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名导演回忆拍片子

[精华]名导演回忆拍片子 我們一起來拍部電影吧 ,,回望青年實驗電影小組 顧崢 一九九三年，我從上海考到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電影學院雖然不大，但每屆也有百、八十個學生。大家年青氣盛，很多人極具大師氣質，彼此不服但一時又拿不出作品比試，便拉來歷屆校友助陣。導演系的自在不話下，整天的凱歌、壯壯掛在嘴邊。攝影系的有張藝謀護駕，錄音系也出過寧瀛。這樣的爭執相持不下，大家便尋左道旁門。比如把錄音系叫“露陰癖”，把導演系叫“倒爺系”。文學系雖然沒有出過什麼高人，但也在劫難逃，那時候我們班上共有十二個同學，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稱我們為“七俠五義”。 賈樟柯、王宏偉、還有我便是這“五義”中的三個。起初我們聚在一起也頗有幾分俠義，因為我們三個都不富餘，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錢便是我缺飯票。大家只好相互照應，三個人把錢湊在一起，用“共產主義”的模式解決溫飽問題倒也讓我們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老賈便流露出想拍電影的意思。我和小王都沒有在意，電影學院犯這種病的人很多。誰都知道，即使在電影學院，即使電影學院離北京電影製片廠只有一牆之隔，事實上你離電影還是那麼的遙遠。我們三個的家庭既無電影界的譜系，又無大款親戚，連吃飯都有難度，想拍電影簡直是個笑話～ 但有一天，一切變了。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學生照例去洗印廠觀摩兩部最新的國產電影。放的什麼片子已經沒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帶給大家的失望和憤怒還是記得的。步行回學校要經過北影後面特別黑的一條小路，賈樟柯再次對王宏偉和我說，咱們拍電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種電影。他說，你看看現在的中國電影，得了那麼多獎，實際上這麼差，壓根就是個幻覺～ 事實也是如此。進校以後，全體同學觀摩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霸王別姬》。這部剛獲嘎納影展金棕櫚大獎的片子是第五代繼《秋菊打官司》以後，在國際電影節上又一次獲得成功，但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當時他們非常難得地不但得到了國際電影節的最高榮譽，得到了國內很好的票房，同時還得到了影評界的一片讚譽之聲。可是在此之後，我們見到的第五代電影卻越來越所謂“商業化”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影片中的原創性越來越差，他們電影中的中國越來越陌生了。而他們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開始在誤導中國電影。就連擅長拍城市題材影片的黃建新居然也在拍攝一部第五代得獎模式的電影《五魁》，接著是何平的《炮打雙燈》、李少紅的《紅粉》。望著他們電影中的張式攝影、陳式異國情調，以及同樣的對現實的無動於衷，同樣的對問題的熟視無睹，我們開始失望了，開始不滿了～ 那天晚上，我們搞了幾瓶啤酒，在宿舍樓的防火樓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責任感，老賈不停地吸煙，說話比平常多了許多山西口音。他說:不能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東西了。當時我還是比較悲觀，說了一些實際的困難。沒想到王宏偉那天特激動，一伸手摔了一個空酒瓶，說: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聲音在夜空中顯得格外刺耳，算是我們的宣言。 製作電影是一件需要集體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們只有三個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個組織，能夠長期作為一個號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參加，盡量長久地做與電影有關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為一個在一起談論電影的組織也好。那天，賈樟柯、王宏偉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給我們的小組起一個響亮點的名字。因為我們想拍貼近現實、平民化的電影，王宏偉提出兩個創意，一個叫“大生產”、一個叫“東風”。我和老賈不同意，覺得太波普。最後，想出了“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這個名字。有了名號，下來就是尋找拍電影的機會了。 直到現在電影學院都有一種讓我覺得很不舒服的氣氛，大家認為導演只能是導演系的同學才能夠擔任的職務，其它系的同學只能是他們的助手。這在一入學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也就是說導演系同學在入學時直至以後都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特別是在第五代的導演們獲得成功之後，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證明以後，導演系就有了急切培養大師的渴望，不管對象是不是剛離開家的十七、八歲的孩子)。後來有一個導演系同學聽說我們要拍片，對賈樟柯說:拍一個也好，拍過之後就會知道拍電影不是這麼容易。他不例外地依舊是居高臨下的口氣，賈樟柯可能有一點生氣，這也許是他成功以後在《南方周末》提出“業餘電影”概念的原因。據說導演系老師對這種觀點很不滿，但我們都很高興，知道他沒有變，還在為大多數人示,,我們有拍電影的權利。 小組起初只有我們三個人，但對電影還是很狂熱，最多的時候大家能夠在一天中看七八部電影，然後就是對電影的好壞進行激烈的爭論。我記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經熄燈，賈樟柯突然衝進屋裡，告訴我他找到電影節奏的最好的解釋了，好像是引用讓?雷諾阿的話，大概意思是:“電影就像是在一條河流裡緩緩飄行的小船，在它順流而下時，偶爾會碰到一支垂下的樹枝，它會受到一下阻礙，接著繼續向下游飄去，這就是電影的節奏。”王宏偉的興趣在製片上，當時有一本介紹法斯賓德《愛比死亡更冷酷》一片製片情況的書，小王迷上了獨立製片。他把這個概念帶到了小組中來，以後我們一直跟別人講，我們要搞的是獨立製片。其實當時誰也對這個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覺得“獨立”兩個字能代表我們。對我來說這段時間非常難忘，三個人互相鼓勵，看了大量的書、大量的錄像帶，以後再也沒有這樣專注的學習了。 1994年，中國的電影市場開始處於持續的低迷狀態。那時候，大家都在想以後的電影作品一定要好看，製作要精良，故事要容易讓人看懂。為此大家都覺得要向好萊塢學習，都很想從好萊塢電影中學到點什麼。但是實際上，那些模仿好萊塢模式的國產大片上座情況並不好，與好萊塢競爭在各種層面上都是不可能的。但人們被各個電影公司虛假的報表所迷惑，整個電影思潮轉向電影的商業化討論。 在一片電影商業化的呼喊聲中，我們卻要拍紀錄片了。老賈對紀錄片非常熱衷，我和王宏偉在心裡卻有些打鼓。一方面第一次拍片有些緊張，另一方面事到臨頭又有些懷疑事情的價值。錢是老賈從山東一個廣告公司找來的，他們來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頭的廣告的資料，便來電影學院找人。這伙山東大漢在我們樓下找了半天也沒人搭理他們，被賈樟柯碰上了。老賈沒有像別人那樣見人就覺得是騙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談好價格，對方便付了一千圓定金。 跑上樓去，老賈兩眼放光。王宏偉心算一遍，已經知道這些錢可以租兩天攝像機。一天給客戶拍資料，一天拍我們自己的東西。事情來得太突然，誰也不知 道拍什麼，最後決定到廣場拍點東西，拍到什麼算什麼，拍了再說。三個人分好工，賈樟柯當導演，王宏偉當製片，我當副導演。這基本確定了我們以後在小組中的分工。去學院器材科租攝像機時，才想起還沒有攝影師，我去宿舍裡找了半天，正好攝影系90班的女同學朱炯沒事，願意幫我們忙，便一起去拍了。作為導演和攝影師，老賈和朱炯只合作過這麼一次，但後來他們結婚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選擇天安門廣場拍攝我們電影生涯的第一個鏡頭，沒有任何具體的原因，這是心靈的選擇。為客戶幹完活後，1994年5月26日，“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小組”終於開始了實際的拍攝行為。 拍攝時間歷時一天。天安門廣場上，我們拍國旗班的士兵和一個修理草坪的園丁:拍合影留念的遊人，也拍集體活動的少年。拍攝時受到許多器材上的限制，從學校租的M3是一種在八十年代已被國外電視台淘汰的攝像機，攝錄過程中沒有一條聲道留下完好的聲音。製作後期時老賈乾脆把同期聲全拿掉，把整個影片鋪了一層《瑜伽功》的音樂。最後，我們將這部影片取名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後，我們迫不急待地拿給別人看。但沒有想到，同學們看過紀錄片以後都非常冷漠，幾乎連批評的意見都沒有。王宏偉和我像起初一樣又一次懷疑這種實踐的意義，在一群學習電影、熱愛電影，“懂”電影的學生中得不到任何反響(哪怕是批評的反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學院學生對電影認識只是故事片(movie)，而不是電影(film)。賈樟柯堅定地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於是拿著那部十五分鐘的短片，找了一台錄像機放給各個宿舍的人看，可沒有人對紀錄片感興趣，更沒人對他的粗糙的美學感興趣。大家認為拍紀錄片是最簡單的事情，到電影學院來就應該學一點複雜的技巧。 我們一直認為中國電影形成今天這種缺陷的主要原因是缺少紀錄片和實驗電影的運動，即使在現在的中國電影界還是沒有紀錄片的位置，紀錄電影的概念是一些根據舊新聞素材剪輯成的政論片類(如《周恩來外交風雲》等)。中國電影只是“影戲”，而不是“物質現實的復原”。吳文光和段錦川等中國紀錄片運動實踐者也是大概在90年代初開始工作的，當時也並不是很有反響，這被認為是一件和電影並無多少關係的事情。這種對紀錄片的漠視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電影觀念:對生存狀態的關心並不是電影的任務，電影是用來造夢的。所以電影一定要拍攝得美，故事結構一定要完整，演員一定要漂亮，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 拍完《有一天，在北京》之後，我們三個都有點茫然，大家像受了打擊，活動中斷了好長時間。轉眼到了1994年年底，一個下午，我正在圖書館閱覽室看書時，賈樟柯對我說，做我的副導演，咱們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紀錄片，這次是有劇情的。明年是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他說為了這個紀念日，我們再拍部片子吧。對我，對王宏偉，這都是一個無法拒絕的理由。 原來老賈又弄到了錢，當我問他為什麼總是能弄到錢時，他說:拚命弄啊。賈樟柯在來北京前是學習繪畫的，後來他看到了《黃土地》，覺得拍電影比繪畫更加有表現力，就決定到北京來學電影。這次是他以前的同學王波和王懷宇在為一家太原的豪華飯店裝修時，臨摹了一張陳逸飛《夜宴》，有了一些錢，也不知道老賈怎麼扇呼的，這哥倆願意幫賈樟柯一把。 賈樟柯在幾天之內就拿給我看劇本的第一稿，他不得不向我和王宏偉解釋他的計劃，因為他要把一個河南民工作為主角，所以要王宏偉來扮演角色，還要用 大量的非職業演員。當他告訴我們要讓王宏偉主演時，都大吃一驚。王宏偉特別的瘦小，其貌不揚，是不可想像他在任何一部影片裡擔任男主演的。王宏偉的志向是做製片，他對表演不感興趣，我不知道王宏偉能不能勝任這個角色，而且王宏偉在這學期的表演課上被表演系老師認為是最不會演戲的學生，他都沒有任何表演經驗。王宏偉很懷疑他和其他演員是否能夠勝任，是不是應該找表演系的同學來演，賈樟柯堅持他的主張，說劇本就是按照王宏偉的形象寫的，不需要王宏偉在機器前做什麼表演，只要把他的精神狀態溶入設計好的情境中完成動作就行了。表演系的同學不可能表演出他所想要的效果來。已經記不清賈樟柯是怎麼說服王宏偉的了，後來大家公認王宏偉在《小山回家》裡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片子裡的其他非職業演員也都很稱職，唯一讓人覺得有些別扭的角色還是一個表演系同學演的。 找演員其實並不是那麼方便，因為設想主要演員要用方言演出，所以必須要找河南籍的學生，我們當時是第二學年，課還是很多，我們幾個人就只得利用課餘時間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哪裡可以找到合適的人選。我開始和賈樟柯煞有介事地去找演員了。每到一個學校，我和老賈心裡都特虛。我們知道不可能給人家什麼報酬，土槍土炮拍電影，確切地說是錄像，會有人跟我們一起玩兒嗎,熱愛電影的人還是多，我們先找到了兩個女主角，中央戲劇學院學編劇的周小敏，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朱麗琴。 最後還差一個票販子的角色，必須是看上去有一定社會閱歷的人，學校裡很難找到這樣的人。正巧來了一個找王宏偉的老鄉姚盛，他已經在地方上工作了幾年，這次來是想考研究生，他不太情願演這個角色。我們生拉硬拽，王宏偉買了兩瓶二鍋頭，一邊喝酒一邊做思想工作，我和老賈則盡量貶低演戲的難度，把表演描述得跟過家家一樣簡單。姚盛終於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方言的表演給我們帶來一些麻煩，因為哪怕是河南的地方方言也有一定的差別，特別是王宏偉的安陽話，連河南籍人都不能完全聽懂，幾個演員表演時也聽不太懂對方在說什麼，交流有一定的困難，而且方言演出，我們後期還必須配字幕，這對於很有限的經費來說，又是一筆不小的投入。但是非職業演員在用方言演時能夠很快入戲，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們以往所看到的電視電影戲劇化的表演中他們尋找不到依據，這樣就更加能夠發揮他們自身的潛能。 組織攝製組沒有費太大的力氣，我們的小組通過拍《小山回家》壯大了許多。這次畢竟不同了，我們從《光明日報》租用了很專業的攝像機，錄音器材是錄音林小凌在錄音系靜坐一下午，爭取來的免費設備。攝製組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大家見我們三個辦事認真，便紛紛加入小組:攝像胡欣，是93級攝影系的同學。另一個攝像陳越強，是跟機員。錄音師林小凌是91級錄音系的同學;韋曄，是93級錄音系的同學，還有從山西大學美術系趕來的美術師王文和王懷宇。再加上朱炯做劇照，王宏偉兼製片主任，我們的小組兵多將廣了。 拍攝前兩天我們還在討論片長的問題，大家本來是想要拍攝一個長片的，但是由於錢的問題，完成劇本定的90分鐘長度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的，賈樟柯說他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想出一個劇外的結構，由攝影進修班的丁建城用家用掌中寶攝像機拍一個工作片，把我們的工作狀況作為影片的一個部分編輯到片子中，可能就達到常規電影90分鐘的長度了。而且兩種不同型號機器的像質，可能會有獨特結構上的含義。但事後，這個計劃因為工作片的拍攝質量和數量都達 不到要求，被迫放棄，《小山回家》成為一個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郵電大學我們“正式”開機了。賈樟柯的工作方式搞得全攝製組的人無所適從。因為在電影學院學習的概念中，總是希望也認為前期的準備工作應該越充分越好，尤其最重要的是分鏡頭劇本，應該在開拍之前把導演的分鏡頭劇本給攝製組的成員們看，好讓大家工作起來心裡有數。可是賈樟柯只有文學劇本和工作計劃，沒有分鏡頭劇本，他的方式是到了現場以後再進行分鏡頭。再加上一起合作的同學們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參加拍攝活動，都沒有什麼經驗，所以無法接受電影的現場感的問題。第一天下來導演的這種工作方式大家都無法適應，大家都強烈要求賈樟柯列出第二天的分鏡頭計劃，賈樟柯依舊非常固執，認為一定要體現現場感。記得大家回到學校都已經非常累了，只有王宏偉拉住賈樟柯一定要列出第二天工作計劃的每一個細節，這當然包括分鏡頭劇本。凌晨兩三點鐘還能見到兩個人在走廊的盡頭爭論，不過第二天現場拍攝的工作方式還是不會有大的改變，大多數情況是賈樟柯現場躲到一角，蹲在地上，看著他的劇本。 第一場戲，因為要表現出節日的氣氛，因此必須在郵電大學學生元旦晚會結束之前完成，所以對我們來說時間非常有限。我們一共有三個攝像師，可是第一攝像李肖夫由於對機器不是很熟悉，被老賈無情地更換。他專斷的工作有時候讓人無法接受。但也只有他這樣的 “獨裁”，才能使混亂的攝製組漸漸進入軌道。整個的拍攝把大家都累壞了，只有賈樟柯好像有無窮的精力。我記得我們最多的一天曾拍攝過七個不同的場景:「廠橋,西單,北京站,北京南站,新街口,西直門,電影學院。事後，我們開玩笑說這樣的工作效率可能比香港電影人還高。而且因為拍攝的錢不多，許多地方只能是走著去，當時丁建城說他拍的紀錄片素材，表現了這樣的一個結構:拍攝第一天我們租了一輛固定的麵包車，第二天開始扛著器材站在街上打車，第三天是將器材放在三輪車上騎著去現場，拍攝的最後一天我們是步行到最後一個場景的。 事情總是不可能很完美，最後一天幫我們從《光明日報》借機器的同學告訴我們出了一些意外，必須把機器提前半天還回去，但是工作計劃已是不可能再改變的了，最終剩下兩場戲沒有拍。 我們在西直門有一張合影，可以見到賈樟柯像一個老婦人一樣站在攝製組中，他太累了，他有太多的遺憾。 在剪輯時，遇到的麻煩就越來越多了，不但因為幾場戲沒有拍，而且賈樟柯堅持要按電影的工作程序做，雖然自尋了許多煩惱，但為以後的拍電影打下了基礎。其實使用BETA錄像機是不用這樣複雜的工藝的，可我們為了為電影積累經驗還是同意了他的選擇。這樣複雜的工藝也使後期製作的周期拖得很長，有一段時間因為沒錢，不得不拖過了春節再開始剪輯。賈樟柯在剪輯上要想各種辦法來挽救實拍中的一些毛病，畢竟是第一次拍片子。那時候我們總說一句特呂弗說過的話:“我的所有影片都是在剪輯台上挽救的。”我們用這句話來相互鼓勵把片子做完。因為這個原因，在聲音處理上想出許多方案，把各種我們日常聽見的各種媒體中人們熟悉的聲音加入到片子中，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片頭音樂，當年的流行歌曲，各種有代表性的電視節目聲音和電子遊戲聲音的剪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有幾場戲沒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來的剪輯方案，許多場景都被代以黑畫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釋說明，有點像默片。有一場小山去找大學生的戲沒有拍攝，可是在敘事結構上來說實在無法刪去，賈樟柯就決定 把兩個演員的台詞在現實環境中錄下來，配上黑畫面，錄音林小凌告訴他不能這樣幹，可是從他拍片以後有太多的人勸告他不能這樣幹，不能那樣幹。這次他還是沒有聽別人勸告，還是以廣播劇的方式處理了這場戲。 我們的實拍在1995年1月3日就結束了，可是片子全部剪輯完成已經是1995年5月份了。 終於，在1995年5月，在電影學院狹小的618宿舍開始了我們作品的首映式，那天來的人很多，連床的上鋪都坐了人。記得我們對片子的信心不是很強，我站在最後一排幾乎看不見電視屏幕，其實我也看過了無數遍，聽著聲音就知道放到了何處，我不停地問身邊一個高年級同學覺得怎麼樣。片子放完以後，大家又都陷入沉默，可能實在沒有什麼參照系來評價它，它和以前見過的好的不好的學生作業都太不一樣了。總算老賈的同屋王超，一個熟悉各種理論的老同學開始了他激情洋溢的講演。我記得好像和片子關係不是很大，他提到了波普藝術等等。其他同學只是沒想到這樣拍攝的片子居然能夠剪輯完成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了。他們不能接受這麼粗糙的影像，他們認為完美的電影一定要好看，畫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一樣，聲音一定要經過多少遍的處理。總之，一定要在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懂電影的行規，這樣大家才認為你會拍電影。可是這些《小山回家》中都沒有。 雖然在學校中的反應依然還是這樣的冷漠，不過我們堅定繼續紀錄風格的實驗。當時的4、5月份，正是電影學院進行專業考試的時候，於是我們決定再製作一部關於考生考學的紀錄片，小組幾乎每個人都曾經經過藝術院校的專業考試。我們選擇了已經不年輕了的程青松，他來自於四川小城，考察他面對決定自己一生的考試一定是一個不錯的題材。因為他就借住在我和王宏偉的宿舍，我們每天早上由他起床開始拍攝，到他去參加專業考試，看榜，還好他很幸運，一直到最後的三試。可是由於沒法找到一條剪輯的主線，而且我們拍攝的素材也太少了，所以這個未完成的紀錄片只留下一百五十多分鐘的素材。 《小山回家》在電影學院受到的冷落，這次沒有讓我們迷茫。老賈開始反省電影學院的環境，他想到外面的學校放一放。他說再難看的片子也應該放給別人看，他想看個究竟。小組其它的人付出了那麼多努力，也不甘心。於是我們放映第一站就選擇了北京大學。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在北京大學電教中心，我們開始首次校外放映。放映完畢後，大學生反應頗為強烈，雙方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大學生們最愛提的問題是，為什麼把一個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傳媒真正關心的人)作為一部影片的主角,還有就是影片中包含著的大量社會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們的關注。在這裡不像電影學院反應那樣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歡，有人非常不喜歡。總之，這部電影有了反應。這樣的交流和爭論很有意思，它使我們可以看清拍《小山回家》的意義。現在看來《小山回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普通人也應該是被我們關注的焦點，哪怕他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而且電影更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它可以紀錄他們生活的原生態，以謀求他們的發言權。後來我和賈樟柯多次談到知識分子的良心問題，我們漸漸在變化，想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很快《今日先鋒》來約稿，老賈寫了《我的焦點》一文，在他這篇拍攝完成後才寫的導演闡述中他反複強調了電影的責任與態度問題。後來我告訴他拍完《小山回家》走在路上再看到民工，有跟以前不同的感覺，賈樟柯說他也有同感。 我們的影片多少引起了一些關注，正好有一位高年級同學阮慧勤畢業後分配到了《戲劇電影報》，一些關於小組的消息開始見諸報端。一切好像好了起來。 但1996年很快到了，我們已經三年級了，開始面臨畢業分配等問題。最初的熱情都有一些淡了。那時候，大家都有一點經濟壓力。小組的成員陳越強提出他可以搞到一筆錢拍一個類似偶像劇的東西。要做和實驗電影小組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我們從心底都很不樂意，但人窮志短，大家那時候沒有什麼錢，也見不到前面的方向，於是同意了這一方案，開始籌劃這一部偶像劇的拍攝。但賈樟柯不善此道，一個假期都寫不出這種商業性的劇本，他極其煩躁。但最後終於還是完成了寫作，可陳越強允諾的錢卻不見了蹤影，後來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們都極其窩火，覺得應該做一點什麼。賈樟柯認為《小山回家》中缺少比較複雜的場面調度，所以想做一下這方面的練習。這次沒有上次規模那樣大，因為這只是一次練習，所以就用家用攝像機M9000，開始只想拍一個十分鐘的調度，只是有一個簡單的故事。老賈讓錄音師林小凌出演，這時候她已經得到確切消息，她被分配到了八一電影製片廠。 在看了拍攝的素材以後，覺得林小凌的形象很有女大學生的特點，再加上平時就和她很熟，對她的性格和發生在她身邊的事也略知一二，就決定繼續編故事，拍攝一個短片，叫《嘟嘟》，只有一個簡單的方向，就是講一個叫嘟嘟的大學生在畢業前遇到的一些問題。這次人家基本上都適應了賈樟柯的導演方式，小組也換了一個攝影,梁萌。梁萌是成都軍區攝錄中心的攝影，來學院進修。老賈這次不但沒有分鏡頭劇本，而且連劇本都沒有，基本上是到了現場，告訴演員大概應該說些什麼。有時候只是我或是誰的一個提議，比如:北師大的操場很有意思，於是大家就去了那裡，然後想一想這裡可能會有什麼故事發生，就開始現場編故事，然後拍攝。這次我被老賈拉來做演員，感覺做演員真好，不要大熱的天去買盒飯。王宏偉這次專心做製片。有一天，我們的拍攝經費只剩一百多塊，王宏偉讓我們先去外景開工，中飯的時間他才匆匆趕來，面部表情極其得意，原來他在麻將桌邊苦戰一上午，為我們贏來了足夠的經費。我們都出了一身冷汗，要是輸了怎麼辦, 因為《嘟嘟》的敘事結構還是和《小山回家》很相似，即一個主要人物對發生在她身邊的人和身邊的事的反應，所以這種一邊拍攝，一邊編劇本的方式，在後來的完成片中也看不出來。雖然那時天氣已經非常熱了，攝製組的五六個人經常是在太陽最毒的時候開始拍攝。因為攝製組規模很小，這次也不需要趕進度，所以大家都是在非常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完成工作。全片拍攝時間是三個周末，六天時間。 影片完成後不久，北師大組織的第二屆大學生電影節將要開幕。組委會看到了《戲劇電影報》對實驗電影小組的報導，邀請《小山回家》參展放映以及舉行一個交流會。我們感到意外，也很驚喜，我們辛苦工作完成的影片終於受到了關注。可是好事多磨，過了幾天事情就有了變化，組委會的年輕學生告訴我們說，學校的領導覺得《小山回家》有反社會傾向，建議不要舉行這個活動，但是組委會的學生堅持我們去。那天我們接到組委會的這一消息，賈樟柯、王宏偉和我是走著去北師大的，因為我們必須在到那裡以前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這畢竟是電影小組接到的第一個正式的邀請，我們不能理解一個大學生之間的學術交流會有這麼大的麻煩，到了北師大，還沒有想出完美的解決辦法，三個人在學校的長椅上又討論了半天，還是沒有結果。這時遇到了組委會的一個同學，他問，你們在 這裡，為什麼還不去辦公室。我們跟著他一起上樓。組委會的大學生也對學校的政策很不滿，他們堅持不取消這一活動。最後想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改映《嘟嘟》。相對於《小山回家》來說，《嘟嘟》還是相當溫情的。那天晚上放映的效果出奇的好，因為來看片的女孩居多，她們都能夠體味到“嘟嘟”這個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的心事。不過大家對沒有放映《小山回家》感到很遺憾。 1996年5月的一件事情給實驗電影小組帶來了轉機。香港《電影雙周刊》的記者陳加琪看到了《戲劇電影報》的報導，她採訪了我們，並告訴我們一個消息，我們的片子可以試試參加香港獨立短片比賽。正好攝影系的香港同學趙澤標是我們的朋友，願意幫助我們去辦理手續。我們就把《小山回家》送到了香港。趙澤標後來成了老賈電影《小武》的副攝影，現在還陸續參加獨立電影的拍攝。 1996年12月《小山回家》奇跡般在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上獲得劇情組大獎。 獲獎的快樂並不能驅散危機，1997年我們要畢業了。大家開始各奔前程，我準備考電影學院的碩士研究生，王宏偉和其他同學在一家一家地找工作。老賈還是想拍電影，但沒有誰能陪著他不顧一切往前走了，小組就這麼散了。一點都不悲傷，一點也不快樂。時間過得這麼快，每個人身上都突然背上了生活的包袱。大家互相看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畢業前的四個月，老賈又找到了一筆錢。這次是“巨資”，他要用30萬人民幣拍一部電影，一部用膠片拍攝的真正的電影,《小武》。有了香港老板、香港攝影，但他有一天還是來找我和王宏偉，他說我們一起來拍一部電影，顧崢做副導演，王宏偉做主演，拍的還是普通人。我們沒有拒絕，因為去拍電影，去拍一部關於普通人的電影，是我們無法拒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