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doc

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doc 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摘要】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诉求方式相对温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关键词】 社会矛盾,民生需求,官民矛盾,诉求方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紧、任务繁多，这就必然会造成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利益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出来;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尚不够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有时容易演化成某种负面的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普遍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矛盾问题无疑会迅速积累和扩张。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阶段“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 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 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涉及面广泛、种类齐全,但是,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这一点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民生问题亦即民众的基本生计问题不被重视,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盛行。当时的时代中心是阶级斗争,围绕着绝对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问题,基于特定的阶 往往会产生或人为制造出许多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多为级观念和政治路线, 浅层次的问题,多表现为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围绕着民主化,民众的政治诉求往往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社会矛盾。而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改善环境生态、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准以及有效妥善地处理好种族纠纷等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事情,这一类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则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甚至会引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骚乱。 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使得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中,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突出表现在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4816%,而投资率却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315%。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 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相比之下,民众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尚未引起民众的足够重视,相应地,由政治诉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能成为数量居多的社会矛盾。 二、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从社会矛盾对应群体的角度来看,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各个矛盾对应群体当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居前列有时甚至是居于首位的位臵。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样本为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1%,社会上穷人与富人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12%,社会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第三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17.13%。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在回答“您认为哪两类人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问题时,回答“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比例为28.126%,居第一位,回答“穷人和富人”的比例为24.102%,居第二位,回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比例为13.140%,居第三位,回答“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比例为11.198%,居第四位。类似的调查说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的状况。 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起飞阶段的社会矛盾状况相比,中国现阶段官民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这一现象是很不相同的。在先发国家与地区以及后发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起飞阶段,一般来说,劳资之间的矛盾十分凸显,劳资冲突在某个特定的时段甚至会成为影响到社会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比如,在19世纪西方早期工业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韩国也是如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劳资矛盾逐渐积累并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到1987年劳资冲突引发了整个韩国社会的动荡。 中国现阶段官民之间矛盾之所以比较突出,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惯性依赖。应当承认,在中国现阶段,法律的建设比较滞后,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而且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滞后。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一种没有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作为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或者是一种路径依赖,民众自然就会向政府表达大量的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实际上,这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错位行为,即:该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该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被调查者在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最想上诉的部门,前三位的选择分别是:49.12%的人选择了本地政府,16.10%的人选择了法院,14.16%的人选择了本单位领导。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众承担了大量的、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无限责任。本来,现代社会当中政府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起着别的国家和地区所不具有的巨大作用,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力度较大的干预力。这些干预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是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成为一种有害的行为。后两者或者是缺乏必要的法理依据,或者是会程度不同地损害民众的利益。基于前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既然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过度的依赖,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同时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 地解决民众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力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凸显。 三、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 从社会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即: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的现象。比如,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件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再比如,2005年6月,安徽池州发生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又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的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之所以会出现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基本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因而使得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产生一些积怨,难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10000多份问卷当中,在划定的十个群体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选择百分比分别为59.12%和55.14%,而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工人的选择百分比则是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分别为31.4%和11.5%。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其二,社会焦虑现象推波助澜。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社会矛盾虽然具有一些负面的意义,但尚未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是,社会成员一旦具有了某种焦虑的心态,就往往容易加重对这些问题的不满情绪,甚至有时会出现迁怒于其他人或其他事情的现象。社会焦虑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约束,人们相对来说就容易卷入某些自己本来或许所没有料想的纠纷或冲突当中,从而加重了某些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其三,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的扩散与放大作用。近年来,中国的信息传播手段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至2009年10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7.12亿户,网民总数已达到3.16亿人。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社会矛盾的形成和扩散自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先进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普及的条件下,至少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关注某个社会矛盾的某些社会成员,使用网络或短信发表看法。由于大量网络帖子和短信采取匿名的方式发布,因而发表者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很小,进而使得一些社会成员借题发挥、借机宣泄,大量未经证实或认真分析的看法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纷纷出现。另一种情形是,越是激烈的言论,越容易引人注意,因而传播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看法发表者缺乏理性的话,那么听者同样也缺乏理性至少是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由于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因而一些社会成员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进去,相应地,社会矛盾很有可能会迅速加重。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在社会矛盾空前的联动性、蔓延性和迅速扩散的背景之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就会出现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 四、诉求方式相对温和 相对来说,在中国现阶段,除去少数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派别合流者外,除去个别地区曾经出现的类似“翁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等暴力冲突外,总体而言,就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而言,仍然是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这些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多表现为和平请愿的方式,如:上访现象,河北工人和一些广州人的“散步”现象,广州某地民众的“静坐”现象,北京某些出租司机的 “休息”(而不说“罢运”)现象,等等。类似的现象,虽然对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会有一些影响,但对社会的运行而言,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动荡,仍然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种现象,同先发国家以及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飞阶段来说相比,是有不小差别的。比如,在法国现代化起飞阶段,工人群体蒙受巨大的苦难。作为一种强烈的利益诉求,工人们采用了暴力的行动,一度推翻了现有政权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组织——巴黎公社。韩国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时,韩国工人的罢工不断。“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 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民众利益诉求总体上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一,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那就意味着社会动荡。社会动荡意味着一个社会丧失了最为起码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进而会使整个社会和经济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动荡状态之中,1949年以前的多年战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道理。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认同,人心思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显然,在人心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其二,利益诉求一方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中国民众是十分理性的,在考虑一些重要问题时,实现目的和成本付出是一件必须考虑的事情。在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方面,就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受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民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仍然存在着“怕官”的心理,同时,现实的状况是,民众大量的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一方面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而且通过某种压力使问题的影响增大,让政府知道此事的重要性,认真介入并解决此事,另一方面,又能够小心翼翼躲开“违法”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便成为许多社会成员考虑的问题。就此而言,各种各样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便成为当事人的现实选择。 五、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 在中国现阶段,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即: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了彼种社会矛盾。这在一些事关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护的政策和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有时会出现两难的情形。劳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大势所趋,同时还要看到,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意味着企业要支付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劳动政策的充分落实同一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两者之间有时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就是在同样都是事关民生方面的政策当中,这种两难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就业率的提高这样两件同样都是有助于改善民生的举动却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相互抵触的情形。大幅度提升劳动保护的强度,就意味着企业要增加员工工资支付的力度。不仅要完全按照工资标准支付员工现有的工资,而且还要随着企业利润的逐年提高而逐年增加员工工资额度。于是,在一个时期里,一些企业本身赢利的空间就会相对缩小,持续投资的热情就会降低,相应地就不愿多招收员工,甚至还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本企业的雇佣人员,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再比如,同样是降低房价,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意义。任由房价迅速上涨,对于无房户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无房户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意味着这些人安居乐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会加重这些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反,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想方设法打压房价,造成房价的暴跌,那么,除去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不谈,就是对已经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来说,意味着其已有的家庭财产会大幅度地缩水,特别是对于已经通过贷款购买到房产并且尚 未还清住房贷款的社会成员来说,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房产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现在的市面价格,并且还意味着这些人要按照原先的契约在未来用大量收入还清住房贷款,因而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会明显加重。像是解决社会矛盾容易陷入两难境地这样一种现象,在别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起飞阶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也曾有过,但不像中国现阶段这样突出。 对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这样一种特征,是不难理解的。现今中国的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发展水准的不平衡,也表现在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方面发展水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现象,导致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内容和方式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政府对于社会矛盾的多样化认识以及千差万别的解决方式。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各种各样的正式法律、潜规则以及无规则现象各有各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同一的标准。基于前述分析,既然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方面的差别非常大,既然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同一的标准,因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是各取所需,从自身不同的、并且是差别很大的利益角度去提出利益诉求问题和认知同一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情形下,众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就难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状况,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六、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可能的角度看,其生长空间很大,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极值。两方面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上访”数量居高不下。2004年之前,信访总量连续12年大幅攀升,在2005年这一势头虽然得以遏制,但据国家信访局负责人介绍,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仍然达到126516万件,而且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量没有下降。二是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短短的10年当中,就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其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2008年,在《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的实施以及经济危机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动纠纷更是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态势:当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913万件,当期案外调解2317万件,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数量迅速扩张这一现象,迥异于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矛盾情形。 可以这样说,致使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生长空间很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理应是互惠互利,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利益增进应当保持着一种同步化的状况。而在中国现阶段,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同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即:在精英群体利益迅速增进的同时,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利益增进幅度却是相对缓慢,其中不少成员的利益没有增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而且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比如,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专科学校除外)1994级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分别是1:215:1718:1218:914,其中进入全国重点高校中的机会更是悬殊极大,分别是1:4:3117:2216:1714。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子女,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校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1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随着社会成员平等意识、维权意识的逐渐强化,随着国家层面对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保护政策的陆续出台,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现象必然会使大量基础阶层成员成为利益诉求的一方,这就进而会加重社会矛盾,使社会 矛盾的数量在一个时期当中势必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就此而言,至少有三种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劳资矛盾的显性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会逐渐成为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矛盾基本走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应当承认,在中国现阶段,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具体表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其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劳动超时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劳动安全卫生水准低下,社会保障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劳动监察力量十分薄弱,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加重。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同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相比,如今的农民工亦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已经适应了城市当中的生活,其文化程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农村居住地。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仍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仍然属于城市当中的边缘人。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未来的一个重要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客观上看,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便会有所加重。三是许多社会成员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的“倒找”举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21世纪之初,由于法治不健全,许多改革措施带有一种试探、随机的色彩,这就难免在一些领域造成不公正的现象,如国有企业转制当中的身份臵换政策、征地拆迁行为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随着法治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许多社会成员有可能会对自身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这就会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加重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问题如若解决得不好，则会对中国发展的全局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越多，社会就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严重者甚至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倾覆的可能性，从而使发展失去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情况。其二，使发展进程变形走样。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化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大量隔阂和不信任的因素，进而影响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种目标迥异的行为取向不可避免地会曲解误读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愈演愈烈，民生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会使为数众多的贫困者和少数富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某种“夹生饭”的状态。 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问题。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及的那样，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中国统计年鉴2009[Z]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1 [2]吴忠民1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 [3]郑杭生主编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1 [4]李培林等1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C]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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