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生活事件_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_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2011, Vol. 43, No.12, 1398−1407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1398 收稿日期: 2011-02-2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0709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XLX008)、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资助。 通讯作者: 范方, E-mail: fangfan@scnu.edu.cn 1398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范 方 耿富磊 张 岚 朱 清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摘 要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灾难后常见的心理病理问, 灾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的重要因素。该研究采用追踪设计, 历时 2 年对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地区 1573 名青少年进行 3 次测查, 考察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的作用关系; 震后继发 负性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对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损害;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 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联动效应, 即三者中任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 关键词 汶川地震; 青少年; 追踪研究;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分类号 R395 1 问题提出 1.1 引言 经历灾难后 , 人们常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等 心 理 问 题 (Neria, Nandi, & Galea, 2008; Norris, Friedman, & Watson, 2002)。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对异乎寻常的威 胁性或灾难性应激事件或情境的延迟的和/或延长 的反应。其主要症状为反复再现创伤事件, 努力回 避创伤的活动和情境, 以及觉醒程度增高等。大量 研究表明地震等灾害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会持 续较长时间(Goenjian et al., 2000; 张本等, 2008), 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预防、治疗是灾后心理援助的 重要内容。 影响灾害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等心理问题 的因素众多, 灾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 是其中两个重要因素。灾后负性生活事件有时又称 作 二 次 应 激 源 , 是 个 体 心 理 健 康 的 危 险 性 因 素 (Norris, Friedman, & Watson, 2002) 。 La Greca, Silverman, Vernberg 和 Prinstein (1996)在安德鲁飓 风后对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灾后继发负性生活 事件对心理病理行为有较强的预测作用。Freedy, Saladin, Kilpatrick, Resnick 和 Saunders (1994)发现 地震后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甚至 大于地震本身的影响。系列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灾 后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范方 , 柳武妹 , 郑 裕鸿, 崔苗苗, 2010; Norris, Friedman, & Watson, 2002), 由于社会支持本身的复杂性 , 有研究者建 议应区分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对心理病理行为的 作用(Barrera, 1986)。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 考察震后青少年的负性 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状的相互作用机制。 1.2 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心理病理行为作 用关系综述 大量文献表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心理 病理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负性生活事 件、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心理病理行为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各种心理病理行为也可以影 响个体随后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系统。 12 期 范 方 等: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1399 再者, 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并不是各自孤立的, 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Dignam, Barrera 和 West (1986)通过研究监狱工作人员的工作倦怠 发现社会镶嵌或得到的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应 激事件, 而领悟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对应激事件 的理解。因此他们提出了“应激预防模型”, 如图 1.1。提示社会镶嵌或得到社会支持可以降低应激事 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危害, 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通过 对应激事件的主观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是各种心理问题的保护性因素已得 到很多研究证实, 也有研究认为应激性事件会破坏 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Dean, Ensel 和 Lin 通过一系 列研究发现应激事件可以降低个体的主观支持进 而增加其抑郁症状(Dean & Ensel, 1982; Lin & Dean, 1984; Lin & Ensel, 1984)。Norris, Baker, Murphy 和 Kaniasty (2005)发现, 墨西哥洪水后个体社会镶嵌 和领悟社会支持受到一定的损害, 进而影响灾区人 民的心理健康。这些研究客观上支持“社会支持损 害模型”, 如图 1.2。 综合上面两个模型可知, 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 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另一方面应 激 事 件 对 个 体 的 社 会 支 持 系 统 有 一 定 的 损 害 。 Turner (1981)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可 以负向预测应激事件进而降低可能的心理问题, 同 时应激事件也可以降低领悟社会支持的保护性功 能, 由此他认为应激事件、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 康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如图 1.3。 虽然大量研究证实社会支持能有效降低个体 的心理问题, 但还有研究发现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 个体可能会得到较少的社会支持。因此从因果方向 角度看, 社会支持与心理病理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社 会支持保护和社会支持选择两种效应, 如图 1.4。 Kaniasty 和 Norris (2008)在墨西哥洪水后对成人的 追踪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有效减少个体的创伤后 应激症状, 同时创伤后应激症状也会恶化个体的社 会支持。King, Taft, King, Hammond 和 Stone (2006) 对海湾战争男性士兵的研究发现先前的创伤后应 激障碍可以显著预测随后的社会支持, 但社会支持 未能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证实了社会支持选择效 应的存在。 图 1 应激事件、社会支持与心理问题作用关系模型总结 1.3 研究设计与假设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知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心 理问题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 同时我们发现以 上各种模型都是基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支持而提出 的。例如社会支持毁坏模型目前的发现主要针对主 观支持而言, 对于客观支持影响状况还不确定。本 研究采用肖水源等对社会支持的分类即把社会支 持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汪 向东 , 1999)全面考察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应激 事件、心理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综合应激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问题的作用关 系模型, 我们预期：震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 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 系。我们的假设是：H1：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 1400 心 理 学 报 43 卷 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以跨时间互相预测; H2： 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和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之间存在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与程序 本研究为四川地震后对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心 理状况 3 年追踪调查的一部分。该追踪研究从地震 后 6 个月开始, 每隔 6 个月进行一次测量。本研究 应用地震后 6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的测评数据。 研究的对象为都江堰市区的都江堰中学高一和塔 子坝中学初一学生共 1573 人; 三次有效追踪调查 被试 1074 人, 其中男孩 455 (42.4%), 居住在农村 332 (30.9%), 独生子女 894 (83.2%); 第一次测评 年龄 11~14 岁 234 人, 15~17 岁 840 人。脱落被试 499 人(31.7%), 经典型性分析, 脱落的被试在地震 暴露情况、以及年龄、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等方 面无显著差异。 本追踪研究获得学生所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以 及学生自己的知情同意, 并且每次调查施测前通告 学校老师及学生调查的目的。调查主试为心理学专业 工作者, 均受过严格的心理评估训练和施测前培训。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刘贤臣等, 1997) 该量表含 27 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应激的负性 生活事件。施测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回顾每项事件 最近半年是否发生, 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 心理感受分 5 级评定, 即无影响(1)、轻度(2)、中度 (3)、重度(4)或极重(5)。量表总分在 27~135 之间, 包 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亲友与财产丧失、 健康与适应问题及其他 6 个因子。该量表已广泛应 用于我国青少年心理卫生领域, 具有较高的信度、 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 0.85)。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汪向东, 1999) 该量表 有 10 个条目, 包括客观支持(3 条)、主观支持(4 条) 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 条)3 个维度。该量表已被广泛 应用,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对原问卷个别条目 做了调校(如：将原量表中有关配偶的条目改成同 伴, 原量表第 5 条中家庭成员的支持删去“夫妻”增 加“监护人”等), 并对调整后的量表试测, 结果调整 后的量表保持原有结构, 重测信度较好(间隔 2 周 量表总分重测信度 r=0.87)。 2.2.3 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刘贤臣等 , 1998) 该量表根据 DSM-Ⅳ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和 CCMD-Ⅱ-R (中 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编,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 诊断) 编制, 共 24 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创伤 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感受分为没有影响到很重 1~5 级 评定, 累积 24 个条目得分为量表总分, 分数越高表 明 PTSD 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已被广泛应用, 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 0.92)。 2.2.4 一般人口学调查资料问卷 该问卷包括性 别、年龄、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 等一般人口学资料, 同时还包括地震暴露情况调查 (地震中是否有家人伤亡、房屋是否严重损毁和是 否大量目睹惨景)。 3 研究结果 3.1 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地震暴露的描述统计和相关 分析 三次测评中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 持、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及地震暴露情况的描述统 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3.2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关系的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 我们建立了主观支持、客观支 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的相互作用模型, 如图 2~图 4。由于地震 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相关, 同时参照前 人 建 模 方 法 (Kaniasty & Norris, 2008; Norris, Friedman, Watson, & Byrne, et al., 2002), 我们把三个 地震暴露变量作为外生变量来预测地震后 18 个月、 24 个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将三个地震暴露变 量与地震后 6 个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设定为相 关, 三个地震暴露变量设为互相相关。然后, 采用 LISREL8.70 软件进行拟合, 各项拟合指标标注于 3 个模型图下面, 路径系数标于每条路径旁边(虚线表 示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本研究采用 t≥2 作为判 断路径系数是否显著的标准。鉴于本研究的目的, 模 型图 2~图 4 中未标示地震暴露变量与其他变量关系。 如图 2~图 4 所示, 根据结构方程一般拟合标准 NFI、CFI、GFI 等大于 0.9, RMSEA 小于 0.08 指标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本研究中的 3 个结构方程模型均有较好的拟合。虽然 df/n 稍大 于 5, 但是由于样本数量大, 综合其它指标我们可 以认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良好。 12 期 范 方 等: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1401 表 1 三次测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PTSD 症状和首次测评地震暴露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应的相关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T1 生活事件 46.75 13.09 1.00 2 T1 客观支持 10.86 3.21 −0.10 1.00 3 T1 主观支持 26.36 3.83 −0.22 0.47 1.00 4 T1 支持利用度 7.87 1.87 −0.14 0.27 0.41 1.00 5 T1PTSD 症状 38.58 14.85 0.49 −0.05 −0.15 −0.13 1.00 6 T2 生活事件 44.05 12.95 0.48 −0.11 −0.22 −0.12 0.36 1.00 7 T2 客观支持 10.89 3.23 −0.11 0.43 0.35 0.24 −0.05 −0.17 1.00 8 T2 主观支持 25.18 4.55 −0.19 0.29 0.52 0.27 −0.10 −0.20 0.47 1.00 9 T2 支持利用度 7.55 1.82 −0.13 0.20 0.30 0.44 −0.11 −0.19 0.29 0.32 1.00 10 T2PTSD 症状 34.16 13.05 0.32 −0.08 −0.16 −0.08 0.54 0.54 −0.09 −0.16 −0.13 1.00 11 T3 生活事件 41.66 12.26 0.41 −0.13 −0.20 −0.12 0.31 0.61 −0.13 −0.19 −0.17 0.41 1.00 12 T3 客观支持 10.19 3.37 −0.14 0.39 0.32 0.21 −0.10 −0.17 0.49 0.36 0.23 −0.10 −0.18 1.00 13 T3 主观支持 24.55 4.78 −0.18 0.31 0.51 0.26 −0.15 −0.23 0.40 0.58 0.30 −0.17 −0.24 0.47 1.00 14 T3 支持利用度 7.37 1.89 −0.11 0.19 0.29 0.41 −0.07 −0.15 0.26 0.24 0.51 −0.11 −0.14 0.28 0.36 1.00 15 T3PTSD 症状 34.51 14.32 0.27 −0.06 −0.14 −0.06 0.52 0.39 −0.07 −0.13 −0.10 0.62 0.44 −0.12 −0.18 −0.11 1.00 16 家人伤亡情况 0.24 0.43 0.10 0.00 −0.07 −0.02 0.20 0.10 0.02 −0.02 −0.01 0.16 0.10 0.03 −0.02 −0.04 0.15 1.00 17 房屋倒塌情况 0.42 0.49 0.09 0.03 −0.01 −0.04 0.09 0.07 −0.03 −0.02 0.00 0.08 0.06 0.01 0.03 0.01 0.06 0.10 1.00 18 目睹惨景情况 0.59 0.49 0.05 0.02 0.03 0.06 0.19 0.04 0.03 0.05 0.01 0.14 0.02 0.01 0.03 0.04 0.11 0.11 0.08 1.00 注：T1 表示第一次测查; T2 表示第二次测查; T3 表示第三次测查; 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等于 0.07, p＜0.05。 3.2.1 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相互作用关系 考查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 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两两直接作用关系, 我们 可以得出三个结果。(1)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支持存 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 T1 负性生活事件能 够显著负向预测 T2 主观支持(β = −0.08), T2 负性生 活事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 T3 主观支持(β = −0.11); 另一方面 T1 主观支持能显著负向预测 T2 负性生活 事件(β = −0.11), T2 主观支持能够显著负向预测 T3 负性生活事件(β = −0.07)。(2)负性生活事件和创伤 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具体表现 为 T1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预测 T2 负性生活事 件(β = 0.16),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预测 T3 负性生活事件(β = 0.10); T1 负性生活事件显著预测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β = 0.06), T2 负性生活事 件能显著预测 T3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β = 0.07)。 (3)主观支持可以跨时间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不能跨时间直接预测主观 支持。具体表现为 T1 主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β = −0.07)。 进一步考查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和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三者之间作用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三 条显著的路径关系。路径一：T1 主观支持显著负 向预测 T2 负性生活事件(β = −0.11), T2 生活事件显 著预测 T3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β = 0.07)。路径二： T1 主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β = −0.07),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预测 T3 负 性生活事件(β = 0.10)。路径三：T1 创伤后应激障 碍症状显著预测 T2 负性生活事件(β = 0.16), T2 负 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 T3 主观支持(β= −0.11)。 如图 2。 具体定量考查路径一、二、三的中介效应可知： T1 主观支持通过 T2 负性生活事件对 T3 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的影响为−0.11 × 0.07, 即 0.0077; T1 主观支持通过 T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T3 负性生活 事件的影响为−0.07 × 0.10, 即 0.007; T1 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通过 T2 负性生活事件对 T3 主观支持的 影响为 0.16 × −0.11, 即 0.0176。 3.2.2 负性生活事件、客观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的作用关系 如图 3 所示, 客观支持与负性生 活事件也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具体表现为 T1 负性 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 T2 客观支持(β = −0.08), T1 客观支持显著负向预测 T2 负性生活事件(β = −0.06)。 综合考查负性生活事件、客观支持和创伤后应 1402 心 理 学 报 43 卷 激障碍症状三者相互作用可以发现：(1)T1 客观支 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T2 负性生活事件(β = −0.06), T2 生活事件显著预测 T3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β = 0.07); (2)T1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预测 T2 负性 生活事件(β = 0.16), T2 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 T3 客观支持(β = −0.08)。具体定量考查其中的中介 关系可知：T1 客观支持通过 T2 负性生活事件对 T3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症 状 的 影 响 为−0.06 × 0.07, 即 0.0042; T1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通过 T2 负性生活事 件对 T3 客观支持的影响为 0.16 × −0.08, 即 0.0128。 3.2.3 负性生活事件、对支持的利用度和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相互作用 从负性生活事件、对支持的 利用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相互作用模型(如图 4)可以发现 , 对支持的利用度未能与负性生活事 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表现出动态作用关系。但 是在横断面上对支持的利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状表现出一定的作用关系, 如 T1 对支持的利用度 与 T1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负相关(r = −0.13)。 图 2 生活事件、主观支持与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相互作用模型 图 3 生活事件、客观支持与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相互作用模型 12 期 范 方 等: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1403 图 4 生活事件、对支持利用度与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相互作用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对 2008 年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心理问题 进行追踪调查, 探究了地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不同 类型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相互作用 关系。结果表明三次测评的震后负性生活事件、社 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均前后高相关。同时 研究还发现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 与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的 作用机制。 4.1 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与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的作用关系 4.1.1 负性生活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动 态作用关系 综合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 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三个模型可知, 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可以跨时间正向预测负性生活事件, 负性生活事件也能跨时间直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 碍症状, 即两者存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可以跨时间直接预测负性生活事件, 这 与前人研究较为一致。如, Compas, Wagner, Slavin 和 Vannatta (1986)追踪研究发现在学生高中升入大 学的过渡阶段,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显著预测随后的 应激事件。本研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能直接影 响负性生活事件, 可能是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大 多 存 在 人 际 困 难 (Beckham, Lytle, & Feldman, 1996; Byrne & Riggs, 1996)。另外, 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一些症状(情感分离、突然愤怒等)也预示着个体 可能会遭遇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 负性生活事件跨时间直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 碍症状, 这与大多数研究认为负性生活事件是重大 灾害后心理健康的危险性因素较为一致。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与负性生活事件的相互作用提示, 震后 有较高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个体在心理创伤的 修复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恶性循环效应。 4.1.2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 关系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在其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均与负性生活事件 存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主观支持、客观支 持可以跨时间直接影响负性生活事件, 另一方面负 性生活事件也可以跨时间直接影响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结合负性生活事件可接直接影响青少年创伤 后应激障碍症状这一现象, 本研究证实了应激与社 会支持相互作用模型。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影响负 性生活事件, 应激预防模型给予了很好的解释。该 模型认为客观支持能直接阻止应激情形的发生, 主 观支持能降低个体对高应激事件的主观理解进而 降低对其的负性体验(Dignam et al., 1986)。负性生 活事件对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的影响, 体现了应激 事件对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的毁坏效应(Mitchell & Moos, 1984)。目前关于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 损害效应大都集中在主观支持上, 本研究发现负性 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客观支持也存在损害, 进一步拓 展了该模型。 1404 心 理 学 报 43 卷 本研究还发现主观支持可以通过缓解个体创 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降低其随后的负性生活事件。 大量前人文献表明社会支持是各种心理病理行为 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 缓解个体心理病理症状还可以间接降低个体遭遇 继发应激事件, 为其心理恢复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和间接地降低继发的负性 生活事件 , 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康复发生积极影响 , 形成震后个体心理恢复过程中的良性循环效应。一 方面经历地震灾难后高社会主持的个体心理问题 较少, 较少心理问题的个体遭遇或体验到的负性生 活事件较少, 而负性生活事件少为个体的心理修复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少还可 能降低其对社会支持的损害, 社会支持损害少又有 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灾后的社会支持和继发的负 性生活事件对于个体心理创伤的修复意义重大。这 提示我们在灾后的心理援助中为幸存者提供客观 的支持条件、提高其主观支持感, 可以减少继发的 负性生活事件。 4.1.3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 的作用关系及负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 中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创 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不能直接预测主观支持和客观 支持, 未能直接证明“社会支持的选择效应”。但是,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能通过增加负性生活事件 从而间接减少个体的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关于社 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动态作用关系, 研究者 存在不同的看法。King 等人(2006)研究发现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状可以跨时间负向预测社会支持, 社会 支 持 未 能 跨 时 间 预 测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症 状 。 Kaniasty 等人(2008)墨西哥洪水后对成人的调查发 现, 灾害后 6 个月到 12 个月社会支持负向预测创伤 后应激障碍, 灾害后 12 个月到 18 个月社会支持与 创伤后应激障碍相互作用, 灾害后 18 个月到 24 个 月创伤后应激障碍负向预测社会支持。以上研究都 是直接检验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作 用关系, 未考虑两者之间可能的中介因素。本研究 中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没能直接影响社会支 持, 但是它可以通过负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来影 响主观支持, 这为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病理 与社会支持的作用关系提供参考。 4.1.4 负性生活事件、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三者之间作用关系 根据负性生活事 件、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作用模 型, 对支持的利用度与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均未能表现出跨时间的作用关系。与客观 支持、主观支持不同, 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未能 预测对支持的利用度。这可能是由于对支持的利用 度是一种技能, 自然状态下相对稳定。另外, 对支 持的利用度也未能跨时间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状, 但是我们可看到在地震后 6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三次横断面上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显著相关(−0.13、−0.13、−0.11) (见表 1)。 这对支持的利用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具 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相应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技能训 练, 引导其发现、构建、维护和利用社会支持资源 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度, 促进 心理修复。 4.2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采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 用度的社会支持分类方法, 从客观环境、个体主观 认知评价和个体技能三个层面考察社会支持、负性 生活事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三者的作用机制。 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心 理病理行为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这启示我们在 以后的研究中不宜笼统使用社会支持的概念, 应在 不同的亚类别下进行相应的讨论。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和创伤 后应激障碍症状作用模型对于理解震后心理病理 行为机制有重要意义。以往对灾害后心理病理的研 究大都强调灾害经历、应激事件等环境因素对心理 病理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心理病理行为对负性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也存在重要影响。本研 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应激事件与心理病理行为存 在相互作用机制。负性生活事件可以增加个体的心 理问题, 心理问题严重的个体会遭遇更多的负性生 活事件; 主观支持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心理问题来 降低个体所经历的应激事件, 应激事件对个体的主 观支持评价系统有一定的损害, 同时震后心理问题 可以通过增加个体负性生活事件降低其主观支持。 这提示我们在真实生态情形下个体震后心理创伤 的恢复可能存在两极分化效应。具体是心理状态较 好、支持资源较多的个体进入良性循环逐渐恢复, 震后继发较多应激事件和具有较高心理病理症状 的个体可能会逐渐陷入不良循环而恢复缓慢甚至 症状恶化。另外, 本研究也发现对支持利用度较高 的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较轻。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和创伤 12 期 范 方 等: 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1405 后应激障碍症状相互作用模型对地震等重大自然 灾害后心理病理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有重要价值。首 先,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病理行为有重大 影响, 同时它还对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有破坏。因 此, 在对震区青少年的干预中, 要注重筛查较多继 发应激事件的个体, 对其要进行特殊辅导、帮助。 其次, 个体的主观支持直接和间接地对个体起着一 定保护作用。在干预中可以提升个体对支持系统的 领悟认识和主动寻求, 降低灾害对心理的影响。另 外, 增强青少年对支持的利用度可以有效降低心理 病理行为, 教授青少年一定的问题解决策略对其创 伤修复有重要意义。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 考察了震后负性生活事 件、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动态作用关 系, 验证了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发现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震后负性 生活事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有不同的作用机 制。但是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 需要在以后的研究 中进一步完善。 首先, 社会支持、应激事件和心理问题的作用 机制可能是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以后的研究可 以加入对应激事件的评价等考察相应的中介机制。 再有, 本研究针对地震后青少年群体, 考察的是自 然状况下环境因素与心理问题机制, 并未对他们进 行 干 预 , 以 后 的 研 究 可 以 考 虑 进 行 相 应 的 干 预 (Norris, Friedman, Watson, & Byrne, et al., 2002)。另 外, 本研究发现地震等灾害后自然状态下, 个体心 理病理的恢复存在良性循环和不良循环两种类型, 这两种类型使得个体的创伤修复随着时间表现出 分化现象, 出现“钢化效应”与“敏化效应”, 体现出 心理弹性现象(Norris, Tracy, & Galea, 2009), 下一 步的研究我们将从心理弹性的角度进行探讨。 5 结论 (1)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存在相互作用, 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 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的作 用机制。 (2)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与个体心理病理行为存 在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震后负性生活事件能跨时 间增加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也能跨时间增加个体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震 后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存在动态相 互作用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主、客观支持 有损害作用, 个体主、客观支持系统能减少负性生 活事件的发生。 (3)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主观支持与创伤后应 激障碍症状存在联动效应。主观支持可以通过降低 个体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进而降低其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 主观支持还能降低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进而降低其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 创伤后应激 障碍症状可以通过增加个体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 损害个体主观支持系统。因此,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 主观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三者中一方发生 变化即可能引起其他两方面的变化。 (4) 较高的支持资源利用度有利于个体心理 健康。 致谢：感谢成都市妇联的大力支持,并向取样学校的 老师和同学致以诚挚的谢意! 参 考 文 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IV).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Barrera, M. (1986).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ncepts, measures, and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4), 413–445. Beckham, J. C., Lytle, B. L., & Feldman, M. E. (1996). Caregiver burden in partners of Vietnam War veteran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5), 1068–1072. Byrne, C. A., & Riggs, D. S. (1996). The cycle of trauma; relationship aggression in male Vietnam veterans with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Violence and Victims, 11(3), 213–225. Compas, B. E., Wagner, B. M., Slavin, L. A., & Vannatta, K. (1986). A prospective study of life events,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atolog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3), 241–257. Dean, A., & Ensel, W. M. (1982). Modelling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competence, and de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age and sex.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0(4), 392–408. Dignam, J. T., Barrera, M., Jr., & West, S. G. (1986). Occupation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burnout among correctional office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2), 177–193. Fan, F., Liu, W. M., Zheng, Y. H., & Cui, M. M. (2010).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correlates among adolescents 6 months after exposed to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1), 56–59 [范方, 柳武妹, 郑裕鸿, 崔苗苗. (2010). 震后 6 个月都江堰 地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及影响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1), 56–59.] Freedy, J. R., Saladin, M. E., Kilpatrick, D. G., Resnick, H. S., 1406 心 理 学 报 43 卷 & Saunders, B. E. (1994). Understanding acut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natural disas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2), 257-273. Goenjian, A. K., Steinberg, A. M., Najarian, L. M., Fairbanks, L. A., Tashjian, M., & Pynoos, R. S. (2000). Prospective stud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ve reactions after earthquak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57(6), 911–916. Kaniasty, K., & Norris, F. H. (2008). Longitudinal linkages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Sequential roles of social causation and social selectio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1(3), 274–281. King, D. W., Taft, C., King, L. A., Hammond, C., & Stone, E. R. (2006). Directionalit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12), 2980–2992. La Greca, A., Silverman, W. K., Vernberg, E. M., & Prinstein, M. J. (1996).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children after Hurricane Andrew: a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4), 712-723. Lin, N., & Dean, A. (1984).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 panel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19(2), 83–91. Lin, N., & Ensel, W. M. (1984). Depression-mobility and its social etiology: The role of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5(2), 176–188. Liu, X. C., Liu, L. Q., Yang, J., Chai, F. X., Wang, A. Z., Sun, L. M., et al. (1997).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adolescents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1), 34–36. [刘 贤 臣 , 刘 连 启 , 杨 杰 , 柴 福 勋 , 王 爱 祯 , 孙 良 民 , 等 . (1997).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 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 5(1), 34–36.] Liu, X. C., Ma, D. D., Liu, L. Q., Zhao, G. F., Li, C. Q., Yang, J., et al. (1998). Development of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Science, 7(2), 93–96. [刘 贤 臣 , 马 登 岱 , 刘 连 启 , 赵 贵 芳 , 李 传 琦 , 杨 杰 , 等 . (1998). 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的编制和信度效 度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7(2), 93–96.] Mitchell, R. E., & Moos, R. H. (1984). Deficiencies in social support among depressed patients: Antecedents or consequences of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5(4), 438–452. Neria, Y., Nandi, A., & Galea, S. (2008).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disasters: A systema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8(4), 467–480. Norris, F. H., Baker, C. K., Murphy, A. D., & Kaniasty, K. (2005). Social support mobilization and deterioration after Mexico’s 1999 flood: Effects of context, gender, and tim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6(1-2), 15–28. Norris, F. H., Friedman, M. J., & Watson, P. J. (2002). 60,000 disaster victims speak: Part II. Summary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isaster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sychiatry, 65(3), 240–260. Norris, F. H., Friedman, M. J., Watson, P. J., Byrne, C. M., Diaz, E., & Kaniasty, K. (2002). 60,000 disaster victims speak: Part I. An empir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1981-2001. Psychiatry, 65(3), 207–239. Norris, F. H., Tracy, M., & Galea, S. (2009). Looking for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the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responses to str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8(12), 2190–2198. Turner, R. J. (1981). Social support as a contingenc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2(4), 357–367. Wen, Z. L., Hau, K.-T., & Marsh, H. W.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ing: Cutoff criteria for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and chi-square tes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2), 186–194.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36(2), 186–194.] Wang, X. D. (1999). The Handbook of Mental Health Rating Scale. Beijing, China: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127–131. [汪向东 .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27–131.] Zhang, B., Zhang, F. G., Wang, L. P., Yu, Z. J., Wang, C. Q., Wang, S. C., et al. (2008).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current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dults orphaned by Tangshan earthquake in 1976.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2(6), 469–473. [张 本 , 张 凤 阁 , 王 丽 萍 , 于 振 剑 , 王 长 奇 ,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