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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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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doc毕业论文-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doc 设计,论文,专用纸 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 第 I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目录 前言 1、国内外文献综述………………………………………………………………………1 2、选题的现实意义………………………………………………………………………2 第1章 新会计准则基本情况……………………………………………………………3 1.1新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3 1.2新会计准则与税法主要业务的差异……………...
毕业论文-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doc
毕业-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doc 设计,论文,专用纸 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研究 第 I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目录 前言 1、国内外文献综述………………………………………………………………………1 2、选的现实意义………………………………………………………………………2 第1章 新会计准则基本情况……………………………………………………………3 1.1新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3 1.2新会计准则与税法主要业务的差异…………………………………………4 1.3新会计准则的重要意义………………………………………………………5 第2章 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7 2.1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的关系………………………………………7 2.2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的相关规定……………………………………7 2.21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的一般规定………………………………7 2.22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8 2.3新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核算分析……………………………………………8 .12 2.4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设置的原则……………………………….第3章 新旧会计准则有关资金账簿印花税异……………………………………….14 3.1原会计准则关于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规定…………………………………14 3.2原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14 3.3新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15 3.4新旧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的差异………………………15 第4章 资金账簿印花税变动后的影响………………………………………………16 4.1征收印花税的意义…………………………………………………………16 4.2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17 结论………………………………………………………………………………………19 总结与体会………………………………………………………………………………20 第 II 页 谢辞………………………………………………………………………………………21 设计,论文,专用纸 参考文献…………………………………………………………………………………22 注释………………………………………………………………………………………23 附录………………………………………………………………………………………24 第 III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摘要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现行印花税法规与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资金账簿印花税。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包括公允价值在内的一系列影响“资本公积”变化的新内容,“资本公积”核算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动,不仅表现为增加,也发生减少的情况,这就使得按照资金账户余额计税产生了超额纳税的情况。总体而言,在旧会计准则对“资本公积”科目的核算内容没有明确规定。“资本公积”金额都呈增加态势,只有无偿调出规定资产等少数情况才会导致“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减少。这和实行新会计准则后资本公积增增减减、减减增增、频繁变化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在实行新准则后,应该根据新的变化内容进行适时地调整。这样新会计准则就更具有执行的理论基础,也做到了税法的与时俱进、适时更新。由于新会计准则采纳了许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会计准则 资金账簿 印花税 计税依据 [关键词]新 第 IV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Abstract Due to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increas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isting tax regulations and it, especially capital account stamp duty. New accounting standard is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fair value of a series of influence "capital reserve", "the new content changes of accounting capital reserve" content also has changed, not only increase, but also reduce , it makes the account balance fu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x shall be produce excess. In general, the old accounting standards on "capital reserve" course content of accounting did not make clear a regulation. "Capital reserve" amount are increasing trend, only a few other assets without provisions will lead to "capital reserve" subject amount decrease.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capital reserves increase or decrease after thickening, and reduce the frequent change of stat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refore, in the stamp tax basis of fund account after implement new standard,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new changes timely adjust content. This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was mor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update the tax law. Because of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adopted man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of new concepts and new methods of balance sheet and income statemen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Key words: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capital account stamp duty the tax basis 第 V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前言 1、国内外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国际投资、融资的迅速发展,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将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中,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语言,也必须顺应这一潮流,朝国际化的方向发展。2006年2月国家财政部颁布了新会计准则,成为“我国会计史上新的里程碑。”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前提的,满足了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企业管理层等有关方面对会计信息的要求,进一步了会计行为和会计工作秩序,维护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新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准则趋同,它实现了会计准则建设新的跨越和突破,并帮助投资者做出了更明智的决定。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人们比较熟悉,但对它的起源却鲜为人知。从税史学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税种的“出台”,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需要,印花税的产生也是如此。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当时执掌政权的统治者摩里斯(Maurs)为了解决财政上的需要,拟提出要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解决支出的困难,但又怕人民反对,便要求政府的大臣们出谋献策。众大臣议来议去,就是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妙法来。于是,荷兰的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可见,印花税的产生较之其他税种,更具有传奇色彩。 印花税的设计者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英国的哥尔柏(Kolebe)说过:“税收这种技 第 1 页 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印花税就具有这种特征。从1624年世界 设计,论文,专用纸 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简便易行,欧美各国竞相效法。丹麦在1660年、法国在1665年、美国在1671年、奥地利在1686年、英国在1694年先后开征了印花税。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我国的印花税最早实行是在1885年,根据《中国海关创业文献》记载,中国海关在1885年上半年在上海创办了一种“派司”(PASS“进出口货物报关签证单的简称),以便商人在中国进出货物验关时缴纳关税之后为了好再出口,可享受退税和再出口的签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派司”制度未能实施。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即1896年7月24日),御史大夫奏请实行印花税制,但未准。光绪三十三由于禁烟运动的兴起,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为了弥补禁烟带来的税收损失,于是拟定了印花税税则,但各省督抚都,覆奏,皆云人民负担过重无法实施,且民间都反对,于是再一次停止实施。以上印花税税制都失败了,但竟有另一种特种印花税即京汉铁路局印制的印花税票产生。1912年,北洋政府根据清末印花税则重新拟定印花税法13条,1913年北洋政府首先在北京开征印花税,之后各省政府相继开征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征收。 2、选题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为《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列举的各类经济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由于目前税法中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总和,而在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过程中,企业的“资本公积”科目所反映的内容与以前相比有了较大变化,从而对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带来了较大的争议。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会计改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WTO的进入、经济全球及各方面的影响,我国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并于2007年正式实施。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挑战,而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是有依据,对其依据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为实施更准确、更适应我国的会计新准则提供依据。 第 2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第1章 新会计准则基本情况 1.1新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 在这新旧会计准则衔接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会计日常核算工作顺利进行,纠正会计人员对准则的理解偏差,减少各会计科目的核算差错,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的理解分析深入记录与及时反馈,我们有必要对新旧两个会计准则进行深入分析与比较,充分了解新会计准则内容,熟练掌握新的核算方法,使得会计准则得以顺利实施。 与原基本会计准则相比,新会计准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总则部分的变化:(1)整体结构的变化 原会计准则分为十章,分别为总则、一般原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收入、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财务报告以及附则等。新会计准则为十一章,除了新增了第九章“会计计量”之外,将第二章的名称由“一般原则”修改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突出了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信息。(2)修改了基本准则的目标:原基本准则的目标为统一会计核算标准,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也就增加了“规范会计行为”。(3)增加了财务会计与报告想的目标:新会计准则第四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委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2、会计核算原则的变化:新基本准则进行了补充与修改,将会计准则修改为8个原则,既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新会计准则将“实际成本计价”原则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不再作为一般原则;将原“可比性原则”和“一惯性原则”合并为“可比性”原则。3、资产部分的变化:(1)对资产定义做了修改和调整,原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产,包括各种资产、债权和其它权利。新准则则将资产界定为: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 第 3 页 很明显,新会计准则强调了资产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而且在 设计,论文,专用纸 表述上更为简洁。(2)调整了资产的分类及特征概括,新会计准则删除了资产的具体分类,而交由相关的具体准则进行明确。除此之外,新会计准则对资产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强调资产具有三个特征: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资产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3)新增了资产的确认条件,新会计准则明确:资产不仅要满足资产的定义,而且还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一是与该项目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唯其如此才可以确认为资产。4、负债部分的变化:(1)修改了负债的定义,原会计准则认为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者劳务偿还的即为负债。新会计准则则明确: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现实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2)删除了负债的分类,新增了负债的特征。新会计准删除了有关负债分类的内容,其内容由各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 )增加了负债的确认条件,新会计准则规定某一交易或者事项能够确进行规定。(3 认为负债必须同时满足负债的定义和负债的两个条件:与该项目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能够可靠地计量。5、所有者权益部分的变化:(1)对所有者权益的定义进行了修改,新会计准则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6、收入部分的变化:(1)对收入的定义进行了调整,新会计准则对收入的定义是“收入是指企业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的流入。”(2)新增了收入确认的条件,新准则规定“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由原来的注重形式转变为注重实质。 1.2新会计准则与税法主要业务的差异 新会计准则推进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用国际化的语言表达企业的财务状况。同时,新准则扩大了与我国税法之间的差异,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新会计准则与 遵循的基本原则,会计原则与税收法规基本准则是企业税法的主要差异形式。1、 进行会计、核算遵循的规则。新会计准则规定了会计核算信息质量要求,具体包括第 4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一般原则、确认和计量的一般原则。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法与会计核算的不同:(1)谨慎性不同,对谨慎性的要求不同: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但是根据国家税务局的有关规定,企业根据财务会计准则等规定提取的任何形式的准备金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必须在缴纳所得税时进行纳税调整。对谨慎性的理解不同: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即不高估资产、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损失。而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着重强调防止税收收入流失,更多的从反避税角度出发。(2)注重重要性的程度不同,新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指在选择会计方法和程序时,要考虑经济义务本身的性质,根据特定的经济业务对经济的影响大小从而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和程序。而税法则不同,只要是应纳税收人或不得扣除项目,无论金额大小均需要按照规定计算所得。2、资产的计价不同,新会计准则根据稳健性要求,要求企业计提8项减值准备,而税法则不允许坏账准备外的7项减值准备在税前处列支。3、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新会计准则中赋予了企业很多自主权,使企业在确定折旧政策时,既要考虑固定资产的有形损耗。而税法中规定,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必须在法定使用年限内依直线法计算,对未经批准而采取加速折旧或直线法以外的其他折旧 ?方法,纳税时需作纳税调整。 1.3新会计准则的重要意义 中国会计准则体系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该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一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构成,自2007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涵盖了中国大中型企业,新会计准则的确立,构建起投资者、经营者和监督者能理解、交流、的商业语言体系。它根据“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惯例、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在制定程序上公开明主透明、在形式上体现法律特征、在语言上注重通俗易懂、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国际性、理论性、实践性、先进性的特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进一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扩大了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在会计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促进了我国第 5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经一步规范了我国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秩序,有力地维护公众利益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 6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第2章 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 2.1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的关系 由于新会计制度和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以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清产核资,使“资本公积”科目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股权投资准备、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住房周转金的转入、清产核资的潜盈、固定资产无偿调拨、债务重组收益等都在该科目核算。总体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公积”金额都呈增加态势(资本公积增资转增实收资本对资金账簿印花税不产生影响,不在此考虑),只有无偿调出规定资产等少数情况才会导致“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减少。这和实行新会计准则后资本公积增增减减、减减增增、频繁变化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适用的前提就不再是旧两则,而是新会计准则,从而更具有执行的理论基础,也做到了税法的与时俱进,适时更新。 2.2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的相关规定 2.21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的一般规定 营业账簿税目中记载资金账簿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两项的合计金额。实收资本包括现金、实物无形资产和材料物资。现金按实际收到或存入纳税人开户银行的金额确定。实物指房屋、机器等,按评估确认的价值或者合同、协议约定的价格确定。无形资产和材料物资按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资本公积包括接受捐赠、法定财产重估增值、资本折算差额、资本溢价等。如果是实物捐赠,则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有关凭据确定。 第 7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2.22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对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凡属于国家财政拨付事业经费、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单位,其记载经营业务的账簿,按其他账簿定额贴花,不记载经济业务的账簿不贴花;凡属经费来源实行自收自支的单位,其营业账簿应对记载资金的账簿和其他账簿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2.3新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核算分析 在新会计准则中,实收资本的核算没发生大的变化,资本公积的核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资本公积的核算只设置两个明细科目:资本(或股本)溢价;其他资本公积。 1.“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核算内容主要包括: (1)股东投资溢价;股票发行费用(冲减资本公积)。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差额:借差,借记“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 收益);贷差,贷记“资本公积”。 (3)“拨款转入”在“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中过渡。 2.“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核算内容主要包括: (1)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过渡。 (2)“权益法”下,享有被投资企业除损益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份额。 (3)关联方交易时,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差额。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值变动差额。 (5)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日公允值大于原账面值的差额。 (6)其他“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不包括的内容。 下面对新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核算变化上进行举例 (一)将债务转为资本形成资本公积 将债务转为资本形成的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形成的债务重组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科目。 第 8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例1,顺达股份有限公司欠顺治公司货款1000000元,与顺治公司达成协议,通过向顺达公司转让30000股股票偿还该笔债务,股票面值为1元,股价为12.5元。 应计入股本的金额为:1×30000,30000(元) 由于股价高于面值,应计算股本溢价:12.5×30000,30000,345000(元) 借:应付账款1000000 贷:股本30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45000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625000 (二)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涉及的资本公积核算 例2,康旺、顺治两家公司同属乾隆公司的子公司。康旺公司于2008年3月5 的股份。顺治公司2008年3月5日日以货币资金 10000000元取得顺治公司70, 的所有者权益为20000000元。 应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为: 20000000×70,,14000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14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4000000 例3,康旺、顺达两家公司同属乾隆公司的子公司。康旺公司于2008年3月8日通过发行15000000股普通股股票取得顺达公司60,的股份,股票每股面值为1元。顺达公司2008年3月8日的所有者权益为20000000元。康旺公司在2008年3月8日的资本公积为1800000元,盈余公积为1000000元,未分配利润为200000元。 应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为: 20000000×60,,12000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 12000000 资本公积 1800000 第 9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盈余公积 1000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00000 贷:股本 15000000 (三)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服务所涉及的资本公积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的,应按照确定的金额,借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在行权日,应按实际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确定的金额,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计入实收资本或股本的金额,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科目。 例4,康旺公司由于2007年企业效益大幅度上升,2008年6月10日股东大会通过,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准备以增发的股票奖励企业生产员工,每人奖励普通股股票1000股,共计480000股,该公司股票目前市场价格为5元/股。2008年8月10日,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将股票支付给职工。此时该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为6元/股。 2008年6月10日,会计分录为: 5×480000,2400000(元) 借:生产成本 240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400000 2008年8月10日,会计分录为: 由于股票价格上涨而增加的金额为:(6,5)×480000,480000(元) 借:生产成本480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400000 贷:股本 480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400000 (四)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该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所涉及的资本公积 第 10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1.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该为投资性房地产。 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应按其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开发产品”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已计提跌价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跌价准备。 2.自用的建筑物等改为投资性房地产。 将自用的建筑物等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按其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科目,按已计提的累计折旧等,借记“累计折旧”等科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固定资产”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减值准备。 (五)金融资产重新分类所涉及的资本公积核算 1.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应在重分类日按其公允价值,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减值准备。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应在重分类日按其公允价值,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计利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减值准备。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采用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对于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相关金额,还应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有固定到期日的,应在该项第 11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金融资产的剩余期限内,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确定的摊销金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没有固定到期日的,应在处置该项金融资产时,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六)采用收购股票方式减资所涉及的资本公积核算 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收购本公司股票方式减资的,应按股票面值和注销股数计算的股票面值总额,借记“股本”科目,按所注销的库存股的账面余额,贷记“库存股”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应借记“盈余公积”、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低于面值总额的,应按股票面值总额,借记“股本”科目,按所注销的库存股的账面余额贷记“库存股”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七)其他情况 资产负债表日,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件的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属于有效套期的,借记或贷记有关科目,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属于无效套期的,借记或贷记有关科目,贷记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2.4新会计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设置的原则 1、计税依据稳定或增长的原则 从目前资金账簿印花税的征纳实践来看,资金账簿印花税在执行中遭遇的最大困惑在于资本公积的增减波动,如能控制这种增减波动,困扰资金账簿印花税在实践中的征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旧会计准则下,由于资本公积基本保持稳定或增长,也就不会出现新准则下的因资本公积增减变动造成资金账簿印花税在实践中难于操作的问题。因此,如果能保持计税依据的稳定或增长状态,则能有效地解决税 ? 企在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上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第 12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2、对资金征收的原则 顾名思义,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能定位于资金则更合适。当然,这里的资金不单纯指货币资金,也包括可直接转换为货币资金的实物资产和往来款项。就原“两则”的实施来看,当时的资本公积为资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基本符合资金的定义。此后,由于具体会计准则的发布和会计制度的实行,出现了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住房周转金转入、清产核资潜盈、固定资产无偿划拨、债务重组收益、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等,这些也基本符合资金的范畴。只有在投资准则颁布后,由于被投资单位权益变动而产生的资本公积不属于资金而与税理相悖。可这只是资本公积变动范畴的一个小因素,从总体上讲,对旧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并不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可以基本认定旧准则下 ? 资金账簿是以资金为计税基础的。 第 13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第3章 新旧会计准则有关资金账簿印花税差异 3.1原会计准则关于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规定 对资本公积核算内容没有明确说明,但从明细科目设置上可以看出核算内容,主要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接受现金捐赠;股权投资准备;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关联交易差价;其他资本公积等。为提高企业利润的可靠性,将重要活动导致的利得尽可能计入“资本公积”,防止虚高的利润误导报表使用者作出错误的判断。 在资本公积中区分“能够转增股本”与“不能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不能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主要包括:接受捐赠非现 ?金资产准备;股权投资准备;关联交易差价。 3.2原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印花税的计税依据:(1)按比例税率计税的凭证,其计税依据是:购销合同为购销金额;加工承揽合同为加工或承揽收入;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为收取费用;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为承包金额;财产租赁合同为租赁金额;货物运输合同为运输费用;仓储保管合同为仓储保管费用;借款合同为借款金额;财产保险合同为保险费收入;技术合同为所载价款、报酬、使用费的金额;产权转移书据为所载金额;(这里所指的都是合同金额,并不是实际结算金额)。记载资金的帐簿为实收资本 ?与资本公积总额。股份制企业按“股本”与“资本公积”总额。(2)按定额税率计税的凭证,计税依据为凭证的件数。 原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而新会计准则实施计税后计税依据也发生了变化。 第 14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3.3新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 印花税自1988年实施以来,在我国税制完善、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及新《税收征管法》的实施,印花税的一些征管规定已不适应实际征管需要,与《税收征管法》难以衔接等矛盾也日益突出。如现实中加工企业与对方订立的订单式生产经营行为,虽未明确违约责任、偿付金额、还付期限、加工性质等内容,但长期信誉形成的短期工作关系其经济属性俨然为合同式的生产行为,由于征管依据没有明确界定,使得征收依据不足。 新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包括的主要内容为:实收资本、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超过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的份额形成的资本公积、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股票和将债务转为资本等形成的资本公积、期权激励在行权日形成的资本公积,以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形成的资本公积。 3.4新旧会计准则计税依据的差异 从总体上讲,新会计准则对旧准则下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并不产生大的影响。原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新会计准则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包括的主要内容为:实收资本、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超过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的份额形成的资本公积、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股票和将债务转为资本等形成的资本公积、期权激励在行权日形成的资本公积,以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形成的资本公积。而对权益法核算下因被投资方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产生的投资方的资本公积、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形成的资本公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有效套期形成的资本公积,以及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原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重新计量而形成的资本公积,不作 ? 为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第 15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第4章 资金账簿印花税变动后的影响 4.1征收印花税的意义 1、印花税主要是通过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来完成税收义务,它具有征税范围广、税负较轻等特点。对印花税的征收有利于增强应税凭证的法律效力和严肃性,从而促进经济往来各方信守合同、双方公平交易,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对印花税的管理对证券交易的影响也很大。从2007年5月对印花税的调整来看,为了抑制暴涨的股市,政府通过提高印花税税率来增加交易成本,减少了操作的投机行为,使狂热的股市回归理性;而2008年4月调整,面对持续暴跌的股市,在市场调控见效不大的情形下,宏观调控部门毅然决定把印花税税率下调,让投资者知晓管理者的政策动向和态度,从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提高印花税率会增加交易成本,但决策层更主要的政策含义指向于改变目前股市的单边预期,以稳定市场。从最直接的意义看,调整印花税至少可以降低目前市场交易的频繁度。加强对印花税的征收主要有以下意义:(一)印花税有利于打击偷逃税行为。核定征收印花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针对不能完整地提供应税凭证及计税依据或不能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以及提供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核定其应纳税额,对那些少缴印花税者,依据征管法予以重处,从而打击偷逃税行为。(二)加强对印花税的征收有利于规范纳税行为。既可以做到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又可以使纳税人明确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明白缴税,提高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责任,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缴税,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三)加强对印花税征收有利于税额的准确计算,对那些不能够或者完全不能够准确提供印花税计税依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核定征收方法,以帐簿所载收入或者费用金额直接计算应纳印花税金额,不再要求纳税人提供合同,保证了税款计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有效地杜绝了 第 16 页 税款流失,而且方法简便,操作性强,直观便捷,征纳双方不因纳税计算有误发生 设计,论文,专用纸 争辩。 2、新会计准则推进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用国际化的语言表达企业的财务状况,新会计准则的发布更是扩大了与我国税法之间的差异。就拿印花税来说,印花税虽然对每个纳税人来说税负不重,但是由于其征税面广,税款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而对于企业来说就加大了税款负担,从而减少了企业净利润。 4.2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按照新会计准则对印花税政策的规定,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即当“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比前期增加就要交纳印花税。但在旧会计准则下,“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一般只保持增长,而不会出现减少的情况。当然,在企业分立等特殊情况下,还是可能出现资金账簿印花税计税依据的减少,而国家又对此做了特殊规定“即对原已贴花的部分可不再贴花,未贴花的部分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按规定贴花”。因此,现行印花税法规与旧准则之间没有矛盾。但是,执行新准则以后,“资本公积”科目出现了许多旧准则中没有的新情况,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新旧准则转换的追溯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的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被投资公司资本公积的变动等多种情况均可能造成“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增加与减少。一旦企业由于上述情况出现资本公积科目金额减少,企业在印花税的处理上将出现如下问题:(一)在资本公积科目金额比前期减少时会造成企业多交印花税 ,当本期企业资本公积科目金额比前期减少时,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应缴纳的印花税应采用本期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交纳,而企业在前期已按前期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金额的总和交纳了印花税,这样就会在本期这一短时间内出现已交印花税大于实际缴纳的印花税的情况。但是税法并没有规定本期“资本公积”的减少可以退还前期多交的印花税,从而导致企业出现多交印花税的现象。(二)由于资本公积的变动,第 17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企业多交的印花税可能永远无法退还 。当企业本期“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比前期减少时,如果以后各期“资本公积”科目在金额上能得到恢复,那么从长期来看,企业不会出现多交印花税的情况。但如果企业“资本公积”科目金额一直未能得到恢复,或者虽然有恢复但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则在税法尚未规定对减少的资本公积部分可以退还已交印花税的前提下,企业因资本公积减少之前多交的印花税将部分或全部永远无法退还。(三)即使国家对此出台退税政策也会给国家、企业双方在实际操作中带来很大不便。在“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比前期减少时,即便今后国家出台税收政策对本期减少的资本公积已交印花税予以退税,那么在再远的今后又出现资本公积的频繁增减变化时,企业也将出现频繁的退税情况,从而给税企双方带来很大的不便。况且,当前企业不是采用税收缴款书,而是采用印花税票贴花纳税的情况下,由于贴花时印花税票已经画押注销,根本就无法退回印花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做特殊处理,即对于首次执行日(年初)的计税依据大于首次执行日前(上年年末)的计税依据,国家不对企业退还印花税;该部分“应退还”的税金也不能用于抵交以后年度因计税依据的增加而要交纳的印花税。在以后年 ? 度,企业只就比首次执行日的计税依据增加的部分计算交纳印花税。 第 18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结论 新会计准则的建立在中国会计改革的历史中是一次飞跃式的进步,由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带来了诸多的变化不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济效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给企业的实施带来了难度。因此,企业不仅要深刻的学习、理解新会计准则,而且也要从多个角度研究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的影响,从容面对新会计准则挑战。对本文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的协调新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差异,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计算。新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税收的征管,从而影响我国财政收入。 第 19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总结与体会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指导老师的细心指导,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 这次的毕业论文写作,使我对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了巩固,同时也学习了更多与毕业论文息息相关的新知识,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又进一步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各种资料书籍的查询和学习,更让我接触到了许多最新的、最权威的专业知识,也让自己的专业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论文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知识的有限,更使我明白了学无止境的深刻内涵。 论文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从资料的收集到整理直到完稿,期间有我自己付出的努力,但也与老师和同学的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第 20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谢辞 在此,我想感谢一直给予我无私关怀和帮助的论文指导老师周雅难老师以及四年来无私传授知识给我们的老师们。正是因为有了老师们的教育,才使我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为我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写论文时,我的导师周雅难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并且不厌其烦的对我进行指导,才使我能顺利的完成了论文写作,对于老师们传道授业的恩情,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同时,我还想感谢我的同学们,感激他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给与我的莫大的关心和帮组。 最后,要感谢答辩小组的所有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第 21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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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data for research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from IAS that it records, which focus on rules, are of varying importance for accounting practice. 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equal weighting applied by Ding et al. This paper also questions their distinction between absence of IAS requirements and divergence from those requirements. Some doubts are also raised abou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1. Introduction Ding et al. (2007) use the data of Nobes (2001) in order to assess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 Many other authors1 refer to the same data for various purposes. As Ding et al. report, the data relate to the accounting rules in force at the end of 2001 in 62 countries, of which they choose 30 countries. The original data for each countr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bsence of recognition/measurement rules (compared to IAS), absence of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consistencies in rules (compared to IAS) affecting many enterprises, and inconsistencies affecting certain enterprises. Ding et al. add the ,rst two 第 24 页 categories together as „„absence”, and the second two as „„divergence”. 设计,论文,专用纸 As the preparer of the data (called hereafter „GAAP 2001?), I comment here on its nature and on its use in academic research, such as that of Ding et al. I do so under ,ve headings in Section 2. I then make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eir particular paper in Section 3.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in Section.4. As well as adding some caveats to the ,ndings of Ding et al., this paper might be helpful to future users of the data in GAAP 2001. 2. The data 2.1. Fit for purpose? Ding et al. (2007, p. 3) refer to the use of Price Waterhouse (PW) data in prior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that by da Costa et al. (1978), Frank (1979), and Nair and Frank (1980). Nobes (1981) had earlier noted that it is dangerous to use these data for academic research because, among other problems, they were not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Does use of the data in GAAP 2001 suffer from this problem? Although it is not reported in GAAP 2001, the motivation for that survey was to protect large accounting ,rms from criticism (by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s) resulting from the then recent collapse of companies and economies in the Far East. The survey aimed to reveal the existenc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s from IAS (or absences of requirements compared to IAS) in the accounting rules of many countries so that poor reporting would not be blamed on poor auditing. The objective was to focus the attention of regulators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on improving accounting rules rather than on attacking the audit profession. As such, the survey?s purpose was not to enabl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let alone to provide data for academic research. Nevertheless, as long as there are no systematic biases in the data, it might be reasonable to use them for research. For example, whereas the PW data star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that focused on differences between US and UK accounting (thus highligh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 am not aware of any such national bias in GAAP 2001.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comparisons was International 第 25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 which is a bias, but this need not affect the purpose of Ding et al. This bias is discussed later (see Section 2.3). 2.2. Rules not practices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bias in the PWdata, a further problem noted in Nobes (1981) is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rules (de jure differences) are mixed with those relating to practices (de facto differences). How does the GAAP 2001 data compare? GAAP 2001 does not suffer from this problem. It records only de jur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and IAS rules, not de facto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and IAS practice. Although not so serious a limitation as would be created by mixing rules and practices, the concentration in GAAP 2001 on rules rather than practices could cause problems for research, which Ding et al. do not discuss. For example,if a nation?s rules do not require a particular item to be disclosed but companies often disclose it in practice, then this „„absence” of a rule should perhaps be ignored. Or, if a national system (unlike IAS 38) allows internally-generated research costs to be capitalized but in practice companies do not capitalize, then the „„divergence” in rules is perhaps irrelevant. Another aspect of this is that some de jure differences do not lead to de facto differences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because the issue is irrelevant. For example, the absence of rules on pension accounting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in China because Chinese companies do not generally run de,ned bene,t pension plans. More subtly, both „„inconsistency” categories in GAAP 2001 (see the ,rst paragraph of this paper)contain two types of inconsistency with IAS: (i) where the national rule and the IAS is incompatible (e.g. if the national rule required LIFO but IAS required FIFO), and (ii) where the national rule would not ensure IAS compliance (e.g. if the national rule allowed either LIFO or FIFO, but IAS required FIFO).The former inconsistency is more serious. Indeed, the latter may be of no practical importance (e.g. if companies using the national rule choose not to use LIFO). 第 26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2.3. An IAS bias The GAAP 2001 data were based on looking at accounting rules from one direction: the content of IAS. So, if a national system had more rules or more restrictive rules than IAS had, this did not show up. For example, US GAAP covered many issues on which IAS was silent (e.g. oil and gas accounting); and UK GAAP did not allow LIFO whereas IAS did. Since these types of difference are not covered by GAAP 2001, they were not included by Ding et al. (as they note in their Appendix A). If these differences were included, it would make the US and the UK look more different from IAS than the „„absence” and „„divergence” measures suggest, but it would not much affect the position of the Netherlands, where the rules were generally less detailed or less restrictive than IAS. 2.4. 111 topics but 79 survey questions Ding et al. (in Appendix A) notice that some topics in the survey do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original survey questions asked. This is because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prepared after an interactive process. First, I prepared the questions by analysing the whole of IAS, assessing which were its key requirements. Country teams of senior technical staff replied to the questions. I asked for clari,cations, often disputing country answers. Sometimes, new issues turned up. Consensus was eventually reached, and the country teams signed off on the lists of differences. This also explains another feature of GAAP 2001 upon which Ding et al. comment: that the country lists of differences are not in exactly the order of the original questions. They are broadly in the order of: (i) consolidation issues, (ii) assets, and (iii) liabilities. However, an exact order is less important if there is no intention to compare countries. Incidentally, researchers using other data might consider contacting the preparers of the data in order to ask questions such as these. 第 27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2.5. Respondent behavior Another possible bias in the data is behavioral. Some countries like to be seen to be „„international” and therefore to be complying with IAS. This includes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contrast, in 2001 (before the Enron/Andersen debacle), the US was emphasizing that its accounting was different from (i.e. better than) IAS (e.g. Bloomer, 1999). There was thus pressure from some countries to minimize the list of differences and from a few others to maximize it. I believe that we did not give way in the former case, but readers of the US entry in GAAP 2001 might notice that some of the „„divergence” from IAS is abstruse, meaning that US divergence is exaggerated. 3. Methodology This section contains some speci,c observations on the paper by Ding et al. (2007), under three headings. 3.1. Additivity Ding et al. need to add items together so as to create scores for countries in order to perform numerical analyses. In GAAP 2001, we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add items together because the items are clearly of differing importance. The above Sections 2.2 and 2.5 mention some examples of this. It would require a great deal of work and subjectivity to weight items according to importance. Not surprisingly, Ding et al. did not do it. However, this might introduce systematic biases. First, because less ,nancially complex countries do not need the most complex rules, several of the „„absen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ght be of no practical importance. So, the „„absence” scores for those countries are exaggerated. Secondly, as noted earlier, Ding et al. reduce the problem of additivity by creating two distinct to tals: absence and divergence. Nevertheless, they add the two „„inconsistency” categories together, despite the attempt in GAAP 2001 to suggest that the second category was of less widespread practical importance. This might constitute a 第 28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further systematic bias because, for example, many of the abstruse points of US divergence (see 2.5 above) were deliberately put into the second category.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calculate whether their results are robust to, for example, a double weighting of the ,rst category?s item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second. 3.2. Are there really two separate dimensions? As noted above, Ding et al. construct measures of two separate „„dimensions” of difference from IAS: absence and divergence. They say (p. 4) that this is their paper?s ,rs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However, I suggest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asures might not be useful. In 2or are the end, the important issue is whether accounting practices are „„good” comparable among ,rms nationallyor internationally. The purpose of GAAP 2001 was to catalog various aspects of de,ciency in rules thatcould contribute towards poor or non-comparable accounting. In that context, the absence of rules isnot a separate dimension from divergence of rules, as now explained. Suppose that IAS requires FIFO for inventory valuation, Country X requires LIFO, Country Y allows FIFO or LIFO, and Country Z has no rules. Countries X and Y will turn up in Ding et al.?s „„divergence” from IAS, whereas Country Z will exhibit „„absence”. However, whereas companies in Country X will indeed diverge from IAS practices (assuming that companies obey the rules), companies in Country Y (and in Z) might mostly be consistent with IAS (i.e. use FIFO). In other words, some examples of de jure divergence lead to the same result as absence, and some do not. Most of the de jure absences recorded in GAAP 2001 relate to whole accounting topics (e.g. impairment or pensions), so are likely to be greater causes of de facto divergence than some of the detailed de jure divergences. For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ccounting practice or in the effect of de jure differences on accounting practice, I suggest that there are not two dimensions. The 第 29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absence of rules on whole accounting topics is likely to be a particularly major cause of divergence in practice. By creating two dimension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Ding et al. have to double up all their generating of hypotheses. That is, for each of their ,ve independent variables (determinants), they create hypotheses for both absence and divergence. I suggest that this is arti,cial, as illustrated in 3.3 below which notes that Ding et al.?s hypothesis relating to how equity weakness causes divergence is wholly expressed in terms of how equity weakness might affect absence of disclosures. 3.3. Independent variables 3.3.1. Accounting profession Ding et al. mak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for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 standards and IAS. They list it as a „„determinant”. However, in their discussion (e.g. Section 3.1.4), they more carefully say that the two are „„associated”. I suggest that the direction of in,ue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from accounting to the profession. Nobes (1998) discusses thi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amount and style of ,nancial reporting affects the quantity and role of auditors. For example, the presence of large number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USA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quarterly reporting, extensive disclosure and some use of fair values led to a need for more auditors in the USA in 2001 than in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were absent (e.g. in Germany). Later, in their 3.2.4, Ding et al. talk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f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setting standards. However, in most countries, the accounting rules are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public sector (e.g. in Belgium, China, France or Germany) or by independent private-sector trusts (e.g. the UK or the US). Japan has move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So, again, the profession is not directly relevant as an independent 第 30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variable. However, there is probably some „„feedback”. For example, because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becomes large, i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take the lead in standard-setting (e.g. in the US until 1973, in the UK until 1990, and internationally until 2001). 3.3.2. Equity markets When formulating an hypothesis for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divergence from IAS (in their 3.2.5), Ding et al. discuss the need for an IAS-like quantity of disclosures in strong equity countries. This, they suggest, should lead to smaller divergence from IAS in such countries than in weak equity countries. However, none of the survey topics included in their measures of divergence (the „„inconsistency” categories of GAAP 2001) were related to disclosure. That is, their hypothesizing relates to the causation of a high quantity of disclosure but their dependent variable is not related to the quantity of disclosure. So, their whole sub-section is of doubtful relevance. My hypothesis would be that strong equity markets need a certain style of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and comparability of it (broadly IAS style).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quity strength and divergence from IAS. 4. Conclusion Ding et al. (2007) provide a clear and interesting paper. Their conclusion that the absence of accounting rules on IAS topics in many countries is associated with weak equity markets and with concentrated ownership is convincing, and is indeed the main proposal in the general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rules in Nobes (1998). In this paper, I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various features of GAAP 2001 that had been commented on by Ding et al. I also ask whether those data are suit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cluding that by Ding et al. I conclude that they might b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ystematic biases in the data. In particular, (i) the data leave 第 31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out the aspect of „„divergence” caused by certain national rules (e.g. US or UK) being more detailed or more restrictive than IAS in 2001, (ii) against that, one or more of these countries might have wanted to exaggerate their divergence from IAS, (iii) the equal weighting of widespread and less widespread divergences is questionable, and (iv) the „„absence” scor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overstated because some topics are not relevant in those countries. Other potential problems might not be systematic, e.g. the concentration on rules rather than on practices. A question concerning Ding et al.?s methodology is whether the GAAP 2001 data have meaningful additivity. While accepting that the research requires scores to be created for each country, major problems of weighting need to be considered. More fundamental to Ding et al.?s paper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ir separate dimensions of absence and divergence are valid. I suggest that, in terms of their effects on differences from IAS practice, some de jure absences are more serious than some de jure divergences, and vice versa. Some of the absences are just extreme forms of divergence, others might be of little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creates a cumbersome and arti,cial doubling up of hypotheses. This paper also questions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rules and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Further it question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effect of equity markets on divergence, given tha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hypothesis concerns disclosure but the data for it does not. Acknowledgements The author is grateful for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 from Erlend Kvaal and R.H. Parker. He is also grateful to PricewaterhouseCoopers for sponsorship of research. 第 32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References Bloomer, C., 1999. The IASC-US Comparison Project, FASB. Da Costa, R.C., Bourgeois, J.C., Lawson, W.M., 1978. A class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3 (2), 73–85. Ding, Y., Hope, O.-K., Jeanjean, T., Stolowy, H., 2007.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AS: measurement,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6, 1–38. Frank, W.G., 197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principl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utumn, 593–605. Nair, R.D., Frank, W.G., 1980. The impact of disclosure and measurement practices on 450.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classi,cations. Accounting Review 55 (3), 426–Nobes, C.W., 1981.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principles – a com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 (1), 268–270. Nobes, C.W., 1998. Towards a general model of the reasons for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nancial reporting. Abacus 34 (2),162–187. Nobes, C., (Ed.), 2001. GAAP 2001. A Survey of National Accounting Rules Benchmarked Against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rthur Andersen and other Firms. journal homepage: www.elsevier.com/locate/jaccpubpol 第 33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观察测量之间的差异 国内的会计和国际会计准则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埃格姆山,埃格姆,英国 [摘要]:在一本较早版本的杂志上,丁等人在2001年运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使用数据来评估和决定因素与国内和国际标准的差异分析。本文探讨这些数据是否与所概述的有区别,是否以2001年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特色为学术研究用途。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它着重记录规则的差异,不同的会计惯例重要性。该文还研究了他们的观点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之间的区别。 [关键字]:国际会计的差异 规则与惯例 数据偏差 1.概况 丁等人于(2007年)使用诺贝斯的数据(2001年),以评估决定因素和国内和国际会计标准(IAS)的差异影响。许多其他人是指用于各种目的相同的数据,正如丁等人。报告,数据涉及到在2001年62个国家其中有30个国家的会计规则生效是在2001年年底。每个国家的原始数据被分为四类:承认缺席/测量规则(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分频),披露要求的情况下,不一致规则(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影响到许多企业。 由于数据的要求(以下简称“公认会计准则2001”),我就其性质和它在学术上的研究,在这里使用丁等人的。我把它作为标题5下第2节的,然后我在第三节对他们的特殊性作了分析,结论是在第4节。只要加入一些限制性条件丁等人的研究结果会更好。本文可能有助于在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数据未来的使用者。 2.数据 2.1目的是什么, 丁等人以前的研究,其中包括,通过达科斯塔等数据(1978),弗兰克(1979年)和奈尔Frank(1980),诺贝斯(1981)较早前指出,这是危险的,因为除其他问题进行学术研究这些数据,他们的目的不是为宗旨。是否在2001年美国通用会第 34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计准则数据的使用这个问题,尽管不是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该调查报告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大型会计师免受远东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影响。旨在揭示从国际会计准则(或缺勤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相比,国际会计准则)在许多国家的会计规则,使贫穷的报告不会对贫穷归咎于审计调查。其目的是集中在任何特定国家的会计规则改善,而不是进攻的审计行业的监管机构的注意。因此,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国际比较更遑论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不过,只要有系统的数据没有偏见,它可能是合理的利用研究它们。举例来说,PW的数据从一开始,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会计(从而突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集中),我对其他国家对2001美国会计准则的偏见并不熟知。为比较的参照点是国际会计标准(IAS),这是一个偏见,但这种需要并不影响丁等人的目的。 2.2规则 除了在PWdata,一个国家的偏见问题进一步指出诺贝斯(1981年),是在规则(法律上的差异)的差异与那些与实践(事实上分歧混合)。如何公认会计原则2001年的数据比较,公认会计准则2001不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它记录在法律上的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规则的差异,而不是事实上的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的做法。虽然没有如此严重的限制将被创建为混合规则和惯例,在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而不是惯例的规则浓度可能导致研究,其中丁等人的问题不讨论。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规则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项目要公开,但公司往往在实践中披露的话,那么这种“无规则”或许应被忽略。或者,如果一个国家制度(不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第38条)允许内部生成的研究费用予以资本化,但在实践中公司没有把握,那么在规则分歧或许是相关问题这个方面,一些法律上的分歧不会导致事实上的一个特定国家的分歧,因为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关于退休金会计规则的情况下是因为中国公司不一般固定运行福利养老金。(一)如该国家规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是不相容的(例如,如果国家需要后进先出的规则,但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先进先出)和(二)如该国家的规则将不能确保遵守国际会计准则(如国家规定允许或FIFO或后进先出法,但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FIFO),前者矛盾更为严重。事实第 35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上,后者可能是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如果公司利用国家规则选择不使用后进先出)。 无论是法律上的分歧,不是事实上的分歧应预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一个关于这一问题的未来研究讨论将是有益的。这将是值得讨论的无论是好质量报告需要有良好的质量监管,还是可以发展高质量的报告,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管要求。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在法律上是由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性研究较少有关。 2.3对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偏见 该会计准则是根据2001年的数据在一个方向看会计规则:即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规则限制性规定比国际会计准则,这并不能表明。例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涉及的许多问题上是沉默的国际会计准则(如石油和天然气会计)和英国公认会计准则不允许后进先出,而国际会计准则没有。由于这些类型的差异不是由公认会计准则所涵盖2001年,他们并没有包括丁等人(因为他们注意到在他们的附录A)。如果这些分歧都包括在内,它将使美国和英国看起来更更不同于国际会计准则,但它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荷兰,那里的规则,一般规则不详细或低于国际会计准则的限制。 2.4 111个话题中有79个调查问题 丁等人(附录一)的通知,在一些专题调查,不符合原来的调查提问。这是因为调查结果后,互动设备,我准备通过分析整个国际会计准则的问题,评估哪些是其关键的要求。国家的高级技术人员队伍回答的问题。我要求澄清,有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最终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关于国家工作队的名单了分歧。这也说明了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另一个特点赖以丁等人。评论:这就是差异的国家名单中正是为了避免原有的问题。他们正在为:(一)综合问题,(二)资产,以及(三)负债。但是,确切的次序不太重要,如果没有打算比较各个国家的问题,研究人员可能会考虑使用其他数据联系的数据编制,以问出这类问题。 2.5答辩人的行为 另一个数据是可能的偏差行为,有些国家喜欢被看作是''国际“,因此必须与国际会计准则相符。这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在2001年(前安然/安德森第 36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崩溃),美国是强调了不同的会计(即优于)国际会计准则(如布卢默,1999年)。有这样一些国家尽量减少差异列表而将其他一些最大化。我相信,我们并没有给前案的方式,但在2001年进入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分歧相比,这意味着美国的分歧被夸大。 3.方法论 本节载有关于丁等人提出在三个项目一些具体的意见。 3.1相融 丁等人需要新增的项目合起来,以创造几十个国家做是为了执行数值分析。在公认会计准则2001年,我们抵制诱惑,新增项目在一起,因为这两个项目是显然不同的重要性。上述第2.2和2.5提到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别处的要求和主体性的工作项目,以重量根据大量的重要性。并不奇怪丁等人,没有这样做,这可能引入系统偏差。首先,由于经济不复杂的国家不需要最复杂的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缺席”数可能是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没有对这些国家的得分进行夸张如前所述,丁等人。通过建立两个不同的类,以技援贷款:没有分歧和问题的相加。尽管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试图表明,第二类没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这可能构成进一步系统化偏见,因为,例如,美国将深奥的分歧点多(见2.5段)是故意引入第二类中。未来的研究人员就可以计算出其结果是否准确。 3.2难道真的有两个独立的维度, 如上所述,丁等人他们说(第4业)这是他们的论文的第一笔捐款文献。 不过,我建议措施之间的区别可能没有用。最后,重要的问题是,是否会计做法在企业之间的国内或国际具有可比。2001年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目的是要各方面的不足目录中的规则,可能有助于穷人还是非可比会计。在这种背景下,规则的情况下,存在规则上的分歧。 假设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存货计价先进先出,后进先出X国要求,Y国允许FIFO或后进先出法,并Z国没有任何规则。然而,在X国,而公司将国际会计准则的做 第 37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法确实偏离假设公司遵守的规则,在Y国(并在Z公司)与国际会计准则可能大部分(即使用先进先出)相一致。换句话说,一些法律上的分歧导致的实例。 在法律上在2001年录得公认会计原则缺席大部分涉及到整个会计项目(如受损或退休金),因此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分歧更大的原因较详细的一些法律上的分歧。 对研究人员是谁在会计实践中还是在法律上对会计实务的差异影响感兴趣我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决定的。关于整个会计议题规则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分歧,特别是在实践中的原因。 3.3独立变量 3.3.1会计专业 丁等人阐述了会计专业的重要性,把往来的国家标准和国际会计准则差异的独立变量他们列为“决定因素”。然而,在他们的讨论中他们更仔细地说,两者是相关的。 在我看来我影响因素更可能是从会计专业。诺贝斯(1998)讨论了这一点,并得出结论认为,财务报告的数量和风格影响的数量和审计员的作用。例如,在大量的在美国上市公司和季度报告的要求,存在广泛的披露和使用的一些公允价值导致了在美国更需要审计人员在2001年的国家相比,在这些东西消失了(例如在德国)。 后来,丁等人谈了在制订标准方面专业的重要性。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会计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部门控制在比利时,中国,法国或德国(例如),或由独立的私营部门信托(如英国或美国)。日本已经从前者向后者。因此,再次,是不直接相关的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但是,有可能是一些“反馈”。例如,由于会计专业变大,它愿意并能够承担,直至1990年,在制定标准,例如在美国,直到1973年(在英国,直到2001年)。 3.3.2股市 在制定一个从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分歧变量假设时,丁等人讨论稳健的股本为一个国家的国际会计准则披露类似数量的需要。为此,他们建议,经济不发达第 38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的国家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上更存在分歧。然而,调查中没有提到解决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们的推测涉及到一个高量因果关系,但其因变量是不相关的。因此,他们的整个小节是可疑的。 我的假设将是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需要一定的确认和计量的风格,它与国际会计准则有联系。因此,存在某一因素是和国际会计准则成负相关。 4.结论 丁等人(2007年)提供了一个清晰和有趣的论文。他们的结论是,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的主题在许多国家是对股市疲软和集中的所有权是有说服力的,确实是在诺贝斯会计规则(1998年)发展的一般模式。 在本文中,我对提供的2001年会计准则进行了评论,丁等人对各种功能的解释。我也想知道这些数据是否为学术研究之用。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数据运用上存在偏差。我对存在某些分歧的(如美国或英国)国家详细的规则或超过2001年的国际会计准则的限制进行了分析。(二)一个或多个这些国家可能是想夸大他们的分歧由会计准则。(三)广泛和平等的比重较低时普遍地分歧问题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大,潜在的问题可能不会是系统的。 丁等人是将2001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是否有意义的数据相结合,虽然我同意研究需要创造得分是每一个国家都加权重大问题需要考虑。 丁等人的文件是否是问题和分歧的情况都有效的。我建议,在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及其实践效果看,一些法律上的欠缺比一些法律上的分歧还严重,反之亦然。对这些分歧只是一些极端形式,有的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 该文还质疑了与会计准则和会计行业协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此外它对有关股票市场上的分歧影响假说给予解释,即在假设条件下披露了因变量,但它没有数据。 杂志:www.elsevier.com/locate/jaccpubpol主页 第 39 页 设计,论文,专用纸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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