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摘 要: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其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与自身的修养，阐释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重要问题。他的美学观重在对生活艺术的探讨，以及倡导感性至上的审美价值观，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精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关键词:林语堂 审美观 审美人生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一位颇具个性的文人与学者，也是一位倍受争议的文化人物。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中国人》、《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而闻名。林语堂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便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以其深湛的文化素养与人生体验，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长短互相比较后的体会，对美学问题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他的美学思想以人生观的构建为支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文化品味，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 一、林语堂审美观的形成 林语堂被誉为“幽默大师”，然而幽默不是一种创作手法，而是一种美学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渊源学识的无意识体现，是人生智慧的重要载体，是超然心境的自然流露。林语堂提倡快乐人生，并不表明他缺乏生命意识。相反，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或者悲剧意识。他说:“人生真是 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1,这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而又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被林语堂轻描淡写地阐述出来:用旅客的“上船”、“上岸”，来比喻人类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寓于诗意的人生哲学和思想境界。 林语堂认为“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悠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2,，这是因为享受悠闲生活需要的是享受者有一个恬静的心态，乐天旷达地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消费悠闲并非是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专利，它需要心灵丰富、爱好简朴、淡泊名利，而那些整天钻营、追名逐利的人与悠闲生活是不可能有缘的，悠闲对于快乐生活十分重要。林语堂认为，世间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太过文明”，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为了生活而劳苦的工作，从青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这是人类为现代文明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林语堂旷达洒脱的快乐人生观正是大智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智慧，他能够消解悲剧，反抗绝望，善处人生，诗化生活。林语堂的这种人生观无疑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幼年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林语堂审美观得以形成的丰厚的营养基础。他的童年启蒙奠定了他的人生根基。“山地的孩子”和“牧师之子”是 其中的两块基石，他在《自传》中宣称“如果我有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大都市中保持一种相对清醒超脱的人生态度，凭借的正是从小养成的“高地人生观”。他以他的牧师父亲为荣，在他的晚年写作的《八十自叙》中，他形容“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3,。这个父亲虽然并非博学之士，却有一种颇为开放的眼光，这种开放的眼光使得身处穷乡僻壤的林语堂，未上学堂就开始面对古老的《圣经》、儒家经典和新潮的林译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牧师家庭还使家境贫寒的林语堂得以在教会学校完成基础教育，使他未到西洋就先有了“西洋脑子”。如果说“高地人生观”和“西洋脑子”在林语堂的人生中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两个支点，那么林语堂的大学生涯和文学活动则是林语堂人生的左右两翼。在作为人生左翼的大学生活中，林语堂求学、教学、管理、研究乃至参见学潮;在作为人生右翼的文学活动中，林语堂抨击时政、独抒性灵、提倡幽默、传播文化。 乡土文化、西洋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导致了林语堂的困惑，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的文化涵养构成了他的“一捆矛盾”。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林语堂曾经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与追求。但道家的隐逸文化也影响着林语堂，随着生命环境的日益非常化，他力图匡正时弊，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 人生态度也就悄然变化了。林语堂领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入世”和“出世”两种观念的消长起伏中徘徊。林语堂是在儒、道之间淘到一个法宝——“中庸”，以“中庸”之道化解人生矛盾，于是，灵慧的林语堂茅塞顿开，辟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一片新地，经营起“幽默”来了。 林语堂曾言明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跟老庄”。儒、道两家哲学共同建构了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迫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这就是林语堂的文化信仰之旅。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说“我们大家都是生来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无论是彻底的道家，还是彻底的儒家，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最好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介于儒道“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 酌乎其中的学说”。 活—— 林语堂对于人生的思考完全是立足在一种诗意的情绪上的。倘若死亡能让人清醒地反观生命的存在，而且这种反观又以超越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为前提，那么，将死的悲哀弥漫于我们生存的空间，不如让生的快乐发展到极致以驱悲哀。因此，“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的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4]因而，得出“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林语堂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化。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5]也就是说，只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保持敏锐的感觉，就能经常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得到一种料想不到的乐趣。拜伦慨叹一生上有三个“快乐时刻”，金圣叹则一口气数出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原因就是拜伦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创作诗歌，却不懂用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 林语堂的美学观与他的人生哲学一脉相通，体现了中国美学与人生问题相交融的特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一方面牢固的西方文化观念，使他不可避免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产生误差，只读极上流书与极下流书，只谈文人艺术中“闲适”这一精神侧面，只讲道家文化的“不争”、“无为”，当然无法囊括整个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林语堂是抱着实用的目的来挑选中国文化的，难免削足适履。出国前他还讲“儒道二家，只能补阴，法家才能补阳”，出国后中国文化在他那里便只剩下“悠闲”二字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也就成就了李笠翁、张山来辈。林语堂是用有教养的西洋绅士的眼光来观察、理解、选择中国文化的。也许林语堂的本意并非如此，他自信东西兼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评判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焊接在一起，虽然略有渗透，却很难真正融合，研究者很难把它重新 分解开来。因为对一种文化，不进去则不可真正理解，进去了则难免会打上思想的印记，可以说林语堂是站在道家立场来评判、选择中国文化，只有抓住了老庄，林语堂才能最终寻找到他所需要的中国文化的“根”。有道家文化为根基，林语堂才可能立定脚跟，放眼中外，把表现说、性灵说、幽默、闲适等融为一体，创造一个“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可以说，老庄思想是林语堂实现其东西文化综合的关键，它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文化得以交融在一起，而林语堂在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传统，重新选择传统的精神漫游中，克罗齐和袁中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克罗齐到袁中郎，又由袁中郎到老庄，这是林语堂审美理想发展的“三级跳”。 二、林语堂审美观的表现 林语堂的美学思想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林语堂不否认在审美领域存在心灵与精神之美。他认为文艺与宗教之中的精神之美，固然可以提升人的心智，它们能够打动人，归根到底必须依赖生动可感的形象与情感，如果只是抽象地演绎理智，那就不是文艺作品，而是哲学说教。林语堂也不否认宇宙观的问题，可是他认为这种宇宙观不应当是超我的、非我的、在自己的感受之外的，而应当纳入人生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也鲜明地体现在宇宙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在现实之外建立一个实体世界，而是要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体会人生，感受世界。林语堂在这些文 化的观念上面，牢牢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正是本着对于中国文化世界性的认同，他在美学上，特别强调感觉的重要性，即融合着精神与肉体、心理与生理的感觉。他所提倡的感觉主要还是指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的人生感觉。它的指向是人生的欢乐而不是纵欲，是人生的升华而不是人生的禁锢。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他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性灵论情有独钟就是很好的证明。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很受“浮升若梦，为欢几何”想法的左右，这一点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其他论著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是他异于当时其他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生活的艺术》第六章《生命的享受》中，他专门谈到快乐问题，表现出林语堂的人生观念，并且影响到他的美学思想。林语堂将文艺的享受与生活的其他享受相提并论，主张文艺的美感主要是一种接近生理的快感。林语堂提出:“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本身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溪流、瀑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都可以称为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天、读书等的享受，后者的这些都是心灵交流的不同表现。”[6]林语堂认为，人生如果脱离了享受，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本体价值。他反对离开人生享乐来谈终极，也反对在生活之外另有一种所谓的目的论与价值论。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坦言:“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比较实际而少抽象。我以为人生不一定要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地做一个人，已够满意了。’所以我也以为我现在活着— —并且也许还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也存在着，那就已经够了。”[7] 林语堂的审美观表现为他对日常生活之美的细腻感受非同一般。《生活的艺术》也只有这样的生活大师才能写得出来。这种情趣是不能用“没落文人的趣味”这几个字来一笔抹杀的。恰恰相反，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命的眷恋，是中国文化极有意义的部分。它远远高于那些以人为代价，将人作为道德和法治牺牲品的异他学说。没有对人生的肯定与热爱，任何哲学与美学也就失去了本体意义。林语堂的审美观还表现为中西文化“兼容并顾”，将两个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很不相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林语堂晚年在台北故居的建筑正体现了他的这一点，这是林语堂自己的一所“中西合璧”的建筑，它最好地证明了中西文化是完全可以进行成功地融合的，因为这一建筑以中国的自然山水为背景，以中国园林为衬托，以中国式的四合院为格局，并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优点，即将西方建筑的结实、高耸、开阔、明亮、完整与中国建筑的温馨、闲适、曲折、含蓄、细腻，自然而然地结合了起来。 1939年，林语堂完成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这部小说创作缘于林语堂欲翻译《红楼梦》却“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所以《京华烟云》虽借描写北京城中姚、雷、牛三大家族的浮沉兴衰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来推崇道家文化，但小说“生死循环、新陈代谢及为至道”的题旨始终是结合现代中国的变迁和现代人生的体 验而得到表现的。尽管《京华烟云》还无法摆脱道家哲学与20世纪的中国现实发生的深刻冲突，使小说在追求人物形象成为道家精神的载体时出现某种程序的意念化，但小说的整体倾向仍反映出林语堂对道家文化的审视点在其对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审美意识、情感方式等的积极影响上，如道家“达观”的自由意识、傲骨精神等，而这一切又被置于废帝制、立共和、抗倭寇的背景上，使《京华烟云》确为“无非所为而作也”。 林语堂的引人注目之作是历史人物传记《苏东坡传》。林语堂仍从他偏爱的“幽默”出发，将苏东坡写成一位深悟儒、道、释文化精义的“快活天才”，借苏东坡在被贬谪黄州流放海南的困境中，既不失道义上的浩然之气，又善于在“超脱”中享尽人生乐趣，写出了“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骨子里的纯然道家”。林语堂对这位“刚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崇拜得五体投地，对苏东坡儒、道、佛融合的审美思想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宏博、渊深的文化涵养倍加欣赏，他还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8]。林语堂从苏东坡的才学与人格精神中获得了重要启示，颇有几分自醉。他从苏东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痴心地把自己看作是苏东坡转世，把这位古代伟大的“天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大文豪、大诗人视为心灵知已。[9] 三、林语堂审美观的现代价值 统观林语堂的一生，他的文化精神、审美观念历程清晰可辨，即从乡土走向都市再走向世界最后回归自然山水。他似一条握于手中的刚出水的鱼儿，其思想的新鲜灵动，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他的“和谐”理念，他的“快乐哲学”和他关于“尘世是唯一的天堂”的表述，他的“宇宙”意识，他的天地道心的人间情怀，越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林语堂注重现实，贴近生活，热爱生活，并从中体悟生命和人生的真义。他相信和谐的中庸之道。他曾指出:“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做‘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10]“和谐的中庸之道”被林语堂视为最充分的近情表现，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近情主义理论，近情源于中庸，中庸便会近情。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时，林语堂由衷地说:“我们要发觉中华民族为最近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的哲学。”近情精神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元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是中国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最好的物事。 注释: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三章?我们的动物性遗产》，《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 第50页。 [2][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七章?悠闲的重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60页。 [3]林语堂:《八十自叙?第二章?童年》，《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六章?生命的享受》，《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6][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七章?生命的享受》，《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第110页。 [8]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翦拂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9]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0]郝志东，沈益洪:《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陈文明 福建省漳州市农业学校 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