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名古屋事件

日名古屋市市长再度表示无意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 氜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公然抛出“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存在”言论后，曾先后两次表示无意收回相关言论，并拒不道歉。3月13日，河村再次表示“不会收回言论”，并对大屠杀中方军民死亡人数公然提出质疑。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3月13日报道称，在得知自己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言论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有人呼吁应制定“南京大屠杀否认罪”后，河村在13日举行的记者会上称：“中方国内的反应是希望我控制自己的发言。” 　　针对南京大屠杀，河村再次对中方军民的死亡人数提出质疑，称“30万中国人被杀，这个数字无法想象”。他再次表示不会考虑收回自己的言论。 　　河村于2月27日和3月8日曾先后两次就否认“南京大屠杀”表示无意收回发言。对此，日本媒体曾发表社论河村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论，指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年份，河村发表这种言论非常不恰当。南京市与名古屋市作为友好城市停止官方交往，也将对纪念活动和经济交流产生影响。 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日前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引起国内外各方人士共同关注。这次进京开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邹建平教授带来一份关于《呼吁国家制定“否认南京大屠杀罪”》的建议，得知有这样一份建议要提交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有36名代表主动签名。邹建平代表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奥地利等国对于二战纳粹罪行制定“否认大屠杀罪”有先例可鉴，我们也应该参照立法，给以河村为代表的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以强烈的威慑。 　　立法才可以扼制否认历史的行为 　　“当前，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为代表的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翻案。”邹建平对记者坦言，带来这么一份建议，并不纯粹是个人想法，“到北京开会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到我，因为要想在全国层面立法，就要在全国两会上提这样的立法建议，我听了以后，觉得是非常好的想法，特别是在了解了一些背景资料后。” 　　“战争犯罪，时间长了就会有人否认，历来如此。因此，欧洲一些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扼制这种反复，扼制混淆视听的言行，我们之所以建议定这个罪，也是为了伸张正义的力量，不能随意就否认掉历史史实，除非是有新的证据。”邹建平代表说，像名古屋市长河村，为了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竟荒谬地抛出了“其父曾侵华但受华人热待”、“不可想象故无屠杀”这样的论调，让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无法接受。他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可现在，轻易就否认掉，对这种个人行径，我们似乎除了外交抗议，也没有更具震慑力的办法。“如果国家制定‘否认南京大屠杀罪’就不一样了，他就要受到法律‘惩罚’——虽然他是日本人，但他只要进入中国，就得接受相应的法律条款制裁；哪怕他不来中国，他也是犯了中国的罪，违反其他国家的法律，对他的政治生命也有影响。”邹建平说。 　　36名代表主动联名签字提交建议 　　邹建平的建议在团里提出来之后，很快得到了江苏团代表们的支持。他介绍，每年人大代表都会将自己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来，并征求团里别的代表们的看法，同意的就签上字。“看了的人基本上都签了。” 　　邹建平是3月7日晚上将这份建议交上去的，当天下午正是江苏团开放日，那么多日本媒体关注南京与名古屋暂停官方交往一事，深深触动了在场代表们的心。会场上，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宝代表严正表态，并指出河村的错误言论极大地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自己的实名微博上说，“我们组人大代表、南京艺术学院邹建平教授写了个呼吁国家制定‘否认南京大屠杀罪’的建议，我马上签字同意了。” 　　“事实上，我的建议只要以我个人的名义交上去就可以了，即使是议案也只要30人联名就够了，后来有那么多人愿意签，一共签了36人。”邹建平告诉记者。 　　在德国否认历史最高可判刑5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南京也关注着将制定“否认南京大屠杀罪”的建议带到两会上的进展。昨日他在微博上回应说，欧洲许多国家早已制定了“否认大屠杀罪”，也没有所谓言论无罪的说法。“散布法西斯主义，替军国主义翻案就是新的犯罪。”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者、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吴旭也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应该参照德国、奥地利等国对于二战纳粹罪行制定“否认大屠杀罪”——德国作为二战施害者，奥地利等国作为受害者，皆立法对于否认二战纳粹反人类罪行予以法律约束，更有支持纳粹观点的人士入罪5年的先例。据了解，大约15个欧洲国家已经在现行法律中明文规定，反对任何否认和美化历史的行径。例如在德国，类似行为将被严厉制裁，可判处最高5年的刑期或罚款。　 南京政府三次回应 · 第一次回应：驳斥 　　时间：21日 00∶13 　　南京市代表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这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南京人民的不尊重。 · 第二次回应：指责 　　时间：21日 18∶49 　　南京代表团发布“说明”称：日本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了河村的言论，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我市代表团的回应。 · 第三次回应：“断交” 　　时间：21日 22∶26 　　南京市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经授权发布：南京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与名古屋事件相关的:日政客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 曾称其为“讹传” 摘要：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共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忍杀害。然而在当今日本政界和民间，仍有不少人对这段历史采取否定态度，不思悔改，甚至称这段历史“虚假”。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又老调重弹，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宣称“没有这回事”。 　　环球网记者王欢报道，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共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忍杀害。然而在当今日本政界和民间，仍有不少人对这段历史采取否定态度，不思悔改，甚至称这段历史“虚假”。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又老调重弹，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宣称“没有这回事”。 　　据日本《产经新闻》2月20日报道称，河村隆之在20日的谈话中谈及了“南京大屠杀”，他称：“1937年‘南京事件’（日本针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发生时，正常的战争行为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事情，但所谓的‘南京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据称，河村隆之的父亲曾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并且一直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河村自称曾经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此他称：“如果在8年的战争中发生过像‘南京事件’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还会做出（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的）热情接待的事情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河村还宣称：“对于这种一直因无法判明实情的事情，有如芒刺一样，使双方的交往始终处于不顺利的状态。应该在南京组织关于这段历史的研讨会。” 　　《日本新华侨报》报道指出，尽管多年来，日本民间有人不断访问南京，为判明“南京大屠杀”寻找各种证据，但政界仍旧有人不愿意正面历史，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河村隆之的这一看法早在2009年9月的名古屋市议会上便曾有陈述。当时，河村隆之认为：“战争行为或许不可否认，但关于‘南京事件’的问是不是讹传啊？” 　　报道评论认为，日本名古屋正是当年中日“乒乓外交”的发源地之一，且201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本政客在这个时候重提“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的话题显然不明智，也是不合时宜的。 名古屋：中日关系中的两面派 日本一方面与中国进行热络的民间交流活动，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对战争罪行的清算和反省并不彻底。图为去年4月10日，中日在爱知县名古屋联合举办“庆祝乒乓外交四十周年友谊比赛”。本报记者 季春鹏/摄 河村的现象更多反映了一种现实：在日本国内，持类似历史观的人普遍存在，并非仅有“右翼”，并非仅在名古屋一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华发自北京 近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市代表团时，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等言论，导致了一场颇为激烈的风波。这场风波虽然有其人、事、地的特殊性，但却有其历史与现实背景，显示了日本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一个城市的两个面 在讨论河村隆之的言论之前，应先了解一下名古屋这座城市与中国的关系，这是“河村”言论出台的土壤，其特征在日本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方面，作为日本的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其所在的爱知县与江苏省亦缔结有友好关系，当地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有一批日中友好组织，还有一批切实期盼两国关系发展的友好人士。这里是日本中部地区主要华侨聚居地，也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每年农历春节时，华侨社团都会在当地举行“名古屋春节祭”（日文的“祭”指节庆活动），是日本三大“春节祭”之一。每逢此时，很多当地居民会纷纷参加春节活动，品尝中国美食，欣赏中国传统艺术。 这里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名古屋及其所在的爱知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汽车业巨头丰田公司所在的爱知县丰田市，距离名古屋市中心不足30公里，很多名古屋企业都在为丰田汽车生产配套产品，而中国市场对丰田的意义不言而喻。又如，名古屋本地企业、日本最大的蔬果汁饮料企业“可果美”（Kogome）公司也在中国有大量投资，这家企业在杭州投资的工厂日渐红火，其产品已在不少中国大城市的超市时常可见。 这里还在积极招揽中国游客，希望从每年中国赴日百余万游客中“分一杯羹”。目前最为红火的中国赴日旅游产品“大阪-京都/奈良--东京”线路中，名古屋恰好位于路线正中，但又时常为路线所忽略。为此，名古屋一直希望通过开发附近岐阜等地的旅游资源，吸引中国游客到当地滑雪、度假和购物。 实际上，即使是河村隆之本人，对与中国发展关系也曾经是表现出积极姿态的。记者驻日期间曾在名古屋参加过一次东北亚旅游业界的会议。河村隆之当时不仅到场参会，而且讲话也显得“热情洋溢”，并与到场各国嘉宾言谈颇欢，甚至因饮酒过多而略显醉态。名古屋市政府对于那次活动也非常重视，其后确实做了不少面向中国游客的推广工作。 名古屋师团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主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名古屋的对华关系也有其另一面。名古屋第三师团便是其中一例。 历史上，旧日本陆军最初的师团分驻于各大城市，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征兵。驻扎于名古屋的是第三师团，这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早建立的几个主力师团之一。早在甲午战争时期，第三师团就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辽宁的海城、牛庄等地作战。日俄战争时期，第三师团在辽宁参加过沙河会战、奉天会战。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师团自淞沪会战时就进入中国战场，是攻陷南京和在南京市内进行屠杀的主力部队，此后则一直在中国大陆作战，先后驻扎过武汉和南宁等地。战争末期，第三师团驻扎于江苏镇江。河村隆之自述，他的父亲当时也在服役。 类似第三师团这样的主力师团，最多时人员可达2.5万人，其历代衍生的亲属、“遗族”关系涉及方方面面，而“遗族”是在日本政治中颇具力量的群体。在名古屋，很多人正是这些旧军人的后代，他们中既有了解真实历史的人，也有不了解真实历史或不愿面对真实历史的人。按照河村的言论，他的父亲曾说“在南京受到了市民的良好对待”，因此这座城市不会是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名古屋市民曾听过前辈讲过类似的话，也无法精确调查名古屋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看法的各种比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名擅长选举政治的人，河村并不担心因为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失去市民的支持。 而这种否认二战侵略史的历史观同样影响着现实。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一直打算在当地购买一块土地建造馆舍，但却因当地保守实力反对等因素而迟迟未能成功，导致总领馆至今只能租房办公。 不是“个案”，而是反映普遍情况 河村发言的风波扩大后，记者看到一些评论认为，河村是试图以此言论寻求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或是在进行“自我炒作”。但实际上，河村的现象更多反映了一种现实：在日本国内，持类似历史观的人普遍存在，并非仅有“右翼”，并非仅在名古屋一地。 换句话说，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并非是河村“试图以此炒作”或“寻求右翼支持”，而是河村并不认为此事有何敏感，他以为自己只是在谈论一件“不重要的事”，且他的观点是“大家”——最起码是日方听众都能接受的。 观察近期日本媒体的评论也可发现，大部分媒体批评河村的理由，是认为河村作为政治家和地方行政领导人，不应该在公务场合发表这种看法，以致于影响对外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河村最重要的错误是发言“场合不妥”和“不分对象”，至于言论本身的正误，倒并非追究的重点。 日本社会在历史观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军占领时期的政策转换等原因，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清算和反省并不彻底。大批战犯在战后重返社会上层，当年支持和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战后往往又成为商界巨头、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众的历史观。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扭曲的现象：一方面，从正式的政府表态而言，日本政府对那场战争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在日本社会，那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可以被公开颠覆：珍珠港袭击是“出于自卫目的而被迫”或“被美国诱使”；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或“严重夸大的”；日军在东南亚是“解放者”和“受欢迎的”。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纪念馆，描述日本如何“受害”的比比皆是，但却几乎没有人告诉你原子弹为什么会投在这两座城市；每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纪念“全国战死者”的仪式，但却未见其用如此规模纪念过侵略战争给他国造成的死难者。 错误的历史观是长期形成的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层面，日本否定的只是“二战”那段历史，而完全未反省“明治维新”之后的长期对外扩张政策。这就给保守和右翼史观以更大的空间。 战后，日本修建了不少纪念二战的设施，这些设施往往事无巨细地收罗过去一切，但展示内容却很少作出道义判断。记者曾参观过广岛附近吴港的“大和”号战列舰纪念馆。这座纪念馆详细展示了“大和”号战列舰的建造和服役过程；用视频反复播放大和号最后携带单程油料执行特攻任务的故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馆内展示中专门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吴港在二战时遭受轰炸的“惨状”。纵览馆内展示，没有一句文字是肯定侵略战争的，但也同样没有哪句话是从“不义”或“侵略”等角度否定这场战争的。记者参观时恰逢周末，馆内有很多孩子在“大和”号的模型周围游玩。在这样的展示下长大的孩子，对那场战争会是什么印象？ 记者曾参观过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这里是自卫队主要的军官学校。学校内有一座“教育参考馆”，用于对自卫队军官进行军史教育，每年还接待约6万名平民参观。在21世纪的今天，在这座由日本政府资金运营的设施内，军史教育却仿佛仍停留在战前：几乎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展示自甲午战争到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英勇作战”的历史。宏伟华丽的石砌房间供奉山本五十六的“遗发”，《支那航路遮断》、《汉口突进》等大量侵华题材巨幅油画被置于展览各个时期内容的醒目位置，“神风”特工队员们的遗照、遗等则是太平洋战争史的主要展品。在说明文字中，关于历次日本对外战争起因、性质和过程的描述，也多见避重就轻甚至颠倒黑白之处。 既然有这样的“历史展示”，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何会出现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最高司令官）田母神俊雄在军内发文公开否定侵略战争的事件；为什么每年“8·15”时都会有大批普通民众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些平时因“公务身份”隐讳自己观点的权力者，这些流连于靖国神社“游就馆”内展示的参拜者，正是所谓“历史问题”的“群众基础”。 风波亦有“提醒”作用 在日本工作期间，记者曾参加过一些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记者在其间的感触之一是：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似乎更不愿提起历史问题。作为贯以“以德待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多站在为对方的角度考虑：过去是日本侵略中国，所以如果提起历史问题，很容易造成日方“难堪”。 但是，如果日方人员主动提起历史问题，中方人员该如何做？从这一角度看，河村发言一事也算是起到了“提醒”作用。 如今，中日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些交流既有“庙堂之上”的重大场合，也有民间交流、学术交流等不那么正式、不那么敏感的情况。在这些交流中，河村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对于今后参与中日交流的中方人员而言，应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恐怕需提前预有准备。 河村发言的风波还提醒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如何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日本社会历史观存在的问题是战后数十年积累的结果。要改变这一现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们必须用理性的心态，从长计议，稳妥踏实但又坚定地推进这项工作。（作者系本报前驻东京记者）