的称呼，但初期仍以说唱形式为主，后来才逐渐具备演剧要素。在多数剧目 中反映了上海周边农村的生活状况。参阅汪培、陈剑云、蓝流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3 页。 2 也被称作新剧和文明剧的话剧, 在“改良戏剧”的演剧史上，被认为不仅对京剧的改良和以沪剧为首的地 方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有必要从作为开化“民智”手段而引入的启蒙运动和社会教育的背景与保障它 的社会观、人间观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分析。陈伯海、霄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1－424、460－485 页。有关中国话剧的概况，参阅瀬戸宏：《中国演劇の二十世紀：中国話劇史概況》， 東方書店，1999 年；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年版。 14 国家和官治相对立的社会和民治领域的扩张这一观点为基础的研究1。在这种主张的另一面， 也必须指出的是，参与地方自治的精英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同类性和连续性。比如，随着嘉 定县西门乡自治机关的成立，被选为乡议事会议长的黄守恒宣言自治的推进“以地方人民的 生活保存，增进为关键”，“保存”指的是注意清洁减少疾病，“增进”指的是发掘各种各样的 生计方法2。因此，在乡议事会上提议，使其中一部分付诸实施：装设路灯、清扫道路、架构 桥梁、驱逐讨饭、创设公园和禁止赌博与吸食鸦片等。诸如此类以城镇为中心的地方空间的 “现代化”，是以受社会进化论身体观和社会观影响的秩序意识为依据的。在这一点上，社会 事业和国家事业之间具有共通性。 在陈行乡，也推行了以上述秩序意识为基础的空间现代化。就任乡董的胡祖德，在开展创 立学堂和善堂、课勤院等慈善事业的同时，尤其热衷于桥梁的架设和修复。对此胡祖德怀有 强烈的自得感，据说他自称为“四桥老人”、“六桥老人”3。胡祖德精心收集和出版的有关乡 土典故，却几乎没有留下自已的载笔。不过从他亲自撰述的《度民桥工程记》中可以略知上 述事情。该工程记记载了巡视度民桥改成石环桥的经过。其中他对自己在现场指挥桥梁改造 这项烦杂工程中表现的能力深感得意，他说这才是进行以地方自治为目标的地方空间现代化 的不可或缺的能力4。工程三分之二的费用，由所征收的捐款支出，不足的部分由个人资产来 弥补，这样才使工程得以最终完成。对此秦锡田报以赞美的语言5。这一赞美不仅针对他对公 共的贡献，同时，也指能够充分利用灵活的实践能力，认为这种指导能力能够保证自治。 必须注意的是与地方精英的新秩序意识相对应，乡民从地方空间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结 果中引申出了其它意义。在与水路关系紧密的江南的自然环境中，桥梁被纳入到了民众的岁 时当中。著名的风俗当中有“走三桥”，竹枝词中也有吟咏其情景的内容。 肉馅锟饨菜馅园，灶神元夕接从天。 城廂灯市尤繁盛，点塔烧香费几千。（《上海县竹枝词》岁时八） 元宵例合走三桥，环洞新桥只二条。 吾愿苏家桥改建，三桥走偏路迢迢。（《周浦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