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政视角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研究下

金融新政视角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研究下 金融“新政”视角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 收敛性研究(下) 胡宗义 苏静 , 2013-05-03 14:48:07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2期 表1模型(2)显示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β条件收敛的检验结果。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不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地区，lnNF的系数β均为负值，但全国整体范围不显著，而东中西各地区分别显著，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存在条件收敛性，而东中西部农村地区各自存在条件收敛性，即呈现“俱乐部条件收敛特征”。其中，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达到12.5%;中部次之，为7.3%，西部最小，仅为3.4%。主要原因在于各区域内部农村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平衡，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性，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配置比较均衡。2004年，农村金融“新政”实施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尽管开始从饱受压抑中逐步释放，但是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特有的生存环境和抵押担保机制，使得农村非正规资源的流动不可能像正规金融资源那样自由，农村非正规金融还不具备形成具有辐射和吸纳作用的增长极的条件，区域内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累积递增趋势，从而形成各区域内部的条件稳态收敛。从条件收敛的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都是影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主要是由区域之间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引起的，而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过大，都是导致全国整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动态分布演进的背后机制，本文在上述静态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4年的截面数据作为考察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模型，探究各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收敛性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1是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的核密度估计动态变化图。从图1可以看出，分布曲线在2004,2010年变化明显:波峰高度大幅降低，峰值从2004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1.2;宽度明显变宽，左右两翼逐年向两边扩展。上述特征说明整体上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发散特征，且2006年以后的发散速度要大于2006年以前的发散速度。原因是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在加快，而贫困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在减慢。此外，波峰位置从2004年的0.01右移到了2010年的0.04，这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有明显提高。 图1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核密度估计图 图2 东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核密度估计图 图2是东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的核密度估计动态变化图。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整体上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特征。分布曲线在2004,2006年波峰高度大幅增加，宽度明显变窄，左右两翼向中间大幅收缩，表明此期间呈现收敛态势;而2006年以后，波峰下降，宽度变宽，相比较于2004年，右翼向右边大幅度延长，表明此期间东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发散特征明显。主要原因是东部区域内部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速度加快。此外，曲线位置整体上右移，表明东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 图3 中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核密度估计图 图4 西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核密度估计图 图3是中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的核密度估计动态变化图。从图3可以看出，2004,2010年分布曲线波峰高度上升，宽度变窄，与2004年比较而言，左翼向中间小幅收缩，表明中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收敛态势。主要原因是中部区域内部贫困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相对稳定。此外，波峰位置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此期间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基本稳定。 图4是西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的核密度估计动态变化图。从图4可以看出，2004,2008年，分布曲线波峰高度逐年小幅上升，宽度和左右两翼逐年小幅收缩，表明此期间呈现弱收敛态势;而2008,2010年，波峰高度迅速回落，左右两翼迅速向两边扩展，发散特征明显。与2004年比较而言，右翼位置向右边大幅延长，曲线位置整体向右小幅移动，说明2004,2010年西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有明显提高。 表2 2004,2010年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动态分布比较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引起的(见表2)。这既与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先天因素有关，也与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布局及相应政策的实施结果有关。中国中部地区多为农业大省，产业结构定位于农产品和原材料基地，加之国家实施的“东部优先，西部大开发”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中部农村地区在金融资产存量和流量上落后于东部，在金融资源增量上落后于西部的局面，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抑制，导致中部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弱化现象严重?，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性明显。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本身是一种内生于农村的“草根金融”，受外部政策驱动和利益驱使的成分比较小，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流动中有利的“扩散效应”大于不利的“回波效应”，从而在区域内部出现良性累积因果性循环，使得贫困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加快，而相对富裕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相对稳定，最后整个中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趋于平衡，呈现收敛态势。而东西部农村地区政府外生植入的正规金融资源比较雄厚，在农村金融监管失范和缺失情况下，内生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同时被正规金融机构和现代监管制度严重排异，非正规金融发展遇到的阻力相对于中部地区要更大，而这些阻力本身因地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差异而具有不平衡特征，从而导致东西部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特征。 由此可见，核密度动态估计结论与面板数据模型静态估计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对2004年金融“新政”实施以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存在β收敛性;东西部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存在β条件收敛性;中部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既存在β绝对收敛性也存在β条件收敛性。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过大，都是引起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而各区域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速度加快，是导致中国整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鉴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2004年以来实施的农村金融“新政”，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推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短期内所显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并不能成为否定农村金融“新政”实施的依据。但是，在中国农村金融整体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缩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差距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战略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在适度差异中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新政”中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约束成分，给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更明晰的发展定位与政策支持，优化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和产权结构，加快各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建设和发展步伐，促进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促进各区域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存量调整和增量改革，建立农村正规 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让资金过剩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始终处于资金饥渴状态的微小非正规金融机构形成有效的资金融通机制，打破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流动性不足的限制，进一步发挥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扩散效应”，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由资金密集区向资金匮乏区流动。 第三，放开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羁绊，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实现农村内生微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自我管理，使其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内部化，经营方式灵活化，使其安心扎根农村充当农村资金输送的“毛细血管”，积极主动服务“三农”。 注释: ?由于部分年份统计年鉴中西藏的数据缺失，故暂不包含西藏。本文区域的划分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吉林、安徽、黑龙江、江西、河南和山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广西、青海、新疆、宁夏、陕西、内蒙古。 ?杨胜刚和朱红(2007)研究发现，中部地区正规金融相关率一直徘徊在1.5,2之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参考文献: [1]Allen F, Santomero A M. What Do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 [J]. Journal of Bank & Finance ,2001 (25): 194-271. [2]Murinde V, Agung J, Mullineux A. Patterns o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System Convergence in Europ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12 (4): 693-705. [3]H?lzl H. Convergence of Financial System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6,2(1): 67-90. [4]Suan L, Yao Y.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n Economy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09,4 (37): 763-777. [5]Angelos A, Ekaterini P, Chris T. Do Financial Systems Converg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9 (1): 122-136. [6]Allen F, Carletti E, Cull R, Qian J, Senbet L. Resolving the African Financial Development Gap: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and a Within–Country Study of Kenya[Z].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013, 2012. [7]Bruno G, De Bonis R, Silvestrin A. Do Financial Systems Converge-New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 (1): 141-155. [8]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17(2):60-73. [9]金雪军，田霖.中国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态势:1978-2003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24-30. [10]李敬，冉光和，万广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7(5):42-54. [11]黄砚玲，龙志和，林光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收敛性的空间经济计量研究——来自浙江省67个县市区1997-2008年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0(4):65-71. [12]黄文胜，田杰，陶建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1(8):115-119. [13]邓向荣，杨彩丽.极化理论视角下中国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J].金融研究，2011(3):86-96. [14]Baumol W J.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5): 89-103. [15]Jenkins S P, Van Ken p. Accounting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Trends: A Density Function Decomposi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5(13): 43-61. 作者简介:胡宗义，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静，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