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湖北大学首任校长

忆湖北大学首任校长 编者按: 湖北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徐章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月14日10时8分与世长辞，享年78岁。 1955年秋，徐章煌同志被分配到湖北师专(今湖北大学)化学系工作，此后一直在学校任教。他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发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了《简明化学词典》、《聚合物试剂及应用》等学术专著。 湖北大学成立后，徐章煌同志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在他的带领下，经过10年奋斗，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 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徐章煌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履职10年。1993年，他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之后，淡出人们的视野，过着普通教师的生活。去年教师节，我为先生赠联一幅:执教四十载，悉心育人，桃李满天下;理校十余年，励精图治，师生有口碑。万万没有料到，四个月之后，这幅赠联竞成了悼念先生的挽联。 作为教师，徐章煌是位德艺双修、受学生尊敬的好老师。 作为领导，徐章煌是位励精图治、受师生爱戴的好校长。 作为长者，徐章煌是位平实厚道、受邻里敬重的好老人。 这是徐章煌逝世后，许多人对他的。 他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对学校怀有深厚感情，为学校发展负重前行;他作风民主，集思广益，注重调动和发挥师生的积极性;他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他生活俭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这是上级组织对他生后的定论。 徐章煌喜欢思考问题，擅于语言表达。他讲话虽带着较浓的江西上饶方言，但质朴、简洁、深刻、幽默，具有很强的哲理性。 1985年，他在学校召开的一次全校干部会上讲， “我以为，当校长应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二是努力改善教职工生活待遇，三是全力推进学校发展。为了当好校长，我宁可身体搞垮，业务丢光。” 1986年，他与教务处的几位同志谈到:当好大学教师，一要会耍嘴皮子(讲课)，二要会耍笔杆子(写文章，搞科研)，比如某某老师。他说，只会讲不会写的老师要多练笔杆子，只会写而不会讲的老师要多练嘴皮子。大学老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要从教学、科研两个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当然还要有良好的师德，要热爱学生。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之后，他在一次领导班子学习务虚会上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一点我们明确了。但改革的关键是解决钱从哪里来(创收>，人往哪里去(富余人员的分流)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双轨运行，搞改革就像我们江西老家说的一句话，床底下舞板斧，有力使不开。” 1987年下半年，学校整党结束后，他在学校领导班子会上就干部工作讲道: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先学一步。衡量一个干部，不光看他在台上有多少掌声，还要看他在台下有多少骂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不应该是油水关系，更不应该搞成水火关系。 1988年秋，他与政治系、中文系、数学系等系的学生代表座谈时说，学生学生，一要学会学习，二要学会生活。作为大学生，不仅要关心自身的发展，还要关心学校发展，更重要的是关心国家前途。 1988年，在讨论为学校教职工配备燃气灶具时，他对几位干部讲道，只要对教职工有 利的事情就要抓紧办，对教职工不利的事情可以拖着办。 1988年，他与人事处等有关同志到红安县看望我校支教青年教师时说， “校友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过去，省、市机关到学校调干部，我们总是舍不得。今后，只要上级机关要，我们宁可打赤膊，也要把衣服脱给人家穿。” 1989年，他在一次教职工座谈会上讲， “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党的规矩，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我以为，贯彻好民主集中制，一是作为领导干部，要多一些民主意识，二是作为群众，要多—些集中意识。” 1990年，他与几位系级领导干部谈到，现在搞商品经济，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但买不到人心。干部虽有职权，但不一定都有权威。干部的权威，一靠权力，二靠自身的人品。人心的向背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关键。 1996年，他与几位离退休老教师、老同志说， “茶余饭后、谈天说地，是老年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谈天说地，要尽可能做到谈远不谈近、谈古不谈今、谈死(人)不谈活(人)。这样，可以减少是非，避免麻烦，不影响安定团结。” 徐章煌先生生前有许多妙语，这些妙语，从—个侧面折射了他的治校理念、工作思路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看法。仅以这些回忆，表达对他的追念。 (王体正) 二 徐章煌教授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在我心中，他是我做学问的老师，是我做人的典范，是我永远的师长。 1960年，我们开始了人生最珍贵的大学生活。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我们年轻气傲，好高骛远。但我们是幸运的，因为一直有徐章煌为代表的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教师，循循善诱，引导我们科学地认识自己，科学地认识未来，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上世纪60年代的武汉师范学院，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的学习没有任何松懈，而且培养完全是按当时综合性大学模式制定的，教材是国内一流大学编写和使用的，这样逼迫我们不得不努力迎头追赶。徐章煌老师当时给我们上“物质结构”课程，课本是北京大学徐光宪教授(院士)编写的，主要讲如何从微观的角度去了解物质及其变化规律。那个时代，没有电化教学手段，就凭一支粉笔和口述，要把我们习惯的对宏观世界物体的了解，深入到其中分子、原子的构建，从牛顿力学体系的思维，转到量子力学体系的思维。这其中理论上的艰深到思维上的困难，都是靠自学无法逾越的。徐章煌教授在课堂上帮我们抽丝剥茧，理清思路，从薛定谔方程的解，到电子在原子轨道上的填充、分子轨道的计算，都交代得明明白白，讲得清清楚楚。看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经徐老师一讲，似乎简单易懂了。时间虽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当时的同学相聚时还能脱口而出π键、大π键、成键轨道、反键轨道这些名词。现代知识的普及，电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上面这些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不算什么高深难懂的问题，但当时讲解这些并不容易。我认为，教学中最关键的还是课堂教学，讲好课的最高境界还是深入浅出。不管多难的问题，只要能抓住精髓，以简单的语言，让学生理解、记住并运用，这才是真功夫。我始终激励自己，学习好徐老师的精神，努力钻研，厚积薄发，当好人师。 现在，湖北大学在国内外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以数百篇计。但上世纪60年代，武汉师范学院在中国化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只有徐章煌教授。这在当时对我们学生是极大的鼓舞，不管条件如何，只要努力，仍然可以开展科学研究，做出成绩，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徐老师当校长后，经常给我们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搞科研不仅要发高水平的论文，还必须和企业联合。当年，他亲自带领一批有经验的教师到宜昌有关企业单位考察、调研。每当化学系在这些方面做出一点成绩，他都给予鼓励和表彰。 在队伍建设上，徐老师总是把人才放在第一位的。每一次中层干部会上，他都反复强调如何组织好队伍，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后勤队伍，这三者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是教师队伍。至今我们都还记得，徐校长有一个“人抬学校和学校抬人”的理论。他认为学校要有名师，名师凸显学校，学校造就名师。近年来，从湖北大学走出了一批全国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是他们抬高了湖北大学的地位，也是湖北大学抬高了他们的身份。 做学问，徐章煌教授是师长。做人，徐老师是我的典范。徐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长存，并永远激励着我。我师我范，长留心中。 (程时远) 责任编辑,涵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