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高风险包括 流动的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

现代社会高风险包括 流动的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 流动的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共享时空” 鲍曼和贝克以极具洞察力的双眼和丰富想象力的大脑透析并解释了历史动态时空的某个相对静态阶段的周遭;而有意将自己的视角置于周遭之外的时空并给周遭环境以解释的主体自身—鲍曼&贝克也客观存在于被他们选定为解释对象的周遭环境之中，并且他们不能确保自己的来源于“他们当代时空”和“过去时空”的意识(知识、文化、道德、伦理、逻辑、观念、技能等)丝毫不受到那个时空所发生的“流动洪流”与“风险风暴”的影响。 如果说他们具备了这种将自我抽离出客体所依附或存在的时空中的能力并将自己对所处时空的历史动态的取向与脉络骨架的分布规律以凝练的辞藻呈现在世人面前，怀着让人们看清这个世界的面目的期望时，结果往往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假设社会的流动洪流与风险风暴真的在悄无声息的进行时的话，那处于实际困境中的人们不会对有关他们生活的周 1 遭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的理论感兴趣，面临着现实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未来风险的反应主体当下思维的神经不会像无忧无虑时那样的活跃，时刻焦急地思考如何摆脱预防现实的和将来的危机与风险。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一个疑问，同样我们也会有很多质疑:风险是否真的存在,已出现的风险的存在无可厚非，那预期的风险的后果是否被主观的夸大呢,遭受风险的对象又是谁，受风险影响的方式是怎样的，是建构风险的人群还是未意识到风险的无知者,是心理上的风险后果还是身体上的风险伤害,更重要的疑问产生了，随着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社会各要素新的时空分布造就了怎样的不同于先前时空的结构，以至于社会发展明确方向所依托的基础变动，从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我们承认现今社会流动动态与风险因素相交织的事实，以上的疑问也暂且搁置，毕竟我们还不具备将自我抽离出客体所依附或存在的时空中的能力并将自己对所处时空的历史动态的取向与脉络骨架的分布规律清楚解释的能力，当然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能，这种将个体与社会完全分离的思想如同将肉体与灵魂分离的二元对立没什么区别，是不能实现的也只会造成永无结局的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只是一种被化并成为可重复性且为大众通识认可的对现存或未来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事物的定义，这里也不排除那些不会危及自身利益的纯粹主观臆想的风险。如 2 果说流动的时代是对社会时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解释的话，那么风险社会则是对社会某种语义学上的描叙或定性，同样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是“多元社会”等。从流动和风险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社会也许只是一个认识解释社会的层面，当不同的维度构成一个解释的多维空间时，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历史的时空分布，无论是动态的趋势还是静态的形式。至于这种理论的理论背景、方法论、认识论这里无需刨根问底，分门划派，只需简单的了解，毕竟探究的脚步还处于“浅水区”。 (一) 风险 追溯西方现代理性的起源，必不可免的要谈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同样不可不涉及到两个主要—人本主义的感性和回归自然的理性。当西方革命性的将处于统治地位的神的地位降格到人自身以下时，人们长久被压抑的情感喷涌似的爆发了;当人的地位高于无所不能的神时，不受束缚的人则成为了衡量万物的尺度，无所不为，一个感性泛滥的时代及造就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也使人们处于一种混乱的无秩序状态;当人与自然的冲突引来自然无休止的报复时，人们开始理性的思考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群内部如何实现和谐进步;当 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推测。从产业革命到现阶段仍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贯穿于其中，理性始终引领着 3 社会的方向;就像金银以其罕见的特质扮演了人类通用的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似的，科学以其自身的特质扮演了社会理性的主角，科学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充当发言人的角色—政治领域中代表政治理性的科层制、经济领域里代表经济理性的一系列“凯恩斯”式的经济发展理论等。当科学被奉为理性世界中的“神”时，信奉理性个体的自觉的理性选择是否已经被科学的绝对权威给教化了不可得知;社会的分化程度愈高，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愈强(愈是传统的社会，宗教等非理性的事物地位越高，理性可能是在解传统化的过程中或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解放出来的);的确，社会仍在进一步的分化过程中，那么依照这个不可逆转趋势下的逻辑，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会愈演愈烈，也许已经出现了科学宗教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是普通大众对科学理性的过渡信任促成的——个体将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对个人理性的权力行使权让渡给了科学，以至于科学代表了整个社会的理性;但是，我们要知道，科学并非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绝对客体，科学的生存与延续掌握在社会精英中的一小部分人群中，这部分人就是具备排他性知识的科学家和专家们(这里的排他并非指科学家的职称是世袭的或科学家的群体边界是固定不变的，不能有新的人员加入，而是说科学家们占据的知识资源是大部分人所不能占据并加以使用的，其他人要想动用这些资源获利只有通过科学家对科学理性的操作才能间接 4 行使;这也是大部分人为何甘愿将自己对自我理性的控制权力部分让渡给科学理性的部分原因，即他们可以从这种交换中获得利益(就举个例子，人们相信现代医学可以减轻疾病的困扰，生病了就要看医生)。当然我们不可得知当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信任成为一种长久的依赖或习惯时，一旦科学理性违背了信任者的期望会对信任者产生怎样的冲击，——当我们相信医学可以治疗自己的身体疾病却意外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时，信任者也许会怀疑科学理性欺骗了自己对其的信任。 诚然，到此还未涉及到风险，但回顾一下你会惊奇的发现风险已经在我们将自己的理性控制权让渡给科学理性的过程中悄无声息的酝酿了。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似乎是某种形式的“符号暴力”，科学将其权威性的符号影响施加到对其的信任者身上;也许这也意涵着某种科学权力的味道，隐含着某种个体理性选择的思维等等无法详述。的确，论及到风险，我们不可忽视这种理性让渡导致的科学对信任者的某种民主外衣下的专制;先不论及风险的具体来源，科学理性掌握着度量风险危害程度的标尺，科学理性总是以自身的理性权威给遭受风险的信任者一个“可接受的标准”，(当今PM2.5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而科学理性的代言人总是扮演风险审判的法官，一而再的改判PM2.5的判决书——申明其不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当然，科学信任者中也出现了不少 5 的异端，出行佩戴口罩等防毒面具;这种现象是人们对风险危害程度的主观夸大还是科学一再掩盖风险后果的实际效果而造成了人们对科学的怀疑，连代表社会理性的科学都不能确定风险的实际存在，以致绝对权威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信任者对科学理性存在合理性、合法性及其理性权威代言人可信度的怀疑)。这种可接受的标准似乎又回到了科学权力的层面，毕竟“可接受的标准”意涵着要维护科学权威地位的潜在意图;同样科学理性上升到国家理性的层面时，科学理性的权威不可避免会与政治权威发生冲突，为平息冲突，更重要的是维持科学权威的存在和发发展，科学权威未免不会与政治权威达成单方面媾和—屈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从容获得政治权威的支持(日本福岛核泄漏则是典型，政府支持核科学的发展应用却将民众或科学信任者选做了核风险后果的承担对象)。 回到信任者对科学权威的怀疑度不断增加的问上来，就要涉及风险的具体来源及科学理性对风险的实际贡献。风险的类型主要有两类:真实存在的风险和有不确定性引发的意想的风险。至于另一个特殊的风险—自然灾害则搁置一边。其实，当理性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头脑之后，科学理性对风险的贡献率就一直居高不下，不否认科学理性下的社会取得了丰伟的成就及巨大的进步但这种理性统摄下的快速发展衍生出了大量成果的异形—风险成果;至于为何会出现臆想的 6 风险，则涉及到信任者对科学权威的怀疑的暴增，科学理想代表的方向不在成为社会跟从的方向，因此就造成信任者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任者对未知风险危害效果的预期，臆想风险的形式亦随之增加;诚然，信任者不是丧失而是主动放弃了其理性的代言人或理性行使的委托人—科学理性(信任者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丧失对理性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是不可剥夺的，在其收回使用权时也可认为是理性选择意识的觉醒)。 在分清了两种产生于人类自身的风险之后，我们也不可忽视人类社会产生的具体风险对自然风险的贡献.认为制造的风险加剧了自然风险爆发的频度和强度;也不可忽视实在风险与臆想风险间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更多的是实在风险增加的人们对臆想风险的恐惧并造成更多臆想的风险;当然也不乏利用风险获取暴利的“风险投资家”-制造臆想风险以达到商业意图。 正如上述所隐含的，风险可以被看做社会某种因素的的一种不确定性分布状态，那当这种状态的社会与流动的时代相交织在一起时，就势必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时空分布，当今社会也即这种结合的典型。 (二)流动的时代 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化，传统社会的解传统化也愈演愈烈，在分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似乎再也见不到建立在以感性为主 7 导的群体或组织;政治领域里的权力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也以其强有力的穿透力和流动性摧残着剩余传统部分的血缘、宗族关系;权力和资本撕裂了个体与群体间的脐带，代之以“纯粹的”经济理性和利益人情。现代化的时空分割模式既是一种过渡理性的结果，也意涵着某种维持个体独立性、抵触社会流动浪潮的某种倾向。这里不涉及具体社会组成因素的流动，当政治领域里的权力和经济领域的资本在社会时空的脉络间流动的同时，各种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也会随之而动，可以说权力和资本的流动是这个时代流动的两大驱动力;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在权力和资本的驱动下，社会进步的高速列车无限速的一往直前，造成了这个时代流动的巨大涡流，至于那些被权力和资本边缘化的群体则被旋入涡流之中，成为流动时代社会进步的牺牲品也即废弃生命中想现代性的产品剩余、垃圾。 先搁置社会流动的这一方面的影响，当将风险引入到流动的社会中时，就诞生了一个真正的流动时代与风险社会的“共享空间”。在流动浪潮的冲击下，依附在社会各个层面的科层制结构节点上的个体也难逃这种流动潮流的冲刷，传统社会中那种世袭或固定的职位不复存在，个体存在感所依托的职位、资产等也成为不确定性的流动对象(上面的“现代化的时空分割模式既是一种过渡理性的结果，也意涵着某种维持个体独立性、抵触社会流动浪潮的某种倾向”也正是对 8 这种流动时代不确定性的一种反馈)。 当固定时空的风险后果被社会的流动性放大以后，其产生的不仅仅是风险后果效果的无边界性扩散，也会造成实在风险衍生物的借机滋生;这里的风险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风险，臆想的风险一旦被这种潮流席卷其中，其后果也不可预知。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风险后果的预期，以及信任者对科学理性权威 的怀疑更是加剧了信任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人们对风险的一种误识—实际风险的防御被低估，臆想风险的后果被夸大，但这是流动时代和风险社会的抱团共同作用的后果在人们具体行为和心理活动上的反应。 而流动时代和风险社会的结合到底构造了一个怎样的“共享时空’，恐怕还难以界定，但这个共享时空中的社会生活状态却被每一个生活实践者亲身体验并感受着—流动侵蚀着人们感情依托的根基，风险的不确定干扰者人们对未来的方向感，个体如同空气中的水分子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似乎许多人在这种游离中迷失方向;流动的时代失去的是什么,理性至上压抑的是什么,那些传统中宝贵的东西被流动的现代摧毁，被对风险的恐惧遗忘在了社会的黑暗角落。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