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北魏后期洞窟小考

龙门石窟北魏后期洞窟小考 八木春生 丁淑君 《敦煌研究》 2007年第2期 摘要: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石窟与宾阳中洞和巩县石窟第1-4窟之间有许多共通点，但从没有中心塔柱和造像配置规则的差异来看，巩县第1-4窟显然不是作为惟一的来营建的。龙门石窟这段时期的石窟显然是受了云冈石窟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石窟的影响。龙门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中，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之间关系比较接近。慈香洞虽然与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但在如来像的袈裟穿着上仍有所不同，石窟规模也比较小。由此可知虽然制作它的工匠们受到了宾阳中洞的影响，但与制作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的工匠不属同一系统。 关键词:龙门石窟;北魏后期;宾阳中洞 中图分类号:K8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2-0014-13 北魏(386-534年)佛教艺术分为494年迁都洛阳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迁都之后代表石窟为龙门石窟，对此一般没有什么异议。特别是宾阳中洞(515-517年左右)不仅造像精美，而且石窟全部内容也是在深刻理解了佛教的基础上营造的，从而成为龙门石窟的中心洞窟。但随着对这一时期北朝各地佛教美术的研究，就会知道它们受到的未必是宾阳中洞的强烈影响。当然宾阳中洞从主尊袈裟的特殊穿着方式、衣服的下摆到波状边饰的形式、皇帝皇后礼佛图以及所谓的十神王像等都为始创，另外作为流行先驱的例子也有不少。可是与之相反，在510年到530年期间，北朝各地流行的刻有鸟和蟾蜍的日月图等的汉民族传统图像，在这个洞窟里却一个也没有发现。并且，那些传统图像，不但在宾阳中洞里没有，而且在龙门石窟里也几乎看不到，这一事实表明，在佛教与民间信仰混杂的时期，或者说在佛教艺术急剧大众化的时期，龙门石窟却没有卷入这一潮流，表明了龙门石窟在北朝石窟中是个例外。 另外，495年开始营造的龙门石窟不可能像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第三期石窟那样，在迁都之前已形成的传统基础上又接收新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发展体系。尽管作为国家大事来营造了宾阳中洞，但是在慈香洞(520年)、魏字洞(520-521年)、普泰洞(524-525年)、皇甫公窟(527年)、路洞(534年前后)等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石窟中，都与宾阳中洞有许多不同点。既然宾阳中洞在龙门石窟不能成为绝对的规范，而且在了解龙门石窟自身方面，北朝后期的佛教美术历来就隐藏在宾阳中洞之后，值得注意的有不少，那么也就明确增加了研究龙门520-530年期间各石窟的重要性。下面将它们与宾阳中洞进行比较，明确两者之间的类似点与不同点。并且在比较的过程中，把视野扩展到北朝的各石窟而考察其影响关系。从而确立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在北朝佛教美术中的地位，这便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 石窟形式 (一)宾阳中洞 宾阳中洞具有马蹄形平面和穹隆形的窟顶。洞窟高9.30m、宽11.40m、进深9.85m。天井中央雕刻出大莲花，周围雕刻了乘着云彩、手持乐器的飞天。在象征着莲花池的地面上，中央有内侧雕刻了龟甲纹的通道，在通道较高的地方雕刻有狮子，在狮子脚下左右雕有正在 游泳的童子和水鸟。西壁(正壁)上方被本尊的背光遮挡了一部分，但在南壁(右壁)、北壁(左壁)佛像的头上方刻有表示天上世界的华盖。在装饰了钱纹、鱼鳞纹和三角形垂幔等纹样的华盖上部，交替雕刻出了与博山纹相融合的宝珠和侧面形莲花。 正壁、右壁、左壁下方都设置了较低的佛坛，上面都雕刻了佛像。在正壁以如来坐像为中心、二弟子和二菩萨形成五尊像形式，在左、右壁如来立像及二身胁侍菩萨像构成三尊像的形式。本尊足下左、右两侧各雕有一头狮子像，侧身蹲坐，两者都是前脚直伸，姿势威慑的特点。东壁(前壁)拱门的左右两侧壁面上下分割成四层，右侧的壁面上刻有维摩像、须达拿太子本生图、皇后礼佛图和五身神王像，左侧壁上刻有文殊像、萨埵太子本生图、皇帝礼佛图、还有五身神王像。外壁雕有两身金刚力士像，在拱门的右壁和左壁上，从上到下是飞天、供养人，以及被确定为梵天、帝释天的多面多臂护法神。 (二)520-530年期间的各洞窟 (1)规模以及平面设计 在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开凿的石窟中，没有一个规模能比得上宾阳中洞的。虽然都有穹隆形的窟顶和马蹄形的平面，像宾阳中洞即壁面不开龛而设置佛像的洞窟也只有慈香洞。而在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三个石窟的左壁和右壁上都开有大龛，这种洞窟形制又被称为“三壁三龛式”，说明正壁自身是一个大的佛龛。确实由于本尊、弟子和菩萨像都被设置在较高的佛坛上，乍一看正壁上就像是作为佛龛开凿出来一样。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了马蹄形的平面设计，只是没有把正壁一直凿到地面，而是留下来当作佛坛用了。因此，应该跟麦积山石窟第155窟、云冈石窟第24窟(均为六世纪前叶营造的)那种在正壁中央开凿出了与左、右壁相同的佛龛(三壁三龛式)的样式明确地区别开来。 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是从正壁下方地基建起较低的佛坛。路洞与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三个洞窟相同，正壁下方都有高、低两种佛床，但是，在左、右壁上没有雕刻出较大的造像。从这种洞窟形制，可以看出宾阳中洞与520-530年期间各洞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并不紧密。 (2)天井及地面 像宾阳中洞那种，在天井中央大莲花周围双手分开而飞翔的飞天形式，在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三个洞窟里也能看到。普泰洞的天井上只雕刻出了三重同心圆，路洞窟顶则在大莲花周围填满了千佛。与宾阳中洞最接近的是皇甫公窟，但是，不同的是天井上雕刻出的只是南朝风格的乘云伎乐天，而不是童子形飞天，大莲花周围还刻出了半忍冬唐草纹。在慈香洞和魏字洞里，半忍冬就像花瓣似的鼓出来，像风车似地旋转。而后者在莲花瓣的环绕下形成复合形式的团花纹样。与它类似的复合形式团花纹样，在龙门石窟中莲花洞里也能找到，但是在时间上更早的南京铁心桥王家洼墓(506年左右)出土的花砖上也有雕刻，说明可能是从南朝传来的样式。 地面的装饰，尽管通道内部没有龟甲纹和莲花中间的水鸟。但皇甫公窟的与宾阳中洞的相近，路洞里似乎雕刻过莲花，但现已磨损看不到原形了。慈香洞、魏字洞、普泰洞三个洞窟的地面上，恐怕什么也没有装饰过，因此，很难像天井那样找出它们与宾阳中洞的关系。 二 造像的构成 在正壁上以如来坐像和两弟子、两菩萨像构成的五尊像的形式，慈香洞、魏字洞、普泰洞三个洞窟与宾阳中洞一致，在皇甫公窟的正壁上也能看到五尊像，但是左、右壁上雕出的是半跏趺坐菩萨像;路洞的正壁上看到的是一佛、四弟子、二菩萨七尊像的形式，这两窟是不同的。本尊下方的狮子，在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路洞四个洞窟里都能看到，但普 泰洞不知为什么本尊下方却一个也没有雕刻。 另一方面，在宾阳中洞的左右壁中央雕刻了如来佛立像，左右配置了二身菩萨像，但是，在520-530年期间的龙门各石窟里则变化多样。首先，在慈香洞的右壁上雕有(交脚)菩萨五尊像、左壁上雕有如来坐像五尊像。在魏字洞的左、右壁中央都有半跏趺坐菩萨像，左右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像，龛外为力士像。普泰洞的左、右壁龛内雕有如来坐像五尊像，只在右壁龛外左侧雕有力士像。并且，在皇甫公窟的右壁上有半跏趺坐菩萨五尊像，左壁为二佛并坐像和二弟子、二菩萨像，龛外的左、右两侧配置了供养菩萨、供养人像。在左右壁上都没有开凿佛龛的路洞里，壁面被分别分成四层或五层，雕刻了如来坐像、十神王像等浮雕像。另外，魏字洞和路洞两个洞窟与宾阳中洞相同，没有在前壁上雕刻出大的造像。与之相对，普泰洞仅在左壁、皇甫公窟的拱门左、右两壁上可以看到如来佛立像和两胁侍菩萨构成的三尊像。 从造像的构成来看，可以说这一时期没有一个石窟忠实地继承宾阳中洞的形式。另外，前壁拱门左、右两壁上配置如来立像的形式，在被认为是开凿于507年前的云冈石窟第25、29窟内已经出现了，可以认为普泰洞和皇甫公窟受到了云冈第三期各石窟的影响。 三 造像的形式 (一)如来像 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三个洞窟的如来像继承了宾阳中洞的本尊的独特衣着形式(佛身上缠着两层袈裟，最外面的一层缠绕在右肩，沿手腕下垂后，从腹前绕过，形成裳悬座)。其中只有皇甫公窟的如来像的袈裟几乎没有挂到右肩上。这些特征大致相同的像(完全没有挂的)，能在巩县石窟第1窟(520年左右)以及第3窟(525-527年间)里找到。宾阳中洞的本尊，因为与头部的大小、上半身的长短相比较，肩显得过宽，给人们一种厚重感，这种特征只被魏字洞继承了下来。普泰洞、皇甫公窟两个洞窟中，佛像的头部依然很大，但是，从头到肩的线条流畅，肘部没有伸出来，整体上很柔和。而上半身没有厚度的特点与巩县石窟、特别是第3、4窟的如来本尊像相同(1)。 慈香洞和路洞的本尊，袈裟的穿着形式各有不同，虽然无论哪一个都是汉式穿着法，但袈裟都没有挂在右肩上。并且前者正壁上的本尊的脚尖没有从袈裟里伸出来，后者右脚虽然伸出来了，却把袈裟和它下面下垂的布分开了。因此，对称性的裳悬座的形式在宾阳中洞之后的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的如来坐像是大不相同。慈香洞的佛像，面部已经毁坏，但与头部的大小相比较，肩部显得较窄。在路洞中，造像的头部也已残毁，但是这里的造像的肩部耸起来，呈团块状，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样式。与它相类似的佛像，在地华洞和鸿庆寺石窟第2窟等龙门石窟以及它周围的北魏末期石窟里能看到。 从袈裟的穿着形式，可知宾阳中洞对520年代龙门石窟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佛像所具有的体量感，除魏字洞外，其他各窟都没有继承，而都喜欢雕刻细长、柔和型的佛像。普泰洞和皇甫公窟的如来像与巩县石窟第3、4窟类似，特别是在皇甫公窟里，可以看出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所以在530年代，不仅袈裟的穿着形式，就连佛像造型的感觉也被新的东西所取代，相反受到了魏字洞等影响的巩县石窟(第5窟)的关系却不是很明显。 (二)菩萨立像 宾阳中洞的菩萨立像，由于头部较大，天衣在较低的位置(膝的上下)交叉呈X字形状，显得比例极不协调。魏字洞的菩萨像虽然头部看上去也较大，与上半身相比，下身较长，天衣交叉的位置提高到了腹部前。并且，在正壁(左侧)的菩萨像X字状的天衣内穿着汉民族的上衣，这是在宾阳中洞里所未见的，但在巩县石窟第1窟却有大致相同的菩萨立像。普泰洞 正壁的菩萨立像穿着像僧祗支一样的衣服，比例与魏字洞的相似。但是，前壁高大的如来像左侧雕刻着纵向较长的菩萨立像。皇甫公窟的前壁也有同样比例的菩萨立像与正壁不同。与它们比较接近的造像在巩县石窟第3窟里能看到。可是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和河南北部地区500年到510年期间出现的造像当中，已经出现几例异常地纵向伸长了的菩萨立像。这种与宾阳中洞几乎对称形成的菩萨立像，不仅在当时的龙门石窟里出现了，而且在河南北部地区也出现了。 慈香洞的菩萨立像，X字形的天衣交叉在腹部，头部较小，整体姿态匀称。与之相对，路洞的菩萨像，天衣交叉的位置较低，但下半身特别长。另外，与普泰洞、皇甫公窟的前壁的造像不同，身体较厚、纵向伸长的比例，给人以很自然的印象。璎珞也像x状的天衣一样挂在身上，与天衣不同的是交叉的位置较高，天衣的两端分别缠绕在两脚，形成了新的形式。特别是后者的形式，是在别处几乎看不到之例。这样的菩萨立像的比例和样式是从宾阳中洞、魏字洞到普泰洞、皇甫公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和延续。并且和如来像一样，慈香洞和路洞的造像是那些特有与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等不同审美观的工匠们开凿的。 在菩萨像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魏字洞的左、右壁龛内的本尊像。它们都是半跏趺坐，有带子的内衣上披着X状的天衣，因为交叉点在胯裆之间，一部分就看不到了，猛地一看会觉得这些造像似乎穿了袈裟。实际上有一些研究者把这种造像归纳为坐佛像了。当时的工匠们也不一定对这种半跏趺坐的新样式菩萨像十分了解。皇甫公窟里也有同样的菩萨造像，但不能认为魏字洞里看到的是一种混乱现象，而且也很难认为雕刻这种造像是魏字洞的独立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形式的菩萨像可能是从某个其他地方传到魏字洞和皇甫公窟。于是在大约跟魏字洞同一时期开凿的巩县石窟第1窟里，已经雕刻出了完整的半跏趺坐的菩萨像。 (三)弟子以及力士像 ?弟子像 宾阳中洞里，本尊的右侧设置了少年弟子像、左侧为老年弟子像。在龙门石窟能够区别出老、少弟子像的最早的实例被认为是有正始四年(507年)铭的古阳洞安定王元燮所造释迦像龛。但那时老年弟子像与少年弟子像的配置恰好相反。究竟什么时候反过来的还不明确，但石松日奈子认为老、少位置发生变化是从龙门石窟古阳洞第二层(509-517年间)开始的。在龙门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中，遗憾的是很多弟子像的头都残破了，因此，很难确认老、少弟子的特征。但是，在莲花洞的正壁上确实能看到两身老、少弟子造像(右年少、左年老)，普泰洞正壁上也同样，本尊右侧为少年弟子、左侧为老年弟子。还有在皇甫公窟的正壁的弟子像中，本尊左侧的造像只露出了胸部的骨头，明显地说明这一边的是一个老弟子。可以认为在从510年代以后的龙门石窟中，(至少在正壁上)就采用了右侧少年弟子、左侧老年弟子的区别、配置方式。但也存在像在慈香洞里看到的在每个壁面上都雕刻大体相同的弟子像之例。 在宾阳中洞里，与右侧的双手拿着像盒子一样的器物的少年弟子相对，左侧的老弟子则双手合十。古阳洞本尊左侧的弟子像当中，存在手持盒子的例子(左壁第二层第2龛)，似乎有老、少区别，但也有不能明确区别的情况。在慈香洞、皇甫公窟里，正壁以及左、右壁上弟子像大部分双手合十。在魏字洞、普泰洞的正壁上，右侧弟子像双手持容器，左侧弟子像右手置在胸前，左手下垂。特别有意思的是普泰洞的年轻弟子像与宾阳中洞的形式相似。在路洞的正壁上所见到的四身弟子像当中，能够确认一身弟子像于胸前手持容器一样的器物。 ?力士像和狮子像 除了慈香洞外，在龙门520-530年代的诸窟的外壁拱门左右，雕刻着与宾阳中洞相同的力士像。在魏字洞左右壁上的大龛内的左右也雕刻出了力士像(普泰洞只有右壁左侧有)。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一臂弯曲，拳头放置在胸前，一条腿弯曲，膝盖从衣服里露出，形成立刻出 击之势。宾阳中洞的力士像为汉民族传统的威吓姿势，掌心向正面。但是，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以及路洞的力士像虽然也有动作，但与直立姿势的宾阳(中洞的像相比较，却更具有一种攻击性，表明了汉民族传统的力士“乌获(畏兽)”像与金刚力士像相融合并发展了的形象。汉化了的力士像是在何地开始营造的呢，现在还不知道。从古阳洞里的520年前后雕刻出的几身这种形式来看，就不能否定这种形式的力士像是始于龙门石窟的。但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陕西省华县瓜坡支家村出土的延昌元年(512年)铭朱双炽造像龛里，已经雕刻出了受到汉民族传统门神哼、哈二将所影响的力士像。因此，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到在龙门石窟以外的地区也能雕刻出与汉民族传统相结合的力士像的可能性。 慈香洞里雕刻有三对六头狮子像。每一个都是正面像，没有雕刻出身体。同一样式的像，在皇甫公窟右壁的大龛内也能看到。但皇甫公窟正壁上的狮子像是雕刻在较低的佛床上，为侧面像。魏字洞正壁上的狮子也是侧面，但身体的朝向不同。其特点是一只脚高抬，尾巴尖分成两半。路洞正壁的狮子像，一只脚上举和尾巴的形式与魏字洞相似，但是身体的方向与皇甫公窟的相同。比魏字洞以及路洞更早的狮子形式，可以从南京附近金家村墓出土的花砖上刻出的狮子像去寻找。在北朝，山东省临淄出土的正光元年(525年)铭的台座、巩县石窟第5窟等类似的狮子例子是很多的。另外，在普泰洞里，正壁的佛坛底部比较窄，也许是没有雕刻狮子像的空间之故，看不到狮子像。而在左、右壁的大佛龛内却雕刻了侧面形狮子像，但它们的臀部是完全靠在地面上的。魏字洞的左右大龛里，现在仅残留着供我们想象的狮子尾部。 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狮子像的形式虽然互不相同，但是无论是正面形侧面形，与宾阳中洞的像完全不同。这和能否有足够空间来雕刻狮子像有关。如果没有空间，当然就雕刻为侧面形的像，极端情况下，也有像普泰洞那样干脆省略了的情况。不具备宾阳中洞那样规模的中小型石窟，必然要以侧面形的像为主流。但是，从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左、右壁上的第三以及第二层等处可以看到的身体为正面，但脖子转向本尊(这也不需要多大的空地)的狮子像形式消失情况来看，就有必要注意，在520-530年期间的龙门石窟里，接受了不是古阳洞而是新的南朝风格的狮子形式。 四 壁面装饰 (一)外壁 在宾阳中洞的外壁拱门上方装饰着充满了火焰纹尖拱额。承托着由龙身变化成的拱端的是与侧面形莲花相组合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在其左右站立着的金刚力士像的头上，雕刻出了有瓦的屋顶。魏字洞、普泰洞外壁上除力士像以外没有别的装饰。另外，在古阳洞有正始四年(507年)铭的安定王元燮所造释迦像龛里，雕刻出了仿木构建筑，上层为人字披形，下层为四角钻尖歇山式的屋形龛(上部中央雕刻着金翅鸟)。而继承这种样式并加以发展的却是在皇甫公窟里。拱门上方雕刻出了屋顶形，上部中央为金翅鸟，两端为鸱尾。屋顶下刻着飞天和尖拱额，额中有七佛像。承托龙身状拱端的柱子中央捆扎着莲花似的图案。路洞里风化严重，很难得知全貌，但据最近的可知，在须弥山状的物体上雕有金翅鸟。在其旁边及下方雕刻着手托日月的阿修罗、树木和龙。 在宾阳中洞外壁力士像头部上方表现的屋顶，与在汉代画像石中站立在阙下的门神像有关系。汉代以来(在墓葬美术中)，阙象征着中国神话中西王母宫殿的入口(天门)。大概是与天门的门神形象相对应的结果，金刚力士像也就立在了房顶下面。在宾阳中洞的地面上表现出莲花池，石窟内部形成了净土世界，但是，在皇甫公窟中，为了强调这一点，就在屋顶上雕刻了金翅鸟，路洞里则更进一步在拱门上雕刻了阿修罗和须弥山。迁都之前(486年左右)之例，我们知道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漆棺的棺盖上，在西王母和东王公坐着的建筑物屋顶 上绘有金翅鸟。另外在云冈石窟第9、10窟(481年以前)前室的北壁拱门上部，分别雕刻有了托着金翅鸟的建筑和须弥山。因此，完全可以认为皇甫公窟和路洞(古阳洞的安定王元燮造释迦像龛也是同样)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北魏前期、特别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各石窟的影响。 (二)窟内壁面(与宾阳中洞共同的要素) ?维摩、文殊像 在宾阳中洞里，造像周围充满了小供养人像。维摩、文殊像、萨埵太子、须达拿太子本生图、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图等全都集中在前壁两侧。这些材中，维摩、文殊像在慈香洞、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路洞里都能看得到。但是所表现的位置没有规律，慈香洞里雕刻在本尊的左右，魏字洞和普泰洞里在左右壁大龛的龛楣拱额上部，皇甫公窟浮雕在右壁大龛的龛楣的拱额上部，以及龛内半跏弥勒菩萨像头部的左右。几乎全部都是维摩像在本尊左侧，文殊像在右侧。 在北朝，维摩像和文殊像最早成对出现，是在迁都之前云冈石窟第7窟主室前壁拱门左右壁上。这里维摩像和文殊像的配置形式都是侧向本尊的形式。从本尊位置来看，维摩像在左，文殊像在右。490年左右开凿的第6窟里，虽然也雕刻在前壁，但是位于拱门上部，中央夹着释迦像，左边是维摩像，右边是文殊像。如果和第7窟一样以本尊为中心来考虑的话，就与第7窟配置相反，维摩像在右边，文殊像在左边了。所以，也可以认为在云冈石窟，维摩像、文殊像的配置方法还没有固定下来。但是在第6窟拱门上部，由于中央配置了释迦，那么在东侧(即左侧壁)上配置文殊像，西侧配置维摩像，与第7窟相反必然是妥当的。因此，可以推断从云冈石窟的第二期开始，本尊左侧为维摩像、右侧为文殊像的规则是存在的?。 另外，在龙门石窟，例如古阳洞左壁的第三层第3龛、第二层第3龛等龛中，在本尊左侧雕刻文殊像，右侧雕刻维摩像。但是，在右壁上的第二层第3龛和古阳洞右壁慧畅等造释迦龛中，却是维摩在左侧、文殊在右侧，从那之后就成了固定模式。也就是说虽然在古阳洞的初期，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混乱，但可以知道510年始，就开始采用在云冈石窟第6窟里看到的配置方法了。问题是在一个龛里只表现维摩、文殊像的巩县石窟第1窟东壁第1龛的特例，这种情况，维摩像(面朝造像)在右侧，文殊像在左侧，但可以理解为虽然没有表现本尊，它的配置方式也与本尊配置在中央一样。虽然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北魏后期，本尊左侧为维摩像，右侧为文殊像的形式可以说成了一般的配置方法。那么，这种配置方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肯定与把维摩和文殊哪一个看作上位的问题有关。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左边位置比右边高的习惯。这与天子常常面南而坐有关?。这种情况下，比西方尊贵的是东方，也就是在天子的左侧了，所以左侧比右侧高。实际上如果考虑了汉民族的宗庙里神王的配置方式昭穆制的话，就会发现中央为太祖，第二、四、六世(昭)在太祖的左侧，第三、五、七世(穆)安置在右侧，说明左侧是上位。而且在本尊左侧能看到维摩，就意味着维摩的地位要比文殊的高。 在宾阳中洞前壁拱门的左、右两侧，左侧壁上雕刻出了文殊像，右侧壁上雕刻出了维摩像。可以认为是遵循了中央虽然没有表现释迦，却似有释迦像的规则雕刻出来的结果。由此可知，这时期即便是有面对本尊这种特殊性质的前壁，那种规则也是优先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在必须区别上位和下位的造像方面上，工匠们之间似乎也产生了不少混乱，例如在文殊像的下方刻出了皇帝礼佛图、在维摩像的下方刻出了皇后礼佛图?。比起皇帝在本尊左侧、皇后在本尊右侧的规范，这里却优先考虑维摩、文殊的位置。路洞前壁上浮雕出的维摩像，如果以本尊看来也是在右侧，所以前壁上配置维摩、文殊像的规则，可以理解为在这之后，进入530年也没有发生过变化。 ?十神王像 表现了十神王像的只有路洞，但是出现了阿修罗等神王像则与宾阳中洞不同。宾阳中洞 里最早出现十神王像，与在窟内雕刻出帝后礼佛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大概是与发愿主宣武帝自身对佛教有较深的理解有关。此图的出现打破了皇帝等于如来的北魏佛教思想特色。皇帝礼佛图宣告皇帝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其结果说明皇帝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有必要利用像《金光明经》等有护国思想的经典，特别是其中有揭示国土安宁、击退外敌的思想的鬼神品，这就是出现十神王像的原因。在巩县石窟第1-4窟里，虽然也雕刻了十神王像，但似乎仅此还不够，又增加了汉民族传统图像中的畏兽形象。宣告了皇帝也是俗人的洞窟，基本上是在皇帝发愿窟，在其他洞窟里雕刻十神王像应该是不允许的。尽管如此，在路洞里也雕刻出了十神王像，这无疑证明了皇帝的力量在降低，肯定再不会有其他原因。 (三)窟内壁面(宾阳中洞里看不到的要素) ?涅槃像 在宾阳中洞里看不到的形象，以魏字洞的左壁和普泰洞左壁上出现的涅槃像为例，这种题材的图像，在迁都之前的云冈石窟第二期末的各石窟(第11窟、第13-14窟)里已经能见到了。但是，魏字洞和普泰洞的图像在北魏是较早的例子，无疑是北魏末期到北齐期间流行的涅槃像的先驱。从在魏字洞以及普泰洞的与涅槃像相对应的位置(前者在左壁大龛楣拱额右下方，后者在左壁大龛楣拱额左下方)上雕刻出的与它无关的图像来看，不能断言那里最初就有要表现涅槃图像的计划。但是，与龛楣拱额内的浮雕相比，它的制作时期也不会太晚。 普泰洞中的原作保存得比较好，在仰卧的释迦像的枕边上能看到一身双手合掌的比丘，释迦上方还雕刻出了为释迦之死致哀的四个比丘的头像。在其旁边的大钟下面还能看到两身比丘。魏字洞里虽然没有雕刻出大钟的图像，但除了在释迦旁边多出现了几身弟子像外(隐约地能看到触摸释迦脚的迦叶似的人物)，构图大致与普泰洞相同。在云冈石窟第三期的各石窟中，第35窟(515年左右)和第38窟(512-525年间)里出现了涅槃图，在后者的图像中上方似乎可以看到弟子像。但是，从释迦的头部开始可以找出很多差异点来，如上部的弟子像只雕刻了上半身等。另外，在巩县石窟第1窟西壁上也雕刻出了涅槃像的龛。由于现在只能看到几身弟子像，所以，也有研究人员对此持保留态度。然而那里没有雕刻佛背光的痕迹，弟子像的排列方式都与魏字洞、普泰洞相类似。因此现在虽然看不到横卧的释迦形象，但是，龛内雕过释迦涅槃像的可能性很高(只不过这里，从弟子像的视线方向来看，可以想象是朝释迦头的方向的，与魏字洞、普泰洞相反)。此外，北魏后期的例子，还有嵩县铺沟石窟、炳灵寺石窟第132窟拱门上部、麦积山石窟第133窟10号碑、庄浪卜氏造像塔第二层、陕西省安塞县云山品石窟第3窟中心塔柱第二层左面等。 ?树下半跏思惟像 树下半跏思惟像和涅槃图一样，也是宾阳中洞里看不到的题材。无论是在魏字洞，还是在普泰洞，这两种图像都被对称地雕刻在左、右壁的楣拱额内。皇甫公窟的则有所不同，在正壁上构成七尊像的半跏像旁边出现了树木，其上雕刻出了供养弟子像。塚本善隆氏提出，魏字洞右壁大龛的楣拱额内的树下半跏思惟像是大龛内的弥勒菩萨像，“应该是即将成佛的佛”。但是，却没有谈到普泰洞的树下半跏思惟像和大龛内如来坐像的关系。迁都之前，云冈石窟第9、10窟、敦煌莫高窟第275窟的树下半跏思惟像都是作为交脚菩萨的胁侍，是修行者的理想姿态。另一方面，在河南省渑池县鸿庆寺石窟第1窟西壁上，雕刻出了与树下半跏思惟像在一起的白马犍陟的形象。迁都之前的作品中，与犍陟离别(与白马吻别)的场面中肯定要出现半跏思惟像，但是旁边没有雕刻树木，而且，即便是树下半跏思惟像，除它自身作为胁侍的情况外，一般都是单独出现的。因此，可以认为在520年前后，本来互无关系的与犍陟离别和树下半跏思惟像的两种题材，由于半跏思惟像的媒介，相互融合在一起。这样没有犍陟形象的魏字洞里，树下半跏思惟像是悉达太子像的可能性也很大。 在渑池县鸿庆寺石窟第1窟西壁的犍陟离别图中，能看到供养人及随从的形象。在从520 年左右开始的魏字洞、普泰洞、以及北朝领域的各地，出现了在手持华盖、羽葆的随从陪伴下的世俗人物像礼拜树下半跏思惟像的场面。莲花洞的南壁中层雕刻出了头戴冕旒的人物在树下半跏思惟像的面前跪拜的图像。虽然可以认为这些都是汉化了的佛传中的人物形象，可是，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的皇帝像、供养人像总是与手持宝盖、羽葆的随从表现在一起的话，那就不能否定作为礼拜悉达太子的世俗人物来表现的现实中的皇帝和供养人形象的可能性。 ?路洞的壁面装饰 在前壁上部雕有树下半跏思惟像的路洞，风化严重。旁边还能看到有菩萨像，但无法断定周围没有雕刻一身世俗的人物。在石窟壁面上没有开龛的路洞，左壁上下分为四层，右壁上下分为五层，上面三层每层都雕刻了如来像，它们大多与树木表现在一起。并且，在左壁的第三层、右壁的第四层中雕刻了如来像的建筑物周围，还雕刻出了莲花池。南北壁面上大概也是表现净土世界吧。在右壁上的第五层的降魔图上方，不知为什么出现了牵骆驼的人物形象。另外，不仅与宾阳中洞，与520年以后的龙门诸窟也有很多差异的是路洞的壁面装饰。在正壁的本尊像的左右两侧雕刻出的插着植物的花瓶图案(插花图案)，在皇甫公窟里也能看到，这原本是印度图案，大概是在520年前后经过南朝传人龙门石窟的。 五 主次关系与造像的配置方法 (一)三世佛 现在，把宾阳中洞里雕刻出的三身如来佛像确定为三世佛已成定论。北魏时期在一个洞窟里出现的三身如来像常常被看作是三世佛。虽然也有中央配置交脚菩萨像的(弥勒菩萨像)，可是本尊大多是释迦(现在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判断左右两边哪个是过去佛哪个是未来佛，把宾阳中洞以及云冈石窟第20窟等窟的题材定为三世佛的刘慧达先生也无法判断究竟哪个是过去哪个是未来佛。但是，在一方为菩萨像的情况下，那它就是弥勒菩萨，另一方就可以认为是过去佛。根据这种说法，在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中，慈香洞和皇甫公窟两窟的右壁为弥勒菩萨像，那么左壁就是过去佛。在皇甫公窟里，弥勒菩萨像不是交脚式，而是半跏趺坐式。探寻龙门石窟附近的石窟，就会发现在鸿庆寺石窟第3窟中(北魏末期)，本尊右侧是弥勒菩萨像(交脚)，左侧是过去佛。 以此相对，在巩县石窟的惟一没有中心塔柱的第5窟里(530年代前期)，右壁的为过去佛，左壁的为弥勒菩萨(半跏趺坐式)，与龙门石窟的配置相反。在云冈石窟第三期的各石窟中，在515年前后营造的第35窟、或者第5-10窟、13-15窟、13-16窟、13-17窟的交脚菩萨像几乎都配置在本尊的右侧。特别是在第13-15窟中，由于右壁上雕刻有二佛并坐像，那么可以确认本尊是释迦、右壁为过去佛、左壁的为弥勒菩萨。另外，在炳灵寺石窟第126、132窟(都为北魏后期)中，本尊为二佛并坐，也是右侧为过去佛、左侧为弥勒菩萨像(交脚)。时代再晚一点，北魏到东魏期间开凿的山西省昔阳县石马寺石窟第3窟和顺县云龙山石窟的东窟里，也是把结跏趺坐式过去佛雕刻在右壁，倚坐式弥勒菩萨像雕刻在左壁。还有，在麦积山石窟北魏后期的各石窟中，第101窟、第163窟的右壁上雕刻出过去佛，左壁上雕刻出弥勒菩萨像(交脚)。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第142窟看到的那样配置形式混乱的地区。但北魏后期，在龙门石窟以外的地区，把弥勒菩萨像配置在本尊左侧的方法成了主流。 从云冈石窟第三期的几个洞窟开始，在炳灵寺石窟第126窟、第132窟中，把过去佛配置在本尊右侧，弥勒菩萨像配置在左侧，可能与右绕拜佛方式有关。在中心塔柱窟的巩县石窟第1-4窟中，弥勒菩萨像配置在右绕拜佛时最终到达的位置。在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塔柱的东向面也能看到弥勒菩萨像，可以认为最晚在490年前后，弥勒菩萨在中心塔柱上的位置就已经确立。所以，迁都以后，即便在没有中心塔柱的洞窟中，弥勒菩萨像也被雕刻在本尊左侧。 (二)与弟子像的关系 在明确区分出二弟子特征的巩县石窟第1-4窟中，其配置方法与宾阳中洞不同(右老年、左少年)，在第3窟里只有一个是相反的。左壁有弥勒菩萨的第5窟里也采取了右老年、左少年的配置方法。另外，麦积山石窟第155窟，是迁都后较早地采用了少年弟子在右、老年弟子配置在左的配置形式。还有在第121窟正壁大佛龛内，本尊的右上方塑造了五身小弟子的影塑，右上方有五身老弟子的影塑。但是，在这个洞窟里，与正壁大佛龛右侧的弟子像相对的左侧的弟子像是螺髻像，从那以后，在麦积山北魏后期的各石窟里能看到很多这样的组合形式。在云冈石窟，老、少弟子像的特征醒目的例子，只在第5-10窟内能看到类似的形式，不仅在迁都以前，就是在迁都以后也极少。而且，在北朝的各地，老、少弟子组合形式的普及也是到了东西魏分裂以后。 迄今为止虽然没有人指出过，但在龙门石窟皇甫公窟的过去佛和弥勒菩萨像的配置方法确实与弟子像排列方法相关的可能性很大。弥勒菩萨在右壁、过去佛在左壁和本尊右侧少年弟子、左侧老年弟子的理由是共通的。就像在维摩、文殊像的配置方法上看到的，它与汉民族传统的左位优先思想(崇左思想)有关。左侧是右侧的上位，换句话说左侧配置年长的，右侧配置年幼的，大概是老年与过去、少年与未来(弥勒)相结合的结果吧。也有可能，没有考虑“昭穆”，而是为了使造像的配置形式更加统一，而使整个洞窟的含义融入到了儒教的传统(礼制)中，使它更富有权威性。 从四川出土的几组群像的形式来看，弟子没有老少区别。虽然不能把它们无条件地看作南朝的代表作品，但把这种配置方式运用在过去佛和弥勒佛(菩萨)配置的想法，始于北朝(龙门石窟或洛阳)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维摩、文殊像的配置方式，在云冈石窟第二期就已开始。问题是，把迁都之前就已存在的维摩、文殊像的配置方式用于区别新出现的老少弟子像，并把它用于过去佛和未来佛的配置方式的是不是宾阳中洞的工匠们。可以确认在前壁雕刻出的维摩、文殊像与皇帝皇后礼佛图之间的混乱，且本尊左右雕刻的都是如来立像，没有区别过去佛和未来佛。因此还不能断言以汉民族传统为基础的造像配置方式始于宾阳中洞右壁为弥勒佛，左壁为过去佛，但在略晚于宾阳中洞的慈香洞右壁出现了交脚菩萨像。慈香洞的规模较小，也不明确弟子像是否有老少区别。正因为如此，这种造像的配置规则在这个洞窟之前被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就很高，十分有可能是在宾阳中洞。总之，明确表明这种配置规则的肯定不会是皇甫公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慈香洞里弥勒佛被雕刻成了交脚菩萨像，并且还延续到了皇甫公窟(为半跏趺坐式)。 (三)两身的弥勒菩萨像 魏字洞中似乎无视这种传统，出现了左右壁都雕刻半跏趺坐菩萨像的新组合形式。把半跏趺坐菩萨像看作弥勒菩萨，那么，魏字洞的左右壁龛内的就是两身弥勒菩萨像。这样的例子能在属于云冈石窟第二期末或第三期的第11-17窟、第33窟里(不是半跏趺坐式的，是交脚像)找得到。在第三期的各石窟里，由于在第24窟的左、右壁上出现了二佛并坐像，根据图像学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是由于重视左右对称性的原因。宿白先生认为第11-17窟营建于迁都之前，第33窟营建于515年以前，因此，无论哪一个都早于魏字洞。那么，魏字洞里雕刻的两身弥勒像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重视左右对称性的第三期各窟的影响。如上面所看到的，虽然魏字洞中，南北壁楣拱额内左右都雕刻了树下半跏思惟像，显然工匠们是以左右对称为目的的。另外，在皇甫公窟正壁五尊像的左右两侧分别雕出了树下半跏思惟像，而形成七尊像，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另外，魏字洞和普泰洞两个石窟的左壁的楣拱额左右出现的树下半跏思惟像中，只在其中一边的下方出现涅槃像仅有的一个无视左右对称的例子，可能是后来补刻的，或者仅仅是 偶然在那里雕刻出的涅槃像。但是相反，把它与树下半跏思惟像相对表现出来也可以说是由于某种意图而形成设想。表示希望成道或即将成道的树下半跏思惟像和完成了涅槃的涅槃像组合在一起，并且，(在宾阳中洞之后)把它们放在本应该过去佛的左壁上，表明了魏字洞和普泰洞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释迦是过去的存在。这与强调了佛法从过去到现在、然后未来永远延续的宾阳中洞和皇甫公窟不同。于是，与左右大龛内如来坐像的尊格不明确的普泰洞同样，魏字洞被认为是强烈表现了释迦作为过去的存在、弥勒是未来的憧憬，从而创造出了一佛二弥勒的新的组合形式。 左右大龛内配置两身弥勒像的形式，有可能是受到云冈石窟第二期末或第三期各石窟的影响，另外，由于涅槃像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在云冈石窟。就不能否认魏字洞里出现涅槃像受到云冈石窟影响的可能性。不过那里的涅槃像和尊像的关系与魏字洞不同。在把弥勒像配置在左右两边的云冈石窟第11-17窟和第33窟，没有出现涅槃像。当然，在云冈石窟第二期末或第三期的各石窟里，既然采用了涅槃像，也就能够推测出在那之前没有认识到释迦之死的时期，工匠们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魏字洞中却没有考虑“皇帝即如来”思想的重要性，不仅接受了释迦之死，而且可以说工匠们更进入到了把它与强烈期待下一个如来——弥勒的下生结合起来的阶段。 结 论 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特别是在造像的样式方面，除了与宾阳中洞外，还与巩县石窟第1-4窟之间有许多共通点。可是从没有中心塔柱和造像的配置规则的差异来看，很明显并不是把巩县石窟第1-4窟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营建的。另一方面，颇有意味的是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云冈石窟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的各石窟的很大影响。相反，从龙门石窟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传播到第三期的信息似乎不是很多。在龙门520-530年期间的各石窟中，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三个石窟之间的关系比较接近。慈香洞虽然与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但可以看到如来像袈裟的穿着方法等细部形式有所不同。也有规模较小之例，可知虽然工匠们受到了宾阳中洞的影响，但与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的工匠不是同一系统的。路洞也与宾阳中洞或皇甫公窟有一定关联，但在洞窟形式上与520年间的各石窟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 另外，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三个石窟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点。例如在如来像、菩萨像的风格及形式、前壁没有如来立像方面，就能把魏字洞与普泰洞、皇甫公窟分为两类，但是在是否有涅槃像的壁面装饰方面，可以分为魏字洞、普泰洞与皇甫公窟两类。由此可见，它们不是同一组工匠开凿的。魏字洞和皇甫公窟两个石窟之间，石窟的营建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普泰洞跟它们中的哪一个都存在着共同点和差异点，而且很难分得清楚。在魏字洞里，同样在左右壁的楣拱额内装饰了树下半跏思惟像，左壁上还雕刻出涅槃像，但是，在左右壁大龛内雕刻如来坐像的普泰洞里，如果它们都被看成是弥勒佛的话，就应该是受到了魏字洞的影响。但与正壁的本尊组合起来看，如果是三世佛的话，就应该是吸收了宾阳中洞的传统，并且由此成为向皇甫公窟过渡的桥梁。 虽然皇甫公窟不是皇帝的敕愿窟，没有雕刻出十神王图，但是，根据尊像以及外壁、地面、窟顶装饰，石窟内部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净土世界，完全继承了宾阳中洞的传统。而在外壁上雕刻出了须弥山、地面和左右壁也都雕刻出了莲池的路洞，可以看成是净土世界的夸张表现。把宾阳中洞中基于汉民族传统的尊像配置方法中尚存的不明确之处发展完成了的也是皇甫公窟的工匠们。在皇甫公窟里，把各种不同来源的三世佛、维摩一文殊像、老少弟子像等按照统一的基准，重新组合在一起，不仅将它们明确地表现出来，而且还采用了巩县石窟和洛阳的流行形式，说明此窟是龙门520-530年期间各窟的代表。 在石窟内雕刻三世佛，是为了表现佛法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永远延续到未来。可是，其中也融入了北魏皇室家族永远繁荣的愿望。很明显这与以孝道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由于依据崇左思想(礼制)来统一尊像配置方法，因此，宾阳中洞及皇甫公窟与它们之前的石窟之间的确存在着界线。除了在本尊左侧配置过去佛、右侧配置弥勒外，还必然地应该采用与过去右绕拜佛方式不同的礼拜方式。因此，可以说在那里出现了同样重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汉民族化了的造窟概念。 但是，这种造窟概念，基本上不出龙门石窟以外，只在周围的几个石窟里，并且采用的形式也不完全具备。另外，在石窟以外，郑州荥阳大海寺出土的造像碑(525年，河南省博物院收藏)也有老少区别的弟子像(右年少、左年老)和汉民族化了的力士像，可以看到与龙门520-530年期间各石窟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也存在着把维摩配置在本尊右侧、文殊配置在左侧的情况。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仅是宾阳中洞，就连龙门石窟自身也都属于北朝文化圈中的少数派。而且在宣武帝死后，北魏朝廷内部发生了围绕胡太后的一连串的权力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河阴之变(528年)，无疑也给这些石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总之，北魏朝廷的衰弱，就影响到了北魏佛教中枢之一龙门石窟向心力的下降。因此，在北朝领域内各地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大众容易接受的佛教美术，换句话说，可以认为是促进了与民间信仰的融合(这也是一种汉民族化)。本文没有论及这一时期也很重要的涅槃像出现与末法思想流行的问题，虽然魏字洞里已经看到了它的萌芽，但接受了释迦之死而产生的各式各样造型上的变化，将是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注:本文译自《佛教芸術》267号，译文经赵声良研究员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