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民族主义诠释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民族主义诠释 谢立忱 黄民兴 摘 要: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国内层面讲, 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会诱发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从国家层面讲, 边界领土问题与中东民族主义自身的发育情况、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格格不入等因素密切相关。从超国家层面讲, 泛民族主义不仅容易导致国内族际冲突的外溢, 而且容易引发与现存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 由此产生边界领土纷争。 关键词 中东 边界领土 纠纷 民族主义 中东国家间普遍存在边界领土纠纷。迄今为止, 相当一部分争端仍悬而未决。从国家的族性来讲,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主要包括: 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和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以及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纠纷3种类型。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 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关于中立区的争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阿曼和沙特间关于布赖米绿洲之争、巴林与卡塔尔间 沙特与科威特、卡塔尔等国的法什特迪贝尔珊瑚礁主权归属之争。此外, 阿联酋与卡塔尔, 之间也有类似的争端。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主要有: 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爱琴海之争,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等。相比之下, 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间边界领土争端较为激烈: 埃及、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均不同程度地存有边界领土争端, 尤其是叙利亚与以色列间的戈兰高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以及耶路撒冷等争端更为棘手; 伊朗与伊拉克、阿联酋等国之间分别存在着阿拉伯河和胡齐斯坦争端, 以及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海湾三岛等争端; 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存有伊斯肯德伦纠葛等。影响边界领土争端的因素多种多样, 其中, 民族主义是个重大因素。但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此重视尚显不够, 笔者拟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诠释。 国内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民族分离主义是引发或加剧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不仅与国内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有关, 而且同民族自决权等民族理论的滥用也有联系。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 构成民族国家的可以是单一的民族结构, 也可以是较 为复杂的和十分复杂的多民族结构。? 事实上, 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民族国家中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 不存在纯粹的公民或种族国家, 各国都展现了一种公民和种族成分的混合, 即便西欧国家所谓的公民民族也是建立在国内主导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基础上的。? 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实现各族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 强调主体民族主义上“均质化”的过程, 但在运作中, 各国往往注重加强主体民族的权力, 的构建。所谓主体民族主义, 即指多民族国家内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讲, 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民族属性甚至持续存在, 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方面。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相关国际协定, 为欧洲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致力于使各国国界与民族疆域重合的民族国家模式。? 此模式成为新独立中东国家的构建者们所追求的理想模式。然而,中东各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 对这种单一民族国家模式的推崇, 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体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 致使民族国家权力行使的均质性要求受到挑战, 进而造成族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巨大裂痕。“国家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中实际上一般是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 在很多时候难免以忽视其内 它们部的少数民族为代价”?, 因而各种“次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 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主体民族主义过度膨胀极易导致次民族主义勃兴, 一旦这种次民族主义与特定的领土相联系, 就会催生地方分离主义, 并招致外来干涉, 进而造成或加剧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纷争。两伊领土争端中的胡齐斯坦问题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历史上, 胡齐斯坦曾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激烈争夺的地区, 称“阿拉伯斯坦”。1925年伊朗出兵占领该地区, 并从此改名为“胡齐斯坦”, 至今仍是伊朗的一个省。在该省, 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 但他们在就业和升学等方面备受波斯主体民族的歧视, 对此, 阿拉伯人极为不满, 不断提出民族平等与自治的要求,从而为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的干涉提供了契机。? 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一直坚称“胡齐斯坦”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积极支持当地阿拉伯人脱离伊朗的反政府斗争。 另外, 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也同两国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有密切关系。1922年希土战争后, 土耳其将境内约150万希腊人遣返回希腊, 而居住在希腊境内约50万土耳其侨民亦一概被遣返回土耳其。? 不过, 土耳其仍有不少希腊族人, 希腊也仍有很多土耳其族人。因此, 这种做法看似有助于消除希土两国历史上的隔阂, 实则强化了两国的主体民族意识, 导致主体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如1942年11月土耳其开始实行一种针对希腊族等非穆斯林征收财产税的法律?; 自1964年起, 土耳其还实行一种禁止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族人变卖自己财产的法令?; 1988年, 希腊高等法院批准了一项法令, 即禁止用“土耳其”这 个词描述希腊穆斯林•lu等等, 不一而足。尤需指出, 拥有许多希腊族居民的伊姆罗兹( Imvros) 和特涅多斯( Tenedos) 两岛之所以成为希土爱琴海争端中的一个焦点, 与土耳其的这种大民族主义政策不无关系。根据《洛桑条约》, 这两个岛屿归属土耳其, 但岛上希腊族居民仍拥有自治等特权。? 然而, 土耳其不仅剥夺了希腊族人的自治权, 而且夺去了 并禁止教授希腊语(1951,1963年除外) 。? 总之, 长期以来, 希土两他们大量的可耕地, 国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歧视和迫害少数民族, 从而使这一问题与两国边界领土争端形成恶性影响。?如果说主体民族主义的膨胀成为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一个现实根源, 那么, 民族自决权则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政治民族主义主要思想内核之一的民族自决思想曾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产生。然而,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 在多民族国家形式流行的今天, 民族自决权却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分裂国家活动的理论支撑。他们高谈“民族自决至上”, 无视历史和现实, 肆意歪曲和滥用民族自决权的原始意义, 声称“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可以凭借其民族自决权来建立本民族独立的民族国家, 而不能以任何其他的原因加以限制。”长期困扰两伊和土耳其等多国的库尔德问题就与滥用这种民族自决权有关。库尔德族是中东第四大民族, 主要聚居在两伊、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交界处。长期以来库尔德人一直为自治和独立而斗争, 该问题因此成为影响有关国家关系的一个突出跨界民族问题。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 加之美、苏等外部势力插手, 因此, 库尔德问题不但恶化了两伊等有关国家间关系, 而且可能会引发或加剧这些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 总之,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并非孤立存在, 常常与族际冲突等其他问题相互交织。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双刃剑”功能, “它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 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当主体民族主义过度膨胀, 国家内聚力与合法性不足, 国族与族群之间存在分离的张力, 以族群为依托的民族主义即“族群民族主义”便会要求摆脱其现存的国家而寻求创建新的国家, 进而对所在国家产生解构和分离作用, 并引发或加剧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 国家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 就国家层面来讲, 民族主义对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民族主义, 作为西方文明传播的一种客观产物, 是自20世纪初以来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活跃、最持久的因素之一。其基本政治目标是建立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伴随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 经过两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 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至20世纪70年代最后形成。随着独立国家的纷纷建立, 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中东各国的主流政治意识 形态。所谓国家民族主义, 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它是相对于国内民族主义和跨国家、跨地区的泛民族主义而言的, 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方式”?。国家民族主义主要把政治效忠对象限定在领土国家范围内, 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 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国家的建 从某种意义上讲,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就立必然意味着边界确定和领土划分。因此, 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 尽管现代民族可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但想象不是凭空的, 正是政治地域为想象提供了具体的空间。根据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 对民族国家起源的阶段与顺序的划分, 一个民族国家为强化自身得连续经历4个阶段。? 其中, “确定边界, 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内部与外部的交易”是第一阶段, 若一个民族国家不能控制领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注定是短寿的。? 具体来讲, 边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扮演着4种关键性角色: 首先, 边界有利于形成易于区别“我者” (我国) 与“他者” (他国) 的共同体观念; 其次, 边界有助于捍卫民族文化尤其是曾受殖民压制的文化和语言; 再次, 边界是新独立国家的一种象征和符号; 最后, 边界确定 鉴于边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战略作用, 中东各国领导人自独了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 立伊始便把明确国界、维护领土完整作为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事项。于是, 各国间边界领土纠纷的发生便不可避免。 然而, 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是一种现代欧洲概念, 并不为西方文明传入前的中东人所知晓或认同。只是在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东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后, 把人们的普遍认同或民族认同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才成为一种正式的政治诉求。因此, 民族主义对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首先体现为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其次表现为对民族国家主权、领土等要素成长的影响。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各国获得主权、领土、综合国力等民族国家要素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争端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一种客观结果, 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严格地说, 任何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形态都不会单纯地表现为其政治、文化和经济取向, 而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取向的结合物。? 但是, 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及利益取向的侧重点确有不同, 因而依此可大致将民族主义划分为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3种形式。因此, 各国间领土争端体现的不仅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还包括文化上尤其是经济上的诉求。随着中东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经济取向日益突出, 以那些有争议地区为依托的自然资源, 例如石油资源和水资源等自然成为有关各方争夺的对象, 边界领土问题因此突出。资源问题被视为中东边界领土争端的一大诱发因素。1990年伊 拉克出兵科威特被称为是一场石油资源争夺战, 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65年“六五”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都与水资源有密切关系。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促成或加剧了有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沙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多数属于资源主导型的领土问题。 ) 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二 中东民族主义与西欧那种自身孕育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不同, 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的。因此, 以领土完整、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等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与真主主权、“乌玛”认同、“圣战”思想等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和国际关系理念, 以及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显得格格不入, 这成为产生边界领土纠纷的一个重要观念因素。在强调“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中, 一切权力、权威和权势均归真主, 真主是整个世界的主宰。这种主权观念是否定国家主权的真主主权论。根据伊斯兰传统观念, 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体, 应建立一个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共同体( “乌玛”, 即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基于伊斯兰教的这种“乌玛”认同与民族主义体认的民族认同存在尖锐对立。另外, 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战争的“圣战” (吉哈德) 思想也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之一。“圣战”被认为是实现“乌玛”的途径, 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根据伊斯兰传统观念, 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 即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家园”和非穆斯林统治的“战争家园”。“圣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异教徒控制下的“战争家园”转变为实施真主法律的“伊斯兰家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俗化逐渐成为中东地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民族国家等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但上述伊斯兰传统观念仍有一定的活力和土壤。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则把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后, 各种传统伊斯兰观念再度复苏。真主主权、“乌玛”和“圣战”成为各种激进伊斯兰组织和成员极力提倡的口号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传统观念显然对现代民族国家等观念构成了巨大挑战, 成为引发或加剧边界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 由于中东许多民族曾长期过着游牧生活, 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现代民族国家同与国家相关的边界领土概念对他们来讲, 相当淡漠。因此, 至今仍残存的部落意识, 也是影响中东边界领土问题的传统观念因素之一。 (三) 中东民族主义发育不良 中东民族主义, 至少在最初意义上, 属于一种反抗运动, 其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建设性的, 代表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回应。一旦获得独立, 这种缺乏民众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活力便很难继续。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早发展社会的民族主义相比, 前者对政治合 法性构成更大的挑战。? 中东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知识精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换言之, 中东民族主义倾向于首先在社会上层中产生, 然后自上向下灌输, 属于精英型民族主义。它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夺取或通过谈判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运动, 与那种全社会性的共同利益感显然不是一回事。? 而且, 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东地区出现 当法定的领土界线在民族认时, 中东许多国家的领土范围已被西方殖民者划分完毕。因而, 同观念出现之前被确定时, 这个国家更有可能包括那些全异的、甚至相互敌对的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群体, 而这往往成为边界领土纠纷产生的内部根源。而且, 即便独立后, 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仍具有明显的精英性。因此, 与西方“发育正常”的民族主义不同, 中东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先天不足, 从而使各国独立后长期面临文化整合、合法性等难题。因而, 一些国家为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增强国家内聚力, 故意加剧边界冲突, 转移民众的视线。战争和冲突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中起重要作用, 因为它们要求民族团结、征兵和一致对外。?超国家层面的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中东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因为本地区一些民族分散于跨地区的地缘和历史、文化缘由, 从而体现为诸多泛民族主义类型。?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东几大民族(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 都曾建立过帝国。这种帝国传统有助于培植这些民族的强烈种族共同体意识和超国家观念。一般认为, “当民族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 在宗教共同体、传统文化共同体、语言或语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地理单元的基础上, 形成联盟、邦联、联邦甚至统一的国家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泛民族主义。”? 泛民族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是国家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衍生物或派生物, 是族性在国家层次之外的一种宏观构建。? 泛民族主义不仅容易导致国内族际冲突的外溢,而且易于引发与现存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 从而产生边界领土纠纷。 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 以及大波斯民族主义都属于泛民族主义, 其中, 泛阿拉伯主义对边界领土争端的影响最为显著。泛阿拉伯主义是战后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一种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属于阿拉伯人领土在内的统一阿拉伯国家, 一直是泛阿拉伯主义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因此, 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顺理成章地认为, 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领土。尽管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大国强权和狭隘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 但泛阿拉伯主义无疑是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相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从某种程度讲, 正是阿拉伯各国对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高度笃信和对阿拉伯责任的积极承担, 从而造成了多次阿以战争, 进而在阿以间形成了大量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领土纷争。前两次中东战争, 实际上也是泛阿拉伯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与埃及迫于阿拉伯世界主战呼声和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 感, 而再次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封锁亚喀巴湾和积极备战等有密切关系。不过, 这次战争后,由于阿拉伯国家战败, 泛阿拉伯主义逐渐式微, 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转而上升。 另外, 泛阿拉伯主义与大波斯民族主义的对立, 还造成或加剧了阿拉伯与伊朗间的领土争端。在泛阿拉伯主义者看来, 伊朗胡齐斯坦省是阿拉伯人不可分割的领土, 应改为阿拉 两伊间的阿拉伯河与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等海湾三伯斯坦, 海湾也应改称阿拉伯湾, 岛均属于阿拉伯人。伊朗民族主义始终具有大波斯情结, 尤其当伊朗实力增强时, 这种情结更明显。与阿拉伯人针锋相对, 大波斯民族主义者坚称胡齐斯坦、海湾三岛属于伊朗领土, 同时尽力争夺阿拉伯河主权, 极力维护海湾的波斯性。由于双方立场各异, 这些领土争端尤其是伊朗与阿联酋间的海湾三岛问题仍未解决。 此外, 泛民族主义极易导致漠视国家主权, 并造成对国家利益空间的超现实界定, 为滋生侵略扩张欲望提供肥沃土壤, 而极端民族主义是当今领土问题尖锐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 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的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战争都与伊拉克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过分追求有关, 是伊拉克采取局部统一向阿拉伯全面统一的渐进方针的具体体现。? 萨达姆意在通过这两场战争夺回大多数居民是阿拉伯人的海湾三岛和胡齐斯坦, 以及历史上曾作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的科威特。另外, 泛民族主义还有助于强化散布于各国的同一民族, 尤其是处于少数民族或劣势地位的同族人否定所在国疆域的意识和回归母国意识, 导致族裔冲突的外溢。“在亚洲和非洲, 族裔冲突大部分在国家内部发生, 而在中东, 它却是跨国家的。”? 族裔冲突的外溢往往引发国家冲突和争端。如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和伊朗的阿拉伯人便不同程度地有这种回归或独立意识, 这是造成希腊与土耳其、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间领土纠纷的一个因素。 泛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派生形式,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指出: “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 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 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 因此, 伴随国家民族主义的不断攀升, 主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 泛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民族利己主义面前必定愈益暗淡无光。然而, 这些泛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时隐时现, 仍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些泛民族主义超越国家, 以领土、民族等为基础的“族性”构建, 虽不足以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既有的世界格局, 但深刻地影响着这种格局, 威胁着民族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综上所述, 民族主义对国家的构建和解构功能无疑是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形成的重大因素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中东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仍将存在。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 李永国 屈瑞铎 Abstract : In an age mark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regional integration , and increasing transborder flows , some have questioned t he continued viability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border s. This essay examines t he conditions of sovereignty and border s in a world of trading states , exploring how conceptions of sovereignty are reflected in t he grand strate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By disaggregating sovereignty into it s constitutive part s , the essay not only provides insight s into how these facet s affect modern statecraft but al so reveals an under conceptualized dimension : societal sovereignty. Whereas sovereignty is willingly ceded by states to gain economically from increased trade and capital mobility , public concern over t he social , political , and economic effect s of high level 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dicates a growing sensitivity to t he maintenance of sovereignty over acces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t his process , border s serv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ymbolic f unction in maintaining stable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t hat constitute t he cornerstone of t he nation - state. Key words : globalization ; state sovereignty ; regional integration ; societal sovereignty ;national identity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5 年7 月出版的《国际研究评论》刊登了美国乔治敦大学鲁道夫?克里斯托弗题为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的文章。文章以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日益增多 的移民跨国流动为背景, 对世界贸易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状况进行了考察。通过对发达 工业国家大战略中的主权构成的解析, 不仅提供了一个观察主权影响国家管理的视角, 还 揭示了一个亚概念: 社会主权。为了从不断增长的贸易和资本迁移中获取经济利益, 国家可 以主动地让渡主权; 而公众对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的关心也表 明: 相对于形成社会政治共同体而言, 他们更加关心如何维护社会主权。在此过程中,边界 日益发挥着一种象征性的重要作用: 即维持国家认同的稳定。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地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边界渗透为特征的时代。有人认为, 当前 全球化过程中, 非国家政治行为体的增加、人权的迅速传播意味着主权的衰落。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持与此相似的观点, 认为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已被当代世界显而易见的全球性变化扫荡一空了, 全球化过程正在侵蚀着国际社会的基本要素——国家主权, 其衰落象征了维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革命性转变。接下来的问题是: 全球化对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主权和民族国家) 构成了威胁吗? 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吗?谈到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全球化过程确实可能正在改变我们的主权观念。至于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威胁, 那种认为全球化正在使得民族国家过时的说法则属无稽之谈。确实, 有理由相信, 在持续的全球化过程中, 领土主权正在改变。而认识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方式也是重要的, 它取决于我们把它看成商品和资本跨越边界的运动还是看成人的运动。贸易和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而移民的全球化流动则提升了领土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 主权的复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是政治共同体中最高的绝对性的权力。因而, 当代很多学者把全球流动的增加、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以及超国家政治实体的出现视为对主权的威胁, 这不足为怪。主权国家为了在国际规制或组织中获得特定的利益, 常常接受国际框架的约束而对国家主权进行自我限制。同样, 国家对日益增多的跨国界流动的战略也明显地体现在国家行为当中。为了促进国家利益, 他们不仅忍受而且大力推动这种流动。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进行贸易的国家不是被动地适应的, 而是在开放的全球性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大多数国家并不需要参与全球化和多边化过程, 但他们仍然选择参与其中。这样做不是因为软弱, 而是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因此, 边界的海进实质上是对主权的肯定而不是主权被削弱了。这是对权力的一种选择。只有当这种选择是在外力强迫下作出的时候,才可以说独立自主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近来, 学界提出了更为复杂的主权理论来弥补传统主权理论的缺陷。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把主权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内主权、互赖主权和国际法主权。“国内主权”指一个国家内的政府权力组织。“维斯特伐利亚主权”是要把外来因素排斥在一国国内权力结构之外。“互赖主权”指对跨国界流动的控制。“国际法主权”要求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国家间互相承认。另外, 克拉斯纳对主权中的权力和控制做了区分, 指出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和国际法主权专门解决权力问题, 互赖主权专门解决控制问题, 而国内主权则兼而有之。通过对主权概念的分解, 我们容易看出主权不仅和权力相联系, 而且也是对国际关系变化的一种回应, 同时还可以作为国家管理中的一种工具来增进国家利益。这样, 主权便被看作一套现行的标准和实践而具有了多变性和灵活性。 主权和现代国家 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起源于1648 年的维斯特伐利亚条约。维斯特伐利亚主权不是重构政治秩序的理性产物, 而是保证人类最基本需要———生存与安全的必需品。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期间, 血腥的宗派主义者毁灭了几乎三分之一的欧洲人 维斯特伐利亚条约将封建欧洲的复杂的政治格局重组为维斯特伐利口。为了结束这场屠杀, 亚主权国家体系。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 边界内外界限分明, 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力得到确认。 主权国家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具意义的“革命”之一。在维斯特伐利亚时代, 国家权力被赋予君主, 主权天然地和君主相联系, 而君主和领土相联系。人民仅仅是臣民, 和土地一样受君主支配。但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却昭示着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这种转变使权力合法性的赋予由单个君主转向了集体的“人民”,从而改变了主权、权威和领土之间的关系。十八世纪的革命宪法规定, 人民是系于国土之上的固有的社会实体。而拥有主权的人民无疑把民族和领土联系起来了。国家认同是个必要的构成成分, 因而培养一种国家认同的观念是必要的, 因为世俗主权已经从君主或皇室转移到集体手中, 以便使特定集体中所有的成员都能享有主权。当民主政治在欧洲民族国家成为主流形态的时候, 国家观念在国家管理中就起了突出的作用, 被选举的代表是世俗主权国家的服务者, 而不是专制体制下主权的拥有者。在欧洲民族国家制度中, 主权、人民、领土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主权国家的概念起源于西欧, 并渐渐地和现代民族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 但它们在全球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18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完成的。帝国的权力寻求更广阔的“国家认同”, 为了和殖民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把殖民地也包括了进去。在欧洲殖民者当中, 帝国身份认同是维持他们和母国联系的情感纽带。但它也在被殖民的居民中间培育了新的国家主义情感, 即使这些人来自完全不同的种族, 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拒绝产生于欧洲帝国的主权思想, 而是在同一框架内定义他们的政治目标。因此, 帝国主义不仅传播了民族国家这一国际组织主导范式的观念, 还慢慢灌输了国家主义的情感, 培育了主权自决并最终取得国家地位的思想。“维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主权国家不仅仅代表特定领土上的权力, 还代表着被特定的民族所赋予的、来维护他们集体利益的权力。国家维护主权的策略发生了变化, 国家间主权交易的形式也就随之改变了。 维护主权 在当今世界秩序中, 国家首要的功能是维护国家主权。在维斯特伐利亚体制下, 军队是 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民族国家体制下, 维护主权除了地缘政治安全, 还需要物质资源(经济实力) 和国家统一。 17 至19 世纪, 君主们的战略就是以战养战,通过征服来获得防卫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结果, 君主的大战略不仅通过在战争中获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国家物质权力最大化, 而且, 通过向国外输出文化促进了其社会的安全利益。但是, 帝国大战略所带来的利益为日益增加的成本所抵消。随着时间的推移, 殖民的经济利益下降了。而且, 帝权也被认为和现代民主观念相矛盾。最终, 民族自决作为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学的关键因素在殖民地的政体中出现。 尽管以前的主权国家通过征服和库存(原料,商品, 资本, 人力等等) 的积累维护了主权, 但现在对安全的物质需求日益和管理流动的能力相联系。这种变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嘉图法则(比较优势学说) 在后二战时代再次复兴的结果。学界和国家决策者普遍认为, 为了避免经济大危机, 保持经济的开放性是必要的。比较优势学说指出专门化的国际贸易是增进国家和全球财富的好。同样地, 开放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允许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回报, 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时能够起到调节作用。而且, 研究证明劳动力的迁移不仅产生经济财富, 也是对贸易的补充。因此, 为了使贸易的收益最大化, 人员的流动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在贸易国家体系中, 要通过积累物质力量来维护主权, 国家就必须推动跨国流动。 从实现国家经济目标最大化的立场来看, 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互赖主权”是有意义的。维护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和国内主权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生产力更有可能形成对大国的依赖, 从而也没有能力来维持军备, 二者对维护维斯特伐利亚主权至关重要。此外, 国家是否有能力改善公民生活直接影响着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国内经济最大限度地增长有助于巩固国内主权, 而忽略经济增长则会削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主权本身不能仅仅为了经济财富而“出售”, 而不同向度的主权则可以通过“交易” (减少对一个向度的控制, 增加对其他向度的控制) 来促进国家利益。 欧洲一体化是“主权交易”发展的典型。它经常被当作国家主权衰落并趋于消亡的例子。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主权本身的核心因素——权威和选择的作用。二战后, 出于安全的考虑, 也为了增加经济和福利的回报, 欧洲的决策者们试图寻求能够最大促进这些利益的政策。一体化是对这三种利益的响应, 它提供了促进集体安全的方式, 同时, 能够共享国家的资源和相互的市场。“推进地区一体化是基于对一体化的好处的设想或信仰, 即以减少国家决策的自主权为代价而增加国家财富是值得的。”(Mattli 2000) 欧洲国家从1957 年的罗马条约开始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一些国家在罗马条约所要求的放弃主权问题上犹豫不决, 而决定于1960 年成立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EFTA) 。EFTA 的成员国包括英国、挪威、瑞典、丹麦和奥地利。然而, 欧共体( EC)在吸引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显示出更大的吸引力, 而EFTA 国家集团吸引外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比欧共体成 这促使英国对放弃主权的利害得失再次进行评估, 并于1961 年加入欧员国要低很多, 共体。尽管由于法国的阻挠, 英国直到1973年才得以加入, 但重要的是, 在寻求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过程中, 英国主动进行了“主权交易”。 贸易国大战略中各国都倾向于对贸易和资本流动采取开放性政策, 但对劳动力流动采取的却是几乎相反的政策。劳动力流动对实现促进其他类型的全球流动的经济目标至关重要, 为什么政府却对它采取了有别于资本和贸易流动的政策? 国家认同和社会安全 表明, 不同于贸易和资本流动, 接受移民的社会不仅对移民的数量敏感, 对其类型更是如此。移民不单指商品化的“劳动力”, 还指人, 指那些持有一种身份和文化并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重新定位后, 对塑造认同和文化有益的人。移民的这种特征对国家主权和边界具有重要意义。 18 到19 世纪的移民模式整体上是从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流向欠发达的殖民地。二战后则正好相反。当代的流动通常是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工业国家, 并以不同的民族和人种的混合为特征。国际移民和主权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 即国家不愿意运用类似贸易和资本的多边协议(如WTO、WB) 来对待移民。但是, 在冷战初期, 国家在对劳工的态度上采取了主动。从1945 年到19 世纪60年代末, 许多发达工业国家制订了国际劳工招募计划。虽然, 在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中, 国际劳工是被当作一个重要因素而受到礼赞, 但和劳工招募相关的移民模式的变化很快带来了政治上的敏感性,并导致招募计划最终撤销。在法国、德国, 流入的劳工首先来自于那些被认为和接受国社会背景最接近的国家(即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 由于劳工市场资源紧张, 来自那些文化上不很接近的移出国的劳工日益增多。在英国, 由于老联邦国移民优先的原则, 使得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日益超过新联邦国(印度次大陆和西印度群岛) 的移民。在美国, 来自墨西哥、拉美和亚洲的移民人口比例增加, 通过官方的短期招募通道入境的非法侨民的数量也上升了。 随着移民模式的变化, 社会不安全感凸显出来, 这在大众民意调查、决策者声明、反移民入境运动中反映出来, 同时右翼政党(尤其在欧洲) 声望日高也是一种表现。随之, 英、美、法、德等国家制定了新政策以抑制移民涌入。不过, 限制不是针对每一个移民, 而是针 对特定的移民流——那些和移入国社会背景不相近的国家的移民。 然而, 这些政策在提升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曾经建立的移民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变得更广大, 因而国家要抑制移民流入日益困难。在欧洲, 要控制移民流入, 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加强对庇护通道的管理。当正当的劳工招募通道被关闭后, 移 那里提供了欧洲最自由的庇护制度。“客籍工居者就试图通过庇护通道入境, 在德国尤甚, 人计划”结束的次年, 申请庇护的人数几乎翻倍。法国和英国在此时期申请庇护的人数也同样增多。 因为自由移动在欧洲一体化制度中有成文规定, 因而成员国要实现对第三国移民进入的控制就有赖于欧盟国家间的协作。决策者意识到在移民中间存在“庇护交易”: 即如果移居者在一个欧洲国家申请庇护被拒绝, 就在另一国家再申请, 一旦他们的申请被欧盟成员国接受, 他们就可在联盟内部自由移动。为了阻止这种行为, 在1990 年的都柏林大会上, 成员国之间建立了政策协调, 规定: 庇护申请必须提交给最先进入的国家, 此国家有责任作出决定, 其决定对所有欧盟国家具有约束力。此外, 为了减少要求庇护的数量, 还提出了“安全的第三国”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多数欧洲国家采纳,如果申请者从其他欧洲国家抵达, 或者途经的国家不是第一个提出避难的国家, 根据这种原则, 庇护要求将被自动排除。这些措施和国内的收紧庇护通道以拒绝“毫无理由的”申请的措施相结合, 使得申请庇护的水平明显地下降了。 从主权的角度看, 都柏林大会的政策协调可以被视为“主权交易”的另一个例子。 对美国而言, 国家控制移民的重点并不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而是针对美国- 墨西哥边界和应付1965 年修改美国移民法后所出现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在经过长期研究之后, 政府于1986 年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 制定了针对非法入境者的政策。此外, 又立法规定对那些故意雇用非法侨民的雇主进行处罚。1996 年, 《非法入境改革和移民责任法》的出台又为这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经费。除了继续加强南部边界安全这一重点, 美国也试图“纠正”1965 年移民法改革所带来的后果。1965 年, 移民法修正后, 移民类型由起初的欧洲血统占主要地位日益转向了拉美人和亚洲人占优势。1990 年移民法确定了多样性签证的分配原则, 以补偿受到1965 年改革影响的他国申请者。在多样性签证初次实施的时候, 几乎百分之五十的签证份额分配给了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实际上, 这种多样性签证的绝对数字在国家全部移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是政府对那些自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来受到移民趋势变化影响的移居者的回应, 具有象征意义。 这些政策对移民模式的变化影响非常有限。多样性签证仅仅代表了每年近一百万签证中 的一小部分。而且, 边界管制没有使得穿越边界的人数显著下降。只不过人口流动从管制地区转移到了警察人数较少的乡村地带。尽管这些措施并未显著改变移民模式, 但在去除90 年代国内盛行的“外侨入侵”的感觉方面是成功的。其做法是对边界重大意义的再次肯定, 即使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象征性的姿态。 与移民的全球化相伴随的还有移民种族文化特征的变化, 而移民这种文化特征的变化似乎比移民数量的变化更容易成为威胁的诱因, 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尽管本文中提到的四个国家在冷战初期都对移民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但当招募计划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移民流动的结果时, 国家通常会采取相反的政策。所以边界管制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移民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威胁感。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今, 经济整体上有利于灵活的生产模式, 而且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也使得国家进退维谷, 整体经济利益要求开放, 社会安全利益却要求限制人员流动。 社会主权 主权的不同侧面之间存在联系, 尤其是互赖主权(控制跨国流动) 、维斯特伐利亚主权(保护边界和领土) 和国内主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之间, 因而只考虑主权的一个侧面而忽视其他侧面是不妥当的。当政府有能力保证领土安全, 并能提供充分的物质资源和知识来维持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内主权的维护处于最佳状态。然而, 这又产生了一种矛盾: 在贸易制度框架内, 国内主权和维斯特伐利亚主权的最大化要求人力迁移象贸易一样容易, 而这似乎会削弱互赖主权; 但为了劳力迁移而放松互赖主权, 一方面会增加社会不安全因素, 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和国内主权。 从维斯特伐利亚主权角度看, 移民或难民大量涌入会在一个国家内产生离散团体(指在社会和政治上都和母国保持联系的一部分人口) 。这些离散团体经常通过移出国强大的反对派或者通过与之保持联系的母国而直接影响所在国的决策。当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ah Ocelan) 在1999 年被逮捕之后, 遍及欧洲的库尔德人的暴力抗议和美籍古巴人的政治激进主义可以当作两个例证。离散团体成员和母国增强的沟通能力不仅维持着这些分离的团体间的联系, 而且, 还增加了对移出国和移入国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力量削弱了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他们所造成的威胁经常被移入国夸大。正如过去贸易立国战略成为发展的主流战略一样, 当代发达工业国家在维护领土主权的过程中,对社会主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此新兴领域中保持稳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安德鲁?林克耐特(Andrew Linklater) 曾指出: “欧盟的社会融合把每一个欧洲成员国联系在一起, 但这也使得他们和其他国家相分离; 至于其他地区, 则受到来自次国家集团的挑战, 并因地区性组织和全球化的发展而受 到侵蚀。这些压力共同对主权的排他性以及有关社会和公民的传统思想形成了挑战。”“把公民和国家耦合一起的旧联结渐渐弱化, 这为新的政治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超国家的公民相结合) 的出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机。” 欧洲和美国的经验表明, 这种发展即使不完全构成威胁, 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詹姆斯?罗西瑙(J ames Rosenau) 指出: “一定程度上, 人民有对国家和独立的需求, 而后, 在这种程度上其国家能够实现并维护主权, 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而, 在移民运动空前的当代世界, 社会主权的意义便突显出来。“当什么人组成了国家变得不再清楚时, 一个国家的国内主权和国家自身的存在就受到了威胁。”(Doty 1996) 从公民的构成和边界管制政策两方面来对移民进行控制, 这不仅是互赖主权问题的一方面, 还与国内主权和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密切相关。 因而, 社会主权问题的出现, 在本来就已经复杂的现代主权的概念和之上又增加了另一个向度。结果使得“边界的划分越来越多面化, 既有地理的, 又有非地理的, 既有社会、政治的, 又有经济的。” (J acobson 1998) 尽管有学者指出, 全球化是一个逐步根除边界的过程, 但事实上, 边界在许多方面反而增加了其社会政治重要性。一方面, 边界是贸易伙伴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象征, 对边界的这种象征性质的强调以及对开放和互相依存的益处的表达在维护主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边界只作为经济联系的重要标志, 也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他们使得不同的民族和文明之间的交往被象征性地关闭和分离。边界和公民身份一起表明了社会成员和非成员, 并从“我们是谁”和“我们不是谁”两个方面界定了社会政治共同体。 种族、语言和文化仍是社会内在的显著标志。而今, 正在建立的旨在平衡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大战略在自由主义国家产生了冲突, 这些国家随着异质种族文化成分的提升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民族认同。即使, 这些国家仍然有很多人由于民族或文化上相异于己的外来者的存在而确实感到了威胁,但相对于社会安全而言, 绝大多数人似乎更担心失去社会主权。虽然欧洲和美国对移民已经实行了种族和文化的优先政策, 但有迹象表明, 自20 世纪70 年代初开始, 随着非法入境者的增加而生发的社会主权衰退感, 以及在没有国家允许的情况下, 移民就穿越了社会边界, 是导致不安全感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由主义的政治日益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社会主权和领土作为社会安全的构成因素在政治上无疑仍具有重要地位。合法移民的持续流动、不同民族或文化的人们之间通婚以及移民家庭通常较高的出生率使得移民接受国单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界定社会安全面临着困难, 因为种族和文化群体在多民族国家的界线日益模糊, “灰色地区”已经司空见惯了。 因此, 单纯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分析国家大战略是困难的, 原因有二: 其一, 这需要社会同质;其二, 还必须假定国家认同应该也能够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维持。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社会异质程度越来越高, 使得第一种设想很难和当代的社会现实相契合。而认同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不断地变化的, 以对社会内外的因素作出反应。因而, 国家认同未必以一种方式实现。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层面和自由主义层面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联系起来的。舆论普遍认为, 应在自由主义政策的领域内对认同进行思考, 这种政策允许他们进入这个共同体而无论他们是否是此领土上的自然居民, 这种政策的制定被作为国家认同的自由主义的表现。相反地, 为了缩小、减缓社会变化的程度和速度, 为维持其自身的社会观念, 国家有道义上的权力制定限制性的法律。 对主权的挑战 尽管国家认同和移民的跨国运动问题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解决, 但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因为社会安全的逻辑和贸易制度中的经济安全逻辑是反向运行的。正如林克耐特指出的“全球化使国家面临艰难的选择, 在国家认同和国家目标的问题上, 中央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进退维谷。”由于主权不同向度间的关系复杂并且主权的经济向度与社会向度间存在矛盾, 因而主权交易要远比主权的单个向度间的互换复杂得多, 而相关国家正积极地寻求这种矛盾的解决之道。 主权是一种制度, 是包含对权力和国际承认的标准化陈述的一套标准和规范, 是世界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石”。然而, 当从不同向度来看待时, 主权却展示了非同寻常的灵活性。正如克拉斯纳所说, 主权从来不是绝对的, 尽管它经常以绝对的方式出现。主权并没有衰落,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国家对主权不同向度的认识在加深以及为获得利益而在这些向度间权衡利弊。尽管在不同的时代, 国家之间主权交易的具体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主权始终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制度。在当代, 国家行为已经打上了两种不同的主权交易的印记。首先, 在经济领域, 为了支持维斯特伐利亚和国内主权, 国家主动放弃了互赖主权。其次, 在社会领域, 为了支持互赖主权(控制移民流动) 、国内主权(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和社会主权(社会认同) , 国家日渐放弃了维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这两种交易对互赖主权采取了相反的做法, 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旨在创造安全边界和社会认同的象征性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长远看, 这种经济政策将有助于减轻移民所带来的压力, 而移民则是移入国社会不安全感的根源) 而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