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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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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王飞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硕士研究生) (丁克家庭的概念 1 “丁克”是英文单词“DINK”的音译,其对应的完整英文表述为“Double Income No Kids” 或“Dual-Income No Kids”,是上述表述的首字母缩写,意指“双收入,无子女”。正式的“丁克家庭”定义为:它指的是具有工作收入的夫妻双方,有生育能力但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一种家庭模式。在这一定义中,“具有生育能力但主动选择不生育”是一个核心要件,丁克家庭是基于夫妻双方的一个主动...
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评“丁克家庭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王飞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硕士研究生) (丁克家庭的概念 1 “丁克”是英文单词“DINK”的音译,其对应的完整英文表述为“Double Income No Kids” 或“Dual-Income No Kids”,是上述表述的首字母缩写,意指“双收入,无子女”。正式的“丁克家庭”定义为:它指的是具有工作收入的夫妻双方,有生育能力但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一种家庭模式。在这一定义中,“具有生育能力但主动选择不生育”是一个核心要件,丁克家庭是基于夫妻双方的一个主动选择而导致的后果,这一点在学界也得到了共识(肖爱树,2004; ?徐斌,2005;李爱芹,2006;孙懿俊,2009),它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任何情况下出现的“无子女家庭”均划入“丁克家庭”的范畴。 夫妻均有收入,但无子女的家庭之所以出现,原因有很多种,例如本身不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妻,虽然也符合双收入无子女的要素,但却非丁克家庭,因为他们可能具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再一种情况则是父母正当壮年尚未退休,而其后代却已早逝的情况,也不能称之为丁克家庭。有些夫妻是出于育儿成本的考虑——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年轻夫妻,而自愿选择暂时不生育,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丁克”,一旦经济状况好转,生育后代的计划立即就会提上日程。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因为夫妻当中的某一方不愿意生育,而导致的无子女现象,这也不能称之为“丁克家庭”。 所以,目前有些研究中简单的将“双收入、无子女”等同于“丁克家庭”,甚至不提收入只要符合“家庭中无子女”的要素,就定义为“丁克家庭”的做法明显是不妥的。如许珂在《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一文中介绍美国丁克家庭现状时,就出现了这种错误。论文中相关表述如下:“美国人口普查局1994年5月公布的年度分析表明,1993年美国有6180 ?万个家庭,其中3480万家庭无子女,即占51,,丁克家庭已超过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这里作者就是将“家庭无子女”直接等同于“丁克家庭”了。事实上,在这3480万无子女的家庭中,肯定包括“丁克家庭”,但是除此之外,其包含的家庭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因为生育能力,经济压力,子女早逝,一方不愿意生育而导致的无子女,或者只是暂时还没有子女,因为从结婚到生育子女毕竟还有一个时间差,而调查只是选取某一个时间点进行。除此之外,对于家庭的不同理解,也可能导致数据并非符合自己的期望,如空巢家庭是否属于“无子女”的家庭类型呢,同性恋家庭,非婚同居家庭, 外交学院戴琳在其硕士论文《A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amilies:Its Causes and Influences on Social Development》中考察“Dink Family”时,也将其简单表述为“it is a family composed of married couple without children”,这里就完全没有考虑到“家庭中无子女”现象的复杂背景及多种原因。论文引用的相关数据来自Scott Coltrane和Randall Collins的教材《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Family》(见图1),不过原著者的表述是“Married couples without kids”,涉及的是那些处于结婚状态的夫妻而没有子女的情况,与我们所要考察的丁克家庭并非同一回事,作者本人也并未说明原著者是否探讨了丁克家庭的问 ?肖爱树认为DINK“特指那些有生育能力但自愿选择不育的夫妻二人家庭”(2004:58);徐斌指出“(丁克家庭)主要指夫妻有生育能力而不愿意生育的家庭”(2005:160);李爱芹认为丁克家庭“特指那些有生育能力但自愿选择不育的夫妻二人家庭”(2006:6);孙懿俊指出“丁克家庭的三大要素为:夫妻双方都有收入,有生育能力、自愿不生育”(2009:49)。同样的表述颇多,相关文献恕不一一列举。 ?许珂,2007,(3):119。不过,这一数据转引自刘杰森,2000,(3):21。在许珂的论文中,刘杰森论文的发表日期被误置为2003,实为2000。当然,刘杰森的这一数据也是转引的,且未给出数据来源。 1 题,以及是如何探讨的,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将其数据直接拿来。 ? 图1:美国家庭模式的变迁 不过,比较戴森引用的数据与许珂引用的数据,也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从1970年到2000年每隔10年的四次调查数据来看,“无子女家庭”的比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基本在30%左右,只有1990年的数据偏离较大,在20%,最高的也就是31%,远远低于刘杰森引用的“51%”的水平。由于采用了多次的时间序列数据,戴森引用的数据更为可信一些,如果考虑到非丁克家庭的“无子女家庭”情况,也许可以估计出美国的丁克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应在13%,18%之间,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 那么这里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界定“丁克家庭”,如果认为上述要求是苛刻的,研究者也应该在论文中对自己所要探讨的“丁克家庭”的边界进行说明,如余微和许改玲就提出了扩大的丁克家庭模式的概念——“一种下一代的缺失的家庭模式”,虽然我对这一主张并非完全赞同,但起码著者对概念本身进行了明确(余微,许改玲,2006)。 另一个细节问题在于丁克家庭的兴起时间和地点。一般认为,这种家庭形式兴起于20 ?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肖爱树,2004;李爱芹,2006;孙懿俊,2009;王皓田,2009),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刘改凤,2004;林丛,石人炳,2007;许珂, ?2007),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这一论断的依据。 对于地点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欧美,刘杰森只提到了美国(刘杰森,2007),还有一位研究者认为“这种家庭模式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的青年夫妇中,随后收到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推崇”(徐斌,2005),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家庭形式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而不是欧美国家,但其并没有指明这种主张的依据和文献来源。因此,我们基本认定这种家庭形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 2(丁克家庭在中国的现状 中国目前的丁克家庭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目前尚未有全国性的专业性的调查研究,因而相关的数据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不过有一点可以基本认定,“丁克家庭”在我国出现始于20 ?世纪80年代(肖爱树,2004;徐斌,2005;李爱芹,2006;王皓田,2009),当然如果按照刘改凤、林丛和石人炳、许珂的观点——丁克家庭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那么在中国的出现时间自然应在80年代之后了,林丛和石人炳认为丁克家庭“在我国(出现)则是上个世纪(20世纪)末的事情”(林丛,石人炳,2007:65),刘改凤和许珂则回避了该问题。 至于丁克家庭在中国存在的数量方面,现有的数据,基本不能令人信服。比较流行的 ?Coltrane,S. and Collins,R. 2001(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family(Chicago:Nelson-Hall,p133( ?在上述文献中,只有孙懿俊给出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论断的英文文献来源:Pamela E(Cooper,Barbara cumber,Robin Hartner.1978(Decision-making patterns and post-decision adjustment of childfree husbands and wives(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1(1):5-8。 ?刘改凤,林丛和石人炳均认为认为丁克家庭“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珂认为丁克家庭“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 ? 2 一些数据如下: (1)上海市区在1979—1989年共有113(34万对男女登记结婚,其中约有16(48万对夫妻没有生育过孩子。除去其中一些再婚不生孩子和由于生理原因不能生育的人数,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孩子的夫妇占全市家庭总数的3%。进入90年代以来,这样的夫妇人数有增无减(刘杰森,2000;肖爱树,2004;许珂,2007)。 这些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夫妻,并不就等于丁克家庭,理由不再赘述。 其中肖爱树注明上述数据引自刘杰森,但刘杰森并未给出数据来源。许珂也未注明数据出处。因而无法对这一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评述。 (2)1989—1994年上海市区丁克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3%—4%,1994—1998年北京市约有3%的夫妇自愿不生育,达7万人之多。1989年只婚不育的人数有10万人,1992年年底则猛增至13万人(肖爱树,2004;许珂,2007)。 肖爱树注明上述数据引自邱文清的论文(邱文清的论文年代久远,搜索不到),许珂未注明来源。 (3)上海市妇联最近(2002年)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婚后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1%,此次调查选取的1200多个样本来自上海不同年龄阶层的家庭。“如果只选取20—40岁年龄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刘改凤,2004;肖爱树,2004;徐斌,2005;余微,许改玲,2006;李爱芹,2006;许珂,2007;林丛,石人炳,2007)。 对于这一数据,肖爱树、李爱芹的论文提到这次调查的时间是在2002年,负责人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室孙中欣,并显示“如果只选取20—40岁年龄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这句话是出自孙中欣本人——不清楚这句话是要表达什么意思,难道调查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证明丁克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吗,其中,林丛和石人炳注明引自肖爱树。 但是,相关论文并未介绍此次调查的问卷设计以及抽样方式,缺乏更详细的信息,因而也无法断定其可信性。 (4)一项受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咨询中心执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白领中有14.3%明确不打算要孩子,还有25.3%的白领认为婚后要不要孩子无所谓;明确打算要孩子的白领中,近九成也表示“现在不急于要”(刘改凤,2004;林丛,石人炳,2007)。 两者均没有注明数据出处,如何界定白领的,如何抽样的,均没有说明。 (5)南京市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有4%的夫妇自愿固守丁克家庭(刘杰森,2000;肖爱树,2004;许珂,2004)。 这一数据的问题在于依然没有给出来源,即不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采用的什么方式进行调查的,丁克家庭又是如何界定的。其中,许珂和肖爱树均引自刘杰森。 (2)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1984年以来结婚的夫妇中,约有20,的夫妇自愿不育,人数近10万;广州的“丁克”夫妇在1986年有3万人,1989年猛增到10万人。上海市在1979年一1989年间的50多万对新婚夫妇中,约有14.5,的人选择不生育,约有8万人;1989年—1994年间,“丁克”家庭的比例约占全市家庭总数的3,—4,。天津市1989年登记结婚的人中有28,的夫妻不愿要孩子。1994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丁克”夫妻总数已突破100万对(彭雪芳,2002;王皓田,2009)。 这一数据最先出现在彭雪芳的论文中,后被王皓田引用。总的特点是数量庞大,但缺陷在于没有给出数据来源。上述数据之间有的用分号,有的用句号,显然不是全部出自“国家有关部门”,但是对于这样来路不明的数据,竟然敢拿出来吓人,而且还有人再引用,真是不可思议,而且两篇论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于,刚说完100万,接下去就是零点调查公司的的数据“60万”的数据,为什么对这种下降置若罔闻呢, 3 (3)根据零点公司2003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刘改凤,2004;肖爱树,2004;许传新,陈国华,2004;徐斌,2005;李爱芹,2006;许珂,2007;林丛,石人炳,2007;孙懿俊,2009;王皓田,2009)。 60万的数据不变,但调查的时间却有分歧,刘改凤、孙懿俊、王皓田认为调查是在2003年,徐斌、肖爱树、许传新和陈国华、李爱芹、许珂、林丛和石人炳的论文显示是在2002年,其中,林丛和石人炳引自徐斌。 离奇的是,李爱芹、许珂均引自刘改凤,但刘改凤的年份是2003,转引后变成了2002;孙懿俊引自许传新和陈国华,但是许传新和陈国华的年份为2002年,转引后变成了2003。 就数据本身而言,“大中城市”是如何界定的,实际又调查了哪些城市,60万是实际数据,还是推论的结果, (4)最近的一项针对针对深圳户籍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显示,深圳“丁克”家庭的比例高达10%左右,且有继续上身的势头(刘改凤,2004;肖爱树,2004;李爱芹,2006;林丛,石人炳,2007)。 只有李爱芹说明这一调查是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迟书君等人负责的,且注明这一背景资料转引自邱文清的论文。林丛和石人炳的数据引自刘改凤。 总结:数据比较多,但是基本没意义,由于缺乏权威的调查研究,以至于见个数据就当成了宝,对于这些数据是否真的可信和可靠,并未认真深究。为了把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就颇费了不少功夫,而且全部是采用二手数据,转引自他人,甚至转引过程中还出错,无语了。 参考文献: 戴琳:《A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amilies:Its Causes and Influences on Social Development》,外交学院,2007 李爱芹:《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西北人口》,2006年第6期 林丛,石人炳:《浅论丁克家庭形成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西北人口》,2007年第4期 刘改凤:《解析当今中国社会的“丁克”家庭》,《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刘杰森:《社会学视野中“丁克”家庭》,《社会》,2000年第3期 彭雪芳:《大城市中悄然兴起的“丁克家庭”》,《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2年第3期 邱文清:《“丁克家庭”悄悄叩开中国大门》,《社会》,1998年第1期 孙懿俊:《社会学视野下的丁克家庭》,《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王皓田:《中国“丁克”现象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6期 王静珊:《当前青年“丁克族”出现的社会成因分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肖爱树:《当代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历史学考察》,《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徐斌:《“丁克”家庭的社会学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许传新,陈国华:《选择“丁克”家庭的多学科透视》,《西北人口》,2004年第6期 许珂:《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余微,许改玲:《第二代农民工及独居老人的“丁克”模式——扩大的丁克家庭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西北人口》,2006年第4期 Coltrane,S. and Collins,R. 2001(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family(Chicago:Nelson-Hall Pamela E(Cooper,Barbara cumber,Robin Hartner.1978(Decision-making patterns and post-decision adjustment of childfree husbands and wives(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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