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古文观止》的编者吴调侯吴楚材在评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韩愈的《...94

【精品】《古文观止》的编者吴调侯吴楚材在评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韩愈的《...94 情感与作文 姜汉林 各位老师:首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这次讲座的开题(略)。 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 ——对提高作文水平的一点看法 浙江一考生(鲍周生) 《古文观止》的编者吴调侯吴楚材在评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时说过:“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意思是说:情感达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写出来的便是好文章。我认为吴氏之论是启迪我们提高作文水平的至理名言:教师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学生希望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最关键的应当是学生对写作的对象是否有情感、有激情，“为情而造文”(刘勰:<文心雕龙> )，写出来的必然是好文章。否则就如中的同学所说的:“只好东拼西凑，说一些空话套话，甚至编造一些材料。”如此写出来的文章，任凭语文老师如何“辛辛苦苦地批改、讲评”，写作水平断然“提高不快”。因为老师和学生还没有真正“注意”到“作文中存在的问题”——缺乏情感。如此怎能较快地提高作文水平呢, “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精辟地说明了情感与作文的密切关系:先有“情至”，后有“至文”，“情至”是产生“至文”的原因，“至文”是“情至”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的好文章，总是离不开一个“情”。就拿鲁迅的文章来说吧，他的小说、散文、杂谈等无一不现出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无一不表现出他对旧社会、腐朽事物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鞭挞。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作者是不是一个“革命者”，如果是的话，那么无论写的是什么材料，都是“革命文学”。他又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又如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第一次写小说，便创作出举世闻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首先就在于他具有满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激情，而不是首先靠东拼西凑、编造材料，更不是靠生花妙笔所能“批改”和“评讲”出来的。我的作文水平提高得比较快，是得益于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的情感与写作技巧两方面的正确指导，我的语 1 文老师不注重于作文的批改，而注重于文章的情感方面的评讲，我们学生受益非浅。 从我的语文老师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我深刻的体会到:要较快的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作为老师，首先应当十分注重培养和陶冶学生的写作激情，这种激情应该是健康的、丰富的和有个性特征的，而决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在这基础上教给学生写作技巧，进行必要的批改和评讲。作为学生，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陶冶情操，了解社会，深入生活，多读点书，扩大知识面。如此，教师教得得法，学生学得得法，还担心作文水平不能较快地提高吗, [成功探源] 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热门老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以下简称《至文》)对如何提高作文水平的见解，完全摒弃了一般的看法，另辟蹊径，从情感与作文的关系上引经据典，议论纵横，极力证明自己的一个新颖独特的观点:激情是写好作文的先决条件，要想提高作文水平，应当从培养学生的健康、丰富、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入手，然后才是授之写作技巧，并进行批改、评讲。这种观点考生在开篇就明确指出，而后阐明了“情”与“文”的关系——先有“情至”，后有“至文”，并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为例加以论证。最后以自己对语文老师的作文教学实践的看法体会，进一步论证要较快地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首先应当十分注重培养和陶冶学生的写作激情”。这种观点颇有见地，使其他许多感情相形见绌;高下雅俗，略加对照，一目了然。这与从不同的立论是文章成功的主要原因，它源于教师得法的作文教学实践。 从技法讲，《至文》也很有特色。文题是至理名言，更显示作者立意非同凡响。开篇交代文题的出处，而且作了通俗的解释，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摘引材料，一气贯下，层层递进，思维严密。第一自然段的结句用反问句，突出作者斩钉截铁的态度，文章也显得颇有力度。在论证的过程中，《至文》用例的也颇具特色。举鲁迅为情造文的例子用的是概括法，举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情造文用的是具体的作品，这样在行文上就避免雷同。在引用鲁迅的论述时也注 2 意行文上的变化:先引用大意(也许是作者在记忆上没有把握)，用冒号而不用上引号，接着是冒号和引号合用，援引原文，在行文上无呆板之嫌而有活泼之感。最后一段对“情”的涵义以及“情”与写作技巧的指导、批改、评讲的辩证关系作了阐述，避免立论的片面性。文章两个“得法”的提出，既是对作者自己提出的师生双方为提高作文水平各作努力的概括，也是对材料中师生双方在提高作文水平上的不得法做含蓄的批评。结句作反问句，答案肯定却耐人寻味。纵观全文，写作技法相当成熟。 要想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总是力求让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考场作文也不例外。如果说《至文》的论点是独到的见解，那么，娴熟的技法则使这种观点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有力的论证。不难看出，《至文》是1984年高考作文中的上乘之作。 我们都知道,情感在文艺创作中是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我们学生的写作的时候,也是极为活跃的因素 。古今中外许多文章大家的写作经验都告诉我们,能否写出好文章,首先决定作者是否具有真情而不是写作技巧。因此,情感与作文之间的关系,既值得我们从事写作研究和写作教学的同志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的高度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在写作的实践中自觉地调动自己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健康积极向上的情感这将对自己写作水平的提高起到重大作用。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说: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未见其人,覘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意思是说:写作者的情感活动起来了,文章也就写出来了,读者根据文章进入作品的情感之中,即使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感情比较掩蔽,读者也能从中发现作者的感情,虽然世代久远未见作者的面,读了文章以后也能从中知道作者的心情。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说过: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清朝的袁枚则说: “提笔先须问心情。”还说: “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 “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这句话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和吴调侯对唐代文学家韩愈<<祭十二郎文>>的评语,把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说得清清楚楚,确凿不疑,是论述情感对作文地位和作用的至理名言,很值得我们研究写作者和学习 3 写作的人很好地去研究与体会。 古今中外许多文章大家的写作经验都告诉我们，能否写出好文章，首先决定于作者是否具有真情而不是写作技巧。因此，情感与作文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既值得从事写作研究和写作教学的同志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重视，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的结合上加以重视，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要写作实践中自觉地调动情感因素，将对自己的写作水平的提高起到重大作用。本文就情感与写作技巧的关系这四个问题，与大家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先说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 情感在文艺创作中是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我们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它也是极为活跃的因素。我们在写作中，如果十分注意调动情感这个极为活跃的因素，并使它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激荡于作者的胸臆，奔泻于作者的笔端，进而便可以成为描形绘物，抒写情感的血肉。这在文艺创作中是如此，即便是一般的记叙文、散文以及理论性的文章的写作，也总是作者的情感导于前而文章成于后的。对此，我们的前人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未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意思说:写作者的情感活动起来了文章也就写出来了，读者根据文章进入作品的情感之中，即使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情感比较隐蔽，读者也能从中发现作者的情感，虽世代久远未见作者的面，读了文章后也就知道作者的心。刘勰还说过:“昔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必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这里，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对后世的文章学发展影响极大。所谓“为情而造文”，就是说作者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需要而写文章，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作者内心强烈思想感情不可抑制的必然流露，故成千古不朽之著作。所谓“为文而造情”，就是说作者为了写文章而硬是编造自己思想情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则是矫揉造作、编织情感、夸大其辞、沽名钓誉之篇什，所以最终流传不远，后人不可知也。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十分强调情感对于作文的重要作用。他说:“人之文，六经道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 4 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与元九书》)这段文字是“粗论歌诗大端”强调诗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诗要直接反映政治时事。这里，他又特别强调了情感对治理国家和诗歌创作的巨大作用。“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把“感人心”之情感的作用和地位说得如此重大显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恨情”，这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诗歌创作出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是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并对后人的诗歌创作以及其文体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感动人心的诗歌没有比情感更领先、更重要的了，感情好比是一个树的根。树没有根，就无所谓苗、花、果，诗歌若没有感动人心的情感也就无所谓诗歌了。他又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进士策问》)仍然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清代的袁牧，是清初至清中叶二百年间最进步的诗论家，是清代“性灵”说的代表。他的“性情”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深。“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论诗》)“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这些都是袁枚论“性情”即情感在诗歌创作中重要地位的名言。他曾自称:“余最爱言情之作，读子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随园诗话》卷+)有人评论他的诗说:“语必惊人总近情。”他听了很高兴，说:“尤爱‘语必惊人总近情’七字，包括《仓山全集》，直指心源，觉他人万语千言，都为皮博。生前知己，微阁下吾谁与归,”〈《答惠瑶圃中丞》〉可见他对情感是多么执着、多么强调。在他看来，诗就是“性情”，即情感的产物，就是情感的表现。袁枚之所谓情感，当然是泛指人的各种感情，他又认为男女之情是他之所谓感的主要内容:“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袁牧对男女之情的大力肯定，是他的诗论中最为鲜明的观点。“诗由情生”(引文同前)是袁牧对于诗的全部总要求，是他从表达感情提出来的。这“情”，即人之寸心。先有寸心，后有千古。袁牧在创作中倡导的“性情”，就是真切新鲜的情趣。真情与生趣是分不开的，真情与生趣、真实与生动必须联在一起。 “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呈楚材和吴调侯对韩愈《祭十二郎文》的评语，把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说得清清楚楚，确凿不疑，是论述情感对作文地位作用的至理名言。 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就读湖南长沙一师时，留下了一本36页冠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讲堂录》所记主要为“修身”和“国文”两课内容，其中有大量前人论和先 5 生关于作文法的言论。其中有:“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无论情胜。无论诗文，切者斯美。”这对他以后文章观的形成有重要扔作用，他一生写作实践，都是与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情、挚情联系在一起的。 在外国，许多文章大家也非常重视情感在写作中的地位。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过:“愤怒出诗人。”这“愤怒”就是强烈的情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引述“愤怒出诗人”这句名言，并且肯定尤维纳利斯说得对。他说:“‘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各谐派都不能打动人心。”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也十分重视情感的地位。他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前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地上。” 前人对于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历代文章大家关于情感在作文中的理论论述，产生于人们年长日久的丰富的写作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人们的写作实践。我们中华民族人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中的文章著作是极为重要的负载物体。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其间倾注和凝聚着千百代人对中华民族无限热爱的执着情感，没有这种情感，就决不可能产生流传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早在大约2500年前，孔子就开始对文化成果进行整理。此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直至《四书库全书总目》，对文化成果的著录、整理绵延1700年，从不曾中断过。《隋书.经籍志》总序在讲到这些文化成果的作用和价值时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纲，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饮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侈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剔除其中的封建观念和神秘成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段话不正是强调了文化成果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生要么,乾隆37年(1772)关于搜访遗书，汇集文化成果的谕旨，认为这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大业。这话讲得好，它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上述这段文字，我们从宏观上考察了历代文章大家们以热爱中华民族的强烈情感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和浑煌的文化。在这些传统文化中，总结许多以情感人的写作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章学理论，对后世的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微观上考察一下情 6 感在写作中的重要地位。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小序说:“汉未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促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位无名氏作者，之所以能提笔写出不朽之作《孔雀东南飞》，首先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之前就“伤之”于刘、焦的婚姻悲剧，并怀有强烈的同情之心，否则就不可能有《孔》的问世。白居易之所以能写出感人肺腑的杰作《琵琶行》，是因为诗人在聆听演奏时便“感斯于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并且竟达到了“青衫湿”的程度，“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情激荡于胸际，才写出了“凡六百一十六言”的不朽诗篇。《琵琶行》问世后，为人们广泛传诵。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作诗悼念诗人，其中有两句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居易健在时，《琵琶行》就同《长恨歌》一样，已是众人皆知、流传甚广的著名诗篇了。这是诗人“感人心者莫先情”理论的艺术杰作。我国著名诗人艾青的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也是情感奔放激动之力作。诗人袒露出自己的胸膛，不加一点矫饰，把自己的高尚和憎恶都倾泻在读者面前～作者是坦诚的，感情是炽热的，诗也是自然地“迸发”出来的。诗人情感迸发时丝毫没有想到读者，但一下子就拥有了最多的读者。结果，诗是“大”的，诗人也相跟着“大”了起来。艾青和大堰河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可能“亲历”，更不是要说今后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了，但是凭着读后的那种感觉，都被诗人的真挚情感激动得无以复加。毛泽东同志创作《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起因是: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当代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姚雪垠同志是怀着“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无题》，见《〈李自成〉创作余墨》)的心情来创作《李自成》的。他在写作《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的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下写”(《〈李自成〉前言》)。在外国，这方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创作《高老头》时，纸上常常有泪水的湿痕，当写到高老头之死时，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则口若有砒霜之味，写到主角死亡时，悲哀得坐在地上痛哭。 总之，只有情感导于前，华竟才能成于后。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大文章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流芳百世、历代不衰的作品，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认识到了感情在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做到了“担笔须先问性情”，因此，“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 我们应当重视情感在写作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谈谈情感在作文中的作用。 7 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是由感情在作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决定的。情感是写作的喷火口、爆发点和“活水”源头。关于情感的作用问题，与刘勰差不多同时代的钟嵘，特别注意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因素，极力主张“穷情写物”，意即用尽情感描写事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一条指导作文的宝贵经验。司空图强调“情性”的作用，认为“情性所至妙不可寻”并提出“思与境偕”(《二十四诗品》)的著名理论。这里说的“情性”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情感。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得更加具体明白:“夫情景相触成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又说:“景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在汤显祖的眼里，情感具有“动草木、裂金石、感鬼神”(《玉茗堂文之四.耳伯麻姑游诗序》)的巨大作用。王夫之是情景论之集大成者，他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卷二》又说:“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日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诗也。”(《诗词评选》之四)“缘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它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对艺术内部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又是极为重要的写作理论，对我们的作文仍有现实的、直接的指导意义。 陆机认为写作时只有感情充沛饱满，才会“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文赋》)，最后才会有清词丽句络绎奔会、应接不暇之势，相反，如果“六情底滞(《文赋》)，文章则干枯如木、匮若涸流。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之所以能够写出献给为国捐躯将士的不朽祭歌《国殇》和囊括宇宙的《天问》，正是因为他有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怀。郭沫若之所以能写出感情炽热的《地球，我的母亲》，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有无比热爱的激情。郭沫若曾说过:诗是感情的宠儿。这是创作的经验之谈。在国外，但丁由于参加了反对教皇、要求独立的斗争，强烈的情感驱使他写出了《神曲》，成为“第一位现代诗人”。裴多菲因为怀有爱国之情，才能用鲜血谱写出了剑与火的战歌。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是举不胜举的。 因此，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如果能够满怀激情地对先进的崇高的事物进行赞美，深怀义愤地对落后的腐朽的事物进行鞭笞，此时，才有可能写出情深意足、感动人心的好文章。当代散文大家秦牧说过:“感情处在沸腾状态的人，仿佛他们的心灵的闸门吊起来了，语言的浪花奔涌而出，飞溅起灿烂的水珠。或者，感情的压力使语言的泉水喷发起来了，冒起了高尚的水柱„„”又说:“一个口才、笔墨本来并不好的人，在感情如沸状态的时候，自然更能够说出平时说不出的警辟言语，写出平时写不出的精彩诗文。”(《语林采英.感情的火花和语言的喷泉》)你看: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8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裴多菲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五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 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他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夏衍《包身工》 “朋友，看～其余的恶魔，也都拔出刀来，馋涎欲滴地望着母亲的身体，难道也像短的恶魔一样来分割母亲吗,啊～不得了，他们如果都来操刀而割，母亲还能活命吗,她还会立即死去吧,那时，我们不要变成了无母亲的孩子吗,咳～亡了母亲的孩子，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悔辱吗,朋友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 这段文字摘自《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同志用自已的心血写下的纪实性作品，渗透着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和对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罪行的强烈憎恨，也表达了作者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决心。字字心血，情真意切，撼人心弦～ 再如，袁牧的《祭妹文》结尾是这样写的: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这段文字，作者祭奠了亡妹的扯心裂肺的痛心绪，仿佛是决堤的潮水，奔泻翻腾，不可遏止，字字皆是泪，句句伤心言，情深意挚，凄婉动人，真叫人“一念断肠之”(曹操:《蒿 9 里行》)这也是作者“性情”、“多情”和“不可解之情”融汇而成的一篇感人至深的祭奠文章。 所以，一个能大欢乐、大悲哀、大愤怒的人，写作中，一旦一星火种点燃了作者的感情之火把，其感情必然像启开了闸门的激流，激起一股强烈的写作冲动，使之情不自禁、难以遏禁、难以遏制，直至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而倾注于笔端。这种感情的爆发之光，会将写作的生活素材或观点、论点照得通明透亮，这种感情的烈火会将生活之水烧得沸腾起来。如此“为情而造文”，其文章必然是不事雕饰、情真意挚的好文章。电影《刘三姐》中有首山歌:“山顶花开脚香，桥下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这“心中”的“不平事”就是刘三姐产生大愤怒的根源，是情感所致，也是她“山歌如火出胸膛。”的炽热感情的喷火，爆发点和“活水”源头。 鲁迅先生的文章更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情感的结晶。鲁迅因“悲愤时时来袭击”他的心，并且“至今没有停止”，在三十年中“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他“埋得不能呼吸”，“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才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战斗的檄文，正是鲁迅对反动派的大愤怒、对革命烈士大悲哀的强烈情感冲动的结晶。他的杂文之所以是投枪和匕着，也正是他热爱人民、拥护革命、憎恨反动派的革命情感的自然流露。 古今中外的文章史告诉我们，写文章离不开作者的情感，为情造文，是写文章的正道和必然，即使一个在写文章方面很有才能的人，如果缺乏写作情感，照样写不出好文章。“江郎才尽”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作家叫江淹，在他早年潦倒之时，曾写过不少优秀篇章，如《恨赋》、《别赋》等。《恨赋》概括了当时穷苦不遇的知识分子的血性生活，曲折地表现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的《别赋》是一篇出色的抒情小赋，着意描摹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们的缠绵悱恻、凄楚怅惘的离愁别绪。作品开篇点题，抒发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强烈感叹。接着便从秦吴燕宋彼此隔绝的千里绝国，春苔始生、秋风初起的不同季节，来渲染“行子”和“居人”或肠断、或愁卧的凄凉氛围和悱恻情怀。通篇离愁，别恨，满腹之怨，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即使具有非凡才能的文章高手，确实也难以描摹逼肖。而他的艺术手法比《恨赋》更为成熟。作者挥洒自如地运用骈赋的形式，无论是摹拟暂别之状，还是抒写永诀之情，都能抓住各种人物离别之际的独特景象和情绪，或慷慨悲歌，或泪沾罗裙，或憎恨叙悲，或思心徘徊，都写得参差错综，丰富多采。特别是通过描写自然景物，渲染环境气氛来刻画人物的心灵，抒发浓厚感情，达到了一种情景交融的境 10 界，作者简直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运用一连串的特写境头，摄取了人世间种种离别的场景，既形象又概括，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别赋》中“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抒情气氛极浓的名句，为人传诵，流传久远。但后来，江淹当了高官，过上安富尊荣的生活之后，就再也写不出感人肺腑的诗文了。何哉,情穷。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江郎才尽”的典故。其实，江郎非“才尽”，而是“情尽”。 其实，在文坛上，何至一个“江郎才尽”～有不少在青年时期就有作为的作家，到年老了，或作大官了，就再也出不好作品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情尽”，没有创作的激情。在这方面晚年的文学大师巴金感受尤深。他说:“许多大作家都是在青年时代崭露头角的，因为这时胆子大，勇气足。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因为有一腔感情的需要渲泄才动笔的„„”又说:“我觉得青年时狂一点不要紧，但要有自知之明，肚里有多少墨水自己要有数。特别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可以说是写作的灵魂。”(《拜访巴金漫记》，见1981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这都是极为宝贵的经验之谈。 因此，在写作中如果忽视情感的作用，作者对自己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或理，没有爱憎或义愤、赞颂或仇视的强烈情感，而是青灯黄卷，心如枯井，不生波澜，是断然写不出情文并茂、砥砺人心的好作品来的。即便是理论性的文章，作者在写作时同样离不开一个“情”字。所以，别林斯基明确地指出:“有理而无情，便成不了好作品，起不到征服人心的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 写文章离不开情感，作为表演艺术的影视片，也总是以情感人，并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诸葛孔明对孟获七擒七纵，以“仁”“慈”之情最后打动了孟获，使之归顺了蜀国。剧情是感人肺腑的。《三国演义》片尾主题歌最后一段也点到了“情”:“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啊，一页风云散哪，变幻了时空。聚首皆是缘哪，离合总关情啊，担当身前事啊，何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王健作词)处处关情，耐人寻味。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有写作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感情的波澜达到饱和状态时，千言万语涌向笔端，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只为卖弄文彩而写作，尽管辞句华美，音韵铿锵，形象奇丽，但华而不实，内容空虚，也只能令人生厌，不堪卒读。或者，虽然不是为卖弄才华，却是为不正当的个人或社会需要，生编硬造，挤压出一种“情感”，硬塞到文章之中，也必定是虚张声势，言不由衷，也许可能宣扬一时，但断乎难以流传久远。 我觉得写作的第一要义应当是:以端正的态度，作真情的表达。在写作中，对于情感怕 11 作用，切不可等闲视之。 再次，谈谈作文对情感的要求。 情感在写作中的作用应当重视，那么，作文对情感的具体要求怎样呢, 我们的一切文学艺术、理论文章，乃至我们中学生的习作，都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因此，我们写文章，都应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江泽民) 自古以来，情感是作者人品的表现。作者情感的高尚、雅致、卑下、庸俗，决定着作品的高尚、雅致、卑下、庸俗。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法国的布封说:“风格即人”。说法不同，却是一个意思，即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诗格，或文品。唐朝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名叫王缙，不仅在写诗上颇有名气，就是在书法上也很有一套。按理说在名望上与其兄应“不相仲伯”。可是王缙贪财好货，一味往钱眼里钻，其格调远不能与其兄相比。据说，有一次有个人送润笔给王缙，不小心走错了门，闯进了王维的家中，王维不屑一顾地说:“大作家在那边～”弄得那人扫兴而去。“兄弟不同道”，信誉也就自然有别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高人王右丞”的美誉。相形之下，因“招纳财贿”坐贬的王缙，就显得渺小了。唐朝还有一位诗人叫元稹，诗也是做得极不错的，白居易对元稹的诗才一向很看重，而且个人感情也相当好。这从《舟中读元九诗》中可以略知一斑:“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白居易还有篇著名的《与元九书》，就是与元稹讨论诗歌创作的。但是在晚年，两人却分道扬镳了。白居易为了远避牛李(牛僧儒、李德裕)党争的漩涡，五十多岁便告退闲居洛阳。无稹却仍在往上爬，勉强弄了顶知制诰的乌纱帽。可惜这官儿从宦官手里得来，便不免遇到人们的鄙视。一次同僚们在一起吃西瓜，元稹也挤来凑热闹。这时，恰好有一只苍蝇飞来，武儒衡便借题扇驱蝇的机会，一语双关地说:“这东西是从哪来的～” 情感与作文(下) 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说得好:“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道行的人。”这是至理名言。诗文是作者心灵里情感真实的流露，文品是作者人品在文字上的再现，至于诗文的光彩，更是作者心灵情感真实的流露，文品是作者人品在文字上的再现，至于诗文的光彩，更是作者思想和情操光彩的折射了。当然，宇宙之大，无奇不有。世上有“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刘熙载语)，亵渎诗文的小丑也确实大有人在，宋朝的秦桧，清朝的阮大铖，直到民国时期的汪精卫之流他们何尝没有东涂西沫，附庸过“风雅”呢,但他们那些东西在文学 12 史的天平上究竟有多少份量,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写作文，首先要锻炼好自己的品德，砥砺好自己的情操，陶冶好自己的情感，塑造好自己的灵魂。否则，纵令绞尽脑汁写出几篇文章来，也会因为自己人格的卑俗而贬值的～ 学写一手漂亮文章，是许许多多学子们的七彩梦，如此迷人的梦，如何变成现实呢,要作文先做人。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就难于形成刚健清新的文风;没有敢爱敢恨敢喜敢怒敢哀的激情，就难于写出真善美的文章。“文如其人”，“言为心声”，“道德文章甲天下”，都是前人的真知灼见。这是作文的根基，切莫等闲视之。所以，提高作者的精神境界，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关健。人的精神境界，是人的思想、品德、情操、气质等诸多因素的凝聚，任何人执笔为文，必受其精神境界的驱遣。精神境界之高下，往往决定文章之高下。古人有云:“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人品与文品交相辉映，而文品出乎人品。作家、文章大家如此，初学写作的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近年来，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习作，或大气磅礴，或激情澎湃，或活泼飞动，或深沉含蓄，或潇洒飘逸，或时代气息浓郁„„千汇万状，不同凡响，无一不是作者们精神境界的表征。与此相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青少年朋友，受世俗文风中某些不健康因素的影响，或无病呻吟、或顾影自怜，或情绪低沉，或偏激不实之语迭出，或以偏概全，或纤弱柔媚，或浮华空乏„„如此文章，恐怕也与作者的精神境界不无关系。 在写作中，具体的记叙、描写、抒情以至议论，都应当具有作者的独特的个性情感，但总的说来，作文对感情的具体要求应当是:一是真实;二是丰富;三是独特。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不能搞虚情假意，无病呻吟。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表达的感情也要真实。如此，文章才能感人。《天安门诗抄》感奋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实，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当时人民群众心底的呼声，是从胸中喷发出来的思想激情，因而使之成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前奏曲，并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随之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化为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从中，我们也足见作文中真实感情的重要性。 健康的真实的情感是写好文章的第一要素，是感动读者的根本。这在文章史上屡见不鲜。清代著名词人顾贞观(1937——1714)写过著名的《金缕曲》二首:《季子平安否》和《我亦飘灵久》，词人在小序中写道:“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表达了对因江南科场案件连而谪戍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境内)的友人吴汉槎远谪的深切关怀、同情和慰藉以及营救的决心，侧面反映了吴汉槎受贬之后的悲苦与怨愤，同时也反映了词人与挚友之间深厚的友谊。顾贞观写作此词时，正在纳兰性德家中教书，纳 13 兰性德见词后“为泣下数行”，感动得哭了，并当场表示一定要在十年之内把吴氏营相国的鼎力相助，终于用罚款方式把吴氏赎回。之后，纳兰性德又在以后祭吴汉槎的文章中说:“自我昔年，邂逅梁溪(指顾贞观)，子有死友，非此而谁,金缕一章，声与泪随，我誓返子，实由此词。”这也证实了他之所以营救吴汉槎，是被这二首《金缕曲》感动的缘故。陈廷焯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白雨斋词话》)此言极是。在历代诗词中，能以诗词感化他人而使谪戍之人得救者，大概唯此一词而已。这是“感人者莫先乎情”的诗坛佳话。 由此，可见写作中真实情感是何其重要。 在封建社会里，那些御用文人的溜须拍马文章往往没有真实的情感，而是充满了虚情假意，不能感动人心，都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自古以来，文人多数自命清高，对溜须拍马之类，是非常看不起的。有些人为了人格的独立宁可躲进深山老林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愿趋炎附势，为五斗米而折腰，去写出卖灵魂的文章。当然，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首先要有一副铮铮铁骨，其次要甘心于清贫，再次要勇于承受社会的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如果身子又赖，嘴巴又馋，贪财好色，官瘾太甚，要清高也清高不起来。这里的关键是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可能产生独立的独到的真实感情。试想，吃了人家的俸禄，拿了人家的佣金，收了人家的小费，领了人家的红包，能不帮人家说话吗,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感动人心的文章来吗,有皇帝老儿在旁的时候，御用文人多是大才，学富五斗，文倒三峡，虚情假意的文章，言过其实原吹捧，使人捧腹的词句，会汩汩而来，滔滔不绝。明初的解缙，拜翰林学士，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堪称一代雄才。正是这位才子把妙笔生花的潇洒文章与出口叫绝的拍马诗章同时留给了后人，使后人懂得了拍马文章的要不得和文章表达真情的重要。 有一天，早朝之后，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对解缙说:“昨天宫里也了件大事，你吟首诗吧。”聪明的解缙一听，便知道是皇帝得了儿子，于是开口吟道:“君王昨夜降金龙”，“金龙”二字显然是在拍皇帝的马庇。可是，朱元璋一听却说:“生了个女的。”解缙马上改口道:“化作嫦娥”，谁知朱元璋又说:“生下来就死了。”解缙把笔锋一转，“料是世间留不住”，“留不住”三个字显然是用得好的，不仅回避了“死”字，而且显示了龙种与凡人不同。朱元璋接着又说:“已把她扔到水里去了。”解缙接着又吟道:“翻身跳入水晶宫”。再一次把龙种升华，这里，解缙眼里的男、女、活、死都与凡人不同，马屁真是拍到了家。还有一次，朱元璋和解缙一起钓鱼。朱元璋老半天钓不到一条鱼，于是命解缙作诗。解缙稍加思索即吟道: 数尺丝纶落水中，会钩抛去永无踪， 14 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 朱元璋听了得意洋洋，本来钓不上鱼来心中烦恼，经解缙一解，反而觉得自己本应该如此。不大为中国读者熟悉的罗马尼亚作家斯特内斯库有句话深入我心，他说:“我们不能虚构感情。我们只能发现和表达感情。”我们少年朋友们在自己的作文中所表达的感情，应当力求真实的，真切的，既不要作伪，也不要虚构，如果是作伪的和虚构的感情，文章决不能打动人。真实的真切的感情，是一部好作品或一篇好文章的前提，是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基础。当然，这种情感，既可以作率直表达，也可以隐而不露，甚至可以作冷处理，但它或显必须存在，没有这种情感，思想再玄奥，语言再华丽，结构再复杂，也常常是一堆纸花，一群泥人，毫无生气可言。 近代文艺理论家王国维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即屈原、陶潜、杜甫、苏轼)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殊未之有也。”又说:“感自已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又说:“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感所感也。“(引文均见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转引自宗璞(《书当快意》，详见1994.6.17《光明日报》第五版)这里作名词用的“感”即真情。可见能言其言比能感所感要容易，言其需要艺术的功力，感所感则需要人格的力量，在无享有完整的人格或不具备有完整人格时，是无法感自己所感的，亦即说是无法作真情的表达的。 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就教导过我们:“我们作文，要写出真实的、自己的话。”当代文豪巴金也说过:“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写作中，我们应当十分自觉地贯彻落实这些宝贵的写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青少年朋友用真情去写作时的指南。 感情要丰富。一个人接触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从事社会实践也是多方面的，所接受的教育以至艺术教养也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应当是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没有丰富的思想感情而要想写出好文章来，谈何容易～生活在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社会里的人们，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这当中既有人类的本能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又有基础情:骨肉情、师生情、朋友情、爱美情，还有情感范畴中高级阶段的理性情:爱国情、阶级性、事业感情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同志是千古少有的文章大家。他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怀，有无限丰富的情感。他憎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及一切腐朽势力;他无限热爱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他 15 对自己的亲人会“泪飞顿作倾盆雨”„„他的胸中，有时有大恨，有时有大喜，有时有大悲„„他无论是情绪倾吐感情，还是理性倾吐感情，其情感总是真挚的、丰富的、感人的。 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全诗二十八字，似乎只是淡淡描述，平平道来，但因有发于内心深处的丰富的真切情思，又包含着广阔的当时社会生活的背景，因而动人心魄，催人泪下，成为千古绝唱。 再如资产阶级革命家林觉民(1886——1911)在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3月26日夜里写给其妻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与妻书》，信中表达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亲人的热爱，以及为全国同胞争取自由幸福而勇于牺牲自己的革命精神。这封信，一腔热血，满纸深情，情感真挚而又丰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获得写作中的丰富的情感，一定要学会观察生活，感觉生活，热爱生活，并投入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为生活中的真善美而讴歌，为生活中的假恶丑而针砭，爱国爱家乡爱父母，讲公德，讲礼貌，从而丰富生活认识的储备，在写作中就极易闪现创造性思想火花。叶圣陶先生曾形象地指出:“写作材料的来源普遍于整个生活时时在那里向上发展，写作材料自会滔滔汩汩地无穷地流出来。”(《叶圣陶语言教育论集》)这正是叶老教给我们的指导学生作文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因此，作为一个写作者，只有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具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并具有健康的审美能力和丰富的感情，才能写出有丰富感情的文章来。写作的实践证明:感情越丰富，文章就愈具有艺术魅力，也就愈能打动人心。 此外，感情还要有独特性。作为一个写作者，对周围人和事，物和理，应当要有自己的主观感受，有对生活的独特的个人感受。如此，就能使文章喷发、提炼和倾注的感情具有独特性。所以，前苏联的伊萨柯夫斯基说:“要用那种只有你才有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所有的方式去叙述。”这种“只有你才有的”便是作者的独特的感情。前几年风靡大陆的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东海之滨，天山以西，它为什么如此走红,就因为小主人公林小强与妈妈黄秋霞有独特的感情:“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支歌，林小强唱了一遍又一遍，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使多少观众热泪不止～这是由于林小强的独特的感情所致，而其他千千万万个有妈妈的小孩子也唱了又唱，却不能像林小强那样打动人，达不到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原因就是缺乏独特的感情。《红楼梦》中贾宝玉哭灵，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宝黛之间的独特的感 16 情所致。这类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是举不胜举的。 我们的古人在写文章时，是很讲究文章的独特性的。金代王若虚曾经写了一首绝句嘲讽“江西诗派”:“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是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更何人～”北宋的“江西诗派”以黄庭坚和陈师道为领袖，以“复古”为旗帜，虽然也曾写出过一些好诗，但步后尘者却不免流于形式主义而缺乏文章的个性，或称之为独特性。王若虚论诗的绝句用语虽尖刻，却也骂得不无道理。 “文章自得方为贵”应当作为我们指导青少年作文的座右铭。写文章，要有自己的思想、语言、风格、特点。一句话，要有独创，要新鲜，要有个性化。独创性的作品才有独特的情感，也才有生命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次革命。鲁迅先生对此有极高的评价:“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郭沫若的早年诗集《女神》、《星空》，桀骜不驯，纵横驰骋，热情奔放，大歌大哭，犹如狂火，漫卷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纵览一部文学史，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苏轼、辛弃疾的词，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的剧本，曹雪芹、薄松龄的小说，为什么流传至今还能打动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不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以鲜明、真实、丰富、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划分了一个时代吗,而那些人云亦云，毫无特色的作品，虽然汗牛充栋，却早已被历史淘汰，进了垃圾箱了。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第一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聪明人，第二个再这样形容的是傻子。”所以，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 写作中，作者的独特的感情，可以使作品形成独特的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在写作中，我们青少年朋友们要注意培养自己感情的独特性，要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反对说标语口号式的大话、空话或是假话，要把自己独特的感情倾注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于篇章之中。 作文对情感的要求是真实、丰富和独特。我们的青少年写作者们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应该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热烈地拥抱生活，真诚地热爱和认识世界与人生，勇敢地迎接来自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挑战，永不休止地去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鞭笞生活中的假恶丑，不仅要广泛涉猎那些人类智慧结晶的好书大书，而且万不能让那些浅薄低俗的无聊之作空耗了自己怕年华，同时还要自己的眼睛去读社会这部大活书，以此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扩展自己的视野，在生活中去探幽揽胜，不断攀登;要带着自己的敏感活泼的童心和灵气，去观察和思索，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去表现生活中的美～这样，你的作文就会有思想火花，就会有灵气闪现，就会包蕴巨大容量，也就会显示出你的作文的强烈的个性，使读者从你 17 的作文中看到你的人品～ 最后，谈谈情感与写作技巧的关系。 目前，有不少指导写作的著作和文章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了写作技巧对提高写作水平所起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是只字不提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失之偏颇的。 《红楼梦》中有这样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我在少年时候是在门联中读到这两句的，现在想起来，这两句讲了“世事”与“学问”、“人情”与文章之间的密切关系，讲得很深刻，很辩证，颇受启发，尤其是“人情达练即文章”，实际上是讲了人的情感与文章的关系。中国的文章有个传统说法，叫做“道德文章”。道德属于“人情”范畴。中国写作史上对如何写文章生成技巧的研究是不系统的，或者说不是很重视的。重视的首先是“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感，而不是写作方法之类。 “文以物载”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孔子说:“有德必有言”(《论语.宪问篇》);唐人梁肃主张“必先道德，而后文学“(《全唐文》卷518《常州刺史孤及集后序》)等等，都是力主把一个人的社会实践与其创作，或者说把德行与作品结合起来考察。柳宋元说得好:”贤者之作，思利于人。“(《柳河东集》卷26)顾炎武则明确提出，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19)。八股文是明清科举制度规定的一种文体，全篇必须分破题、承题等八个部分，后四个部分各有两股对偶文字，形式八股。仅就其形式而言，“八股”当属写作方法范畴，其结果写出文章是内容空虚、形式死板。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毛泽东同志著名的《反对八股》就是见证。其实早在毛泽东之前就有人强烈反对八股文了。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吴江布衣徐大椿曾针对八股取士，贻害无穷，导致万千士子背颂程文、墨卷作为敲门砖的现象，写过一篇有名的刺时文——《道情》。他说:“读书人，最不齐，滥时文，烂如泥。国有本为求才计，谁知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引者按:“三通”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的总称。“四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书的总称。)是何等样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明，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袁枚:《随园诗话》卷12)。徐大椿颇有见地。 当然，我们指导青少年们提高作文水平而讲写作技巧，决不能与“八股文”同日而语的。是为了强调“道情”对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作用，情感与写作技巧对于写作，情感是第一位重要，情感只借助于写作技巧予以表达，写作技巧只是表达的形式，它是为表达情感服务的，因此，它是第二位的。如果指导我们写作的人忽视了情感的第一位作用，而不 18 适当地去强调写作技巧的第二位作用，不免有本末倒置，弃本逐末之嫌。 鲁迅先生生前不大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他主张:“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答北斗杂志社问》)，又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的关系，也就是作者的革命情感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决定了后者的文品，写作技巧不是主要因素。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次写小说，便创作出举世闻名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在于作者的写作技巧吗,否，首先在于他的满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激情。所以，人们称赞奥斯特洛夫斯基是用心血和生命来写作的。这是极好的评价。 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在回忆其父教学作文时写道:“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上过文学课，也没有什么是记叙文之类。从没有听他说过‘作文应该怎么写’。他只教一些方法，引起我们兴趣。比如说，看了一部电影，我们争论，说好，要说为什么好;说不好，要说为什么不好。他拿来的一些好作品，我们也讨论。我们有我们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这种方式，成了我们兄妹传统的学习作文的方法。”又说:“他教我们写作文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他的教育方法。他是叫我们自己动脑筋，写自己的文章，不是代替我们动脑筋、作文章。他从来不让我们模仿别人的文章写，而让我们自己说自己的话。不懂的词不要用，想清楚再说，没想清楚不要说。他之所以不动笔给我们文章，原因也在于，他改之后不是我们的意思，不管是否比我们的原意还好。尤其是，为什么改，我们若不知道的话，对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好处。文章不是写一篇，所以，关键是要使受教育者学会自己写的本领，父亲当教师时，也是教给学生自学的本领，启发学生自己学，自己写，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本领。”(叶至善:《父亲教我作文》原载1982年第五期《北京教育》)这对我们指导青少年写作文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不是先学习写作技巧然后去学习写文章的，而是先生活、先读书而后获得写作技巧的。原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教授，小时候背诵和涉猎了许多文章和书藉，获得了大量的读写基本功，后来才写出了名噪一时的《科学发展纵横谈》。巴金上私塾时就对《古文观止》二百二十篇烂熟于心，诵读如流，因此什么文章作法，艺术构思、语言技巧都自然无师自通，终于成为一代名作家。苏步青、华罗庚也无不如此。又譬如，有些写作指导者指导自己的习作如何去提高语言表达的技巧，殊不明，语言的丰富多彩，往往就是思想丰富多彩的反映，一个孤陋寡闻、见识浅薄、思想僵化的人，怎样写得出言 19 之有理、生动活泼的文章～由此可见，青少年们要提高作文中的语言水平，如果不从培养和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感着手，要提高写作水平，将难有大的效果。再说，我们一些写作指导者常常指导青少年写文章时要开门见山，认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其实。所谓文章开门见山，也绝不是“一览无余”。《红楼梦》中有一段写贾政等人游大观园的文字，就说得好:他们一进大观园的门，就是迎面兀立一迭青山翠嶂。众人都夸说好山～好～——这就叫“开门见山”。然而，这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个“山”而已。他们仅仅到达山边，须知“曲径通幽”，更美妙壮观的胜景，还在这“山”之后呢～如果一进门。就洞察大观园底，所有美妙悉入眼中，那还算什么“开头”呢,因此，离开了具体内容的表达一味地讲写作技巧，有时不免要弄巧成拙。 王蒙在自己的创作中，时时把内容的表达放在第一位，而把写作过程中“寻找技巧”放在“第二步”，他在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时这样说:“如果一定要在这第二步的过程中寻找技巧，我以为可说是想象的习惯，形象思维的自信，通俗地说，就是“善编”。完全不编是很难成为小说的。离开了现实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架空去编也搞不成好作品，所谓‘善编’，决不是指‘瞎编’、‘神编’、更不是指用套子去套而是指以比较丰富的生活为基础，具有生活的灵活性，善于熔铸、善于重新排列组合，善于装配、善于加工生活。既不可过于拘泥事实，更一可架空而走上邪路。(《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人民文学》1980年第七期)小说创作尚且不以写作技巧为第一步，指导青少年写作文，自然只能把写作技巧的指导放在情感之后了。 所以，情感写作技巧比较起来，前者尤为重要。写作时，作者如果既有写作冲动——情感，又有驾驭写作技巧的本领，此时为情造文，就会如虎添翼，似龙腾云，情感不竭，华竟不罄。我以为，写作指导，应首推对青少年作者进行美育，即要鼓起他们爱美的风帆，到生活中去发现美，引导他们去认清美的本质，激发他们拥抱美的激情，不断地培养他们鉴赏美，表现美的高尚的思想情感，使他们能够分清高尚和庸俗，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去陶冶和激发他们的崇高的美感情趣，其次才是讲写作技巧的事儿。 这里，我再重复一下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话:“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随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真实的、丰富的、独特的情感的人，否则，即使你的写作技巧是多么高明，也很难写出“感人心”的好文章来。 综上所述，情感与作文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值得每一个人从事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以及青少年写作者认真探讨。 20 21 22 2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