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绅社会与庶民文化

仕绅社会与庶民文化 仕紳社會與庶民文化 元末明初的士人活動 元季曾參與玉山草堂聚會的士人甚多,「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這些集會具有時間的延續性、地域的廣袤性、文化的多層性,其盛況超越前代曾經有過的士人聚會。 類似玉山草堂的士人活動,可說是與元末隱逸思潮並存的士人活動,他們除了從宴集活動中尋得精神寄託外,在幽雅的環境中模仿古代風雅之士的生活型態,發揮自己的詩文創作能力,使自身的價值得以實踐,這是他們在休閒生活中尋得與隱逸生活相投契的一種生活型態。曾參與此宴集的吳克恭,曾描述當時的盛況說: 己丑之歲,六月徂暑。余問津桃源,溯流玉山之下,玉山主人館余於 草堂芝雲之間,日飲無不佳適者。有客自郡城至者,移?碧梧翠竹之 陰,蓋堂構清美,玉山之最佳處也。集者會稽外史于立、吳龍門僧琦、 瘍醫劉起、吳郡張雲、畫史從序,後至之客則聊城高晉、吳郡郯韶, 玉山主人及其子衡,暨予凡十人。以杜甫氏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之韻,分鬮各詠言紀實。不能詩者,罰酒二兕,罰者三人,明日一人 1逸去,雖敗乃公意,亦蘭亭之遺意也。 作者吳克恭為吳中著名詩人,「詩格古澹」,常與倪瓚、顧瑛交遊;會稽外史于立曾學道於會稽山中,以道士的面貌遊於江湖之間;郯韶曾出仕為漕府掾吏,不慕仕進,以詩酒為樂。這次宴集活動參與者的身份包括了士人、僧人、道士、畫家、醫者,十人之中除了三人不能詩外,其餘能詩者皆在這次的盛會之中,以詩酬唱。這樣的宴集活動,仿效東晉王羲之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集會,一觴一詠的文人雅興。且隱士與僧、道、醫、宦之間交往密切,他們之間的身份界線模糊,很難明確地區分開來,現出元末士人隱逸生活多采多姿的一面。 1 顧瑛,《玉山逸稿》,卷二,吳克恭,〈碧梧翠竹堂燕集,以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分韻,得星字〉,頁21。 類似玉山草堂的士人宴集活動,在元末江南甚為風行。不同於一般世 俗的宴集。士人的宴集多以詩與酒為重心,在宴飲之餘抒發自己的情 懷與才性,往往得到士人同儕的稱頌與迴響。 參加士人宴集活動者多以隱居不仕的士人為主,方有閒情逸致可以消磨在詩酒之間。一旦出仕,參與這種士人宴集活動的機會自然減少許多,如陳基在元末曾到京師為經筵檢討,幾乎三四年的時間沒有參與士人的宴集活動,他曾自言其原因道:「方挈挈焉觸寒暑、犯霜露之不暇,又何由持盃酒、 2是故,沒有仕宦煩身的顧瑛才能夠時濡翰墨,詠歌揮酒以側諸君子之列,」 常邀士人宴集,玉山草堂遂成為元末士人吟詠聚會之地。 玉山草堂形成於元末江南的富庶社會中,以豪富者的雄厚資產為後盾,支持江南士人發揮所長,士人除了詩文之外,缺乏可以令他們畢生之力去追求的目標—如科舉考試,遂以僧、道、醫、吏為託身之所,追求詩文宴集活動所帶給他們在精神上的滿足。 到了明初,江南社會歷經戰亂的洗禮,進入明朝的統治之後,江南隱逸的生活遂為之一變。明太祖用重典以治天下,使明初的江南社會呈現與元末截然不同的面貌。談遷曾提到明初社會的嚴肅氣氛: 聞國初嚴馭,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即吾邑 3充伍四方,至六千餘人,誠使人凜凜,言之至今心悸也。 談遷是杭州府海寧縣人,他所描述的明初景象,呈現出人人自危的不安氣氛,與元末的寬縱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動輒得咎的嚴密法網之下,很多富家大族在明初的社會整頓中遭到打擊,方孝孺在〈采苓子鄭處士墓碣〉中曾述及隱士鄭濂受人誣陷的情形稱: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 4而覆其家。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從鄭處士這件幾乎被誅身滅家的案件上看來,不僅尋常小民會因宴飲時的無心之言而獲罪,江南富家大族更可能因為莫須有的誣告遭到嚴厲的處分,尤其是結黨營私與餽贈財物,在明初更是被嚴厲制止。且明初因細故得罪者, 2 顧瑛,《玉山逸稿》,卷二,陳基,〈汎花館宴集聯句序〉,頁22。 3 談遷,《國榷》,卷五,頁489。 4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二,頁39b,〈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多牽連甚廣,王逢記載洪武元年松江一次侵佔秋糧的案件,使九百一十二戶 5的人民遭到流徙之禍。在這種嚴密的控制與刑罰之下,使明初士人不論出仕或隱逸,都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之下,其生活自遠不如元末時的悠閒自得。 明初,踏上仕途的宋濂,曾感慨自己幾乎二十餘年未與朋友有詩酒之會,在辭官之後才得一償宿願,與胡翰、朱廉、蘇伯衡、金元鼎等友人聚會於麟溪鄭氏之家,宋濂記其事曰: 追記昔時各縻祿仕,不獲卮酒為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 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 6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 胡翰與朱廉都曾與修《元史》,皆不授官而歸,蘇伯衡與金元鼎拒絕明太祖的徵辟,皆以在野的身份參加此次詩酒之會。從宋濂的感慨中可以得知,昔日未仕之時,皆得與知心好友以詩文相會,入仕之後便失去了這樣的閒情逸致,益可見此次聚會之難得。宋濂辭官後的這次宴集,也是以宴飲、賦詩為活動內容,與元末士人們宴集的形式相同。 在經歷元末動亂及明初動盪之後的士人,即使能夠再度歸隱鄉里,隱士群相唱和的情景不易復得。高啟在洪武三年自京師辭官歸隱之後,尌有類似的感慨,他說: 去年秋,余解官歸江上,故舊凋散,朋徒殆空,唯同里丁儼至恭,日 抱琴與余遊。余愛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于寂寞之濱,故數與燕詠嘯 7歌,甚相樂也。 可見隱逸生活少不了志同道合者為伴,即使無復昔日的盛況,但能夠依然過著適性的隱居生活,仍是明初許多士人心中最大的期盼。 5 參見王逢,《梧溪集》,卷六,頁50a—b,〈題涉難錄〉。 6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六七,〈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頁1082。 7 高啟,《鳧藻集》,卷二,頁24a,〈送丁至恭河南省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