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出小鸡

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出小鸡 我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总是父亲。母亲还是那样忙碌,似乎腿脚未曾老过,只不过,现在忙的是她的信仰 我这边说,阿爹。父亲在那边说,又打电话啊。我说,少抽烟。父亲说,嗯。我又说,吃得好点。父亲说,嗯 我把该问的问了,该说的也说了,电话这头没有了声息,出现短暂的静默,那头也是。父亲便说,好了。然后,电话里传来嘀嘟嘀嘟的声音。父亲把电话挂了。每次都是父亲先挂的电话。我跟父亲的聊天,也是我说一句,父亲应一声。父亲难得有主动的话题跟我聊 以前,父亲喜欢拿孔子的《论语》来规训我,什么言多必失,什么学而不思则罔。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只有说到读书,他似乎才有些情绪,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说,必要时还配合一些肢体语言,伸长手指,朝空中比划一下,我的目光不由得被他牵向手指的地方。父亲平时稍微有些结巴,尤其一急,他的结巴就很明显。他谈孔子,谈《论语》时,从他嘴里出来的字与字是排着队出来的,而且控制得很好,节奏协调,声息平和,我听着听着,常常有一种恍惚感,似乎那些字是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步调一致地走向父亲。当然,我的恍惚会导致我的走神,父亲很不满意,不满意的结 果影响了他的说话。他的话开始有些结巴。等父亲意识到自己有些结巴的时候,他便不再跟我讨论孔子 父亲对孔子的膜拜到底影响了我。我一段时间每天熟读《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我还不断注解里面的内容,在书页上作眉批状,圈圈点点,划划勾勾。回到家,迫不及待跟父亲说。父亲默默听后,说,你还只懂个皮毛。我有些泄气,但不敢表示。《论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在父母跟前,喜与惧不形于色,比知父母之年更孝。这是父亲给我的提醒 后来,父亲提议我看老子的《道德经》,认为里面藏了很多有意思的思想。于是,我又开始读《道德经》,还临摹赵孟,\书写的《道德经》。那时,我正在乡镇工作,每天有杂七杂八的事,琐碎而冗长,几乎整天都是填充题,没有一道选择题。我很难说我每天做的事有多大意义,但我的忙碌让我都怀疑那些东拉西扯的事怎么可能没有意义。复制任务,然后消化任务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至于任务背后的效果,我有时没办法多想,只能用《道德经》中的“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作自我修复 我曾动用过公车回过一次家,那时孩子很小,行李又很多,不得已让单位的司机送了我一趟。结果,不轻易流露情绪的父亲狠狠地批评了我,责备我贪小利,图省事。我很委 屈,觉得父亲多此一举。父亲眼睛一瞪,吓得我再也不敢申辩 工作之余,我的时间基本用在阅读上。父亲指定的书,我看得很认真,还自己每天抄写一段。我抄书,也抄心境,去甚,去奢,去泰。虽然隔了二千多年,读来还是如此明白晓畅 父亲从没过问我学得怎么样,可能从我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了那些书给我带来的变化,他现在很少给我提建议 一天,母亲突然主动给我打电话。我着实吓了一跳。母亲如没事,绝不会主动来电话。这似乎是我的一个精准判断。母亲说,她第二天要来城里。我紧张地问,有什么事,母亲支支吾吾地,似乎不太愿意说。我更紧张了,说,到底什么事呀。母亲赶紧说,我来后再说吧。说完,电话就挂了。挂电话的速度比父亲还快 我放下电话,猜测之心禁不住扑扑起来。不知道母亲会给我带来什么事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东想西想,把所有坏事都想了个遍,而且把坏事都想绝了,之后,我才平静下来。难道就不能往好点想,似乎这样一想,所有坏事已过去 第二天,母亲早早站在了我家的门前,手里挎着一只竹篮子,上面盖着一块棉布,从外面根本看不出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我观察母亲的脸色,不错,不见有什么忧戚之情,反 而是红光满面。我的心一下子放宽了 母亲虽说不常来城里,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她来的时候不会空手,一定拎着什么,带些花生、玉米、赤豆,也会捎上几把蔬菜,连着根,上面沾满泥土。母亲说,带了根的蔬菜存放的时间长。这次,母亲拎只竹篮子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再加上母亲在电话里不肯说明进城的事由,让我越发觉得母亲像一位魔术师,似乎在卖弄着什么玄机 母亲进门后,弯下腰,把竹篮子轻轻放在地板上。进门前我想接过竹篮子,母亲不允,说是篮子挺重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篮子里有什么呀。母亲并没有立即回答,蹲下身子,解开鞋带,并顺手从鞋柜里找出一双拖鞋。我一瞧,那双鞋子是我先生的,便重新在鞋柜里找了一双递给她。母亲嘀咕了一声,城里就是麻烦,进门脱鞋,出门穿鞋。母亲声音虽然很轻,但我还是很清楚地听到了。我笑了笑,没吭声 母亲换好鞋后,再次把竹篮子提上来,放到桌子上。我已经忍不住了,揭开竹篮子上面的棉布,一看,是鸡蛋,个个非常诚恳地挤在那儿。我很是讶异。我没病没灾的,又不是生日,母亲提这满满一篮鸡蛋干吗呀。母亲左瞧右瞅,确信没有碎蛋,这才松了一口气。母亲那神情,似乎一直憋着一口气 母亲养了七只母鸡。事实上,这七只母鸡归父亲养的,每天殷勤地伺候着它们。说父亲殷勤一点都不为过。我买去 的磨豆浆机,也被父亲用来伺候母鸡。父亲把玉米磨成浆,拌上米饭喂母鸡。母鸡们挤成一块儿,颤动着屁股,欢快地啄着玉米汁米饭,啄一口,顺带抖一下小脑袋,一半浆水从嘴巴里漏了出来。我看了,既想到奢侈,又想到浪费 那些母鸡也真是的,只要母亲扯开嗓子,“哆,哆……”像是听到了集中队伍的哨声,那些四处觅食的母鸡们伸长脖子奔向院子。母亲站在院子中间,手里端着一只破脸盆。母亲从里面抓一把碎米,一边撒向鸡群,嘴里还是“哆,哆”。但声音明显低了八度,听起来觉得有些温柔,让我联想到儿时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给我们纳鞋底的场景。母鸡们围着母亲的脚,一点没有惧意,专心致志啄着地上的碎米 我曾经私下有一个不好的比较,母亲对待母鸡的态度,比待我还好。母亲进门唤鸡,清点鸡群,然后从鸡奔跑的速度猜测今天鸡有没有饿着。每次出门前跟父亲交代不要忘记添食,加水。父亲如果不应一声,母亲会一直重复交代。我偶尔回一次老家,母亲情愿不跟我一块儿吃饭,也要提一只网兜去捞浮萍、或者去捉蜗牛。母亲把鸡当成鸭一样养。 我有些揶揄地说,我们家的鸡蛋不是都让哥拿走了吗,母亲说,那是翠琴婶婶带给你的。我有些茫然,谁是翠琴婶婶,母亲说,是她的念佛伙伴。我说,翠琴婶婶干吗送我这么多鸡蛋,母亲似乎犹豫了一下,因为这种神态跟母亲的性格非常不符合,所以,在我看来母亲有点儿扭捏,好像有什么事 拿不准的样子。母亲说,翠琴婶婶有件事托我,希望你帮她的女儿找份工作。说这句话时,母亲先是用“嗯啊”开始的,像是为自己的话铺垫 我看了一下母亲,然后目光罩向躺在竹篮子里的鸡蛋,它们是那么的安静,安静得有些无辜的味道。我说,妈,你把你女儿当成什么了,我也就一个小公务员,哪有本事替别人找工作,我说话的口气有些重,母亲应该听出我的不快来 母亲挤出一些笑容,说,你翠琴婶婶是我很要好的念佛伙伴,她年轻时死了丈夫,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可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窝在家里已经好几年了,你翠琴婶婶说不是,不说也不是,想想孩子也可怜,总以为考上大学后家里的生活会改变一些,想不到毕了业什么都不是。母亲左一口“你翠琴婶婶”,右一口“你翠琴婶婶”,似乎生怕我跟翠琴婶婶是陌生的 或许我沉默不语,我跟母亲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遇,我不吭声,母亲也不开口,中间隔着一篮鸡蛋,蛋与蛋挨得很紧,但蛋与蛋之间总留有空隙。如果那些空隙用线连起来,可能就是轨道,而且不止是一条轨道,可以多种,像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还是母亲主动打破沉默,她问我,家里有没有坛或罐, 抑或脸盆也好,或者放进冰箱。我盯着那篮鸡蛋,真希望蛋能自己告诉我该进坛,还是罐,或盆,或冰箱 母亲见我发呆状,忍不住捅了我一下,说,别人找我们办事,也是看得起我们。这是母亲的一句口头禅,也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咬了咬嘴唇,说,水斗下面有一只罐 母亲到了晚年笃信佛教,除了熟练操作祭祖礼佛的一切程序外,她还知道每个菩萨的生日。我是第一次从母亲那儿知道菩萨是有两个生日,一是诞辰日,一个是成佛日。母亲会在菩萨成佛日去庙里念佛,背一只黄袋,里面装有她念佛时穿的黑色居士服和饭盒,在菩萨诞辰日吃素 母亲对佛的笃信也成为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整天到外面去念佛,还多出来一大群伙伴,平时你来我往的,这个给你捎把菜来,那个给你带几只瓜。母亲也参与其中,早上出门前喜欢到地里绕一绕,如果见到几只红番茄,或几只转黄的黄瓜,她便会摘下来,连同她的那串佛珠放进黄布包里 我跟母亲的聊天往往是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的时候。严格地说,我与母亲间不是聊天,似乎是母亲在独白。母亲一个人在叙述,我仅仅充当了闻者的角色。偶尔,我会插一嘴,以方便母亲把叙述变得流畅。因为,母亲说到某处要紧时,她突然跑到院子里去照看鸡鸡鸭鸭,必须确信一只不少,她才再次走到屋里。这时,我得提醒她刚才说到了哪儿 我不得不惊叹,母亲她们的念佛场所也是产生八卦的地方。与母亲一起念佛的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如果超过七十八,她们一群人就会排挤那个老太太。说是年纪太大的人“搪口”,口齿,不清,只看见嘴唇一张一翕,却听不见声音。母亲用了一个比喻,说嘴巴像鲶鱼一样开合。我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鲶鱼的嘴唇比一般的鱼要厚实,嘴巴又阔。鲶鱼被捉上来的时候活蹦乱跳,那跳上去的姿势很像跃,把身子弄成弓形。跃过几次后,它便不再跳,也不再动,装死样。嘴巴偶尔开一下,然后是长久的紧闭,似乎刚才是最后一口气,让人误以为是死鱼一条,也就放松了对它的警惕。主妇拿到河埠头准备给鲶鱼开膛剖肚的时候,鲶鱼忽然“活了”,它一扭,噗喇,滑入水中,在主妇还没有回过神来已往水深处游去 母亲她们不仅有自己的队伍,而且还有更为现代的设备。每个老太有自己的“小蜜蜂”,如同每个人有一串佛珠一样。她们念佛的时候,把音响的功率开到最大。所有的声音从那对大音响中传出来,还有清脆的木鱼声,然后飘向村庄各个角落。就这样,在被音响大功率传送出去的声音中,混合了老太太们的声音,含糊的,清脆的,低嗓子,高声音的,都裹成了一股声。母亲的耳朵、眼睛跟她的声音一样犀利,她能准确无误地从音响中辨识出哪一个声音是某人的,谁低声谁高声,她一样能识别出来。然后,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某人 的脸,再慢慢集中到某人的嘴巴上 母亲的嗓子是出了名的好,响亮,清脆。母亲无疑也是凭借一副好嗓子而赢得众念佛老太的尊重。母亲知道自己的优势,每次念佛声中她仍能清楚地辨别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毫不客气地辨识谁谁念得轻,谁谁根本没发声 母亲对老太太们的嗓子是很挑剔的,只有对翠琴婶婶的嗓子很赞同,连同表扬了翠琴婶婶念佛时的恭敬与虔诚 我第一次看到翠琴婶婶的时候,我还在乡医院工作。那天我刚上完夜班回家休息。她在院子外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后面带着“姐”字。其实院墙的门大开着。母亲在屋后的蔬菜地里忙碌。我闻声出来,帮母亲应着,边解释母亲在屋后,并请她进来。她看见我,似乎很亲热,说,阿群,今天在家呀。虽然第一次见面,但她张口就叫我的名字,足以证明她跟母亲很熟。我跑到窗口,喊母亲,有人找她。她站到窗口,跟母亲隔着窗左一句,右一句地聊开了。那时她刚刚守寡。整个人又黑又瘦,尤其那脸上的颧骨,似乎随时要飞了出去 第二次碰到她的时候,她与母亲一起坐在屋檐下,请教母亲怎么念《心经》。母亲自然非常热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她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念。我凑过去,一看,忍不住笑出声来。母亲的《心经》是父亲教的,遇上不懂的字,母亲在旁边注着别字,或画一个自己能懂的图形,如“度一切苦厄”的“厄”,母亲画了一只鹅。母亲的“鹅”最大的特征是脖子特别 长,除此之外,除了像鸡,也像鸭。但母亲自己懂,她知道那是念“鹅”。母亲坐在竹椅子里,而她坐在小板凳上,那情形俨然像先生启蒙弟子 我有时爱跟母亲开玩笑,说,你怎么像当年妇女主任盯育龄妇女的肚子一样。再说,你知道了某某发的声不高,你还能怎么样,开除, 母亲很认真地说,既然别人请我们去念佛,出足了钱,我们就得好好念佛。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听到这儿,我呵呵了一下。母亲白了我一眼。母亲自然清楚我的意思。于是,我们的话题就此拐弯 我跟母亲一起在手推车后面,张开手掌,像吸盘一样紧贴装满榨菜的编织袋,脚一蹬,身子一抻,头不由俯低下来,似乎头向力气俯首,全身的力气才愿意汇聚到一处。前面父亲也低着头,肩膀上勒着一条粗麻绳,把腰弓成一只虾,两只小腿肚冒着青筋,前拉后推,后推前拉,遇到拐弯或陡坡,我们仨默契地再加把劲,汗珠子滚下来,在地上摔成八瓣,那些滚落不成的就渗透到衣服里,把衣背洇湿成一块块渍 过坎时母亲的脸会涨得红扑扑,父亲整个人往前倾,几乎看不到他的腹部,肩上的粗绳紧紧勒住他,几乎要嵌进肉里,他们俩人很默契地一个推,一个拉,然后让力气吃进手拉车,把车从坎上过去,这时我也用力,我喜欢用蹲下的姿势号召全身的力气。坎过去后,我会觉得脚下很轻,父亲的 手拉车会顺着惯性,在一小段时间内会拉得很轻松,甚至还可以跑上几步。我们仨一路上沉默,沉默的原因是不想因说话而浪费力气 坐在磅秤前的是一个姓王的人,经营数年后,钱一下子牛逼哄哄了。说他牛逼哄哄,是村里每家每户的榨菜都被他收购,而且立马开票取钱,绝不拖欠。他坐在磅秤前,怀里抱着一只黑漆的人造皮革包,里面是成捆成捆崭新的钱。手指在磅秤上一划,算盘噼哩啪啦一打,包里的钱就刷啦啦奔向村里的每家每户。他是我们村第一个万元户。一村人对他充满了敬慕 收入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劳动理想,就像我每年拿到家里的成绩单。从播种开始,到收割需要农民不间断地付出,育苗,分种,施肥,喷农药,每一个环节不能忽略,最后还要看天色。如果一切顺风顺水,还得仰仗有买主。所以,农民的憧憬是最薄弱的,大家都不敢说未来钱,尽管庄稼种得好,自己也从不偷懒,这还是没用,最多是一个参考系数。只有一张张的钞票摆到眼前时,才能确认自己一年的劳动有了回报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把书念好,跳出田塍,另一条路是与父母一样向庄稼地讨生活。这两条路不需要父母念叨,我自己也明白。毫无疑问,后一条路就横亘在眼前,除非读书做作业,之余就得死心塌地做家务,农忙时 跟父母老老实实到地头去,种榨菜、摘棉花、拔草……无论你安不安心,愿不愿意,你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我实在害怕做体力活,看到父亲弓背的瞬间,心里既是辛酸,又是无奈。所以,要走第一条路,你得勤奋,再勤奋,像母鸡抱窝精神一样专注于自己的学习,给自己积攒筹码 我们家没能力当上万元户,这倒不是父母不勤快,而是跟爆发的机遇没有缘分。父母整天把自己拴在庄稼地里,巴心巴肝地伺候庄稼,有时把我身上还在长的力气也使唤上,可一年下来,始终在三位数之间徘徊。而且也没见这三位数长个子。倒是我与哥两人都实现了前一个目标――农转非。我先念了卫校,我哥后上了大学。兄妹俩的农转非,大大长了父母的脸,尽管家里还不是很宽裕,不过,父母脸上的表情很宽展 那姓王的万元户碰见父母,第一个是动词是叫,叫伯、叫婶,第二个是动作是递,递烟、递火。第三个便是拍,拍拍自己西装袋,称这钱还不如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居民户口。言下之意,农转非的人生意义远远大于万元户 母亲呵呵着,发出欢快的笑声,一边故作谦虚着,说,万元户多少骄傲啊,我们念书还得供钱。母亲自然而然地选了“骄傲”一词。父亲抽着烟,黧黑的脸像一朵放大的茄子花,在一旁嘿嘿笑着。万元户还有几个比喻,意思是他的钱不如一个人的身份重要。万元户对金钱与身份的比较是诚恳的, 一点没有虚假的成分。于是,父母的脸再次现出动人的光泽。母亲的笑更接近一朵向阳的南瓜花 我还在念卫校的时候,邻居有时会过来咨询一些医学常识。我呢,有时一知半解,或半知半解,尽管解释得不到位,或提供的建议也未必对路,邻居们都很认真地接受,神情没有丝毫的轻视。这让我俨然有一种准医生的神圣之感 后来,我到医院工作,邻居们更把我当回事,有些根本不是我的专业,他们也愿意跟我说。说对了,自然夸奖得不得了。说错了,也没有人指责我的不是。似乎生病才是他们的错。我有时从医院里带些药回来,赠送给邻居,他们便感动得不得了。我回医院的时候,包里总塞满许多时蔬瓜果。那都是邻居送来的 我早已没有了初入机关的那种青涩,以及懵懂不知世情,身上渐渐积累了世俗之味,会曲意奉承几句,偶尔能逢场作戏。虽然,自己并不喜欢,但,也没有刻意为之而忏悔。自己觉得那些世故,还不至于破坏自己的心境。因为自己几乎从不以具体利益当作跟别人交往的筹码 我的朋友圈局限于几个人,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朋友还是那么几个,非常固定。我们之间没有频繁地来往,也没有近似于仪式的应酬。少打扰别人,成了我城里生活的一个理念。我始终奉信,好朋友是丢不掉的,丢掉的肯定不是好朋友。或许,这也导致了我跟城市的隔阂。邻居,是熟悉的陌 生人,同事,多半是陌生的熟人。尽管面带微笑,亲切客气,但彼此在内心都筑了一道堤防,自觉地维护着那道堤防,同时也维护对方的那道 对村里人来说,习惯于熟人社会,左邻右舍,串门、借东西、聊天,那是生活中的常规动作。他们已经扎根于这样的生活土壤里。出了村子,他们心里就觉得凄惶与慌恐。他们对外面世界的看法已经超越我的视线,在他们眼里似乎没有熟人,城里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这几年,他们找关系的热情,托门路的,比我还活络。求学,打官司,批执照……似乎只要出了村,没有关系,一切有关系,有了关系,什么都没关系。我不得不惊叹村人对世情的判断力,以及世相的洞察力 每当他们在我面前议论办事中的一些规则时,我只有不吭声。我想反驳的底气都没有。他们的子女想上学,我说,非学区的人按规定是要考过的,考不上,那是没有办法。事实证明,没有考上的学生,也去读了。他们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希望少罚点款,我说,罚款不是按条款出的吗,结果,彼此之间的罚款额相差很大。 母亲并不知道我整日坐在大楼里干些什么,但凭借跟各部门政要一起办公的资格,母亲与村人的思维差不多,吃皇粮的就是当官的。在母亲那儿,替别人办事既是荣耀,也是能力。早些年,母亲不管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她总是把别人所托之事打包给我。我 自然没好气,可也没全部拒绝。我貌似在城里立了足,其实属于我的土壤很稀薄,我这棵树始终没能长成大树 我曾用语言讨好别人,还拎点不合时宜的礼品,像做贼一样,把那只袋子塞到某个角落里,希冀对方能发现,否则前面的努力都白搭,但千万不要当场发现,一旦对方把目光落在那堆东西上,我心里很不自在,担心被人看作是在做一场交易。最害怕被人拒绝,命令我把东西拿回去,这仿佛扇了我一个耳光,我努力撑起来的虚荣心,会瞬间瓦解,同时也把我下次登门的勇气抽了个净光。我只是,我所作的努力,很少有收获。我亏待了村人的期待,也愧疚自己的努力。所以,我对母亲包揽的所托之事很是痛恨,这让我感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那么的卑微与迁就,我在无能为力与辛苦努力之间像一只蜘蛛一样在破网中荡漾着 我的脑海里闪过几张面孔,又被我一一否定。我打开手机的通讯录,从字母A一直翻到字母Z,试图从中寻找到我可以拜托的人。有好几个名字,停留在我的目光里,思忖之余,我又翻了过去 我纠结了很长时间,终于确定了几个名单。我像核算一样,对她们聘用临时工这件事上所具有的机会成本与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与综合 B是我第一个打电话的。她是我中青班的同学,套用眼下的说法是干部的“黄埔军校”同学。她年龄比我大些,进局 班子的时间也比较早。平时有来往,一起逛个街什么的。我在电话里问她最近单位招不招临时工,说出这句话后,我有些后悔了。这话的语气,似乎我是她的老领导似的,而且情感过渡都没有。她显然有些愣,过了一会儿反问我是什么事。我忙纠正过来,说是有一个老乡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现在想先做做临时工什么的。她淡淡地说,局里已经很长时间不招临时工了。这话我听得懂。我客气地跟她在电话里道别 C是我原来的同事,在某局做副职。虽然不是分管人事,但她分管的那摊子事比人事还重要,如果她肯帮忙,也许会有机会。我电话打过去,响了几声后被她摁掉了。很快,她来了一个短信,说是正在开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想了想,给她回了一个短信,意思是问她局里需不需要临时工,比如文书之类的。她很快回了信,亲,我不是分管人事的 D是我的老领导,他所在的局下面有几家事业单位,想去他那儿碰碰运气。电话过去,寒暄了几句后我小心翼翼地把事情提出来。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回绝。他倒认真地问起我那个女孩子的情况,似乎还记到了本子上,告诉我如果有机会会通知我的。我忙不迭地感谢 …… 一段时间,母亲破天荒地主动给我电话,但电话的主题还是翠琴婶婶女儿的事,既是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也是催 我抓紧办事。我知道母亲疼惜翠琴婶婶,也理解母亲在人前的面子。我刚开始还能如实,意思是打了几个电话,有哪几个会留意。母亲在电话思忖半天,说,就打个电话能成吗,你自己人要去的呀。母亲道破了我内心设置的障碍。后来,我被母亲的电话烦死了,一次忍不住直吼,气得母亲摔了电话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的一件往事,当年为了从办公室调到宣传室,我几次跟时任一把手的W提出请求,理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锻炼的机会,而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采购办公用品、收发文件、替领导报销发票,诸如此类的琐事。但W就是不肯给我换。我偷偷哭了好几次。有人暗中提醒我得给他送礼。我确实也送过礼,买了一些他家小孩用的物品,跟先生一起敲开他家的门,一进门,忙着找地方放东西,心里慌乱地准备着一些措辞,以防他的拒绝。跟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坐他家的凳子上,忐忑不安,又觉得非常难为情,而且绝不提换工作上的事。送过礼后,见到W,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害怕对方看穿我那点小心机。我的心思他不可能不知道,没送礼前我多次提出来。但送了礼后,我没有再提出。我用这种方式来自我否定送礼与调换岗位间的联系。好在W不久就调走了。虽然,我还是做办公室的事,可我却匪夷所思地认为这样的结果最好。心里着实开心了一阵子 翠琴婶婶拿来的蛋,我一直没有动。母亲也没有问我那 些鸡蛋怎么样了。一想到那些很诚恳地挤在一块儿的鸡蛋,我感到很难过。难过之余,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用母鸡孵蛋的事。为了省几个钱,母亲跟周围的婶婶们一样,每年会攒十多个受精蛋,待母鸡开始抱窝的时候,把这些蛋放到母鸡抱窝的地方。母鸡趴在一堆鸡蛋上,一趴就是三周,几乎日夜不离,兢兢业业。但每次总有那么几只蛋孵不出小鸡。我很好奇地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鸡如此,人也如此。母亲一边说,一边毫不客气地把目光投向父亲。父亲正埋头看书,脚旁边堆着他写的纸稿 回到老家,我跟母亲像是有某种默契,谁也不提翠琴婶婶女儿的事。然而,翠琴婶婶有一天跑了过来,还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诚恳。我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来劝慰她。即使我说了,那些说词在具体生活面前也是苍白的,尤其这群一辈子只懂得伺候庄稼地的农民来说,那些无关生计的道理跟说教一样没有温度,对于他们来说,子女是生存基础,庄稼地是生计基础,这两个基础似乎没有对应关系。我低下了头,再也没有勇气迎接她真诚而卑微的目光。她含蓄的乞求,让我倍感难过。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向母亲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