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朱正：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朱正: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作者:朱正 文章来源:选自《一个人的呐喊》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窗体底端 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窗体顶端 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 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用了一个不常用的笔名:丙丁。全文如下: 伤逝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幽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是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第百一首诗，现经某君参照几种译本说给我听，由我自由地笔述下来的。“琵亚词侣”画有一幅插图，今转载于右。一个人举起右手，上题“哀尾哀特该乏勒”三字，大约即系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晨报》副刊模写琵君此画作为篇首图案，大约只取其图样。有一个《晶报》式的滑稽家说，这恐怕是表示逼死别的副刊再掐死自己副刊的意思，倒也想得很有趣，不过未必是编辑先生的原意罢。 这里，周作人借了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向鲁迅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 是它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不知道是他自己看出来的，还是孙伏园告诉他的:这篇的作者是周作人。鲁迅看到了这篇，当然也明白了它所传递过来的信息，于是也就用了《伤逝》这个题目写了一篇作答。 收在《彷徨》里的小说《伤逝》是10月21日，也就是在看到周作人的那一篇《伤逝》之后的第九天写成的，写成之后没有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直接编入小说集《彷徨》中。这篇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也许应该说是鲁迅小说中感情色彩最浓重的一篇，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自白:“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一下就把读者引到伤感的氛围中。小说写了一对诚挚相爱的青年男女在社会的压力下，主要是因为失业而带来的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分手，生离死别的悲惨故事。小说对于他们所处环境的描写: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写的就正好是绍兴县馆里鲁迅作人兄弟合住过的补树书屋的景物。周作人也看懂了这是鲁迅发回给他的“密码电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里，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读后感”: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读者联想到周作人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伤逝》，大约会以为他这解释也是有点道理的吧。当然，普通读者阅读小说，重要的是看其中所写的人物和情节，有兴趣去查考作者是因了怎样的情绪和影响才写这篇的人大约不会有很多。人们还是会把小说《伤逝》看作鲁迅写一个恋爱悲剧的名篇。 鲁迅在写了《伤逝》以后两个星期，又写了一篇小说《弟兄》，写的是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许寿裳写过一篇《关于〈弟兄〉》，指出“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他连续写了这两篇小说，可以想见他在这些日子里想起兄弟间的许多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