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婚恋

高瑛和艾青：相濡以沫的故事──陈鲁豫采访高瑛 １９３３年，２３岁的青年蒋海澄在飘雪的清晨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笔名艾青。这首长诗成了艾青走向中国乃至世界诗坛的序曲。后来，一位美国学者将艾青与聂鲁达和克梅特并举，称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三位诗人。高瑛，１９３３年出生，１９４８年，她第一次读到了艾青的诗歌《卖艺者》，１９５６年与艾青结婚，相濡以沫四十年。最近，著名电视主持人陈鲁豫采访了高瑛。在高瑛的讲述中，诗人的光环褪尽，留下的全是诗人的本真与赤诚。院子里高瑛和艾老亲手种下的那株紫玉兰已有十三个年头，每年总会赶在艾老生日前开放。今年也是，繁花依旧。高瑛说，我７０岁送给自己一份礼物，是一本书《我和艾青的故事》。 　　鲁：第一次读到艾老的诗是什么时候呢？ 　　高：是我在哈尔滨行知师范艺术班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文学课讲的是他的《卖艺者》，当时读他这首诗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个女的。老师讲作家小传的时候，哎呀，我才知道他是江南的男士。那当时脑子里又出现一个形象，就觉得，江南，肯定是一个白面书生吧。到1955年我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在作家协会工作，有一天他（艾青）从楼上出来，哎呀，我才知道艾青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他那时候很胖，个子也很高。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肚子也挺大，走起路有一点那个八字步的样子，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形象。 　　鲁：但是他对您可是真正的一见钟情啊，对不对？ 　　高：我到现在有时候也想，他为什么眼睛里非要发现我呢，我们工作中间，有一个叫工间操，音乐一响大家都出来了，要做工间操，做工间操的时候楼上窗里一双眼睛，那我原来以为，这双眼睛肯定不是看我一个人，但第二天再做工间操，发现他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到第三次再做工间操的时候，我就移动了位置，在挪的过程中，我看他也随着我移动位置又移动了位置，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打了我的主意了，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又不好问。 　　１９５５年，高瑛正在一段苦涩婚姻的边缘徘徊，艾青也刚刚从一段破碎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然而，两颗心灵间一见倾心的相互吸引，已经在心底滋长开来。 　　鲁：后来真正第一次交谈是在什么时候？ 　　高：过了几天，有一天他（艾青）从楼上走下来，关木琴就问他，因为关木琴领导我们几个人做些工作，她问艾青同志你到哪里去，他说去审查片子，审查《流浪者》，印度片，印度电影，他问我们去不去看。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艾青就说，怎么样，你也一道去看吧，关木琴就拉着我跟他上了汽车了。我心里已经想到了，他是对我有想法了，对吧，但是他并不了解我。 　　顾虑到自己的婚姻束缚，当大名鼎鼎的诗人艾青从课本上真正地走入自己的生活中来时，高瑛却犹豫了。于是，趁着一次外出郊游的机会，高瑛开诚布公，向艾青表明了自己未满十八岁就嫁与了一位同乡，并生有两子的婚姻状况。 　　高：我说我结过婚了，当时我看了艾青的表情他是很惊讶的，他觉得是不是我在说谎。我就讲我还有两个孩子，讲了孩子，婚姻状况，这个时候我看他拿着烟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觉得他知道我这个情况，肯定就死了心了，对吧。但是他没有退，后来有一天他带着我去他小妹妹那里串门，他看我在那儿很拘谨，就离开他妹妹家了，然后一直往南走，走啊走，就看到了田野，看到庄稼地了，艾青说那边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就从东铁匠营一直走啊走啊，走到龙潭湖，你看走了多远，你知道龙潭湖在哪儿吧。 　　鲁：那一次逛完之后当时你应该已经爱上艾老了吧？ 　　高：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我觉得是天意，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尝过这种，没得到过这么一种爱，一个男人这么不顾死活，不顾名誉地位，而且，甚至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都能接受。 　　停不了的爱让高瑛决心冲破那具死亡的婚姻的躯壳，她正式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申请，巨大的压力横亘在了前方。“她会真爱他，所以愿意做他的妻子，相信他的生活会重新开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中，高瑛用红笔画下了这样的句子。 １９５６年，２３岁的高瑛和４６岁的艾青在相识一年后，终成眷属，并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未未。最美的爱情，往往是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再相濡以沫地厮守终生，艾青和高瑛的爱情就是这样。 　　鲁：那你们在一起４０多年，有没有分开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高：１９６０年，那个时候，秋收嘛，摘棉花嘛，我一个人，那时候孩子还在北京，我说我年轻，也跟他们去参加劳动，就爬上车了，跟着去了，大概去了 ３０多天。他在家里，因为想我，他把我一些照片全都放大了，放大了以后，到晚上他就关上门，把我的照片摆在靠床的那个墙上，摆着一溜，摆着一溜看，送水的招待员从窗户走过的时候，看到艾青在里边看这些照片，敲门的时候，敲半天才开门，问他，艾老，那些照片怎么没有了？艾青说怎么了，你怎么偷看人家东西，招待员说我没有偷看，你的窗帘没挂，谁从你的窗外走都会看到你那些照片。他就是那样的，回来呢，听招待员跟我讲的，他说我想你了，想你我就晚上看你的照片。白天，他就把我那些照片都放在他的枕头底下，压着，我说你这人这么没出息。 　　高瑛曾以《藤》为，作诗一首，“属她最多情，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从 １９５６年的结合开始，高瑛和艾青就再未分开，直至１９９６年５月５日，艾老去世。 　　鲁：艾老去世之后，你有多长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 　　高：生离死别人生谁都逃脱不了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对吧，所以，你们是最幸福的了，因为什么，你们现在应该说都是最好的东西给了你们，你们生活在最好的阶段，像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经受的东西太多了，是吧，比如说，母亲死了，父亲死了，是吧，丈夫死了，你想想这个人永远永远你再见不着他了，你说揪不揪心。真是揪心，真是，艾老走了以后，说实在的，有一段时间确实不能适应，因为什么，好像已经是一种习惯，就是我伺候惯了他，那么，他走了以后，有的时候朋友让我出去散散心，我到了外面我心里面就要发毛，老觉得不安，就觉得闹得慌，家里还有事，其实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可能还想到艾老是不是还在家里，是不是，就是那种习惯的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也跑到客厅去坐坐，坐就在那儿静静地想，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能有幻觉，能够再看到他。 高瑛很喜欢写诗，她的诗很女性，很细腻，但她非常谦虚，她觉得自己称不上诗人，２００３年春节前夕，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我和艾青的故事》，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书印了三万册，短短的时间已经销售一空，而今后她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她，写艾青，写他们的故事。 　　1957年的春节，是大诗人艾青和妻子高英最难过的一个春节。艾青戴上右派帽子后，被开除了党籍和解除一切职务，此时的艾青已经是万念俱灰了。 一、“北大荒欢迎你去” 　　艾青正等待着被发落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位将军向中央要艾青。艾青猜测，这个将军一定是王震，只有他才有胆量要右派。 几天后，诗人郭小川来到了艾青家，说王震要见艾青，他陪着去了。王震一见艾青就说：“我知道你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艾青听了心里震动了一下，他想，这不是和反对我的人唱反调吗？ 　　“你离开文化圈子吧，换换环境。1954年我在铁道兵团的时候，叫你到我那里，你没有去;1956年我去大兴安岭视察时，我站在大兴安岭上，观望着茫茫的大森林时就想，要是艾青到这里来，一定会写出好诗” 　　 王震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用手点了几个地方给艾青看，说：“这一带就是北大荒，中央军委指示，10万转业军人到那里去，向地球开战，北大荒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大荒欢迎你去。”艾青说：“现在这个时候，有人收留我，是我的幸运。”王震说：“852农场给我盖了个小木屋，可以给你住。一两天我去你家，给你爱人做做思想工作，叫她带着孩子和你一到去。” 　　 一天,艾青和家人正在吃中午饭，王震真的来了。他看看餐桌上的菜说： “老艾，你的你的伙食比我的好。”他问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两个保姆：“你们都是那里人？”保姆说：“我们都是湖南人。”王震说：“我们是同乡啊，你们也去北大荒。”保姆说：“我们吃不惯高粱和玉米。”王震说：“你们上哪还能找到这样好的主人，同吃同住，平等相处。” 　　王震对艾青的妻子高瑛说：“我是来动员你北大荒的。”高瑛说：“我不用 动员，我是志愿兵，就是你不同意我去，我也要向你申请去。” 　　王震对艾青说：“老艾，你这个小爱人，性格很爽快，我对她估计错了。” 那一天，王震看了艾青家收藏的画。还看了毛主席、周总理给艾青写的信，他叫艾青好好保存。当他看到书架上一些书时说：“老艾，北大荒也需要文化，你把这些书都带去好了。” 　　王震走后，艾青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他对妻子说：“10万大军开往北大荒，那里一定会热闹起来了。 　　 4月，王震想叫艾青和他先来北大荒。艾青对他说：“我有个小孩不满周岁，我怕高瑛路上照顾不了，我们分路走吧。“ 二、南横林子安家 　　 1958年4月，艾青一家人，乘转业军人的专列，离开北京，来到北大荒。王震已先到达了密山。当时的密山，满街上都是穿着黄军装的人，没有住处，都在大街上待令出发。没有讲台，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动员行军大会开始了。王震一 走上去，掌声响起来。王震说：“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我们还有两条腿，要战胜一切困难，开始新的长征。大诗人艾青也来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来歌颂你们，欢不欢迎？”台下喊了起来：“欢迎，欢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了。 　　汽车驶进了南横林子，这是八五二农场场部所在地，它坐落在完达山北麓，在地图上是查不到这个名字的。艾青看到在这不见绿色的林子里，有一片白桦林显得格外耀眼。他对妻子说：“高瑛，你看，白衣战士在列队欢迎你！” 高瑛悄悄对他说：“你想得多好，他们是在迎接从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艾青和他的家属！” 　　艾青的家在南横林子安下来了，在这里他没有亲人，也不见故交，在陌生的人群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大诗人艾青来农场的新闻，很快传开了，在房子里，透过窗子，他们常常看到有人站在远处，朝着他们的屋里张望。 　　王震对艾青说，我每次来北大荒，都带你到各个农场走走看看。王震住的招待所，紧挨着艾青家，他每次从外边回来，艾青家是必经之路。那天王震和艾青从853农场回来，走到艾青家门口对高瑛说：“我把老艾还给你了。”又说：“明天早晨我到你们家来吃稀粥。有没有咸鱼？”高瑛说有：“我弟弟来看我们带来的。”王震说：“好好好，我来分享。” 　　 第二天一大早，王震来了。他是想和艾青聊聊，他和艾青谈了北大荒的远景，谈开发北大荒，给10万转业军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说国家人口大幅度增长，吃粮是个大问题，要向荒原要粮，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 王震也谈到艾青的右派问题，他说：“我问过郭小川，是什么理由给你定的右派，郭小川没有对我说清楚。” 　　艾青说：“在北京时，小川陪我去你家的路上说，总有一天要告诉我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如果我以后还能见到他，一定得问问划我右派的原委。我这个右派当得实在莫名其妙，人家像送礼似的，送给我一顶右派帽子，而我，还无权拒收，这是欲加之罪。” 　　王震有转了话题，他说：“老艾，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什么事都不干的人，就犯不了错误。什么事都干的人，总会有干不好的地方。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任劳不任怨，但是有时也得学着忍。农垦部是中央最小的部，部虽小，我还是想干大事情。我不想当那样的部长：每天看看报纸，看看参考消息，看看内部电影，跳跳舞，干杯干杯，批批文件，‘所拟甚妥’。我一年之中，有半年多的时间往垦区跑，从东北到西北，从北方到南方，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工作。就这么干，还有人向毛主席告我的状，说我搞冒进。毛主席回答他说：‘冒进比不进好。冒进嘛，就是步子快了一些，叫他慢一点就行喽。’我的心里也是有委曲的。” 三、玲玲“考”爸爸 　　有一天，女儿玲玲噘着嘴，从外边跑回来。问高瑛：“妈妈你说，右派是好人还是坏人？” 　　高瑛惊奇地说：“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啦？” “你说呀妈妈，右派是好人还是坏人？” 高瑛不耐烦地说：“小孩子，管这样的事干什么？”她心想，孩子是不是在外边听到什么？ 　　玲玲见妈妈不理睬她，就跑进艾青的屋里去了。 “爸爸，你告诉我嘛，什么是右派？” 艾青被孩子问得直发蒙，就说：“什么右派左派的！”装做不在意似的。但是当他看到玲玲还在等待他回答的样子，感觉到对孩子提出来的问题是不能回避了。他故作轻松的样子说：“玲玲，爸爸这样对比说吧，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左边的手叫左手，右边的手叫右手，这就是左和右的不同。”艾青想糊弄一下就算了，　 　　可是不行，玲玲还在追问。 　　“爸爸，我现在不是叫你说手，我是叫你说右派。” “玲玲，你太小，等你长大了，爸爸给你讲很多很多关于右派的故事。” “爸爸，我现在就想知道，高速我吧！”孩子在央求了。 　　艾青很为难，要是他对孩子说右派是坏人，可是自己就是右派啊！他想用别的事情岔开，就说：“妈妈买了好多彩色纸包的糖，弟弟在吃，你也去吃吧。” 玲玲一动不动，还是站在那里。高瑛有点急了：“你这个孩子，太犟了，怎么这么不听话！”女儿听了这话眼泪流了下来。 　　高瑛心疼地问她：“玲玲告诉妈妈，有人欺负你了吗？” “没有，我在大食堂前边玩，有个叔叔对一帮人说，我是大右派艾青的女儿。”她一下子扑到艾青的怀里说：“爸爸，我不与时俱进袄你是右派，你不是右派，你是好人。”说着眼泪还在往外流。 　　艾青一时不知怎么安慰孩子才好。“玲玲，不要听人家胡说，爸爸是个非常好的人。”高瑛说到这里，也不知该怎么往下说了。难就难在怎么和一个六岁的孩子说清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面对孩子，沉默是不行的，总得对她有个说法。 　　“玲玲，爸爸跟你说真话，是坏人害了爸爸，说爸爸是右派。”艾青把声音放得很低。 “爸爸，坏人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和他讲理去？” “现在找不到讲理的地方，坏人是一帮人，他们有权。你知道什么是权吗？”玲玲摇了摇头。“就是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可厉害啦，我们不敢惹他们，得躲着他们。爸爸对你说的这些话，可不能出去对人说，要是说了，叫坏人知道了，坏人会把爸爸抓走的。” 女儿听了艾青这么说，哭出声来了。高瑛心疼地说：“艾青，你不要吓唬孩子了，你说的话，她当真的听了。”高瑛给女儿擦着泪说：“别害怕，不会有人来抓爸爸，前些日子到我们家来的那个王震伯伯，他是爸爸的保护人，有他保护我们，谁都不敢欺负我们。” 这时艾青把话接过去了：“玲玲，王震伯伯是个将军，你懂吗？将军是个大官，爸爸在延安的时候，就和王伯伯是好朋友。他知道坏人害了爸爸，就叫我和你妈带着你和弟弟，还有刘阿姨到这里来了。” “爸爸，你不是说你认识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去找毛主席，叫他把那些坏人给抓起来？” “毛主席很忙，他要管很多很多国家大事，顾不得这些小事了。”艾青出于无奈，只好对孩子这样讲。 　　到了晚上，孩子睡觉了，艾青却睡不着，躺在炕上，想着白天的事情。他对高瑛说：“今天我像进了一次考场，被一个小孩子给考住了，真没想到，我戴的这顶右派帽子的沉重！可是那些手持生死大权的人，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把一顶顶右派帽子扣到别人头上，而这些右派帽子，就像无形无声的炸弹，把一些人炸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就在这一天夜里，艾青给高瑛讲了许多她不知道的事情。他谈了文艺界的宗派斗争，是从30年代开始的，在上海、在延安、在北京，一直延续到反右斗争。 林子里刮了一夜的风刚停下来，远处传来了鸡鸣，艾青说：“天快亮了，睡一小觉吧。” 四、林场副场长 　　王震将军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的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 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静静地流过。艾青上任那天，林场还专门为他开了个欢迎会。 　　王震部长在大会上说：“你们知道诗人艾青同志吗？他是来歌颂你们的。你们要像尊敬其他领导一样，尊敬艾副场长。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老朋友啦！在延安的时候，艾青就是名人，我在南泥湾搞大生产，当我的三五九旅旅长。”接着他向大家再一次介绍了艾青，对艾青说：“你是大诗人，不要忘了你是耍笔杆子的。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业绩，这就是你崇高的职责。” 　　艾青说：“我对育林、搞生产是个外行，副场长这个职务，我怕胜任不了。”王震说：“这是给你个接触群众的机会，也不是叫你去争当劳动模范！” 　　 艾青看上去心情很沉重，他对着大家躬了躬腰，点了点头，语气忧虑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干。至于王部长说的我这‘大诗人’的桂冠嘛！请同志们以后不要再提了，大家是了解我的心情的。” 　　艾青当时住的俄式木刻楞填锯末的房子，是八五二农场总场部当时最高级的房子。当时，总场部有四幢这种高级房子，党委书记李桂莲原是少将军衔，黄振荣场长和匡汉球副场长是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四家各住一幢。艾青每天早早起床，从总场部和他爱人高瑛，步行到示范林场上班，风雨无阻。 　　四月的北大荒，还没有春花开，野地里连一点绿芽都找不见。艾青的女儿玲玲问妈妈高瑛：“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不喜欢这个地方。”艾青看着女儿满脸的不高兴，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握着女儿的手说：“玲玲，这里的空气真好。你看，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过些时候树就绿了，你们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成长，会更聪明的。” 　　建场的第一步工作，全体总动员，要在伐倒的一片树林的空地上，盖场部和住房。为了抢时间，太阳刚刚从树林里冒出头来就开始干活。直到太阳落山还在夜战，没有电灯，艾青就挑着马灯。大家以军人的风范，建设北大荒！这种劳动精神激发着艾青，他把好人好事，都写在黑板报上。全场职工没有谁另眼看待艾青，艾青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右派帽子。 　　 艾青看到农场从办公室，到职工家庭都没有电照明。天黑后，害怕黑熊等凶猛的野生动物伤人。他叫对高瑛说：“我们给林场做点贡献吧。买部发电机，给家家都安上电灯，再买套电锯搞生产，好不好？” 　　高瑛说：“好是好，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买？” 　　艾青说：“你有不少同学、同事在哈尔滨，你的弟弟也在那里工作，演员的关系很多，叫他们帮帮忙吧。” 　　高瑛和艾青，还有林场的周副书记、统计员叶祥四个人，匆匆忙忙地赶到哈尔滨，很快就买到了要买的东西，花了五千元，四个人的旅差费，都是由艾青负责。 　　 艾青干活有股犟劲。有一次总场号召大家上山搞“小秋收”，每人都有定量。他提着大土筐随着大家上山采橡子，干得挺热心。内行人知道那里有橡子，很快就采满了筐。艾青不懂得要领，等大伙走得差不多了，他才盖着筐底。他的犟劲上来了，不完成任务就不下山。示范林场上山的同志们都回来了，就缺艾青副场长一个人。那时山上野兽很多，不要说狼，连黑瞎子都会白日露面。同志们都焦急地到山上去找，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一棵大橡树旁找到他。见他正跪在地上的泥水里，用手指头从土里往外抠橡子呢。 五、看丢了马鹿 　　一天,王震部长派人给示范林场送来一只马鹿，叫林场饲养繁殖，要在林场 建养鹿场。林场又是一次总动员，风风火火地伐木造鹿栏。林场安排艾青负责看鹿。他整天拿着一根棍子，在鹿栏周围走来走去。鹿在围栏里惊恐不安，又蹦又跳，总想往外跑。 　　有一天，艾青走了神，当他听到有人喊：“鹿跑了！鹿跑了！”这才发现鹿栏里的那只鹿没有了。他知道鹿跑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林场的几位领导，都发愁了，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向总场和王震部长做交代。 艾青问李场长：“这只鹿能值多少钱？” 李场长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只知道猪有价、羊有价，还没听说鹿是什么价？” 　　艾青说：“我想，这只鹿可能比我这个人要值钱，鹿跑了，是我的失职，要是我能买得起，我给林场赔一只。” 李场长说：“鹿是自己跑掉的，也不是你放走的，鹿栏的桩子没钉结实，叫它给撞开了，这不能怪你呵！” 　　艾青说：“林场信任我，才叫我看管鹿。鹿跑了，我也是有责任的。” 李场长说：“不单是鹿，就是其他的动物也是一样，都在森林里生活惯了，野惯了，一旦把它关起来，野性就会发作，随时都想逃走。” 艾青的夫人高瑛在回忆中写道： 艾青从林场回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那只野鹿跑掉了。” 我说：“你这个人，哪有看管鹿的本事？我看，一条狗、一只猫，你都看不住的。” 　　艾青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怎么就没想到，推荐你去看守鹿？” 　　 我说：“是呵！现在晚啦，以后我要看守鹿，它要是跑，我就骑着它一起跑！” 　　他问：“你想往哪里跑？” 　　 我说：“当然是往我们家跑。” 　　他说：“你自己跑回来就行了，那只鹿就叫它逃回森林去吧。” 　　我说：“这话能在林场里讲吗？” 　　他说：“高瑛啊，我看到鹿在栏里蹿来蹿去地挣扎，就想起了当年我在国民党监狱里的生活。失去自由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你没蹲过监狱，就体会不到蹲监狱的滋味。我在监狱里那几年，天天想的盼的就是那两个字——自由。鹿和人一样，它也要自由，所不同的是，我是人他是鹿，它在栏里不停地蹿来蹿去，我知道它是在找机会逃走。我看着它那两只受惊的眼睛，就萌发了怜悯之心。鹿逃了，它自由了，它自我解放了，说真话，也遂我的心愿了。” 六、诗人的田园生活 　　农场创建初期，没有蔬菜。艾青和夫人说：“我们俩在这里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造田，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住的房子，周围的树都被伐倒了，但是树根却留在了地下，他们想把那些胳膊粗的树根都挖出来，都甩开膀子苦干。 　　艾青说：“高瑛你是个爱劳动的人，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们要向树林要地。种地有季节性，再不下种就晚了。” 　　为了赶时间，他们俩天一亮就开始干活，挖出来的树根堆了小山，汗不知流了多少，手都磨出了血泡。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座小菜园终于诞生了。房子旁边有水塘，艾青说：“丝瓜喜欢照镜子，就在水塘边上种上丝瓜。” 在农场，诗人还拿起搁下多年的笔，写出了以“老头店”为主题的长诗《蛤蚂通河畔的朝阳》、《踏破沃野千里雪》。诗人在农场劳动期间，还写下一百首《风物诗》，连同其它诗稿一起送上审查。当时上级一位负责人批道：“此诗看不懂，原稿退回”。诗人为此又沉默了。诗人曾说：“不是我的诗看不懂，而是我头上这顶帽子，压得我的诗也叫人不敢‘问津’”。 “老头店”，原来叫“蛤蟆通店”，由于日伪时期的“宝大公路”（宝清县至大和镇）从这里通过，上山打猎的、冬天进山伐木的，一般都在这里落脚。据考证，最早到蛤蟆通河畔定居的是老田头，后来老田头又收留了老于头，时间长了，人们都叫这里“老头店”。 一天，艾青把新写的长诗《老头店》，拿给王震将军看，王震看后对他说：“诗写得不错，但目前还不能拿出去发表。” 艾青对生活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北大荒一年四季风多，开发初期几乎是大风小风天天刮，尤其在夜里刮起来，好像鬼哭狼嚎，吓得夫人高瑛睡不着觉。艾青对夫人说：“森林是风的家，它天天晚上回家来，你就夜夜不睡觉啦？你可以把风当歌听，听风演奏交响乐也是一种享受。” 七、猴头与马蜂窝 北大荒的秋天是迷人的，当地人在大雨过后，都往树林子里钻，采蘑菇、找猴头是一大乐趣。 有一天，高瑛和艾青在树林边上散步。艾青发现在一大堆枕木靠着的树上，长着一个大猴头蘑，就急急忙忙跑过去，往枕木堆上爬。突然，从枕木底下，飞出来一群大马蜂，像一阵旋风朝艾青扑来，紧紧地围着他。 　　艾青“啊，啊，啊”地惨叫着，两只手不停地在头顶上乱扇乱打，可是这群马蜂怎么都不肯放过艾青，追着蜇他的头和脸。 　　高瑛急了，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用手里的草帽，在艾青头上使劲地旋转，声嘶力竭地喊：“艾青，快跑！快跑！”群蜂丢下艾青，又来围攻高瑛。为了把马蜂引开，高瑛朝着和艾青相反的方向跑，一边跑一边想，怎么才能摆脱它们？高瑛急跑了一阵，又快速蹲下来。这一招果然很灵，马蜂像一道流星，呼地闪过去，飞向远处。 　　高瑛一阵胆战心惊之后，赶紧追上艾青，吓了她一大跳，看见艾青的脸肿得像个大面包，两只眼睛肿得都看不见妻子了，高瑛赶紧牵着他的手，去了医院，打了一针，上了药。 医生对艾青说：“这种马蜂很毒，能蜇死人，要不是你爱人救你，也许你就没有命了！” 艾青问：“小小的马蜂有那么厉害吗？” 医生加重口气说：“我不是吓唬你，这种马蜂，都能把马、牛、羊蜇死！” 在回家的路上，艾青说：“高瑛，我的眼睛肿的看不见了，真的成了瞎子，你领着我去给人算命吧！” 高瑛说：“你都这个样子了，还开玩笑，是不是不疼了？” 他说：“疼劲过去了，就是感觉发木，好像两半西瓜皮，一半扣在脸上，一半扣在头上。” 高瑛说：“当时要是有个电影机，把马蜂围攻你的惊人场面照下来多好，叫你看看自己的不幸遭遇，也看看我是怎样勇敢地舍己救人！” 他说：“不用看，我也是刻骨铭心了。马蜂窝捅不得，今生今世我是亲身经历过了。” 八、离开北大荒 　　1959年10月，王震又来到852农场。他进了艾青的家，看见艾青躺在床上，说：“唉，老艾，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是什么病？” 　　 王震马上叫人找来医生，给艾青看病。王震走了不久，艾青接到中央农垦部的来函，叫他们全家速回北京。王震叫艾青做了五年，让他到全国各垦区看看，也提出去新疆的事。 　　1959年底,艾青把王震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示范林场的领导。王震在信中说：“他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问艾青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到新疆去一趟？”林场的领导看艾青愿意换个环境，只好让他走了。 　　 以前农场派人去哈尔滨买东西时，艾青说他在哈尔滨银行里还存着些钱，只要林场需要的东西，他都给买上了，回来也从不到会计那报销。到他离开农场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把手向大家一挥，深情地说：“感谢八五二领导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这些东西就算我艾青留下的纪念品吧！” 　　 艾青虽然在北大荒才工作生活了20个月，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用自己的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等，每当人们看到林场那通亮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传出的优美动听的音乐时，都会想起大诗人艾青的音容笑貌。 艾青的三首诗与三个女人的故事 人们都在说艾青的爱是博大的，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时代、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然而，令人困惑甚至有点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留下一首纯粹的爱情诗。我想，这并不是因为诗人缺乏曲折而又动人的爱情体验。他一生结过三次婚，如果说他与张竹如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加之他刚出狱不久，有些心灰意冷，有没有爱情、结不结婚对他来说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话，那么，他后来与韦莺与高瑛的两次婚姻，应该说是颇具浪漫情调的自由恋爱，他对这两位妻子不能说是没有爱的结合。特别是高瑛女士，她与艾青是名符其实的患难夫妻，她在艾青受难之际与之结合，后又陪伴着他度过了长达２１年的流放生涯。艾青几次想自杀，都是高瑛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到人间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艾青没有给任何一位妻子留下一首动人的爱情诗篇，至少在《艾青全集》中找不到这样的诗。我们的抒情大诗人没有给他的妻子们写下一行情诗，他实在太吝惜自己的感情了，吝惜得近乎"残忍" Ⅰ 更令人费解的是，诗人没有给他的妻子们留下片言只语，却为那些曾拨动过他的心弦的女人们摄下了几幅妩媚动人的倩影：那在异国的林荫道上，捧着白铃兰花的Ｏｒａｎｇｅ般的少女《Ｏｒａｎｇｅ》；那伫立于巴黎的街头，眺望那烟雨朦胧的"天的幅员"的法兰西少女《雨的街》；那年轻的波兰姑娘，更是体态丰美，异常动人： 当那静静的风／拂动了静静的白的窗帷， ／你开始以微温的呼吸／嘘动你大波形的／单薄的胸间衣绉；／停滞在思索里的／幽默的蓝眼／在惴想我幽默的心怀；／你金黄的卷卷长发／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幻想的多波涛的海……／沉浸在淡紫的宇宙里，／你安详地摆动着你／丰满的圆润的胸脯／--那使我遥遥地想起 ／拉飞尔的／充满妩媚的日子…… --《古宅的造访》 据诗人后来回忆：留法期间，他们为了学习法文，同室的俞福祚请了一位波兰女青年担任法语教师，每周晚上七至八时来住处教三次法语。一天，女教师来上课时，看到艾青桌上放着很多诗集，非常惊喜，他们谈论着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就这样，这两个陌生的青年男女，在诗神的引领下走到了一起。在艾青诚恳的请求下，这位波兰姑娘成了他的法语老师。 这位波兰女教师，毕业于华沙大学，她到巴黎是攻读心理学的。她通常到艾青的住所来授课，有时艾青到她的住处去学习。她那里，与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的巴黎市区不同，是一个"远离了喧嚣／蛰伏在圣经里的巴黎"，这使那个"从遥远的旅舍 ／ 经了长长的散步"来到此处的东方少年，"真像那久久倦游的旅客／走进了一座异地的教堂"，得到了片刻可贵的安宁。波兰姑娘的房间宽大无光，古色古香，室内摆放着"路易士朝式的家具"和"波斯纹彩的瓷器"；"黑色雕花的书架上"摆满了拉辛、莫利哀和雨果的全集。她用 "微颤的金声"向艾青讲述着"神和人的故事"、"太阳的故事"、"哀罗丝的故事"、以及缪塞诗里"一滴眼泪变成珍珠的故事"……。艾青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做起了一个圣洁而又悠长的爱的梦游，可是那学究气的古钟，用它那急促的鸣叫，催他默默地离去……。 此后他们常在一起谈诗论画，交流阅读心得，从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再到毕加索的抽象派绘画，可以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们也曾在深夜时分漫步于巴黎街头的林荫道上；艾青交不起学费时，她便请他为自己画一张肖像，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摆好姿势，让艾青作画，艾青反倒很拘束，没有画成。 不久，她的母亲写信要她返回波兰，她没有从命，她母亲就专程赶到巴黎来接她，并对她说："你要是不返回，我就永远在这儿等你"这样，她只好遵从母亲的旨意，决定回国。临行前，艾青到她的住处看望她，她十分动情地问道：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父亲、母亲、妹妹、弟弟。" "你与妹妹感情好吗？" "好。" "怎样可以到中国去" "坐轮船。" "需要多少天" "一个月零四天就可以到了。" "啊呀，那么远啊……" 在与艾青对话时，她的眼睛望着墙角，几乎要流下泪了。临别时，艾青送给她一本书作为纪念。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题辞："当你拿起这本书时，就会想起东方的一位少年。"随即又把中国的通讯地址写给她。 １９３２年４月，艾青在家小住时，曾收到她从波兰罗兹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她独坐床头，双手托着面颊，好像在凝神遐思一般。不久，艾青入狱，便请好友李又然用法文给她回了信。当她从信中得知艾青入狱后，便在给李又然的回信中问："为什么在中国画几张画就要进监狱呢我们有什么帮助他吗"表现出对艾青所遭不幸的深深同情与愤愤不平。艾得知此信后，便在狱中以深挚的感情写下了《古宅的造访》一诗，回叙了他与女教师那段难忘的交往，抒发了彼此之间结下的那份纯真的友谊和美好的情愫，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位波兰姑娘那灵秀的倩影。 差不多６０年之后，当艾青忆及此事时说："我出狱后，她就无音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不知她怎样了我看她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后裔，那就更糟，希特勒是不会放过她的。""我们之间，还谈不上爱情，可以说是一种友情，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慕之情。" Ⅱ 如果说艾青与波兰姑娘之间的关系还停留在友情阶段的话，那么他与《救亡日报》女记者高灏则已步入了恋爱的门槛。他们俩最初是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相识的。高灏用甜美的声音、丰富的表情朗诵了艾青的诗，博得了全场的喝彩，艾青也为她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作品而激动。此后，他们经常双双出现在反侵略的诗歌朗诵会、音乐会和各种文人集会上，也常在一起散步、交谈。那时的高灏才２２岁，她丰姿绰约，举止典雅，颇具东方知识女性的独特神韵。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说她是"西施般的美女"，具有那种难得的"女性的温柔"见《抗日战争时期回想记》第１１章２９７页。艾青也曾回忆说："她长得很漂亮，温柔而和善，说话总是慢声细语，有一种甜润之感。她对我很有感情，我也很喜欢她。这事不久就传遍了桂林，都知道我们很要好。" １９３９年夏秋之际，艾青与高灏等乘坐一辆车子去桂林远郊参观一个农场。路过一条山间的小溪时，他们下车步行。高灏身穿一件蓝色的旗袍，微风吹过，她那柔美的线条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她在小溪中一边洗脚，一边向艾青讲述童年的故事。参观回来后，他们又一起去看望老朋友鹿地亘和冯乃超，一直畅谈到熄灯，才由冯乃超举着蜡烛送他们下楼。走到楼梯拐弯处，冯乃超回去了。这时，走在前面的高灏突然回过头来看了艾青一眼。这一眼，是如此强烈地攫住了诗人的心，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过了４０年的风雨人生之后，他还没有忘记这黑夜中闪光的一瞥，用他那颤抖的诗笔记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有那么一双眼睛／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你和她挨得那么近／突然向你闪光／又突然熄灭了／你一直都记得那一瞬。 --《关于眼睛》 是的，艾青与高灏的邂逅真是突然出现又旋即消失。当高灏得知艾青欲与妻子离婚时，连说了几次"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不久，她就听从母亲的选择，与一个中学教务长结了婚。婚后，高灏郁郁寡欢， 得了精神病。有一次荒芜去看她，她拿起《向太阳》要朗读，并不无遗憾地对荒芜说："我没有屠格涅夫夫人那样能够为丈夫朗读作品的幸福……" Ⅲ 如果说，艾青与西方女郎孕育了一种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情愫，与东方女性又演出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悲喜剧，那么，他与捷克汉学家丹娜则结下了珍贵而感人的纯真友谊。１９５４年，丹娜受聘来北京外语学院任教。教学之余，她热心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艾青等的作品，其间常与艾青见面交谈，并一同拜访过大画家齐白石。１９５７年，她回国时，在机场欢送的人群中没有找到艾青；回国后，才知道艾青已被打成右派。她不明白，这样一位正直的诗人，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她为此愤愤不平，并通过大使馆对中国提出了抗议。此后，她曾多次给艾青写信，受难中的艾青有时接不到信，有时收到了信也不敢回信。而丹娜则一直在翻译艾青的诗，并出了捷文版的《艾青诗选》。她的译文被转译成英、法、德、意、瑞典、荷兰等十几种文字，传遍了整个欧洲。后因遭遇个人生活的不幸，离婚后只剩下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属于她个人的惟一财产，她曾一度陷于孤苦无告之中，写下了一些抒发内心苦闷的小诗，其中有一首《忆友人》，传达出对艾青诚挚的思念之情： 浓雾笼罩着群峰，／耳边回响着单调的雨声。／在泥泞泞的小路上，／我那沉重的心／正萌发着一个美丽的梦。／／雨、雾、山峦千万重，／它们能暂时地阻隔我们；／然而，当云消雾散、雨过天晴，／我们呵，定会再相逢！ １９７６年，她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再次访问中国的申请，未被获准。同年１０月３０日，迷蒙的大雾笼罩着捷克首都，丹娜驾驶的小车与一辆汽车相撞，不幸身亡，时年４７岁。 丹娜去逝两年以后，艾青才从丹娜姐姐给中国友人的信中得知这个噩耗。信中不仅告诉了丹娜的墓址，而且最后一段是专门写给艾青的："我不知道，你们可否把丹娜去逝的消息告诉诗人艾青，如果可以，那么请你们向他转告：丹娜一生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位她最喜爱的诗人。"艾青读了这封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昔日与丹娜相处的情景，丹娜的音容笑貌，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凌晨，艾青写下《致亡友丹娜之灵》这首近８０行的悼亡诗。诗前有这样的题辞："谨以哀诗一首呈献于布拉格奥尔桑１号公墓９区３８号丹娜的骨灰盒前"。诗人虽没有摄下丹娜的身影，但却以深情的语言回顾了与她交往的情景，抒发了别离之后彼此之间相互思念的真挚友情：诗人在"甩袖无边的大荒原"，还曾收到过"来自布拉格的明信片"；当"维尔塔发河边发生了地震"时，诗人"最先想到的是你 --／一个正直人的命运"；当听到丹娜因车祸身亡的噩耗时，诗人的感觉是如此的惊愕： 我好像看见一株葱翠的小松树，／突然被狂风连根拔走了；／我好像看见一座正在延伸的桥梁，／突然被山洪冲断了…… 诗人一方面在悼念不幸的亡友，赞美她的正直与深情，同时也在倾诉自己２０余年坎坷的人生体验，诉说那绵绵无尽的痛苦思念： 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一年，／我总算恢复了应有尊严，／你听到这消息该多么高兴，／因为你一直为我的处境愤愤不平。／／但是，你已长眠于九泉之下／再也听不到我的歌声 ，／这歌声你是熟悉的--即使最欢乐的时候也有悲酸……／／而在我的桌子上，／留着你送给我的烟灰缸，／它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依然闪闪发光……／／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多么可贵又多么艰辛--／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像地震后拣起的瓷碗，／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 ，／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安息吧，／亲爱的丹娜。 据说，艾青写好这首诗时刚好天亮，他兴奋地叫起高瑛说："我写了一首诗，念给你听听。"他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眼泪。艾青晚年还不止一次地与人谈起丹娜，说她"性格很文静，温柔，但是又很倔强。我国去捷克的不少人都是她的学生。我曾托人代我到她的墓地献花。外国语学院为她开了追悼会，会上朗诵了她的诗。听得出，她的诗中带着难以名状的悲哀。""她的诗写得很好，有大诗人的才华。"这两位东西方诗人的生死之交与心灵对话，是多么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 流放的爱情——艾青和高瑛的故事 1996年5月5日，著名诗人艾青因病逝世。这位诗坛大师的去世，使所有热爱他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哀悼与怀念之中，而最悲痛的莫过于艾青的夫人高瑛。 艾青，以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关注人类命运，歌唱母爱、和平和友谊，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时代造就了诗人艾青，而在艾青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中，却有几位女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幼年时代的乳妈大叶荷，对艾青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影响的，还有几位女性—— 张竹茹，艾青的第一个夫人。用艾青的话说，与张的结合本来就是没有萌芽的爱情，是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高浩，三十年代末《救亡日报》一位22岁的女记者，是艾青热恋的女性，但他们的恋爱“在尚未开花时便折断了”。艾青名著《诗论》的第一读者是高浩，她对于该书的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 韦荧，艾青的第二个夫人。 高瑛，艾青的第三个夫人。 可以说，高瑛是对艾青帮助最大、爱护最多，真正与他同甘共苦的唯一女性；是高瑛陪伴着艾青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使艾青在晚年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迎来了诗歌艺术的第二春。 　　1996年6月6日正，笔者来到艾青家，看望高瑛。仍处于悲痛之中的高瑛，刚从浙江金华返京，带着旅途的疲乏，向笔者讲述了她同艾青走过的40个春秋。这是风风雨雨的岁月，是艰难坎坷的岁月，也是诗人和知音、丈夫和妻子、爱人和伴侣相互关怀、相互鼓励、相互热爱的岁月，支撑着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便是人间的真情和坚贞的爱心…… （一） 在高瑛眼中，艾青是一位正直的诗人。 　　认识艾青之前，高瑛爱艾青的诗；认识艾青之后，她更爱艾青这个人。艾青为人真诚，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会说假话，高瑛说：“他比我还要真实。”艾青认识高瑛后，也为高瑛的率真、美丽所打动。高瑛是一个要强的人，天真、幼稚，不隐瞒任何事情。她的典雅独特的气质，使艾青深深地爱上了她，并开始追求她。 　　那时，艾青同韦荧感情已经破裂。 　　高瑛已有过一次婚姻，但并不幸福。 　　于是，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爱了，走到了一起。当时，高瑛比艾青小23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高瑛走进了艾青的生活中，四口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6年3月27日，既是艾青的生日，也是他同高瑛结婚的日子。尽管在这之前，艾青在文艺界已开始遭到批评，但深深爱着艾青的高瑛毅然决定宣布他们的婚事。 　　然而，艾青和高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运动正在向他们逼近，他们爱情与婚姻的序幕，正是苦难生活的开端，并从此决定了他们将相依相伴熬过最苦难的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作为丁玲的朋友，艾青想不通。虽然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任何攻击党的言论，虽然他只是说了“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他也只在作家协会的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的话。所以，艾青只是替丁玲说过话，他只是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发过牢骚。但他说的是真话，说真话的后果是：被责令检查，接着是一顶“大右派”的帽子，随着是一连串的惩罚： 　　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 　　1958年4月被撤消一切职务。 　　这还不算，艾青一家人的厄运才开了个头。 　　作为“大右派”的妻子，高瑛开始受到迫害。单位有人找高瑛谈话，想通过她来检举、揭发艾青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但高瑛什么也交代不出来，她写道：“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还不死心，想逼她就范。 　　一天， 单位通知高瑛开会，到了会场，高瑛才知道是团总支大会。人很多。 　　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欢迎高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同‘丁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勇敢地检举揭发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 　　听到这话，高瑛只觉脑子一片空白，耳中嗡嗡作响，她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她怎么可能出卖自己心爱的丈夫，而且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反党言论啊。安静下来后，高瑛发言说：“我首先声明，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虽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我确实没有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我没法揭发。” 　　会场一下乱起来，不少人冲着高瑛大喊大叫，各种难听的话迎面而来。 　　高瑛思绪万千。他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党教育她实事求是，不能诬陷好人，也不包庇坏人。她没法和艾青划清界限，更不能和艾青离婚。“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高瑛的决定，令大会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但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逃离会场直奔家里。 　　回到家中，高瑛抱着艾青大声痛苦：“艾青，我是从会场上逃出来的。”望着伤心的妻子，艾青深感内疚：“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 　　“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高瑛说。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艾青濒于崩溃。他想不通：自己被打成右派，简直是笑话！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右派？ 　　看到报纸上赫然显示的“反党集团”名单中自己的名字，艾青的精神绝望了，不禁失声痛苦，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啊。 　　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高瑛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高瑛以她女性特有的爱心和细心，在关怀爱护着一个诗人。 她带艾青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看那些老人们下棋； 她陪着艾青去中山公园，去看各种花卉。 　　一次，他们刚坐上一辆三轮车，神志恍惚的艾青，便用手去打车夫的屁股，大喊道：“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 　　三轮车夫很恼火：“你这同志怎么打人呢？” 　　高瑛赶忙解释：“对不起，他精神不好，我多付给你车费，快走！”一边安慰艾青：“我们看花去了看花去了。” 　　从那以后，为了不再让艾青的精神受到刺激，每天早上，高瑛就站到门口去等报纸，收到报纸后，他总要先检查一番，凡有“反党集团”和“右派”之类字样的报刊杂志，就赶紧扔进垃圾箱里——在那雪雨腥风的年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就是这样，用坚贞的爱情支撑着瘦小的身体，使自己站成一道墙，为诗人遮着风、挡着雨…… （二） 　　1958年春天，艾青和高瑛一起坐车离家，前往北大荒。 　　在艾青被打成右派期间，一个将军——359旅的王震却向他们伸出了手：“艾青同志，你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你不是右派。” 　　1959年9月，艾青被王震接回北京，度过10周年国庆。在王震的建议下，他们便奔赴新疆了。在石河子，他们受到贵宾的礼遇。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为艾青等一批著名人士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中国，艾青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的火花又熄灭了。 　　艾青一家陷入更艰难的处境。 　　在被抄家、批斗之余，1967年10月的一天中午，一伙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闯进艾青家中，不由分说把行家具全部扔到一辆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到一个极其艰苦的地方——师直农场一营八连，它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在农场连队，艾青被分配管理林带。后来有人气势汹汹地宣布：“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去打扫所有的厕所。” 　　戈壁滩上的冬天是寒冷的。四壁的透风的厕所里，尿和屎都结成了冰。艾青戴着厚厚的棉手套，先用钢钎在一个个屎槽里把冰层凿开，然后在挥动丁字镐，把坑里的冰块捣碎，再排除出去。艾青打扫的厕所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用坏了不知多少棉手套，而高瑛又不知在多少个夜晚，将他的手套补了又补——仿佛是在修补残缺的岁月，修补那破碎的心。 　　作为艾青的妻子，作为六口之家的主妇，高瑛的担子是沉重的，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仍将强颜欢笑，因为他了解艾青倔强的性格，他还必须要给他以尽可能的照顾和安慰，她要让艾青和孩子们活下去。 　　有一天，高瑛回到家里，发现家中挂衣服的架子上面的沟全掉下来了，电灯泡被摘了下来，放在桌子上，灯丝却是完好。高瑛心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抱着艾青急切地说：“你是不是又想歪了？去年你对我说让我跟你走要准备着吃苦头，我没犹豫过。我早就说了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走，我没法跟你划清界限，我不认为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嘛。那么大的政治压力我没有畏惧过，是不是这样？”艾青悲痛地说：“我真想死，可是一看到孩子，想到你这么年轻，我就想，我死了你们怎么办？高瑛啊，想到你们，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了。” 　　高瑛听了艾青的话，抱着他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悲伤：“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还有孩子，要是没有孩子，我也真想早跟着你去死。死是多么轻松的事呀……可孩子是无辜的呀……我们还是得活下去。死皮赖脸地活下去！” 艾青与高瑛再次经受住了生与死的抉择，爱情的力量又把他们拉回到人生的艰难的旅途上。于是在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之后，在“小西伯利亚”的这个贫寒的家庭中，更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温暖—— 　　艾青的工资已经停发，每月只给15元生活费。没有钱买烟的日子，高瑛为艾青卷着一只又一只莫喝烟； 　　高瑛把一点细粮几个馒头让给艾青一个人吃，艾青又推给孩子们吃； 　　哪怕只有一个鸡蛋，艾青也要把它平均分成四份，分给四个孩子吃——而其中两个孩子并不是他自己亲生的——谈到这里，高瑛眼中充满了泪水，它饱含着妻子对丈夫的感激，伴侣对知音的爱情，这种人间真情是谁也无法抹掉的。 　　至于高瑛自己，曾经因为是大右派的老婆而被一个校长毒打的事，她却从未向艾青提起过。那一次是连队里一个哑巴职工抱住了那为挥动拳头的校长，把他推了出去……回忆这一幕，高瑛感慨万分，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场合，竟是由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在教那些会说话的人，什么叫真、善、美……这种善良的人性之光，在“小西伯利亚”的黑暗岁月中时时闪烁着。 　　艾青一家随着斗争的升级又从两间旧土坯房赶到了一间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都偷偷地自动来帮忙，往地下深挖半米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才真正可以直起腰抬起头来。 　　善良的人们知道艾青一家的艰难，于是纷纷伸出友谊的双手，有的送来白面，有的送来莫合烟，有的探亲带回肉食，都偷偷给高瑛送来。 　　艾青一家也用自己真诚的心来回报着人们。连队里有个上海的知青郭建雄，艾青和高瑛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他，为之穿针引线，架起鹤桥，操办婚事。后来，当郭的妻子小杨生孩子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农场医院又相距太远，大家束手无策时，在艾青的建议和鼓励下，高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担当起里接生员。于是，再条件十分简陋的大漠中，高瑛亲手接收了一个小生命的呱呱坠地。听到孩子的哭声，爱情紧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他为新生命的诞生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