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袍回国.doc

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梦里的生活好像都是自动发生的，而不是我有意识、又主动改变的。白天生活在想象世界中也如此。我一直都很难感觉到并接受世界中的事实，甚至有人说，我所感觉到的对我不起作用。想象中的生活很舒服，在想象中我们可以不管真理，都根据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种生活模式去思考。真理不舒服，因为在追求真理时，我们需要经常想得到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是否有根据。其实，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某种想象模式中，他们根据自己对于世界的某种想象去对待世界。可是同时，我一直都很想使用我的感觉器官去接受事实。我觉得，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感觉器官能感到的还不够——它们给我带来的认识还不够。感觉不应该仅仅是用来享受的。 另外，我以前一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人并以为在某一个村子能找到他。我是想从他得到力量。可是后来我知道，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只好把他写成书，给他一种想象中的存在。不过最后我还是发现：只有我自己去成为这个理想的人，他真实的存在才是有可能的。 所以，前几年，我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初中义务当英语老师。不过，因为我的课程不是按照标准来开展的，家长有意见，过了一个学期我就被开除了。所以，2000年2月，我就转到了属于兴坪镇的一个在村里的大坪子八一初中当老师。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自己对于学生的好感（同感、共同感、吸引力、溶在一起）和反感（距离感、维持自己的特点、排斥感），也没有认识到学生的好感和反感，而正是这个缺点造成了很多纪律问。当时，我羡慕自己学生身上所展现的小孩的特点，希望为了我自己而去占有学生的这些特点。学生感觉到了我怕从他们那里得不到这些特点，就利用了我这种不好的愿望来控制我，使我搞不好纪律问题。不过，我当时正在学的《适合人类的教育》帮助我脱离了这些问题。在后边的几年内，我慢慢地学会了去观察我自己的好感和反感如何影响到学生的做法。我慢慢地学会了从这些观察来调整我的行为和课程。通过观察，我就慢慢地把好感转变成了行动和意志，把反感转变成了认识。而我自己的转变又引起了学生不同的态度。 2001年2月，我转到了东兰县隘洞镇初中任地理、美术和英语老师。我发挥的不重视成绩的教育又害了学生的升学率。如果不想让他们被淘汰而离开学校，我只能自己离开。后来，因为我在他们学校做过的那种影响到成绩的实验，领导再也不让第二个老师做实验，使得后边的老师都很难。所以，后来我就到了我一个学生所在的村子去跟没有上学机会的孩子做教育活动。我就在这些地方做教育实验，尝试在教育改革方面起到帮助作用。 在屯里做实验，因为不想满足教育局的要求，不想把所有本来灵活的做法适应死板的标准、不想把学生的头脑格式化，我就说：“我不想依赖任何单位，不可能办学，不可能发毕业证书。如果你们有机会上普通学校，不如上那个学校。” 当时，家长和其他老师听到后就问：“如果你没有对于教育固定的目标、没有一个要达到的衡量标准，你怎么能管理好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你不能定下教育出来的人能满足一些怎么样的标准，谁愿意送他的小孩？人家送小孩上学只是因为他们有目标，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小孩的那种目标。” 我确实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只好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老师们继续说：“你怎么做得到？”我回答道：“我知道，我不能达到你们想像的那种成果，肯定不能。可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会碰到很多问题，从问题得到理解。然后别人从这些就可以学到很多。为了这一点，我要尝试做不可能成功的事。” 我身边的人总是会问我：“你干嘛不接受工资？”我向谁能要工资呢？我只在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谁为了让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会发工资？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他们还会问：“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你习惯吗？”他们都认为我在这里很难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是自由的。也许他们的意思是，没有人要求我要做什么的生活是苦的，然后他们就要求我到城市？反正我也不理解他们的意思。可能他们忘了每一个人不同的兴趣。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奢侈的生活，他在村里当然难受。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就是村里安静的生活，他在村里怎么会感觉到难受？只要时间够长，什么都会变成习惯、变成容易接受的事。生活条件和做事，都是这样的。 我的兴趣和他们的不一样，我对消费不感兴趣。如果我不能追求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也会缺少一些感受，会因为得不到这种感受而饥渴。对消费生活的追求只会让我萎缩，甚至会让我失去对于生活的信心。 有的学生问我：“什么是最幸福的生活？”我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比如，我想当研究家。”他们又问：“可是当研究家需要条件、需要认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当的。”我说：“如果还要追求认可，我就要活得太累。我虽然没有得到认可、任务、工资和研究的资料，可是我可以自己发现任务，在没有可研究的材料时，我可以自己去做实验，然后来研究我自己的做法。这样不是能满足我的兴趣吗？我不能要求别人做我想研究的事。” 这当然也是说，我只能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才不站别人的地。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认为，有了像我这样的生活，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过，为什么要对自己有价值呢？对世界的发展有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吧。听说县政府里有人说我这个人很傻，不懂得去好的地方。根据他们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除了消费之外还有其它可追求的东西。 如果来观察世界上的发展，比如科学的发展，包括原子弹等等，再想像我们仍然只去思考自己范围的事、继续只思考对于自己党派和家人的利益，对整个人类来说不是很危险吗？有了像原子弹那种技术，人们就必须为了全人类而思考。如果只有科学的发展，可是人的思想和做法并没有发展，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互相消灭掉了。所以可以说，“不是为了钱，而只因为有兴趣才做事”，不是一件难得的事，而是一件必须的事。 很多人过得很可怜，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用钱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忘掉不能做理想的事。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直接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拿物质的享受来安慰自己。有人说，他们也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也想做自由人，不过追求这些而不追求（死后都要放弃的）钱在社会的眼光中是不可理解的。在我想不管别人的理解时，他们说“不行，你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生活保障”。不过我认为：生命长远，可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可是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只有自己自由能认识和负责的真理，才会给我带来做事所需要的力量。 有的人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和推动人的力量都基于自己得到利益自私的追求。如果没有自私的心，就没有人做事。他们就是想要这种只为了物质消费的生活，根本不想改变。我为什么还要说服他们？既然城市人要社会现在的样子，我就不应该“帮”他们改变。 农民又说，他们对不起我。但如果不是他们让我住在他们的家、如果不是让我吃他们的饭，我也无法解决我自己的生活。只因为他们来解决，我才能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 每次到大城市的“现代社会”时，我都觉得好像自己生活在假造的、一种电视里才存在的广告世界里。这个社会的人具有的物质超过了我的想像能力，好像他们所具有的东西在世界上是多余的样子。他们的生活方式让在乡村生活的我感到非常不现实，离真实的生活太远。对我来说，现实的生活是那种炎热又没有水喝、很累又没有地方睡觉、付出劳动力又没有回报、想听音乐可是除了学校的广播之外都没有机会听、想写和发资料但很少有电脑、电或电话线的生活。而有电、能上网又有饮料喝的生活往往只是在梦想中存在。如果我得到，这些也会很快被别人用完或用坏了。在我熟悉的生活环境，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2元钱。 在城市做教育实验也不现实，因为在城市要满足很多的物质条件、要花很多的钱，这样，各种各样的部门才能批准教育工作。如果要生活在城市，我就必须花大部分的力量和时间去解决我个人的生活，必须挣钱，必须为了钱做事，不可能追求自己的兴趣。如果要挣这个钱，就需要出卖我的理想，卖给做宣传工作的人，可是这样好吗？因为我不想这样做，我只能在政府部门不重视也不太管的地方来做。城市已经有的老师那么多，那么好。我又不会跟他们竞争，所以就觉得自己属于那些被淘汰但自由的人。另外，城市的学校，因为家长很怕，因为担心学生的成绩，也不允许做真正的实验，只允许根据固定（保险）的模式去做，没有老师自己想的机会。城市的小孩能否接受不标准的课程也是一个问题。城市的小孩什么都太多，好象是一种很难进得去的大快肥肉、他们也好象已经满并关闭的样子。农村小孩的样子就好象什么都很容易透过和“塑造”他们并变成他们的生活。城市小孩因为已经满了，什么都会被他们堵塞。 最后一个在城市不现实的因素是，城市的生活节奏太紧张，根本做不了研究工作。 我已经得了一种紧张不安的病。再去城市追求那么多东西的话，我因为痛就快要发疯了。在神经痛的时候我会觉得，讲究“舒服”是完全多余的。只要我的神经不痛，生活就非常地美好和舒服。 但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好像最喜欢那种尽可能刺激、好玩和不清醒的生活。清醒的生活反而让他们难受，在清醒状态下，他们不喜欢做事。关手机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一种练功的状态。连农民也在追求刺激，他们最怕的是安静和闷。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很不现实，我不仅适应不了城市竞争刺激的生活，也不愿意在这种幻想中去生活，我想要的是真实。 不真实的生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学校里的为了成绩的“淘汰赛”：这种“淘汰赛”不是适合每一个学生的事情。部分学生觉得，自己适应不了学校里的生活，那么多的课使得自己的梦想都已经没有了，真像是监狱里的样子。有的学生就很难参与。参与的话，他们会感到很空虚，缺少能体验和感受的机会。他们会寻找一些其它东西，而在香港录像的引导下，他们找到的、能给他们带来感受的是党派的世界。如果我们不给那些不适应成绩“淘汰赛”的学生一些更好的内容，我们就无法解决学校里的暴力问题。 在大城市，也有人想说服我和他们做“大事”。他们让我进入那种梦想中（可是不安）的生活。我觉得，他们让我进入的完全是假（幻想）的、像电视上演出来的一样。他们想让我在大城市开展一些为了帮助贫困农村的活动，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为了农村离开农村？在大城市做一些精美的关于穷人的介绍资料，让城市的人梦想农村的“事实”？这也太不现实。不如自己留在农村让农民参与到我的生活。这样就能发现，以前自己在城市的时候很容易看见能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一到了农村就看不见了，原来见过的也变得很假。 寻找学生的梦想 2002年6月，林广屯没有上过学的青少年（14到18岁的女孩）请我教她们普通话。开始教她们的几天，屯里的大人来帮着翻译（壮话普通话）。他们总是喜欢对学生说：“卢老师真伟大。他会解决我们村里的文盲问题，也让我们村富裕起来。”但是，这就是我做不了、也没想做的事。 我不想给他们教知识，而是想帮助他们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行为和感受给他们一种比知识更基础的力量。比如为了帮助解决在自然环境中乱发挥的、难控制的思考，他们需要一个很有规律的环境。物质环境中的规律会引起思考中的规律。但为了不让头脑里形成的规律是一种理论化不使用的，给环境带来规律的建设任务一定要根据生活的需要去找，不能搞那种专门为了小孩假造的任务。 有一天，屯里的人请我帮他们建一座桥。我就想，我虽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可是这才是个跟学生搞实际活动的机会。我想做的是现在的普通学校做不到的：把生活中的事情当成学习机会，从发现环境的需要来培养学生的做法。 每天上午在学生农活不忙时，我就请她们和我做一些发挥想像力和创造性的设计工作。我希望学生能脱离她们由于社会过于固定标准而造成的思考模式。为了发挥尽可能自由的新想法，我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她们乱发挥想像，后让她们在我的帮助下想像得越来越具体、画出图型，然后再做模型、做实验来设计我们屯需要建的一座实用的桥。 我们用的学习资料先由我免费提供。如果这些还要学生买，她们就不会来。 可是她们又觉得：画图和创造只是玩，自己计划、设计和想出的都不会有什么价值，也不会有用。他们也欣赏不了自己做出的东西，甚至不敢让自己所做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东西存在，一做出来，又把它消灭掉。只有标准的与自己无关的设计，他们才觉得有价值。所有从自己的感受来发挥的，他们就否认。 所以我问学生：“这是你们自己想建设的还是别人想建设的桥？”她们说：“我们希望有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我再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可是翻译的人无法翻译这句话。后来有一段时间，她们没有来参加我在上午的活动。 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已经找到过结果的作业题，而不愿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别人已经找到的或者完成的一些结果，学生自己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做法。但是他们晚上来学普通话。 我每天让一个“学生”给“同学们”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小学毕业的青少年男孩帮我翻译成普通话，我再用拼音把故事写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得到自己的、与同学不一样的拼音课文，而且因为她对自己的故事很熟悉，在我们练习念的时候也不需要再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很自然地已经知道。 因为我发现城里孩子缺少的是动手，而我的农村学生缺少的是思考中的计划工作，所以在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比如以讲述文章的方式来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只有我还没对文章结果的具体想法，学生讨论题目的过程才能发生。所以我在备课时只考虑问题，而不考虑答案。 过了一个月，学生偶然回来参加上午的设计活动。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我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的模型来做实验并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实验得到的知识在图上作了修改后，又画了更的、按比例的图，再根据这个图做出了一个很细的、更好的桥的模型。这样，我们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像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像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的模型，让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像力。 有一天和学生们用纸做成房子的模型后，我说：“这是我们这幢房子，那你说，我们邻居的房子应该怎么放？”然后我让学生把整个屯的房子都放在它们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她们各自家门口的路。再后我叫学生从上往下看，并把整个情况画了下来。这成了她们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我们又上到一个山坡，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学生，怎样才能在我们的图上计划改造我们屯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小路在雨天走不了，晒太阳时又热。于是我们画了一条理想的路线，并考虑到了人和牲畜走路的需要，再设计了几处需要种树的中心地带，给整个设计一种比较自然的、像中国画所表现的那种形态。 然后我们做了实验来看怎样的路和台阶走起来最舒服，再设计我们为了实现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后，用3800元人民币鼓励我们实现学生的计划。下一天我们就写了一个改造广拉屯的项目报告。广拉屯的人看到报告后就开会，然后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修自己屯里的小路。我的学生也为自己成为这个项目的设计师而感到骄傲。她们第一次为了我们的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本来说没有用的学习。 在我们去河边运沙子时，学生说：“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工作已经转入动手的程度，这都是我们的活动。 我们这时在晚上的课上开始学数学，且因为根据模式（数学）的思考她们接受得特别快，我们很快就算出了修屯里的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钱、多少沙子、每个人要扛多少等。 学生缺少独立的意识 我原来希望我们的活动能让学生经历到自己的才能、自己最适合什么，使她们发挥参与社会建设的愿望和责任感。但学生做的事情不仅与自己要有关系，同时也要联系到改变整个人类发展的事情。我想让学生意识到环境和世界的需要，从这些意识找到自己梦想的项目，然后才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实现。不过，我没有成功。她们还是找不到，也没有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认为，我的实验失败了。 他们还是依赖（脱不掉）自然环境的某些力量、传统的思维方式、民族、村庄和家庭集体的感受（集体的灵心）。这些因素会必着（控制）他们做某些事情，使得他们无法自由独立去思考，他们都跟环境融为一体。虽然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社会不理想（破坏、打架等），不过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个社会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如果自己不支持它，它就会消失掉。他们想的是，新东西都从外面进来，用完后会有新的。 这里的人与现代意识所造成的结果（高级技术品和钱）接触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能造成这些东西的意识本身。结果，这些技术和钱就像迷信一样会控制他们，并把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真实根据的。正常的和心理健康的过程刚好相反：先发挥新时代的意识，然后才跟这种意识造成的东西接触。因为他们经历的过程相反，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直接到达结果，并没有经过创造这些技术的过程，所以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就变得不实际。 本来，我在偏僻山村做教育实验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再倒回去，使山区的人能经历正常健康的过程。我想让学生先发现自己的梦想和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他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 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任务、又不能参与到别人的事情，他就不懂得该做什么，会感到很无聊。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任务，他只能根据别人找到的看法、理想和价值观去做，而这又会影响到他做事的兴趣和质量，也不支持每个人自己要发挥的责任感。根据别人的要求而做的事会让人感到好像自己没有了力量，只留下了应付上级的做法。所以，根据别人的看法、理想和价值观去做事还会使人放弃社会、会使人进入腐败的想法。但是，如果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做，这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行动兴趣，使得很多的事情就变成有可能的。这不仅能代替压力，不仅能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还能让人感觉不到苦，反而感到快乐。所以我不愿意进行“计划教育”，我想观察学生，以便发觉他们自己的理想和任务感。 这样的一种任务感也就是属于现代的意识。现代人会意识到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动作给环境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种好像自己在世界上有任务的感觉。这种任务感或者意识不可能是从现实的生活产生的。为了产生，我们一定需要接触到除了现实生活之外的因素，就是精神。如果不加这种精神的因素，人根本发挥不了意识的力量。反而现实的生活会让人失望并失去力量。 如果一个人虽然知道这些（如有这方面的知识），可是却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且说“我控制不了自己”，那么他具有的只是聪明的智力，不是意识。智力比意识低级一些。智力只是聪明、很聪明地考虑怎么说服别人、利用别人、让别人去做自己没有力量去做的事。没有意识的智力容易让人变成骗子。也许智力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它不能把抽象的知识与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意识就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如何造成好或者不好的生活环境，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以好的方式影响到周围的环境。虽然这种意识只能在头部里达到，可是它会去控制四肢的行动。 我身边的人缺少的就是这种感到自己有任务的意识。他们的感觉还是在无意识的四肢中发生的，还没有转到有意识的头脑中去。我不是说要尽可能早发挥尽可能多的意识，过早发挥的意识会引起不好的自大虚荣的特点。我只是说，要培养一种与自己行为分不开的意识。 在做活动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明显地发现：这里人的感觉不同于我的感觉（我在这里所说的“感觉”不是“情感”，而是“知觉”）。比如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砍木材，我能从它裂开的样子感受和意识到它生长的过程；在坐车时，我能意识到车（老车）的某些地方接受的力和车轮压着路面的土。在用一台机器时，我能意识到它的生产过程和把它用坏的可能。在看到腿被绑住、头朝下的鸡时，我能感受和意识到它是多么难受。可是别人想象中存在的复杂的情感关系或者心里和面子的伤害，我又不能感觉到。 如果这里的孩子要唱7声的歌，唱出来的实际上只是5声。根据他们的内心状态，他们只能感觉到传统的5种声音。怎样才能让他们的感觉范围扩大？同样是对于很美的一个线条的感觉。还有颜色方面：他们只能意识到所感觉到的颜色的两种基本方向，就是红黄的和绿蓝的两种基础方向，并意识不到更细节的区别。甚至，从他们没有送气的发音就能知道他们无意识的状态。他们的感觉器官又发挥得那么好，甚至能感觉到城市人感觉不到的事情，那么他们为什么感觉不到7种声音和线条的美呢？只能是他们的感觉器官感觉到，可是却意识不到。 这里的人并意识不到环境中的很多因素，他们在感觉中没有发挥意识，没有发挥那种让他们难受然而改变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意识。意识不到状态，他们当然想不到改变。 因为我的感觉不同于他们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碰到了很多问题，我就越来越对感觉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一方面，如果他们自己能意识到不同的事情，从自己的感觉来做事，这种意识就能代替那些破坏理想和责任感的要求和标准。要求和标准让人放弃自己所意识到并想改变的事情。我还梦想着：如果能意识到环境的需要，如果能培养美感等感觉，不美的就会让人难受，使得他们再也不想破坏环境，而是创造并爱护自己所创造的环境。我认为，如果先培养感觉中的意识，物质环境的改造就是免不了的，而如果仅仅拿钱去改变物质的环境，这个环境很快又被感觉无意识的人破坏掉了。 也许，如果意识到周围环境需要改变的事情，这也会使得这里的人太难受，因为在他们的环境中有太多没人管所以让人难受的事情。感觉到那么多是太累了。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意识不到、变得麻木，是一种保护自己的需要。只是，这样怎么还能产生他们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的想法、怎么还能发生改变呢？怎么还能产生自由独立的思考和意识呢？ 这种恶劣环境长期以来的影响不仅使人麻木起来，也造出了一些让人麻木的“文化”，比如喝酒。小孩首先还不属于这种文化（社会），不过在上学前，他会吸收这些。在上小学时，他会去反抗这些以喝酒为主的大人社会，因为他不想变成像这些已经麻木的大人一样，可是同时，他又在这些大人中去寻找一个能依靠的权威。到了青春期一般要出现理想的时候，封闭山区的大部分孩子在内心中就已经输掉了与环境（文化）影响的“战争”。因为在小学年龄时没有找到依靠，他们在青春期时也已经失去了自己理想的力量，并变成与大人一样。 从而，身边环境中的思想怎么样，他们自己的思想也就怎么样。自己的，他们都已经放弃了。对一个没有个人独立思想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知识或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我能给的拉力是：我在没有希望的屯里实践跟屯里人不同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看，让他们参与。 在我有追求的时候，他们有希望，因为他们同情我，在心中感受了我的追求。对我的生活他们没有放弃。如果想让他们心里孕育什么，我只能先追求自己的项目，让这里的人在心里同情我，给他们一个参与我做法的机会（活动）。再后，他们的思维才有可能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做法）。 就是说，屯里的孩子只能先去行动，通过行动去感受我的项目，让长期的感受变成他们的动作习惯，最后，他们的思考才会被这些动作和做法而引起的感受得到启发、出现。虽然这样要很长时间，不过这才能真正引起追求，这才是拉力。 意识会带来责任 在出差去北京跟朋友修改我写的书时，我突然得了肝炎（乙型肝炎）。进医院的那一天是在这几年以来唯一的一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报道的是： “没料到，我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采访卢安克的。采访定在下午两点。中午接到电话，说卢安克转氨酶1900,人已住院。这时再采访他合适吗？他还有心思接受采访吗？“没问题。”我的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蒙令华，他说，“你跟他接触后就会发现，他把碰到的问题看成是锻炼的机会。……” 第一眼看见蜷躺在病床上的卢安克，感觉是他太瘦了，我还没见过像他这么瘦的欧洲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我都只是躺在医院的床上，什么都没有做，专门省力量。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收到了我哥哥来的四封信。他已经认识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不好，所以他免不了用自己的生命给发动战争的人表示抗议。因为这些信让我看到，一个人真正有意识地感觉到一种关系，必然给他带来在做法上的后果，我想在这里来发表他的信： 第一封信 “2003年1月24日，我在英国南安普顿登上了属于绿色和平组织的海上巨轮“彩虹勇士”号。我的工作，除了像其他人一样要攀爬到船上用旗帜和标语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之外，还担负着现场摄像任务。 第二天白天，我们直接把船开往南安普顿的马奇伍德军港去。准备攻打伊拉克的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这个港口运送武器前往波斯湾，其中有军用直升机、卡车和坦克等。而且货船上都有美国军人卫兵和英国特警护卫，好像早已知道我们要来似的。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决定开始行动。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和另外两名成员弗兰克、尼琦乘上“彩虹勇士”号上备用的小快艇，从不同方向朝一艘装武器的货船靠近，再分别从旁边爬上去。刚靠近，弗兰克一把抓住货船船壳上的扶手，先爬了上去，并且躲过美国军人和英国特警的视线，迅速攀升到比货船甲板更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可这时，货船上守卫的美国军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一列军人迅速集合，站在甲板上大声叫嚷着恫吓我，我只好用随身携带的尼龙绳扣住船边的扶手，吊在了离甲板尚有一定距离的半空中。因为我知道。如果此时还是冒险爬上去，这些蛮横的美国军人一定会用拳脚或什么器械来殴打赤手空拳的我。就在那些美国军人关注我的时候，弗兰克爬趁机爬到货船的吊机上去了。而尼琪也在我之后爬上了连接货船与陆地的踏板上，可马上就被另一组负责守卫的英国特警给抓住了。 接下来的时间，那些忠于职责和严守法律的英国特警和狂妄自大的美国军人争论了很久。原来，虽然布莱尔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紧跟小布什去攻打伊拉克，可按照英国法律，允许人们有表达反对战争和反对军队的权利。更何况，美国军人立即就想动手打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这些，或者其实他们知道，但对居然有人敢来反对他们而恼羞成怒。 在他们互相争论、相持不下时， 接下来的整个白天，弗兰克干脆待在货船的吊机上，而我就挂在船边，拿出一面写有“反对战争”字样的绿色和平组织标志旗帜摆动着。 直到晚上，我和弗兰克才被英国特种警察给抓住了。可是在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后，我们马上又被放了，因为按英国法律的规定，不允许只因为上了别人的船就抓人…… 第二封信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本来想占领另一艘正在装武器的货船，可是正在我们船上的绿色和平组织英国总部某个负责人却突然对可能造成的后果放心不下，变得害怕起来，不仅自己不敢做任何事，也不让我们开展活动，更不敢让我们爬上一艘正在驶离港口的货船。其实他刚刚才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过：“我们一定要拦住这些船，如果需要，我们也愿意占领它们一个月。”对我们每一个志愿来英国参加抗议行动的人来说，如果要考虑到自身，我们就不会来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临阵退缩的领导人感到很失望。 幸好，那艘刚出港口的海军征用货船在不远的地方抛锚了 3天，准备在港口的另一个泊位装上新的货物。而我们领导不久也离开了“彩虹勇士”号旗舰：终于能够继续做事了。 再接下去的一天，在这艘货船要重新回到港口里去之前，我们又乘坐快艇靠近它，然后分别抓住船壳边的扶手爬了上去。约10几分钟后，我们几人，包括理查德、胡伊、尼琪、纳塔莱和我，纷纷爬上了货船后部用来装卸货物的栈桥。就在这时，早有防备的美国守卫军人突然出现在上面，并用高压水枪朝我们喷射。这些水枪射出来的水力量极大，一旦被它击打中，身体的皮肤就会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们几个人死命地躲闪着，并掩护理查德逃离。因为按原计划，他还另有任务。在我们的帮助上，理查德带着可以悬挂的一顶帐篷跳回到快艇中，驾着它飞速地到达货船边一条和岸边铁桩相连的铁链旁，他立即爬上铁链，并把帐篷挂在了货船外体的一个铁扣上。这时，货船的美国军人也发现了他，马上又拉着水枪来到理查德头顶上的甲板边沿，用水枪朝他喷射。 不久，我也挣脱了的水枪射击，离开货船尾部栈桥，然后跳上一艘快艇，开着到了理查德架设好的帐篷里面跟他的会合。可是，这里的情况更糟糕，就像正在战争状态一样。虽然我们的帐篷由耐用的特殊材料制成，但由于美国军人水枪喷射的力量实在太大，竟然把帐篷给打坏了。不一会儿，帐篷里进来的水越积越多，我们不得不在帐篷的下部割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让不断喷射进来的水流出去。而在我和理查德忙碌时，我们的成员驾驶一艘快艇来到了我们旁边，尝试帮助我们恢复帐篷。但他们也遭到了美国军人用水枪不停地喷射攻击，船里一会儿就积满了水，使得他们只能先暂时撤离了。 这时，只有我和理查德停留在帐篷里了，我们互相鼓励着，决心坚持下去。但美国军人却毫不手软，喷射我们的水枪打在帐篷上，不仅声音巨大，也使得帐篷左右摇摆，不停晃动，我和理查德都产生了晕船，直想呕吐。我偶尔朝货船上的甲板看去，发现有一些美国军人竟然用机动枪在不断地瞄准我们。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国警察的警用8名快船才驶了过来，英国警察通过无线电广播警告美国军人，不许他们用水枪打人。这样，那些似乎有意要把我们赶下海底的美国军人才收手。趁着这阵势，一直替我们担心的同伴们找到了机会，用快艇运送了那几个早就从栈桥上离开的同伴来帐篷里替代我们，让我和理查德回“彩虹勇士”号上休息。 晚上夜幕降临时，我又几个同伴驾驶快艇又回到挂在海军货船船壳外面的帐篷，来替换那几个人。由于当时的又刮起了10 级大风，海浪又高又大，所以我们从“彩虹勇士”号进入快艇，又从快艇进到帐篷的过程非常困难。甚至有的海浪还拍打到了帐篷，灌了进来。我尝试爬到帐篷外面，想把帐篷挂到货船外壳的更高处。可是，因为帐篷里的水实在太多、太沉，我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就说，让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但朋友们非常不放心，叫我一起离开回旗舰上去。 当时的过程非常混乱。幸好，我们当中没有谁被水枪打成重伤，只是大家的皮肤都被水枪打成了蓝色，其中一个人的手骨头断了，另外就是有几个人由于海水太冷、浸泡又太久，所以当晚生病了。我们让把记录有全部场面的录像带转给电视台播出。这些镜头甚至连远在万里之外的新西兰电视台也播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反对这场对人类和环境除了破坏，而不让人们从中受益的战争。 第二天，当我正在用船上的电脑写这个电子邮件时，海军货船就再次驶进了港口。在它准备装武器的时候，一艘站有10名英国警察的警用快艇在它的四周转来转去保护它。我不知道后边还会发生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们的抗议行动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哥哥想的和做的不是分开的，所以对战争的认识就够让他行动。但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和他的朋友们从来不用暴力的手段，从来不还手，被抓的时候也从来不反抗。但他们的行为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识到该怎么做之后并不进行根据这个认识的行动呢？原因往往是一种希望，比如希望别人会做、希望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匆忙地希望同时利用所有的机会，使他们什么都想，并来不及做。还有这样一种现像：有的人希望机会尽可能快地过去（当借口），或者他们想，别人达到效果的机会比自己的好，等等。 认识到该怎么做之后不去做的原因有无限多，可是根据认识去行动的原因只有一个。这是因为真理有“简单”、“统一”和“无条件”的性质，可是假的有“复杂”、“矛盾”和“讲条件”的性质。我们不断都要作出选择。如果要让无条件的真理来决定我们的做法，我们就必须先获得自由，不管无限多的让我们不去行动的理由。这样的自由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受，因为这样就要放弃所有能提出的条件和借口、因为这样必须做所有根据自己的认识有必要做的事。 另外，根据真理做事的人也必须只有一个想法，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想法，不可能同时追求几个目标。有一种想法会帮助我们：只有我来做、只有我让它由于我发生，好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上才有实现的机会。 他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要做。他想的都是“光说，应该有人做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事有什么用？如果我们这样等待，它永远都发生不了。连上帝都不能替我们做世界上需要做的事。如果我不让它由于我来发生、如果不是我干的，这件事在世界上怎么还能存在？只有我来当这件事情的工具，它才能发生”。这样的思想就给他带来了他所需要的力量。 第三封信 “2月1日，因为美国部队向英国地方法院控告我们“违法”。法院也很快就作出宣判，部分满足了美国部队的要求：我们不能碰海军的货船，也不能在他们的船上写字，但可以自由地在海军港口走动。我和朋友们经过商量后认为，我们不如干脆把自己的大船抛锚固定在马奇伍德军港的出口里，不让任何船只出去。 第二天，虽然周围还有几艘英国警用快艇在巡逻，可因为我们利用了自己的几艘橡皮快艇在港口的海面快速开动，跟特警比赛并转移了警察的注意力，使他们没能及时发现我们的行动的主意。这时，我们就用“彩虹勇士”号把港口的出口给堵死了！ 为了把港口封锁得更严，我和朋友们决定把一个巨大的半球型橡皮帐篷也用缆绳固定在港口出口里。这种半球型帐篷可以同时容下几个人。在把它下水后，我先一个人钻了进去，把帐篷内底部的一扇舱门打开，目的是为了在帐篷里放置阻拦用的铁链时，不让人从外面看到。然后，我们用自己的橡皮快艇把这个半求拉到了位置。这一次，英国警察终于察觉到了我们的目的，立即想用船来拦截我们。为了躲避警察的拦截，在前面拉我们的快艇加足了马力，速度太快，使半球型帐篷底部的舱门涌进来越来越多的水。这时候，我还留在帐篷里，而里面一下就进满了水，翻了。帐篷的惟一出口也在水面下，幸亏我当时比较冷静，找到出口潜水游了出去。 英国警察很生气的样子骂我们是不是不要命了，不能搞那么危险的活动。不过他们不是让伊拉克人更受危险吗？其实这些警察前面还曾经故意撞我们的“彩虹勇士”号大船。 为了修改“彩虹勇士”号大船的位置，我们升起了它的锚链，可是就在我们的船员把它升起的时候，一艘由港务局叫来的大型拖船开了过来，准备把我们的大船拖出港口，所以我们马上又把锚链给放了下去，不让他们得逞。 到了晚上天黑以后，港务局和警察决定占领我们的“彩虹勇士”号大船。不过，一开始他们想征用的那艘拖船上的船员非常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他们不仅不同意占领我们的船，还帮我们找来颜料，让我们在船上写各种反对战争的标语和口号。但是，港务局最终还是找到了一艘愿意合作的拖船。我们都知道，这回无法再躲开被他们拖走的命运了。于是，我们船上的全体40个成员决定让我用一艘小橡皮快艇绕着大船，把特警和拖船处理“彩虹勇士”号的全部现场给拍下来，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看到。 幸好，特警没有破坏我们的大船和船上的设备，只是用切割钢铁的火焰枪把我们固定大船用的锚链给弄断了，然后把我们的船拉到港口另一个地方去。虽然我还不知道后边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两天下来，我知道反正我们又成功地使战争的开始拖延了两天，也使百万人能再活多两天。” 第四封信 后来，港务局的人对我们说，不允许我们的船离开这个位置。而英国部队的宪兵警察却命令我们的船必须马上离开港口。对于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根本无暇顾及，而是继续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活动。同时，英国警察也布置了6艘警用快艇在我们船的附近转来转去，晚上还用红外线摄像机来观察我们的动向。 此外，我们当中的两个成员让一艘海军货船在这一天都不敢运装货物。因为这两人在这一天往货船后部装卸货物的栈桥跑了两次，使美国部队很害怕他们又要搞什么活动，于是只好立即把栈桥关闭起来，停止装载。 这一天晚上，我和另外几个朋友离开“彩虹勇士”号，到岸上的一个小饭店去住下。而就在这天晚上，南安普顿马奇伍德海军港口的工人为了反对港务局的管理方式，也进行了一次罢工，罢工的理由是美国部队在装载货物过程中不理会任何安全规定，置他们的人身安全于不顾。我们也在这一晚商定好了，第二天让那些武器暴光，并在武器上写上反对战争的口号。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布置在“彩虹勇士”号大船旁的四艘小快艇立即发动起来，往海军港口里面开去。那些一直在观察并准备随时拦截我们的快艇英国特警虽然发现了我们的动向，可是已经来不及阻止了。在警察都只是注意小快艇时，我们从外围悄悄走到围着铁丝网的海军港口，用剪刀剪开了一个大口子，并迅速跑向我们这一组和船上成员共同的目标：就是准备装到货船上去的一列坦克！不久，英国特警警卫也到了，可这时我们一共17个人已经站到或者坐在了坦克上，每个人都占领了一辆。我和大家一样，把喻示和平的鲜花放到坦克前边伸出的炮管里，再用红色颜料在坦克上写上“NO WAR”的字样。 这时，我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现场拍摄。我站在坦克上拍，同时把所拍的东西现场直播到港口对面的一幢高层饭店的房间去，那里有我们的成员在用设备接收。特警很快就开始到每一辆坦克上抓人，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马上就用铁链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或干脆绑在坦克里面。我自己也进入到坦克的里边。一个人在里面，我也细致地尝试了一下坦克的所有功能，发现了坦克里很多各种各样的观察工具。当然，开炮的功能我当然没尝试。另外我也知道，要开动这辆坦克，非得两个人才行。可惜的是，我当时携带的拍录像用的直播机到了坦克里面就播不出信号了，而且本来要在这里接受我采访的活动人员也把自己锁在了另一辆坦克里。 直到几个小时以后，英国特警才慢慢地成功把我们那些自己绑在坦克上的人解开。当然，他们也成功把我所在的坦克门给打开了，又忙于处理我旁边另一辆坦克里面的人去了。我就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把我带的直播机天线放在坦克的顶上，开始在坦克内拍摄、直播。守候在饭店的格里奇一边接受我播的录像，一边用手机跟我谈话，询问现场的情况。特警终于处理到我了。我拍下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有一个特警用布来挡住我拍的旁边的坦克，然后把摄像机从我的手里拉了出去。 后来，我们所有人都被特警带离现场，拘留了13个小时，而且被反复讯问了好几次。在我们被拘留期间，我们的“彩虹勇士”号旗舰却没有停止行动，而是在下一天就离开了英国，前往德国去继续反对战争，因为从英国拉去波斯湾、准备攻打伊拉克的其他坦克就在那边。我也很佩服我们的船长，他正驾驶着“彩虹勇士”号为反对战争而朝着另一个目标前进，不会因为担心自己个人的问题就放弃为了全世界和平的事情。” 还有在非洲穷国家的一个幼儿园里工作的我的妹妹……我想在这里没有必要说得太多。 我慢慢地发现，我们的感觉不同于我学生的感觉。由于有意识地进入了对于环境的感受，我们就已经知道，只有我们跟世界合作、只有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作用，世界的未来才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不做，谁来做？如果我想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开始改变情况，这对整个世界来说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悲剧（灾难）吗？所以我只能自己开始。既然我需要做我们世界需要的那么重要的事，我干嘛还考虑个人会不会吃亏的问题？ 我们意识到很多需要做的事，可是我的学生都不知道能做一些什么。因为他们意识不到环境的需要，他们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感觉？ 为什么能做到这种事情 在我所生活的地方，很多的父母都去广东打工，让孩子自己留在家里。毕竟他们的孩子是给爷爷奶奶生的。 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不敢谈心理话，只敢命令和骂，特别是女人。有的父母只懂得用“凶”这个教育手段来破坏孩子的心。为了达到“听话”这个效果，很多农村父母就会骂自己的小孩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而在放弃自己的时候，孩子就会听话。表达自己弱的地方是他们受不了的。因为总是把情感缩回，他们的鼻子也不像西方人的鼻子那么凸出来。 由于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苦的劳动，我能理解这样的现象，但是小孩是很需要跟他们说心理话的人。虽然他们因为被父母骂而难受，但当父母要求他们从4岁起就自己生活在学校里，他们为了离开父母的事也很痛苦。他们又需要自己的父母，又很难进入这个凶的包括自己父母在里面的社会。在这种矛盾中，因为比不过社会因素，也只能跟着走。 在心理深处，小孩不希望像大人那么凶，不希望那样排斥情感的表现和为了维持面子去做假事情。他们的情感跟外来因素在战斗。可是他们是出生在这里，而他们的父母也属于这个社会。他们虽然不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去，可是为了生存，为了不失去自己的父母，他们必须适应这种方式。因为没有脱离这个环境的力量，因为还是要生存在这个环境中，最后他们都是要输给环境。最后还是要失去自己弱的的感觉和自己的做法，用传统野的行为把自己的永远隐藏起来。 在青春期产生理想的年龄时，很多小孩又不想放弃自己，所以他们容易想到断开、想到离开自己的家，但又没有能力离开。真的能去什么地方，比如去打工时，他们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为了不要放弃自己、为了寻找自由就不会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 这里我想给大家看跟我一起生活的一个16岁学生的信：“我叫韦道跑，读初。这本应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年华，可我却只有迷茫和苦恼……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小学时那么容易相处了。学习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爸爸、妈妈和老师都关注我、他们对我寄大的期望，我真不想背着这么重的精神负担。于是我开始对我原来愿意关心的事都感到……无所谓。学习时缺之动力，效率很底，不愿意与人交往。有时我觉得这样不行，努力找一些事做，让自己忙碌起……可不长，每几天又感到没意思，坚持不下去。我现在非常痛恨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该怎么办？” 下一天他写自己怎样帮别人建房子，做大家最不愿意做的事，弄得又脏又脚痛。不过，这天的事是大家一起做的。最后，他感受到大家完成了一件很难完成的事，而且这种对于“完成”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一种很快乐的感觉。但他不敢给父母看他的信。 另外一个同学的脚受伤后，有人不让他做事，使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由于受伤而带来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背变得又硬又歪，成了比脚更严重的伤。直到后来，我要求他参与生活的时候，对生活的感受才部分恢复了他背部的伤。 比骂人更带来负担的是大人的好意，是大人不断对孩子的关注和担心。为了恢复学习动力，学生需要一个没人关注的生活空间，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在父母担心安全而限制孩子的活动时，青少年都会想：我不是他们的“宝贵东西”，只是我自己的。我需要属于我自己的经历。可是他们还是束缚了我。没有自由、不能去感受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避免了所有的灾难，我们同时也就避免了所有的心理能学习的机会。小孩为了心理的发展必须去追求有时包括危险的体验和感受。比如我去学校的路需要蹚水过河十几次，有时水流还很急。这样得到的对物质的感受是最好的，知识教育也代替不了它。其实，打架等所有用身体接触的做法，都是一种追求感受的表现。如果在外界不让追求，学生就会用吸毒等手段。通过体验，孩子想感受到他们愿望的精神（真理）的力量。如果不是通过外界包含的真理，那就是通过毒品带来的幻想。 这是我在农村见到的，而我城市的朋友给我说的要悲哀得多：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有物质条件好的工作，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给孩子安排了一切，整个生命都被父母安排完了。孩子需要做的只是听话。可是这种别人会“羡慕”的“好工作”和生活真的有那么好吗？能得到自己非常渴望的那种感受吗？这种生活是为人好还是为钱好？ 它往往只是从物质的观点能羡慕的。但我朋友们追求的根本不是物质。在这种只有物质、可是失去了理想意义的生活中，他们会觉得失去了自己。如果还是要按照父母的计划把这种没有理想意义的生活过下去，他们只能放弃理想和自己，并变得麻木或者直接哭泣起来。我想，只有自己已经放弃理想、已经没有了情感的父母才会把孩子的生活看得那么物质化，为了物质上的好处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让心里难受的事。 农村的小孩在表达感情时马上就被骂。城市的学生对我说，他们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象自己是一个不断运转的机器一样。有的说，自己好像一个电脑那么麻木运转。也许，一种要承受的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情感、感受和生活意义要多得多。 学生经常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承受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我认为家长应该问自己：“我能不能承受孩子的兴趣、才能、命运和他不同于我梦想的那种生活任务？”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梦想，学习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身边的人经常会问我：“那，你不希望你的研究工作在你死之后通过子女会传下去吗？”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很不实际：做我这种研究需要有特殊的兴趣，才可能做。跟我同样兴趣的人又不多。自己的孩子正好跟我有同样兴趣的可能性很小。如果逼着他接受我的兴趣，他不仅无法做得好，我也耽误了他自己的、不同于我的生活任务。在让小孩接受我们给他的角色时，他自己的兴趣、理想、动力等等都会被压制。如果我们要求他接受，他又很难有主动力。 社会和家长为什么要让小孩适应他们对于小孩的想象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这样才能适应社会、适应竞争、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每次在我或者我的朋友说“这并不重要”时，他们就会很着急地尝试说服我们，以便让我们这种“不正常的人”追求与他们一样无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又受不了我们发挥与他们不同的追求呢？既然我们已经被淘汰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跑呢？被淘汰了之后，我们不是可以自由，可以去追求其它目标了吗？ 家长们那么怕小孩的未来吗？怕一个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未来？这不是在阻碍未来吗！ 如果我们不要消灭孩子为了学习、也为了以后在生活上主动接受重要任务所需要的兴趣，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承受这样的事实：每个小孩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才能、兴趣、命运和生活任务的人，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他为了完成这些所需要的经历。如果父母认为，自己的小孩只是他们基因的一个产品，我也没办法。不过这样的看法不仅没有帮助，还会让小孩放弃自己。 其实，蛋白质中的基因不会根据物质的规律形成；蛋白质专门把矿物的结构消失，而让非物质的力量来调整基因的结构。所以刻砻出来的人也不会是父母的作品。 那么，为什么我和我哥哥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原因不是我们的才能不同，肯定不是。很多我的朋友具有的力量比我具有的大得多，只是父母给他们带来的阻碍也比我的大得多。我们能做的原因更是，我们的父母允许我们这样做。以前，父母对于我们也有一些期望和想象，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他们当时也希望我将能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他们希望我能办好我自己的生活情况，不用受太多苦，就是说我要有稳定的保障、对未来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他们以为是在为我着想，可是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我会失去我的理想。他们这样的愿望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这样的期望否认和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的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所有对于我和我哥哥的期望。他们放弃了期望，实际上是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一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现在我爸爸给别人说：“人不能什么都要，人要做选择。如果我的儿子想做一些别人不会做的工作，他就必须放弃成家的事，因为这分工作不能养活一个家。” 只因为他们放弃了，我才能接受为了人类的任务，而父母在看见我接受一些为了全人类的任务时，他们突然为我感到骄傲。这样，我父母放弃了期望再也不像一种损失，而更像是一件没想到的、让人高兴骄傲的事：“我们的儿子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只因为我不是我父母占有的一样东西、不用完成他们的事，我才有我所需要的自由，可以来广西农村做教育实验。我这个人只是我自己的，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生命做事。如果我的父母像我朋友的父母一样希望我要完成他们完成不了的事，我只能受到限制和压力，不可能做到我认为需要有人来做的事。 成为“有用的东西” 只说表面，我一直都很想当一个普通人。在山村里当一个普通人比较容易，但这时他们还不让我当。做了一个自由又不敢乱说话的人，别人就以为我能干，他们看得起并想利用我。不管我做什么事，他们都把它看得很重，特别是我在哪一户家吃什么东西。但我去哪家吃什么东西，其实是他们来帮我决定的。他们不断地叫我“吃这个”、“吃那个”。 他们这样重视的根本不是我，而是一个被他们束缚的外表。而我去发挥我自己的地方，还有我的教育研究，又得不到他们的重视。 2002年在屯里搞活动之前，屯里人很难相信我会在他们这儿搞。我都说：“是的，我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更不是为了扫盲，而只是为了我的研究做实验。如果没有做实验的需要，我是不会搞的。”后来在我搞活动时，屯里人又认为我是为了解决他们这个屯的问题，不相信我只是为了我的研究。我为什么正好只要帮他们这个屯，不帮别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由于在自己固定的思考模式和想象世界中思考，只能排除所有不适合这种模式的思考。这种人在听到我说“我也不是为了帮你们”时，根据他们的想象世界还以为我是搞扶贫的。 以前我都参与了村民的生活。后来他们这么重视我，把我变成了一种我不愿意成为的贵宾。比如我参与修公路时，他们说：“我们要你的精神，不用你出力。”有的人说：“我虽然不理解他的话，可是我很欣赏（佩服）他的精神。”佩服一个人的精神有什么用？一个人的精神也不可能只因为这个人而存在。我认为，精神不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是被一些兴趣、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