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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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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doc】“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 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_' 批评与一露一 大我''与"小我,' 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钱定平的《花妖》(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1月)和李 敖的《虚拟的十t岁》(以下简称《十七岁》,台北展智文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5月)于2008年先后出现于海 峡两岸文坛,都是以知性之笔写知识分子题材,甚至都写了 老年男性与年轻女子的性爱,但两位作家的写作境遇不大 相...
【doc】“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doc】“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大我”与“小我”——钱定平《花妖》和 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_' 批评与一露一 大我''与"小我,' 钱定平《花妖》和李敖《虚拟的十七岁》比较之我见 钱定平的《花妖》(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1月)和李 敖的《虚拟的十t岁》(以下简称《十七岁》,台北展智文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5月)于2008年先后出现于海 峡两岸文坛,都是以知性之笔写知识分子题材,甚至都写了 老年男性与年轻女子的性爱,但两位作家的写作境遇不大 相同:李敖是在玩够了,也玩转了社会人生之后,以冒天下 之大不韪的匪气和霸气玩了一次十足的自我游戏——从十 七岁女孩身上获得重返时光的力量;而钱定平则让他的《花 妖》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人生.如果将写作境界分为"大我" 和"小我",那么,《十七岁》属于"小我"写作,而《花妖》近 乎"大我"写作. 一 两位"传奇"作家不约而同的写作模式: "情感+知性" 两部小说的作者有着相近的不凡经历:首先,二人都是 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李敖出生在日本占领下 的伪满洲国,父亲李鼎彝曾在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 接受教育,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李鼎彝的老师,李鼎彝 也积极参加过抗日斗争.1949年李敖随父母去了台湾,以 后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下跌宕起伏进出囹圄的人生.而 小李敖好几岁的钱定平祖籍湖南?,父亲钱剑夫就读于香 港大学,师从许地山等名师,钱定平40年代随父迁居上海, 80年代旅居海外,执文理两科之教鞭而厕身欧美大学多 年.二人都是饱经民国忧患的一代知识分子,又分别在海 峡两岸历练各自的政治人生.超越历史,地域的时空培育 了二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倾向,在《十七岁》中表现为对 国民党政府和台湾当局无情的嘲弄和批判;在《花妖》中则 体现为对过去的反思,对身历历史的忏悔与担当.其次,二 人在中外学养上同样的博学多闻.李敖博洽古今,至今已 出版了百余本文史专论,杂文和政论等各种"禁书";钱定 平则如闲云野鹤,文理兼通,虽然迟至90年代未才开始创 作生涯,但至今已出版多种跨越异域文化又跨越文理科界 限的着作.这些相同又相异的社会人生经历如今沉淀在各 自的笔下,赋予这两部作品特殊的政治,历史意义和将它们 雹 詹春花 进行比较的价值. 两位作家既然都是文人学者出身,这两部小说都采用 了"情感+知性"的写作模式也就不足为怪,即两书不约而 同都写了艺术家与模特的老少恋题材:《花妖》写的是老画 家与年轻模特的黄昏恋(另一条线索是一年轻画家与另一 模特的朦胧爱情),《十七岁》写的是"文学大师"与未成年 "写作模特"的激情"演出",两部小说都在探索"性"在古老 中国的深层意义.在表达上,两部小说也都比一般以故事 情节作为审美愉悦目的的小说承载了更多的说理或议论成 分,因此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知性小说.这里,"知"既指知 识,也含哲理,理性之意.例如,它们都直接引用了不少外 语词句,都运用了诸多典故逸闻,还将科学和艺术加以有机 演绎,等等. 知性与审美在性质上本是互不相容的.亚里斯多德在 《诗学》中说:"与其说诗人是韵文的作者,毋宁说他是故事 或情节的作者,因为他之所以为诗人,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模 仿因素,而他所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亚里斯多德指明诗 的模仿对象是行动,即以时间,空间为位移的事件,而不包 括说理.小说无疑属于亚氏所谓"诗"的范畴,是以虚构 "事件"为旨归的,但传统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情节遭到 了"尤利西斯式"的解构,《尤利西斯》往往借人物之口而大 发议论.知性小说走的是乔伊斯路线,那就是尽可能让更 多的知识理性搭上小说这趟快车.如韩少功的《马桥词 典》,作者甚至颠覆了小说的叙事,常常让"论"占着上风, 但总的来说,《马桥词典》由议论和叙述共同织就的那道人 文关怀总是时时揪住读者的心,因而不失为新时期的另一 种经典.那么,《十七岁》与《花妖》的"情感+知性"模式各 自具有怎样的特色?在文学的殿堂里又以怎样的试金石来 衡量它们呢? 二道德的虚无与道德的"紧箍咒" 李敖自诩以"新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之姿创作《十 七岁》,对当今科技日益发达的忧虑是《十七岁》的一个重 要主题.作者认为,现代科技带来的是排山倒海似的千奇 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9.5 百怪的机器人,人类最后的自救是掌握住最后的那片灵光, 也就是,只有在电脑到不了的地方,在非自然科学的人文 上,而不是在数字上,记忆上或棋盘式的推演上,表现出哲 理式,串联式,综合式的理解,这就是"超神童现象".而女 主人公朱仑,"她以优美展现出'超神童现象',她用漂亮赤 裸的大腿,跨越到人工智慧达不到的'势力范围'„„是用 十七岁的青春美丽,包装了古往今来,包裹了人工智慧,包 罗了真象,假象,与万象,又包藏了祸心."?可见,在朱仑身 上,既寄托着作者与科技纯理性抗衡的人文理想,同时,朱 仑也是人类感性和欲望的载体,与博学的"大师"相对应和 补充,他们分别代表人类的阴阳两面.这就是《十七岁》给 予我们的哲理启示,或"新时代的思想". 但这个"新思想"缺乏有力的社会伦理的支撑.正如 亨利?詹姆斯曾指出《包法利夫人》的缺陷在于高度的审 美技巧与道德,人性的贫瘠之I司的不协调;而《十七岁》中 的不协调,在我看来,则存在于对感官的太多关注与道德, 人性匮乏的失衡.从局部细节来看,《十七岁》不乏精彩的 对人性的探讨,如人的自我分裂,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冲突, 人的软弱性等,但这些都因为整个作品的审美趣味的低俗 而得不到有力的回应.又,写惯了政论批评的李敖,同样在 小说中"发扬"了嘻笑怒骂的文风,使《十七岁》带有强烈的 批判色彩,不过他的批判带有太多的毒性,他把所有神坛上 或社会舞台上的一切都要奚落一番,从宗教信仰到孙中山, 在他笔下都得到扭曲;在叙述者"大师"那里,也永远没有 最高的敬畏,除了他自己.李敖用尼采式的铁锤砸毁了一 切偶像,但他对真正的建设——不管是文化建设还是心灵 建设,却是漫不经心,并落入他自己的欲望陷阱和伦理道德 的虚无,这尤其表现在他的"性"叙事上.应当将爱情和性 区分开,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这样告诉我们:"性表现了人的 堕落„„在最强烈的性行为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个性的成 分,它完全把人和动物界结合在一起."?《十七岁》中的 "大师"恰恰"不谈爱情",只要"演出",这就沦入了动物性 的欲望;而且,作者让一个十七岁女孩无端地与一个六十七 岁的男人玩着性爱游戏,其所作所为既缺乏合理的逻辑,也 违反社会公德,甚至戕害人性. 如果说《虚拟的十七岁》是飘浮在道德虚无的云端,那 么,《花妖》却是将双脚踩在现实的大地上.首先,《花妖》 通过叙写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使作品具备了历史特 质.老乔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远 赴重洋,归国后本是一展宏图之时,而各种政治运动将他们 弄得筋疲力尽,有的甚至搭上了性命.从这个意义上讲, 《花妖》遵循了写实的手法,随着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也 带出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除致命的政治运动,还有改革开 放后的贫穷与罪恶,城乡之别,校园里的尔虞我诈等,对这 些现象的揭示都带有真正的批判力度.其次,《花妖》所写 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情感故事都可读做爱情故事,而不只是 性.它们都是发生在家庭伦理的强大背景之下.曾经目睹 诸多同胞精英归国后的悲惨遭遇,作为幸存者的老乔背负 着这些历史的因袭,本已心灰意冷,但在自己的模特傅萝苜 女性力量的感召下焕发出了新的艺术生命.老乔的故事是 不是也可以这样解读:女性,是比所有的政治力量和宏大口 号更为有效的生命之源.然而,老乔和傅萝苜在偷食了禁 果后承受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压力,在老乔死后,没有 "名分"的傅萝苜带着道德谴责备受打击.同样,年轻画家 乔厚生在职场和爱情上的失意,以及他与另一模特罗木艾 的故事,则带上了更多的时代色彩,折射了一个社会转型时 期在潘多拉盒子打开后人性的群魔乱舞的现实图景.在厚 生与木艾之间横着一道木艾为有夫之妇的世俗之墙,并且 木艾也为自己丑陋的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蕴含在《花 妖》中的情感在昭示我们:冲破年龄和世俗障碍的爱情无疑 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但爱人者与被爱者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也戴着道德的"紧箍咒",一旦逾矩,就意味着因果式的惩 罚,这是《花妖》的道德宿命,也几乎是所有文学的道德 宿命.. 三女性:作为他者还是欲望主体 《十七岁》和《花妖》都写了老年男性与年轻女子的两 性关系,都带有浪漫化的理想色彩,作品中的女性是相对于 男性中心而处于客体位置的"她者",但两部作品还是表现 了程度上的差别,前者倾向于男性对女性的玩弄,对十七岁 女孩的性格刻画是苍白的,虽有所谓的聪明博学,但那不是 女孩自己的声音,充其量只是作者虚拟的对话者,有如傀 儡;《花妖》则有所不同,女性既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也作 为欲望主体而存在. 在《十七岁》发表之前,李敖还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 《北京法源寺》(2000年2月台北修改初版)和《上山?上 (2001年5月台北出版).《北京法源寺》虽有"诺 山?爱》 贝尔文学奖提名"之说,但已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确是盛 名之下,其实难符.这是一部以男性群体为叙事对象的历 史小说,它追述了围绕北京法源寺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 史事件和人物,尤其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发动的戊戌 变法为重心.而《上山?上山?爱》则是写一个名为万劫 的男人先后与一对母女的性爱纠葛.对于李敖的这两部小 说,已有学人指出,它们分别代表了李敖与"政治"和"性" 的关系,认为两部小说中的两个叙事者分别对应于现实生 活中李敖的两个强势自我,一个是杂文中强悍而霸道的"政 治自我",另一个是对于女性的"人性自我";而在李敖的 "性政治观"中,性与政治是互为阐释的"互文"关系.如 果我们承认对李敖这两部小说与自我关系的此种解读,那 么在《十七岁》中李敖尽力将性与社会人生结合起来,也在 尽力将《上山?上山?爱》中所谓"以形而下之器来论形而 上之道"的"形上"与"形下"结合起来,但结果并不尽如人 意,"形上"失去了清晰的轨迹,只剩下过度发达的"形下". 不满足于男性对女性肉体上的取悦,在《十七岁》中, 作者借用科幻手法,将电脑芯片植入十七岁女生的大脑中, 使之具有与大师对话的超人智力,且这种智力的开发又需 "大我"与"小我" 要大师的不断点拨,于是故事似乎就拥有了顺利进展的动 力,大师也就可以一逞博学的口舌之才;随着天才女孩的夭 折,大师的生活复归于平静.就是这样一个泡沫型故事,它 时时在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力.可以看出来,传统小说所追 求的情节丰富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陌生化"愉悦在这部小 说中被抛弃,读者惯于享受的审美趣味有被知识趣味所取 代的危险.为了弥补由知识所带来的沉重和艺术贫乏,作 者使出了他生活中一贯的大胆作风,以夸张的"性"趣进行 渲染.如果将整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浓缩为一个意象的 话,那么最终只剩下"菲勒斯"(Phallus)的自我崇拜,女性 只成了这"菲勒斯"崇拜的形而下之器,男性眼中的"他 者". 再看《花妖》.在《花妖》中,女性对男性的作用比《十 七岁》要明确得多.她们以自己的美貌和善良帮助"他们" 重获青春和灵感,原本空虚的男性世界因为女性的介入而 变得充实.并且,《花妖》中的两个女性在承担起拯救男性 角色的同时,她们又是男性社会的牺牲品:要么是家庭伦 理,社会恶势力的牺牲品,要么是其他男性欲望的牺牲品, 这就是女眭的悲哀,也是社会荒诞的一面,从而显示出作品 女性形象的力量与社会意义.这种力量与意义却是《十七 岁》所缺乏的.更重要的是,与《十七岁》女性角色不一样 的是,《花妖》的女性不完全以男性为中心,而是有女性的 视角,让女性也以欲望主体出现.傅萝苜对老乔的感情建 立在对老乔的关心之上,不是空穴来风,不像《十七岁》的 "主题,直奔"智者"的 十七岁女中学生,赤裸裸直奔"浴缸 虚拟幻境之中.至于罗木艾,虽然身份卑微,屡遭坏人践 踏,但她还是充满对真爱的渴望,梦想着画家的肌肤之亲, 也充满了对恶人的刻骨之恨,这样,一个主体的而不是客体 的女性形象就灼然可见了. 四"小我"与"大我"之境 作家选取自我与社会的素材可以概括为两种方式,一 是从"我"写起,由我达到社会;一是从"他们"入手,在"他 们"中注入自己的情感.从"我"写起,"我"即使写自己的 经历,也不过是把自己的经历作为摹本,以与大众的视域和 情感相融合,获得共鸣,典型作家如黑尔曼?黑塞,他的作 品系列从青年写到中年再到老年,是从自我体验出发,但超 越了自我小天地,反映的是不同阶段及不同时代的危机与 社会问题.大部分作家选择的是从芸芸众生中选取素材进 行加工创作的方式,正所谓从张三身上写手,从李四身上写 性格,而合成作品的人物,莎士比亚,曹雪芹使用的就是这 种方式.这两种写法无分高低,但作品反映社会的深广度, 却分明掂出作品的含金量.T.s.艾略特曾在《传统与个人 才能》中说:"诗人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种更有价 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 牲,继续不断的自我消灭."?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写作理解 为一个将作家个人情感与大众情感逐渐融合的过程,也就 是一个将作家的"小我"融入到社会的"大我"中的过程,越 是能反映社会广度和人性深度的作品,就越能成就"大 我".二者之间的平衡就如踩在钢丝绳上,属于"小我"的 自我太多,就遮蔽了"大我",削弱了作品意义;反之,"小 我"太少,则沦为"样板戏"或主题先行的假大空.《十七 岁》和《花妖》在伦理道德和女性批评上不同的价值取向就 导致了这两部作品在审美境界上的区别,即"小我"和"大 我"之别.《十七岁》属于"从我写起"类,较多倾向于私人 性写作甚至"身体写作",并且,在虚拟智性人生的个人情 感经历上,它没有突显出作品的象征性及对人类的整体关 怀.而《花妖》属于"从他们人手",类,超越了个人"自 我",具有更多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感,指向无限的"大 我". 《十七岁》的一个明显局限在于作者未能跳出自我的 小圈子,只局限于"性"这一单向度,而且是脱离了社会关 系的"性",它没法走向多维的"大我".这里,李敖再次误 入了他的"性笔囚笼"——他在《上山?上山?爱》中所遵 循的"脱了裤子谈思想,用言说身体的方式来谈古论今"的 创作形式已招来非议,因为"一个好的小说家要刻画的不只 是自我的个人需要,而是要阐发他笔下人物在造出的环境 中的需要".而且,好的小说不是迎合读者的低俗趣味, 相反,应做到如贺拉斯所言寓教于乐,也应如亚里斯多德所 要求,起到灵魂的净化作用.而李敖在《十七岁》中继续走 在误导娱乐的雷区,他所谓"十八岁以下不能看,八十岁以 上也不能看(看了都要偷买威而钢)"?其实是在帮他自己 把作品往垃圾里扔.即使他以之自炫的性爱描写吧,它们 因缺少了生活自身的合理逻辑而显得异常干巴,使人置身 如怪石嶙峋的拒斥与精神贫瘠之中.相反,《花妖》绝无李 敖式的个人卖弄,文字唯美,以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为旨 归,因而也会走得更远.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给小说大家下了一个定义, 即:"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 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 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 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利维斯确立了以简?奥斯 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D.H.劳伦斯为 代表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利维斯所确立的传统标准即 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标准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作家 应舍弃狭隘的自我,将"小我"置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大我" 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衡量《虚拟的十七岁》 和《花妖》的得与失了. 注释: ?李敖在他的《蒋介石评传》一书中考证蒋介石并非日本士官学 校学生一案时,查证当时共四个姓蒋的士官生中"第四期蒋国经,湖南 常德人",此蒋国经即为钱定平的外祖父. ?引自[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 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lO月第2版,第 44页. ?《虚拟的十七岁》第224页. 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9.5 ?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洛丁:《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很可疑》,见《出版参考}200o 年第8期. ?黄沙小岸(吴翔):《李敖的"玩偶之家"——关于小说(上山? 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中的"男权"精神》,《世界华文文学论 坛>2005年第l期. ?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 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张慧敏:《"性"笔囚笼——读李敖(上山?上山?爱)》,<南方 文坛》2001年第5期,第67页. ?李敖:《我写(虚拟的十七岁)》,见《虚拟的十七岁)第574页. ?F.R.利维斯(F.R.Leavis):《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 ?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崇高价值的诗意表述 任秀蓉晓原 就写诗而言,诗人海凡先生始终恪守着一个自己内定 的原则:注重对崇高价值的发现和艺术传达.正是基于这 样的写诗原则,他在《人民文学》,《诗刊》,《诗歌报月刊》, 《星星诗刊》等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诗歌作品,和陆 续出版的《纯情的歌手》,《走进红都》,《帆从海上来》,《风 中的回望》,《海凡诗选》等5本诗集,其内容构成鲜明地体 现出对崇高价值的诗意表述,并逐步成为在四川当代诗坛 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政治抒情诗人或"红色诗人".本文 就是通过对其《海凡诗选》的评价,来阐释和发掘这种诗意 表述的价值所在. 就海凡的诗歌创作而言,可能给许多人的普遍印象便 是他那种非常强烈的另类写作.这里所说的另类写作,并 不是指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领域里正非常走俏且充分显露出 形而下的生存意义的另类,也非那种一味站在反传统文化 立场上竭力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追求,做派等主动定位于 社会时髦范畴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另类,而是指精神上的 一 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或者说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显现出的 有别于同质性倾向的写作风尚——以写中国历史进程里的 容的主导. 风云人物,政治领袖,英雄豪杰作为自己诗歌内 通过对他们的历史传统,领袖风采,英雄气概,大家风范的 细致描绘和深情歌咏,来彰显富有崇高美学意义的诗歌风 格和审美精神.他的这种写作倾向,不仅没有同正处于流 行浪潮的创作时尚亦步亦趋,叠合押韵,而且很富于独来独 往的气概和"我手写我心"的勇毅.纵览整个中国新时期 文学,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在 社会内容的传表还是在写作题材的展示上,大多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沉溺于揭露或是抨击的层级里,仿佛唯有揭露和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林 抨击才是最有意义的写作方式,才最能彰显作家灵魂的声 音,情感的力量和审美的意向,如此一来,那些林林总总的 社会生活的阴暗,个人肌体上的病疽,群体化的畸形变态等 便被文学竭尽能事地批量生产和肆无忌惮地皲染夸张,并 成为文学接受群体观察世界,探视社会,叩问时代,打量生 存的主要渠道.?姑且不论这些文学作品在表现上存在着 表面化和偏狭性的问题,就是它们的客观性和公允性都是 很值得人们质疑的.如果我们从理性深度加以审查,那些 作品的描写内容是很难得令人信服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 民族的前行,已经昭示出一种必然的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历 史进程总是在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美与丑的激烈搏杀 中得以前进的,也是在人性的康健和质美的向度上一往无 前的.以事实而论,我们已经在经济建设的稳健发展态势 中领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自信与从容,虽然存在 着某些问题,但这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这些问 题也并不能根本抹杀整个社会前行的主流.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只去看阴暗变形的一面,而不顾及它主体健康的一面? 世俗的潮流,物欲的怪圈,文化的迷茫,心理的变形,权力的 阴暗,知识分子的精神向物质的坠落,灵魂向肉体的屈服, 又是否同这样的写作态度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从这个意 义上讲,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对当前的写作时尚加以重新审 视和智性梳理. 同当下的写作风尚相比较,海凡的诗歌首先表现出在 题材选取和诗意传达上的别样.诗人尽力从历史与现实, 内里与本质中寻找人类社会和我们民族的精神崇高的根由 所在,以现实存在中特立独行的正直灵魂和健康精神来审 视历史与现实,伟美与素朴,雄浑与健硕的全象描绘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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